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回忆录
2010.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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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美生活，身边处处是陈嘉庚先生的影子。有他亲自兴办的集美学村，有他安息的鳌园，有近年建成的嘉庚纪念堂、嘉庚体育馆，还有正在规划中的集美新地标诚毅大道……看陈嘉庚先生的立像，很似缩小版的安西教练，西装革履，戴副眼镜，右手持杖，左手拿着礼帽，是位慈祥平和的长者。最近读《陈嘉庚年谱》，才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大智慧。
一
印象中的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很有钱很有钱的大华侨，热心教育，出资创建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不过湿湿碎。却不知他是倾其所有，毁家兴学，且在61岁时（1934年）资本已经亏失殆尽。当外界风传厦大、集美两校也将因此停办时，陈嘉庚先生发表声明称两校自可维持，绝无影响，“愿国人勿引我之困厄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进展，陷我于罪人，幸甚”。此后20余年他不离不弃，四处奔走，主持两校的建设和发展，直至病重之际还在关心学生的早晚自修和龙舟赛组织办法。
中国人重家业的积累和传承，本与卡耐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般的财富观格格不入。今年巴菲特和盖茨的慈善中国行，搅得不少本土富豪坐卧不安，当年陈嘉庚先生在许多人眼中也是个麻烦制造者。1924年，他在印尼万隆和泗水等地游历，代厦大图书馆向富侨募捐，均遭拒绝。为此陈嘉庚先生十分感慨，说“不但希望向富侨募捐数十百万元为基金归于失败，而仅此十万八万元或四五万元建图书馆尚且如此困难，所可怪者，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是愚不可及！”
愚不可及？难道倾尽家产办学校就算聪明？捐一点儿，讨个好名声，余下的留给自家子孙，不是皆大欢喜吗？陈嘉庚先生在1920年筹办厦大的演讲中曾详细陈述过自己为何如此尽心教育。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原因就在于不仅政府重视，人民也普遍关注。然而许多华侨不愿回国，有的虽然回国，也不过拥巨资图安逸，专事奢华，对实业和教育不闻不问。因此自己“惟有身先作则，创办数事，以警醒之。兹出家财之半，或十分之三四，恐乃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以办教育，并亲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事或成功，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也”。
原来陈嘉庚先生目光高远，追求的是以自身行动为世范，感召更多华侨回馈祖国，着实让人敬佩。
二
支撑陈嘉庚先生远大理想的，是其极为务实的行事风格，从两件小事可见一斑。
厦门大学初创时，陈延庭受聘负责建筑施工，陈嘉庚先生每十天半月就从新加坡来信叮嘱工料建费等事。1922年12月函中谈及建师生宿舍与科学实验室需按财力行事，“吾人作事当先求事实为宗旨，盖在初步依时代（按五年左右），学生不多（成千名），各科只求完备建设不求扩大规模。”次年4月又致函陈延庭，提到建筑厦大校舍宜节省花费，求“粗中带雅”。陈嘉庚先生预料不出二三十年，世界建筑必有极大变化，“许时我厦大生额万众，基金万万元，势必更新屋式以合其时科学之用法，故免作千年计，而只作三五十年计已足矣。况我已建之屋，若论坚固，二百年尚可保有余，若论外观，则比上不如，若比下则过之，何必以有限之微财而效欧美富豪之用资？”
1937年，福建省政府奉教育部指令，禁止设立私立师范学校和中学，集美师范与中学也在禁止之列，这对陈嘉庚先生是个极大的打击（彼时厦大已移交给政府）。但他很快书信集美学校校长陈村牧，认为学校当抱定以下三条宗旨：一、政府能办者，或政府注意办者，本校切切勿办，而让政府去干；二、私立能办者，或私立多办者，本校亦让他干办，切勿与之争办；三、政府及私立未办者，或无人办者，虽如何困难，本校应当注意负责干办之，万万不可畏难弱志，至为紧要。如现下之农业、水产、商业三校，务希极力扩充，切切从此三校下手。”
今天的厦门大学以嘉庚式建筑闻名于世，今天的集美大学特色优势在航海与水产，这都是陈嘉庚先生留下的宝贵遗产。没有投机，没有急功近利，点点滴滴，聚沙成塔，凭着这分务实，陈嘉庚先生的教育事业走过了时局动荡、物资匮乏的20世纪，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财富。
三
陈嘉庚先生办学的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集美、厦大两校也不例外，先后爆发了三次学潮。陈嘉庚先生每一次都坚定地站在校长一边，对学生要求不予采纳，似有“反动”之嫌。
柴静最近写朱光潜，有一段提到“1929年，当时社会风潮处处鼓呼让学生运动，他却让青年时时小心‘十字街头上握有最大威权的是习俗。习俗有两种，一为传统，一为时尚。儒家的礼教，五芳斋的馄饨，是传统；新文化运动，四马路的新装，是时尚。传说尊旧，时尚趋新，新旧虽不同，而盲从附和，不假思索，则根本无二致’他说‘强者皇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说，新者盲从时尚，相习成风，每况愈下，而社会之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乃日不可收拾。”朱光潜说，“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能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
无独有偶，陈嘉庚先生在1926年劝告学生不要介入党派活动。在他眼里，当时不论共产党或国民党，引诱青年入党，搞的都是“愚民”、“邀功”、“请赏”的一套。他认为“救国不专在武力，亦不属宣言，是以亟我血汗财力输办教育”，希望“造成将来有用之才”。朱光潜的美学之道，陈嘉庚的教育信念，让他们在那个纷杂的年代保持了一分超脱和清明。
陈嘉庚先生侨居新加坡60年，对国内时局的发展却有极为准确的判断。1938年，当全国还在争论抗日“速胜论”和“亡国论”时，他已经预料到中日战争日本必败，上海等处战后重建需大量建材，打算招股建洋灰厂和砖瓦厂。他嘱陈村牧前往调查安溪地理、地址和交通等情况，如可建厂，就向政府申请二十年专利权，这样“集校也可分沾多少永久利益”。1946年，蒋介石出兵二百多万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陈嘉庚先生却乐观地估计蒋政权覆亡在即。接受《现代日报》采访时他断言内战“不必五年，最多三年，独裁贪污者必倒，民主派必胜利”。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时常接触华侨和海外留学生。他们对国内时局大抵有两种态度，一类已生隔膜，不闻不问，另一类情绪高昂，逢大事发生，表现得比国人更为积极。有次看《锵锵三人行》，听徐子东调侃窦文涛 “你能比华侨更爱国？”，我躺在床上会心一笑。
在外看祖国，究竟是雾里看花还是旁观者清呢，众说纷纭。观点不一了，就互相指责对方上了媒体的当。那是什么让陈嘉庚先生洞若观火，仿佛章鱼保罗附体呢？
在我看来，秘密就在他为集美学校所提的校训“诚毅”二字上：“诚以为国，实事求是，大公无私；毅以处事，百折不挠，努力奋斗”。这里面藏着陈嘉庚先生一生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