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2003-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尔敏
471
375000
无
本书就中国近代思潮之涌动，推考展现于近代知识分子中之面面反应与理解。分别论及：醒觉意识，思潮动向，时代变局之认识，国际观念、商战观念，中国名称溯源，以至民族主义思潮。皆据广泛直接史料，建立各个思想观念轮廊，俾学者能够获致正确了解。
叙录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探讨及其时代意义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征引书目本书作者所著其他有关思想史论文目录
1879年至1881年之；间，中国国际环境又有危机。日本改琉球为郡县，继对朝鲜准备侵略。中俄伊犁问题冲突尖锐化适均在此时。清廷主战主和，举棋不定，所谓清流党，轻言战争，态度激昂。于1884年用事于对法战争，不免均遭，挫败。同时朝政方面，清廷罢免恭亲王，重用醇亲王奕澴，战后醇亲王主持创设海军衙门，反能与李鸿章合作，增建海军，修筑铁路。此时李鸿章为应付朝鲜危机，仍继续推行自强政策，配合国家需要。然自1889年后，清流党分子张之洞崛起，渐次成为自强运动之新领袖。在湖北举办矿务及钢铁工业，为修芦汉铁路之准备。自1880年至1895年15年之中，自强运动仍然进行。但此15年中更重要之发展，则为对西方观念进一步之吸收，且经融会贯通之过程，在中国官绅思想上，展开一更新幅度。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此种趋势尤为显明。 先就外交思想而言，1880年以后之先知先觉分子，其主张已超出当初薛福成、马建忠之外。约在1882年以前，郑观应已实质上批评外人在华的法权问题。王韬更敏锐地创出一个名词，称为“额外权利”，即指治外法权。他用专文讨论，主张废除此项“额外权利”。他认为外人通商传教，尽可许其自由往来。惟外人来华，即必须受中国法律管辖，所有特权必须废除。额外权利存在一天，中国即必须与西人力争，可一争再争，不达目的不止。中国官绅中更有人明确地使用“治外法权”这个名词，并做深入讨论，极力主张废除者，最晚在1887年。这年黄遵宪完成其所著日本国志，其中详细举例，批评治外法权对中国之害，以及引起国人的愤恨与不平，主张改变现状，使中外通商约章，仍回到1842年南京条约时的状态。 次一重要论题，是外国在华的租界。曾纪泽基于主权的维护，主张废除外国租界，他在1886年，以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提出修改条约，收回中国主权。特别对于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主张在1890年修约时期，一律废除，重立新约。 另一有关主权问题，是关税的自主，这个问题可分别两层，其一是协定关税。就是中国的海关税则，无论进出口货，完全要与通商各国共同协商，不能由中国自行议定多少。税率很难自由控制，更难提高。其二，中国关税人员，完全为英法等国人充任，关税行政，难免受外人操纵，足以长久影响中国税收。郑观应在1884—1892年之间，多次提出批评，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既为自主之国，即有定税之权，外国虽强悍，也不能加以阻挠。他主张重新修改条约，立即停止外国协定关税之权。对于海关税务人员，亦主张于10年期间，完全改由中国人充任，使外国人不致再干预中国关税。 再进一步追察，西学源出中国的理论，尚不止在于17、18世纪耶稣会士输入科学之时代。往古探索，自公元第二世纪至第三世纪间，曾有佛法源出中国说，这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并传布广远。当佛教盛行东汉之际，有一个老子化胡的故事开始流传。大意是老子西行到印度，变为佛祖，写下“化胡经”，并传授29个弟子。后来老子回到中国，又写成一部“太平经”。当时认为这两种经内容是一致的，因此相信佛教和道教都是老子所创。佛学当然就是中国原有的东西。以上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事例，显然并无沿承关系，其意义实在于两种不同文化初接触时的文化心理反应，表达人们对于新事物寻求自圆其说。然就整个西化过程而言，19世纪之“西学源出中国说”，其实不过是过渡现象而已。 托古改制论。此一理论的内容，乃利用古代已有之规制来为西化辩护。19世纪中国官绅往往把西方观念制度、事物行为，附会到中国古代可效法的历史成就上，藉以主张西化。1860年后，凭藉古代典章而求接受西洋规制之作家，为数甚多，自冯桂芬、郑观应以至康有为皆揭橥其说。当然，托古改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公元第一世纪，王莽新政的制作，实为一个最有名的前例。中国既有悠久之文化，遭遇新的事物时，自不免与固有经验做联想和对比，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同或相似，引为采择新法之理论根据。况且中国士大夫信古与好古传统根深柢固，支配着他们共同的想像。托古改制因此比凭空改制易于为人接受。 中体西用论。这个理论在古代历史上却没有前例，显然地是19世纪晚期中国官绅的新理论。当然，“体”与“用”的联骈，在中国思想史上，早在公元11世纪即已出现。宋代儒家胡暖、朱熹、范祖禹皆曾用以代表概念与事物的两面。此后“体”、“用”并沿用为一种习惯的日常语汇，凡讨论问题概念，往往套入“体”、“用”二词，作对比解释。到了19世纪，更有很多例证。如耆英所谓：“以炮身为体，炮弹为用。”严复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康有为所谓：“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均极平常。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的出现，是自然地本此习惯而来，不过它却形成同时代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广泛地受人注意和讨论。这个理论自1861年以后开始酝酿，冯桂芬和王韬的言论可为代表。但“中体西用”一词则出现颇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则为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中体西用”的意义重点，在说明中学与西学的如何联属应用。基本上仍起于一种文化意识，而作中学与西学的分判。虽然中学为体，但因西学为用，即已肯定西学的价值。中学西学各具特色，可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或辅助充实中学的应用。当然在取舍分配上，仍存在中西不同比重观念，自足以反映中国接受西化条件性，但其反映西化之意愿则甚明显。 中体西用虽然至1898年始正式成为一个口号，在1870年以后“道器”的两分一般注意西化者皆常讨论。大致相信以西方之器，可以补助中国之器，以充实中国之道，使之更为完美。如王韬认为中国之器可变而道不可变。而早在1876年，薛福成代李鸿章拟的信稿即曾说到：道之所寓者器，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田可见中西学术并非必须严格两分，不能融汇。同时吾人又须注意道器之器，并非仅包括西洋技艺而已。至1895年左右，陈炽已公然主张政治应属于器的范畴。1898年张之洞之劝学篇虽认为西学为用，但张氏所承认之西学范围颇大，自学校教育、军事教育，乃至财政改革皆在其列。惟狭义之教，即儒教，则张氏绝对认为乃不变之体，民权亦自不能接受。张氏之体用说与陈炽之体用说其范围亦并不同。可见此概念具有很大弹性。在张氏及近乎其思想者提倡之下，结果使中国对近代教育制度，开放大门，广泛采用西方制度。最出色的例证，就是京师大学堂与南洋公学的创建，以及张之洞在武昌所办之文武学校，都是很清楚地本着这个理论为宗旨。后来张氏改革及废除科举，其理论根据亦中体西用而已。 贵因论。这个理论是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思想，而在二千多年后有新的复活。古代贵因论具有完整体系，内容丰富，应用在政治方面，有几层不同意义。但近代中国官绅之引用，又扩大到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就是表现于一种倾向西化的新理论。19世纪所谓之贵因，和此一名词在古代之用法属同一范畴，但实际的内容与意义，则已完全不同。古代的所谓贵因，意义复杂。就《吕氏春秋》而言，其目的主要在指导政治领袖，利用时机，采取对已有利之行动，因此乃有：因势、因利、因事、因人情、因政策、因权术种种观念。而1861年以后的所谓贵因，主要在表达因应时势，及因袭西洋之意愿。以学习他人、效法他人为贵。实际上就是以因袭西方为贵为重的理论。其重要代表为薛福成与涂儒万。他们一致的理论，是认为“因”比创造容易。“因”在于继承创造，使之更进于完美。“因”之最后功能是超过创造的成就。同时，他们所提倡的最后目标，也就是因袭西方。 全盘西化论。这一理论，纯为现代衍生的思想，而且也是中国土生的观念。这是由于1895—1898年间，因变法运动之急遽进展而产生之半理智半感情的思想。全盘西化的大旨，在肯定西学绝对的优越性，认为西学无不善、无不美、无不有用、无不高明。因此主张充分效法，全盘接受。首先谭嗣同即主张变衣冠，变中国之人伦制度，变中国之学术。然至1898年，湖南维新人士，多主张全变、速变，其代表为樊锥和易鼐。他们以为中国固有制度、礼俗、法律、科举、学校应完全革除摒弃。进而改正朔，易服色，一切仿行西洋。樊锥有谓：“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易鼐有谓：“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此种论凋，实开1930年代“全盘西化”论之先河。亦可见出19世纪中国受西洋文化冲击之深，与反应之剧烈。 总观上述五种理论，无论其各别的意义与成熟的程度如何，却无疑地代表这时代人的思想，充分反映此一时代共同的文化态度与醒觉意识。同时这些观念也各有其深远的影响，足以带使某些行动、组织、政策的开创，以至旧有制度的改革。吾人今日追述19世纪中国士大夫因中西关系扩大而引起之反应，无论其为上述五种自圆其说之理论，或自耆英、魏源，以至谭嗣同、樊锥为止之各种新学说、新思想，当不免见其浅薄，有时且互相矛盾。但吾人若循其发展之大体方向，寻其脉络之连贯处，同时又细考其每一时期之关节，在西洋势力威胁冲击与影响之下，中国士大夫经过内省深思而提出之新方法与概念，无论其为自发之观念，或直接吸收之舶来思想，皆各有其重大之时代意义。吾人如更能忆及中国传统思想之根深柢固，非一朝一夕所可变革，便更能认识1840—1900年60年间，中国土大夫在知识、思想与价值观念上开创工作之可贵。虽然中国之醒觉乃在19世纪最后20年方较普遍，但是专就思想之幅度而言，20世纪初期显露之思想发展，1900年前实已开其端绪，大规模西化之潜能实已事先具备。固然思想与概念仅构成历史之一端，未尽支配整个历史发展。但此一幅面本身，实自有其精深研究之价值。
大陆版自序 今日有幸将个人昔年研究著作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刊印问世，与国内学界同道有所相遇切磋，自是深感欣慰，引为荣宠。大致在十余年前，承北京中华书局，将拙著〈淮军志》印出以飨国人，宗旨亦在于学术之广为流通，彼此大有进益。本人深信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既已出手问世，即为天下公有，并未抱定敝帚自珍之念。惟久承国内名家厚爱，于拙著揄扬有加，深感各界之礼重。学界先进若李侃、王戎笙、汤志钧、姜义华、夏东元、张宪文、张海鹏、王庆成、耿云志、刘德麟、陈东林、胡守为、陈胜粦、韦庆远、林庆元等，以及近年所结识顾卫民、易惠莉、忻平、熊月之、李景光、张海林、江沛多位具富厚学养者，相与诘谈中国近代重大问题，无不针芥契合，备见共识，实亦学术交流沟通之盛事。 鄙人自1950年起学习研治历史，得先师郭廷以先生亲教并属命我研究近代军事史，举凡早期所著之〈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及〈淮军志》二书，皆承郭夫子亲加指定论域，且亲为校订润 色，吾敢大胆自承为军事史家，自信于清代之湘军、淮军、勇营、练军皆具史乘贡献。吾另一书〈清季军事史论集》即包括以上所述问题。敬求学界先进指教。 吾于学术界所受同道共相肯定者，更在于多年所作近代思想史之著述。此亦吾追随先师郭夫子而以个人努力所开拓者，早启念于前期游艺于师门期间。无论出以勤奋努力或学问兴趣，生平所研治应以治思想史投畀心血最多。所撰论文在五十篇以上。不需多言，中国学界于我治思想史之肯定实久蒙同道青睐。近年相遇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承其特识，来函征求出版本书。一则感承贺先生厚爱，一则藉得与多数学者观摩切磋。吾固当视为一个请教良机。 吾为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重在此一时代人物共趋之意识观念，乃是原于外来冲击，以致产生反省与醒觉。其立即之实质意义，俱启动于因应时代困局，实即强大外敌侵略压力，政治外交经济制度面临崩解之危困，有待改革加强，自全出以拯民之贫救国之弱之识觉反应。实可由此测知中国民族之智慧能力，所当于世势巨变之强大冲击，表现其自觉自救之警醒因应。 吾之研究近代思想史，乃注重于一般时代创生观念，尤切于国人思想之广度与全面性，任一思想观念，于前史任一时代构成国人共识。举例而言，若西学源出中国说、中体西用论、托古改制论、贵因论、中西调和思想、商战、实业、招商、不缠足、以夷制夷、治外法权、幼童出洋、格致、西学、新学、不平等条约、文明排外、变法、立宪、议院、开明专制、强人领袖，而其一代思想中心主流，则可以富强二字概括。甚至文学改良、国语运动，亦俱为富强而来，实本之于救亡观念，危机意识，而出以唤醒民众以图警告国人之奋起抗敌自救危亡。盖近代思想主流动向，全面归趋，自定命之为富强运动。吾生平努力于近代思想研究，重点即在于澄清此诸类观念之内涵意识，固深信其代表此一重大时代。吾之思想史论著；自以解析各个思想观念之创生形成为目标。尤重在于观念之创生的年代，“商战”一观念之创生于1862年，即为鄙人考订而得，当可自本书查知。 此一时代思想先驱人物，百余年中无虑三百余家，吾为时代思想内涵而用心，则所研究，一向着意于思想观念，以此为中心宗旨。惟亦未尝薄视个别之思想家，其中每每列重点而讨论者，若先驱人物研究王韬者不下四篇，研究孙中山者达十余篇、郑观应者二篇，其外若姚莹、郑复光、薛福成、张謇、张之洞者各一篇。惟相关于特出之主张思想者，虽未以人物为主，而其内涵则专括纳于一二人者，若言商战必集中于郑观应、汪康年等人，言公仆必集中于严复、孙中山，言德智体，智仁勇，必集中于严复、张之洞；言开明专制必集中于严复、梁启超，言主权在民者，必集中于孙中山。各样专论俱能突出其人物表率。总而言之，吾虽以研究时代思想观念为致力重心，实亦并未忽略此时代中之思想先驱人物。就全时代人物之风起云涌，吾自信生平用心网罗数百位之多。凡能力所及，一定表暴于世，但不敢谓其全无遗漏。在此必申明其中若干重要者尚未表出，若沈毓桂、蔡尔康、刘光蒉、李春生，实早留心多年，却尚未能写入拙著，深感遗憾。 综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时代反应与所表达之救国思想，俱能见其智虑超卓，思辩精审，充分可信其高明之识断。早在鸦片战后，1844至1847年，林则徐与魏源已提出其因应世局之定见，是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语用于今世，愈见其光照全局。国人可永世奉为圭臬。由此例以观，则中国代有才人，其智慧超卓可期，自亦富强可达，复兴有望。 此书得以刊行国内，就教于当世贤达。特须感谢几位热心学者，三年前首创其议者为贺照田先生，又因缘黄克武教授、张寿安教授推毂引介，使拙著荣列于学术思想参考之林。余自深感荣幸，亦感念三位学者之厚爱。在此特申感谢。至于全书内容、观点，俱出于诚笃之钻研，当自负全责。同道批评指正，尤所欢迎。 王尔敏手记 二十世纪之尾年（2000年）季夏七月十二日 写于多伦多市之柳谷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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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时候，觉得王先生特别注意强调概念或观念，有点发掘的意味。但讨论“观念”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问题。这本书的大多论文是王先生30年前所著，到今天仍再版，并为人注意，其价值自可想见。L师曾说王先生自视非常之高，其本身从观念入手治思想史，就是想与历来学案式的做法有所区别，自认也很成功，在当时70年代的学界也是很有影响的。个人觉得这一个个观念的爬梳多半还是有一条脉落分明的线，可以看到时代的变与不变，观念的递进与发展，虽然有些概念仍是需要考证和推敲，但时代的转承，思想的主流仍是清晰展现了。且王先生的文字干练简洁，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作者大量的知识积淀与思考，常常在一些文字中也能看到作者治史之用心与责任，蕴涵着的人文关怀与史家之责。具体的几个问题。对于"运会说"的形成，我还是有些疑惑。以传统的方式，不自觉以气数思考，就会形成"运会说"吗？，且以运会解释变局并不一定是那些人主动从传统找资源来解释的。另外，商战的观念或者说可以形成并是时代的观念，但"寓兵于商"只是时人对外国现象的观察，是否就能成为一种潮流或时代的观念？并且关于“商战”，文中以郑观应几人的言论为主要史料是否有不尽之处，其所举史料的说话者大都是郑一类立场比较相近的人。而郑观应、王韬的言论实不代表主流，他们在当时并不在言论的中心，影响也并不如后之作史者所引用的那么大。所以商战一节若去掉郑观应流的史料，可能剩不下几条较有主流地位如曾国藩等的资料了。（类似于曾国藩这样的人的说话才具有影响力，是当时的主流人物，郑等的影响到很晚才出现。郑本商人，王韬是写点稿子的人，都不具功名，而十九世纪中晚期还是个功名社会，社会的正统仍是有功名的人)。还有知识分子可以划标准而对号入座吗？那标准之外的人确实就不是了吗？这可是后来人的划分标准而非当时人的呢？另外作者书中也用到启蒙，认之为十九世纪末的醒觉。有人主张这个词或者并不能用在中国，这也是一个讨论相当多且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此不论。不算是一个读书笔记，仅是一点想法和疑问吧。
对于喜爱哲学的朋友来说，这本书不得不读。
文字风格和大陆作家有明显的差别，是那种很古典的，带有半文半白性质的语言，很受益。
这本书不是采用大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啊，采用了西方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很新奇，尊重历史，强调历史的渐进性而非所谓的跨越性，比较符合正常的思考习惯，特别是与现代改革所强调的渐进性有一定的相似性。值得一看啊！
70年代的书，虽然有点老，但并不过时。
王尔敏从师承来看，是郭廷以的学生，后来受刘广京和郭颖颐的影响都很深。因此，他的研究偏重于中西文化交流，尤重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影响的应对。
前言讲思想史方法论，对入门者会有不小帮助，有两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研究目的：“我所注意把握追寻者，在于一个观念创生的契机。…如果你使问题澄清，后来诈伪之徒的抄袭旧套，即使大声疾呼，鼓吹提倡，你也会清楚看出这只是欺世盗名的技俩。治思想史的学者有一个重要的基本责任，就是澄清一个时代一切思想理念的意义，追究各个理念的根源与其时代的关联性，以及评估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p3-4
二是研究对象：“合理的思想，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固然要探讨，而一般心理反应，意趣风尚，以至习性感染，也同样要加以探讨。甚至于往往不合理的情绪冲动，对于历史变化，会更具重大影响。” p5
最后一篇讲近代思想史的课题，我觉得也非常有启发性，即使到现在，仍是悬而未决的重要命题。哪位博士找不到题目做，不妨参考一下。
整个大叙事来说，王还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但是有扎实的材料做根基，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所谓的“模式”，本来就是一种“元叙事”的自由的选择，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只看你做得好不好。
这种“hardcore（实实在在的）”思想史做法，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我觉得前些年罗志田还有点遗风（罗是余英时学生，我觉得跟台湾一系做思想史的还是亲近些），最近也退步了。
另，我看的是77年台湾的版本，页面是根据那个版本注的，这个版本的页码可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