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五卷）
2009-10
中央编译出版社
萨克文·伯科维奇 编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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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
本卷关于现代美国诗歌和文学批评的论述足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它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展开这段文学史，这些视角又通过诗歌和文学批评的一个共同的核心悖论相连。安德鲁·杜波伊斯和弗兰克·兰特里夏在罗伯特·弗罗斯特、T．S．艾略特、埃毖拉·庞德以及沃莱斯·史蒂文斯的作品中找到了艺术源于文化的发展主线。他们论述了在一个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创造文学作品的现实使得最大胆的现代主义者也小得不向商业报酬的需要妥协。爱莲娜·拉马洛·桑托斯通过对各种作者的关沣拓宽了诗歌领域的范围，特别是将关注焦点集中于格特鲁德·斯泰因、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哈特·克莱恩、H.D、玛丽安娜·穆尔以及兰斯顿·休斯，因为这些人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现代作家必须要“创新”有其自已的理解。威廉·凯恩描述了文学评论界所做出的相应成就。通过将社会和思想史与文学传记相结合。他追溯了国际主义学术审美学的兴起以及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演变成为一项系统学术研究的过程。综合看来，这三方面的叙述揭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惊人成就，将其文化、体制和审美方面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译者：马睿 陈贻彦 刘莉 编者：(美国)萨克文·伯科维奇
中文版序致谢序言资本文化中的现代主义抒情诗 前言 1 诗集与读者，从高雅到现代 2 罗伯特·弗罗斯特 3 沃莱斯·史蒂文斯 4 TS艾略特 5 埃兹拉·庞德 后记机器时代的诗歌 前言 1 格特鲁德·斯泰因：采用重复技巧的诗歌大师 2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找寻西部方言的人 3 HD：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诗人 4 玛丽安娜·穆尔——贪婪的沉思 5 哈特·克莱恩：拷问历史 6 兰斯顿·休斯：现代主义的色彩文学评论 前言 1 缔造美国的文学 2 知识分子、文化评论家和文人学者 3 南方人、平均地权论者和新批评现代评论机构 大事年表（1910—1950）参考书目索引
在早期摒弃从英国继承来的权威诗歌措辞风格，努力开启自己的抒情诗实践时，弗罗斯特事实上预言了自己未来的文学历程。这将是一段忠实于本土主义价值观的历程。他指出，任何美国年轻诗人要想脱颖而出，就必须同无视美国社会万象的文化卫道士作斗争，这些卫道士教导年轻人用一种陈腐的特殊语言进行创作，这种语言不是来源于“口腔”，而是“所有人高呼‘啊，诗歌！”’的语言。美国活的语言中的声音和节奏将成为弗罗斯特新发现的处女地，一片从未被准则束缚的领地，他可以躲在里面享受审美的自由，在这里他拒绝盲目模仿济慈充满渴望的、罗曼蒂克的用词风格，在济慈之后“没有哪个愚蠢的美国诗人”敢于拒绝这样做。弗罗斯特提到《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里的一个引起无限共鸣的词“异邦”，那足以证明美国自我异化的讽刺性，诗人们使美国的东西改变了本性，他们不得不着力模仿济慈，不断展示对英国美学规则的盲目服从。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爱默生和其他许多人对此发出悲叹，呼吁文学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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