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边缘
2009年10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斯蒂芬·哈格德
324
陈慧荣
无
2001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2006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dd）于1965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
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之一，《走出边缘》为我们讲述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墨西哥和巴西六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政治故事(political
story)。在指出新古典和依附理论都忽视了国内政治之后，哈格德教授从国际系统、国内联盟、政治制度和理念四个分析层次对六个经济体增长路径或者产业战略的选择做出了解释。在这里，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或者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关系)的跨时空比较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本书对理解“中国奇迹”的意义不在于回答了“中国是否符合东亚模式”这一宏观问题，也不在于提供了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论点，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的增长战略有着不同的政治基础或者政治条件。
致谢
中文版序言
导论
第一编 理论：成长的政治经济学
第1章 新古典和依附论的视角
第2章 解释发展战略
第二编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工业化
第3章 韩国：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型增长
第4章 中国台湾地区：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型增长
第5章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向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转型
第6章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调整的政治
第7章 比较视野下的墨西哥和巴西：两种进口替代的轨道
第三编 争论：依附、平等和民主
第8章 外国直接投资与依附问题
第9章 产业战略与收入分配
第10章 威权主义与民主：重新审视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
索引
译后记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为新古典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对进口替代的批判开辟了第三条战线。事实不断表明，促进出口比进口替代更能提升经济增长率①。在经济动荡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虽然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但其表现远胜于内向型的拉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此外，即使是以发达国家为标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收入分配上比拉美更为平等。部分原因在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没有低收入的农业部门，但出口导向型增长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性质对收入平等的贡献是主要的。 新古典对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增长的解读也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最有力的批判来自理论上折中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区域专家们②。批评分为两点：第一点关注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点强调特定国际环境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成功的重要性。 批评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的模式必须被理解为，至少是部分地被理解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s）产业战略的结果。东亚确实利用了它们的比较优势，但是并不仅仅依靠市场导向的政策。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动用了多种针对具体部门的干预手段（sector-specificinterventions）来支持它们的产业计划。与保护一样，金融和财政激励也在新的产业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产业激励的结构远非中立和均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甚至对某些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维持高度保护。这一对贸易理论的新贡献暂时支持了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在某些市场中产业目标选择（industrialtargeting）代表了最优决策①。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回应。他们认为，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也许存在大规模的干预，但其仍不及非洲、南亚和拉美那么广泛②。还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特定部门进行扶持的努力要么对整个经济发展贡献甚微，要么就是明显损害了发展。产业政策的拥护者做出了某种信念上的跳跃，从相信特定目标的政策制定（existeneceofapolicy）直接跳到了预期效果的达成（achievementoftheintendedeffect）；他们既没有展现也没有从理论上论证这一因果链接。产业政策的作用，从来没有与连贯可信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个人风险承担的激励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比较过。 对新古典的第二个主要挑战来自出口悲观主义的抬头。怀疑论者认为，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附和建立在谬论的基础上④。该增长模式在只有少数国家采用的情况下可以运转良好，但是一旦推广开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潮水般的制造业出口就超出了发达国家的政治能力而无法被接纳。沃尔夫冈·哈格尔（wolfgangHager）最为严厉地评价了通过资本、货物和技术的自由市场来连接南方和北方这“两个世界”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这个世界里，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是配置资本的市场相对自由。在另一个世界里，有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资本的系统配置却经由中央计划或者小部分企业家和官僚的共识来决定”①。利用它们现有的技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就能以低得多的单位劳动成本获取足以与先进工业国相比肩的生产率水平。以“调整”的名义迫使欧洲和美国的产业工人成为市场力量的靶子将招致战后福利国家的毁灭。哈格尔称，唯一理想的应对就是政治性地“管理”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之间的贸易。先进工业国放慢的增长、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似乎挑战了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可复制性。②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却为新古典的重要政策处方提供了辩护。作为充分利用它们比较优势的政策结果，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确实“起飞”了。这些政策包括了汇率改革和选择性的进口自由化（selectiveimport-liberalization）。出口促进政策（expor。t-promotingpolicies）的激励模式远非不偏不倚，但却也没有像在进口替代国家那样有失偏颇。新的出口悲观论调也没有被全部证实。
中国已经成为理解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案例，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著作的出版。 ——Peter Gourevitch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成为理解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关键，而这套丛书则致力于出版这个领域内最重要的著作。它们是理解政经互动所不可缺少的篇章，而现代世界正是这个互动所创造的。 ——Peter Hall 这套丛书的出版激动人心，这也是连接中西学者的重要步骤。这些书将增进全球的学术和理念的交流。 ——David Kang 在中国出版这套比较政治经济学丛书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它将促进中国学者、学生与世界的对话。 ——Joel Migdal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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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