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艺学
2006-8
光明日报出版社
胡经之 李健
445
无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本册为《光明学术文库》之《中国古典文艺学》，本著作精选中国古代文艺学、美学范畴20个，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体系构成着眼，对这20个范畴进行一种逻辑排列。是一部结构完整的古典文艺美学理论著作。
胡经之(1933～)，原北京大学教授，现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文艺美学博士生导师。在北大攻读文艺学副博士课程时，师从杨晦学文艺学，又随朱光潜、宗白华习美学，有志于融文艺学、美学于一炉。著有《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论》、《胡经之文丛》等。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及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顾问、广东省美学会长等。 李健（1964～）安徽宿州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深圳大学教授。1986年7月毕业于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任教。1987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修完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课程。2002年6月毕业于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9月至2004天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土后流动站从事博土后研究工作。2004年凋入深训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艺学、文艺美学，著有《比兴思维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等。
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发生第二节 诗与史第三节 文艺学与哲学第四节 范畴：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基本形态第五节 感悟：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基本方法第六节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第二章 文与道：形而上观念与文艺本体理念第一节 文、文学和文章：文的意义辨析第二节 道：从形而上观念到文艺学理念第三节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第四节 文与道：对社会现实的终极关怀第三章 言志与缘情：文艺本质的双重规定第一节 “诗言志”的诗性阐释第二节 “诗缘情”：纯文学的本质的凸显第三节 情志合一：有意义的趋同第四节 情与志表达：文学的人文精神第四章 形与神：艺术形象的审美创造第一节 形神意义溯源第二节 形与神的生命本质第三节 “意得神传，笔精形似”第四节 形神创造与艺术本真第五章 言与意：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第一节 言、象、意的理性阐释第二节 言不尽意：语言的困惑与文学理论的拓展第三节 言尽意：语言表意的自觉性第四节 言有尽而意无穷第六章 文以气为主：主体创造的动力因素第一节 气：从哲学范畴到文艺学范畴第二节 浩然之气：一种奋发昂扬的主体人格第三节 文以气为主：作家创作的主导因素第四节 阳刚与阴柔：主体性情与美学风格第七章 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第一节 “神思”释义第二节 “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神思的时空意义第三节 “志气”与“辞令”：神思开展的依托第四节 秉心养术：神思的精神蓄养第八章 应感之会：不以力构，风飞电起第一节 “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第二节 不以力构，风飞电起第三节 随物赋形，当止乃止第四节应感之会与西方灵感第九章 物化：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第一节 “庄周梦蝶”的启示第二节 心斋：物化的心理机制第三节 审美移情：物化的表现特征第四节 物我互化：物化的最高境界第十章 比兴：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第一节 《诗》的传授、解读与比兴概念的提出第二节 比兴作为一种艺术思维理论的生成第三节 比兴思维与象征第四节 比兴思维与隐喻第五节 比兴思维与诗性语言第十一章 法无定法：艺术法度之魅力第一节 追问文学艺术的法度第二节 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第三节 “死法”与“活法”第四节 法无定法第十二章 知音：文学艺术的审美接受第一节 知人论世第二节 以意逆志第三节 诗无达诂第四节 “六观”：通达知音的路径第十三章 境、象、意：艺术意境的美学品格第一节 艺术意境的生成 第二节 意与境会第三节 意境的结构层次与审美特征第四节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第十四章 风骨：古典艺术的美学风范第一节 风骨范畴的生成第二节 气化风骨第三节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风骨的美感力量第四节 风骨与崇高第十五章 趣味：艺术的审美评判第一节 味的审美理论的兴起第二节 “味外之旨”与“韵外之致”第三节 “兴趣”与“意趣”第四节 “味”与“韵”参考文献后记
书摘第六节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 当我们拈出中国古典文艺学这一概念时，我们就已明确意识到，它与西方的诗学概念在内涵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地域和民族的差异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学艺术的内在特质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上。这些，并不足以成为阻隔中国古典文艺学和西方诗学的天然鸿沟。也恰恰是在这种不同中，我们明确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精神意义相通。那就是寻求文学艺术创作和接受的内在规律性，寻求民族艺术自身不断完善的途径。 中国古典文艺学是采用纯正的古代文言文表述的，在这种语言表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套属于我们民族的范畴和术语。今天看来，有些范畴和术语显得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以至于让人难以思议。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改革了语言的表达形式，促使文言文消隐，白话文兴起；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古代的那种较为单一的感悟式的具象思维发展成为今天的具象与抽象并存的思维。这是一种必然。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中，汉语言说的概念术语也发生了转变。这些概念术语大多是沿袭西人的，有时，很难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找出与其相对应的概念。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以白话文语境为代表的现代文艺学趋于西化，丧失了古典的个性。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西方的抽象的逻辑思维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认同了西方的逻辑思维的长处，以此反观古人，必然会发现古人的许多短处。不少学者怀疑中国古典文艺学的体系和价值，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的参照，既然他们已经把西方的逻辑思维当作“是”，必定会把中国古代的具象思维当作“否”，因为，西方传统的哲学本质是二元对立的。从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二元对立的弊端。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并不是“是”与“否”那么简单，这个道理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只有打破二元论，才会进入一个新的认识境界，就不会否定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了。 中国古典文艺学是中国古人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数千年来，一直指导并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开展，使之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的珍品，在世界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我们为我们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自豪，我们为我们的古代音乐、书法、绘画自豪，我们惊叹在这些类型不同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妙情思和精神力量。试想，如果没有一种经验理论的指导，会一代一代地延续这种文学的传统?会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吗?这种理论自有它的精髓存在。这种理论的精髓是什么?这正是我们应着力发掘和思索的。文学艺术虽有古今之别，但是，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却是古今相通的，古代的理论仍然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文艺学才具有现代意义。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其实，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它模糊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仅看到了由原始艺术所派生的文学形式这一表面现象。严格地说，中国是一个乐的国度。音乐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源头。诗是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诗的一切特质无不与乐有关系。今天，我们称之为《诗经》的诗在先秦时期是配乐演唱的，每一首诗都有固定的曲谱，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曲谱不传，乐词独存，这便是诗。在先秦，“诗”或“诗三百”特指我们今天所称的《诗经》。诗、乐一体在先秦的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就叙述了吴公子札观乐的史实，观乐的内容就是对我们今天称之为《诗经》内容的演绎。先秦时期对乐特别重视，除《左传》、《国语》等史籍之外，先秦诸子如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有大量的言论言说乐。他们并不把乐当作一个纯粹艺术的概念，而是将之作为传播政治思想、德行、礼义的重要工具。(当然，也有人把乐作为一个纯艺术概念理解，但一旦把它作为一个纯艺术的概念，乐便会失去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被当作否定的对象，如墨子、韩非子等。)由此，也生发了许多与文学艺术创作有关的思想，如“言志”与“和”等。此后的中国诗歌如汉乐府、永明体、唐诗、宋词、元曲等，无不与音乐有关。依韵作诗、倚声填词成为古代骚人墨客的创作习惯，许多诗词被谱曲广为传唱，极大丰富了中国诗歌的音乐性。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认真检索一下中国文学史，就能得到较为完美的解答。有趣的是，中国的古乐均来自民间。先秦之乐无不与民间有关系。“诗三百”是精选各地的乐歌；楚辞是屈原放逐期间改造民间音乐的创作；汉乐府来源于民间；词、曲起初都是在民间演唱；即使带有精雕细刻之痕的律诗，如果细细追究其来历，恐怕也要追溯到民间。可见，中国古代的音乐、诗歌起源于民问，它们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由于中国诗歌与乐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就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诗歌的品性：注重音律，注重抒情，追求语言的圆滑流美，悠然写意。中国的抒情诗特别发达，就是因为音乐的渗入，是音乐品性的直接外化。 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古典文艺学准确抓住了中国诗歌的这一特征，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命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于中国传统的“言志”观念。关于“言志”的意义，不少学者从文字训诂学、人类文化学等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很有启发。闻一多先生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的三个主要阶段。”接着闻先生作了具体分析：诗产生于文字之前，那时，人们是依靠有韵律的诗帮助记忆的；文字产生以后，便用文字记载记忆，因此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都叫志；诗、歌合流之后，诗的内容便发展为表达情思、感想、怀念、欲慕了。闻先生的分析尽管不少人赞同，但仍有不少疑问存在。比如，他讲的文字产生以前的情况佐证的是先秦的史料，应是推测之语。史前的诗到底怎样，甚至有没有诗，都是值得追究的。在这里，我们无法追究，也勿需追究。依闻氏所言，“志”的内涵极为广泛，但他特别看重诗乐合流以后“志”的内涵，认为诗乐合流“真是一件大事。”这就很值得玩味了。这说明，闻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乐对诗的品性的影响，是乐催生了诗的表情、表事、表意的功能。乐对诗的本质特征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样说，并非有意抬高音乐的价值，事实应当如此!然而，先秦的“言志”观实际上是各种学术、政治思想的混合。先秦诸子都强调“言志”，这里的“志”不会是单纯的情感因素，政治抱负的因素恐怕就多了一些。但这并不妨碍“言志”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文艺学观念。后来，陆机又提出了“诗缘情”的思想，标志一种纯文学观念的形成。因为“缘情”更近于诗的本质。“言志”的“志”是包含情的，“缘情”的“情”也包含志，情中含志与志中含情绝不能划等号。唐代孔颖达糅合二说云“情志一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是一种稀里糊涂的见解，不足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艺学观念，主要是因为他缺少发展的眼光，从根本上抹煞了诗的特性，混淆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孔颖达的真理性。 P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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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书，很精炼，比较适合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