苏童小说论
2012-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雪丽
230
苏童是当代文坛上的“江南才子”，从上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至今，在近30年的时间里，苏童以飞扬的想象、优雅的语言、精致的抒情、如水的叙述，建构了他独特的小说世界与个体诗学。从“枫杨树乡”的没有“原乡”的“纸上故乡”到“香椿树街”上的市井民间，苏童游走在古老颓靡的乡村和庸碌。曹杂的城市边缘，讲述着家族的末世风情与晦暗的少年i引乙；怀着“描绘旧时代古怪的激情”，苏童演绎着他的“宫廷传奇”，借“古典的阳光”照亮了个体的忧伤与悲怆；作为颇具特色的“写女性的男作家”，苏童写尽了“红粉”们的苍凉与宿命，他也写虚弱、孤独或残忍、冷漠的男性，但他对男人的颓废和落寞有深深的体恤与悲悯；从诗意的飞翔回落大地民间，近年来，苏童开始把目光投向现实中的芸芸众生、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淳朴、善良与温情……
吴雪丽，河北灵寿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7年-2009年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课题一项、教育部课题一项、校级课题多项，参与国家课题、教育部课题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序绪论：穿行在时间之流中——苏童小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一 20世纪文学史上的苏童二 先锋潮流中的“这一个”三 苏童小说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第一章 在世界的两侧一苏童的小说世界第一节 故乡传奇与老城叙事一 “枫杨树乡”的传奇二 “香椿树街”的旧事第二节 历史神话与市井民间一 历史激情与神话重塑二 市井民间的现实书写第三节 性别差异与人性诗学一 “红粉”们的宿命二 男人们的颓废三 人性的困境第二章 传统与现代之间——苏童小说的叙事分析第一节 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一 传统的叙事模式二 古老的时空观念三 优雅的抒情语言第二节 现代小说的叙事策略一 多重叙事人的设置二 自由穿越的时间修辞三 幽玄复杂的结构方式第三章 末世风情中的寓言——苏童小说的审美特质第一节 末世的颓废美学一 神秘的审美元素二 唯关的抒情风格三 末世的颓废关学第二节 匮乏时代的寓言书写一 寓意丰富的静态意象群二 意蕴飞扬的动态意象群三 匮乏时代的寓言书写第四章 行走在文化地形图中一苏童小说的文化诗学第五章 废墟上的舞蹈——苏童小说的哲学意蕴余论：在困境中重新上路——苏童与当下文学写作参考文献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后记
苏童的小说无疑继承了这样的南方文学传统。他小说中的诗情、想象、抒情，都突出地表现出与北方文学的不同。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中，因为南北地域的不同，也形成了在风格上不同的作家群体，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所体现出的苍凉、刚直，以艾芜、沙汀等为代表的四川作家群的浪漫、激情，以鲁迅、鲁彦、蹇先艾等为代表的江浙作家群对乡土的隐忧和悲悯等，不同的作家群体必然携带着属于地域的独特风格。而在“十七年”文学中，由于文学的“一体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制，文学的地域风格难以得到彰显，山西的“山药蛋派”和河北的“荷花淀派”算是在主流写作中比较少见的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的文学创作。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上，新的地域风格的写作又重新显现，尤其是“寻根小说”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书写，如韩少功的湘楚文化、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文化等。从90年代以来，文坛又有“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江苏作家群”等以行政区划为称谓的文学群体。如果以地域文化来看苏童的创作，他无疑属于南方文学中的江苏作家群，在以汪曾祺、苏童、叶兆言、韩东、毕飞宇等为代表的当代江苏文坛可谓群星灿烂，他们的小说都表现江南的文化意蕴和人情世故，但具体到每个人的文学表达却有很大的不同。叶兆言对旧文人的传奇书写透着秦淮河边的文人遗风，而他对现实人生的描摹又接近了“新写实”；韩东更重视的是现代都市人的生存体验；而毕飞宇则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有浓厚苏北农村风‘隋的乡村政治的探询。在这样的群体中，苏童的写作更凸显了他对南方文学和江南文化的意义。 那么，江南文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苏童在他的小说中又是如何去表达这种文化的呢？南方文化的形成有一个久远的历史过程。东晋时，玄风南渡，北方的士人阶层把老庄玄学和放诞之风带入南方。南朝时，政治中心南移，江南也成为文学的中心，当时的“幕下文学集团”和“藩邸文学集团”都在江南活动频繁，南朝文人文化中也形成了“吐纳风流”、“精言清理”的洒脱精神和飘逸的人格风度，而与之相随的是精致、优美的审美风格，文学精神也柔美化。另一方面，南渡之后，汉魏文人的“慷慨悲凉”之风，到了南朝就演变成了“感世忧生”，面对不同的山河风景，更有感伤和悲凉之情，生当末世的颓废之感也由此而生。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秀美温和的自然又给文人由逸入隐创造了条件，“何必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招隐诗》），“逸”、“隐”和“闲适”又极大地开启了江南文人的灵性空间。“江南文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或者作为一种‘雅’文化，其‘质点’显然就在于它的，‘智性’特征。从文化功能性质上看，‘智性，确切地表明了江南文人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作用于‘个体传递，过程的思维品性。这一思维品性，反映在传递者身上，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智慧，一种悟力，一种神明感。”①苍茫烟水中的忧伤之影，末世穷途又逢凄风苦雨，“伴随着江南文化世族繁衍历史的是朝不保夕的惊惶，几乎在每个历史的重要环节上，都会升起‘世纪末’的悲伤之情。在这样幽深浓重的文化阴影中，由文化世族哺育的文人后代们的内心，早已埋下了无数厌世烦生的种子，生长出来的灵魂怎么会不柔弱伤感，又怎么会不因这柔弱伤感，而想方设法逃避现实，拢一个逸乐之所自我抚慰呢。”②晚唐诗人杜牧的《夜泊秦淮》有“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六朝的感伤梦境，历史的颓败之情，生于末世的历史的忧伤痛楚成为江南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