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湾
2002-6
译林出版社
[英国] V. S. 奈保尔
295
229000
方柏林
无
本书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关于非洲的充满悲观情绪的小说,凸现了一个古老大陆在本土化与普遍化之间的艰难处境。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个穆斯林，出生于一个已在非洲生活了几百年的印度商人之家。在刚果河拐弯处的一个小镇上，萨林姆接手了一个商店，并获得了成功。然而，这是个前途渺茫且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大人物控制了一切，为所欲为，使得他以及无数像他这样的芸芸众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奈保尔在书中表达了对于殖民地国家建立民主体制的怀疑。他以平实的文风和清醒的洞察力,向我们揭示出边缘世界里被掩盖了的真实历史存在。
奈保尔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位于向风群岛最南端、委内瑞拉东北部海岸外)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特立尼达。奈保尔年幼时,父亲凭自学谋到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于是举家从乡间小镇搬迁到特立尼达
序篇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
无
奈保尔不用技巧,文字流动间自有大师的非凡风韵,读他写的什么都是享受.<河湾>更是如此.
挺不错的，奈保尔的文字很流畅，读起来舒服。h
邮寄速度比较快，一个星期就收到了，不错
非常便宜本来就想要买
淡淡的停留在你的手里、心中，像是不肯衰败的玫瑰，却没有那么浓郁的香气。久久都在回味它的味道。好书！！喜爱！
我吃饭的时候看，不错，哈哈！有时候也很向往那种生活，非洲丛林的河岸边……
没有看过原著，不知道作者表达的意味是不是更浓烈一些。看这个译本，能体会到主人公的感受，但不太深刻，可能所处的环境太不一样了吧！
还是以前的国外名著经典好啊！近代的外国小说很多欣赏不了，不过还是冲着名气买了这本，买了后读了约20页读不下去，搁下了。觉得其中的那种沉闷我不喜欢。
后来一次出国旅行，想带一本书在路上随便翻翻。飞机上又读了几页，还是读不下去。后来在宾馆里，想想这样一本读不下去的书，没有保留的必要，就留在宾馆里。唐突大师了！
奈保尔的河湾里讲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每个人各取所需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想要的部分：
身份与归属、孤独感、非洲大陆的神秘、重压下的逃离、金钱与权谋。
消极而又无助，在那边河湾下，不分肤色，不分语言，都在忍受着一种残酷的转变。曾经有过希望，但希望最后都走了形。阿拉伯人来了，欧洲人来了，独立战争来了，新的总统来了，谋杀来了，屠杀来了。不断更替，没有终止。
没人知道未来该走向何处。而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寄居者，又如何是好？
奈保尔的《河湾》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极佳之作。迷离摇摆的情感随着足迹与目光的不断流动，在河流之湾淌成一曲关乎存在者永远“在而不属”的挽歌。
故事以萨林姆的观察叙述为主体，这是一位在非洲生活百年的穆斯林家族后人，他从准岳父手中接手了一个刚果河弯处的小店，以期逃离自己所在的环境与文化。小店所在的镇子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在仓皇中逐渐走向苏复，但在纷乱后最终落入“大人物”之手，这是一位心怀欧洲梦的非洲总统，在他权威主义式的新宰治下，萨林姆的逃离家园以失败告终，走向迷茫。在萨林姆的叙事声音织就一首薄暮之诗，因达尔、费尔迪南、马赫士等身份种族各异者的低语沉吟在则其中此起彼伏，均被薄暮打湿，雨后红砖一般凌乱地散落在小镇的垃圾场中——一个殖民文化无法重建的废墟。
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或哈代的爱敦荒原一样，河湾边的小镇也是一个充满隐喻色彩的空间体系。它是多重意义的承载者：是殖民统治留下的烂摊子、是一度繁荣过又期待复兴的持存之地、是动乱杀戮频仍的凶险之所、是萨林心不甘情不愿逃离非洲东海岸文化的歇脚地，这些意义的铅垂并把主线拽离奈保尔的原则性准绳。他把小镇构建成一个由异质文化汇流冲击出的滩涂，三股文化水波在此激荡，山高月小，水落日出：殖民余痛未消的非洲内陆文化、拥有英国护照但仍然与日不落帝国格格不入的穆斯林文化与远在天边却影响至深的英国文化。“河湾”之名不仅暗示着多重文化撞击的所塑造的文化空间，似乎颇含悲剧色彩地透露着，文化撞击只给人带来持续晕眩感与迷茫感，河湾水涡回旋，水流向何处，却终不可知。
与殖民有关的文学往往牵涉到一个“空间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双重问题。不同的地理空间在同一作者眼中常常具有不同意义，而同一地理空间，在不同身份作者眼中，也会产生不同意义。最重要的是，处于不同空间对比中的个体，常常还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全然不同的认识。原本均质的小镇空间，随着审视者的变动，呈现出复杂多层的意义，而代表观察主体“心灵的视力”的文化身份构建也趋于难解。
不妨把夹在文化三明治中间的萨林姆视作目光嬗变的典型。
萨林姆是作家着意塑造的“目光变色龙”，在非洲东海岸家乡时，一张邮票引起他的目光转向。这张邮票是英国执政当局发行的，刻画着海岸本地的风土人情，有一张叫“阿拉伯独桅帆船”，上面好像传出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东西。”想象性的外国人评论激起了萨林姆的不安全感，他开始分裂出本土文化认同，“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大量它”。这种目光的转动不知不觉实践着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嘲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东方与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萨林姆在邮票上觉察出英国当局对非洲本土的建构，因而急于通过给目光站队从而校准身份，构建为主流文化所认同的主体。在这种臆想的居高临下目光中，家乡的一切都不可忍受了，他注视着代表传统宗教文化的婶婶劳作：“看着这个虔诚的女人掩在自己的墙后．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一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最终，他向自身所在的僵化文化发出拒绝的冷嘲：“这里永远只有现在……所有人都生活在永恒的拂晓。”
萨林姆逃向河湾，在欲在此地建立新政权的外地军队与本地人的战争中，他表面上自诩“我是中立的，两方面我都害怕，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但他对本地深林里来的青年费尔迪南与自己家仆莫迪等级化的蔑视态度中已经透露出他对小镇争夺战的偏好（以一副久经世故，熟稔文明世界风雨的口吻，他说：“对费尔迪南来说，世界是新的，可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单调乏味。”），最终他承认新总统派来的白人军队的枪声“好像是在承诺秩序和稳定。很奇怪，枪声竟让人感到安慰，让人有一种深夜听雨的感觉。”这种秩序和安全感不仅是白人军事力量所给予的承诺，更是欧洲后启蒙时代理性精神所保障的价值评判体系。
新军队得胜后，“大人物”政权稳固，以欧化的方式推进当地文化复兴，英国留学的因达尔也来到河湾扩展事业，从事“文理学院”教职。这股地地道道的“伦敦的气息”吹进了萨林姆的眼中，他目光闪动，索性用见惯都市繁华的英国绅士的目光审判小镇的破败，同时彰显自我与众不同的身份：“当我用他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确实没让他看到什么东西。尽管小镇有诸多不足，我过去一直把它看做真正的城镇，而现在我发现它只是一堆破烂的棚屋挤在一起……我们镇上的生活是多么蔽塞、多么贫乏、多么停滞……”。文化趋同的虚荣心驱策着目光的转移，这目光后，由观看引发的想象性建构机制拉动下了制动闸。拉康曾经讲过一个沙丁鱼的故事，借以怀疑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看方式，在镜像研究中他更相信凝视是为了克服自我的匮乏。我们在萨林姆身上看到，为了克服自己在血统上永远不能是英国人的这种必然性缺憾，他借用因达尔这双饱视英国风情的知识分子之眼进行殖民想象的批判，以建立起一个完整自我形象——因达尔的眼睛牢牢嵌在他面孔上，他的主体性则是永恒的匮乏。
自卑目光的向上流游动，在最高潮，是萨林姆征服了一个白种女人：过气的总统顾问夫人，耶苇特。他对这个失意的白种女人进行了肉体的安慰，在做爱中，他想“我发现了新的自我，他完全不同于先前心目中的自我”——他甚至感到皮肤全都焕然一新。他将耶苇特的照片放在办工作上，“抽屉里有了这些照片，从商店里往外看的风景就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在这个破败的小镇，我曾经感到自己半死不活，而现在，它简直是为我设的。”目光所及的新空间暗示着情欲关系中重生的关系模式，从前，萨林姆只能对英国文化高山仰止，但现在他却成为白人/女人的主人，这一关系模式不仅超越了所有非洲本地人，更超越了欧洲男人。双重的胜利最大限度填满了匮乏主体的欲求，人主体的真实存在膨胀成一个华丽空洞的泡沫。
刺破这个泡沫的，是萨林姆学着因达尔那样将自身文化践踏而过，却在白人占绝对主导权的伦敦无立足境的事实——到达伦敦结婚后，所谓怀念非洲大地只不过是被尖锐文化冲突刺破后的托辞，实际上，英国不会接纳他们，他们也只能在繁华都市流民一般存在，非洲大地新建立的个人崇拜强权与血腥共存，同样难以返身：“我们没有退路，没有了可以返回的地方”。耶苇特最终的信念中心仍然是白人的天伦家庭，萨林姆承认到头来不仅没有征服她，反而被蒙蔽了，小镇上居住的马赫士夫人皮肤受伤难以治愈的情节则暗示着萨林姆“换肤”梦境的碎裂，失败的后遗症是皮肤创面的永久的阵痛——一切本就不坚固的东西瞬间烟消云散，让人疲惫，让人幻灭。
目光所虚构的身份大厦建立在流沙上，一旦回到现实，瞬间坍圮。中间人的终极努力却使自己丧失了最终的落脚点，目光散乱，文化与心灵双重失焦导向人的存在状态如一片羽毛那样终究只值不可承受之轻。小说结尾，奈保尔不动声色的描写着萨林姆弃非洲故土而走时，目光所及的夜航景色：“空中肯定满是蛾子和各种飞虫，探照灯还开着的时候，能看到成千上万这样的虫子，在白色灯光下，白茫茫一片”——巨大悲怆，却滴泪皆无。
在“白茫茫”一片中驶出河湾，孤影与光源，乱梦与时间，走向未知的，是哪些沉默寡言的人？
摘自《中华读书网》 作者：博览群书
奈保尔不懈追求观察和叙述的新方式，在他为小说作出的墓志铭体现了他一贯的逆向思维。在推出一系列也许用“文学性自传”这样的术语更为贴切的虚构作品（《到达者之谜》，《世道人心》）后，他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已经死亡，当代小说除了炒冷饭已无事可做，这一说法在文学圈内轰动一时。两年后，他又平静地宣布自己将回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2001年9月《半生》的出版，也许可视作是对文学批评家的戏弄。
一、新闻短缺时期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与文学大师
仅数周前，奈保尔的死对头保罗•塞罗克斯在《卫报》评论前者的最新小说《半生》时讥诮道：“要是书上不署奈保尔的名字，《半生》只是昙花一现。当然，因为书上写了他的名字，它自然会留下一个轨迹：大量的评论，可怜的销量，加上一个文学奖。”塞罗克斯不幸言中，只是他不会料到这个文学奖来自斯德哥尔摩。
简体中文版的奈保尔著作似乎只有一本《米格尔大街》，即便如此，国内读者也可看出他的小说的确配得上任何伟大的奖项。不过由于在刚刚过去的七八月间他是英国乃至他的祖籍印度报纸的头版人物，得到他获奖的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便是：这下，有热闹看了：须知奈保尔可是英国的王朔耶！
去年，奈保尔曾抨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他的国家摧毁“文明的观念”。接受豪华杂志《Tatler》采访时，他将剑直指这位自认为是“爱好艺术”的首相，说他“可怕地”倡导“一种侵略性的庸俗（平民）文化并以庸俗为荣”并将精英主义变成了一个脏话。虽然五十年前这场毁灭行动就已开始，但布莱尔“现在是画着骷髅和交叉腿骨的海盗旗的掌管者”。他对布莱尔操纵大众舆论和新工党的用语亦深恶痛绝。而今年他新一轮的论战更令人瞠目，因为目标是英国那些最受尊敬的文学大师。
他大骂Ｅ．Ｍ．福斯特、毛姆、狄更斯和乔伊斯，此外还对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大加鞭挞。其中以他对福斯特的攻击最甚，在８月２日面市的《文学评论》的访谈中，奈保尔指责这位《印度之行》的作者不但在文学上进行“伪造”而且还是个同性恋者。“他鼓励人们撒谎。他对印度人毫无认识。他只不过认识些皇亲国戚、为数不多的印度中产阶级和他想勾引的一些花季少年而已，”奈保尔对访员FarrukhDhondy先生这样说。关于《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对印度三种宗教的观点，印度给福斯特留下的伤感的印象，奈保尔认为“这是欺人之谈。这是伪造。这根本就是垃圾。”福斯特完完全全是个“在印度过了些日子，剥削穷人”的同性恋者。“这本书（《印度之行》）只有一个真实的场景，就是开头那个愚蠢的茶会。”而福斯特的朋友凯恩斯尤其不堪。“凯恩斯没有剥削穷人；他剥削的是学院人士；他跟他们鸡奸而对方则战战兢兢得手足无措。”
奈保尔还嘲笑毛姆（他可是得过毛姆文学奖的）如今“部分是（一般的）废物，部分是皇家的废物”。狄更斯“死于自我模仿”。乔伊斯和《尤利西斯》则令他不知所云：“我无法卒读……他对这个世界毫无兴趣”。
奈保尔到处树敌的脾气在文学圈内是出了名的，媒体经常猜测“这次他又会拿谁开涮？”不过，向过世的“文学偶像”开火多少有点“痛打落水狗”的意思。倒是同性恋作家们不干了，他们指责他正在妖魔化同性恋者。《同志时代》文学编辑彼得•波顿先生认为奈保尔的论调十分“可笑”，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近年来奈保尔因经常发表耸动性评论而事非不断。有人分析这反映他有一种诽谤情结，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上报纸头条的轰动策略而已（为新书炒作）——七八月间恰是英国政客的避暑期，因此也是一年中新闻最短缺的时期，奈保尔与媒体可谓一拍即合。英国人对奈保尔的这种看法与我们对王朔的看法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王朔在奈保尔眼里显然是“以庸俗为荣”的庸俗文化代表，而奈保尔的诺贝尔奖没准王朔正眼都不会瞧一下。
二、神秘的男按摩师诺贝尔文学奖＋麦钱特电影——奈保尔与电影
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宣布授予奈保尔之时，被安排在秋季档上映的影片《神秘的男按摩师》显然可以火上一把。因为它是根据奈保尔的第一部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更因为奈保尔是中东“哲学上的歇斯底里”的强烈批评者，人们可以从电影、从当前的阿富汗局势联想到更多的东西。
本片在奈保尔的出生地特里尼达岛拍摄，奈保尔童年生活的特里尼达印裔社区在镜头中频繁出现。影片讲述了土生土长的加纳什•拉姆苏麦在1940至1950年代，从作家到令人敬畏的神秘术士到殖民地政客的故事。
按奈保尔的说法，加纳什的生活呈现了特里尼达人历史的一个片断。加纳什起初是一名失败的教师，但他始终保有成功的信念。回乡下老家后，他遇到了一名穿着黄色袈裟的英国乞僧，后者送他一本题为《思想评论科学》的神学著作，希望他皈依东方密教。
加纳什一直觉得做个按摩师挺好的，后来真的就说干就干了。不过，当地已经有了太多的按摩师，“他们只好相互按摩”。
在努力成为一名作家后，他年长的姑妈最终令他相信自己具有得到神秘力量的“一种天赋”。不久，加纳什和他所在的整个村庄都承认这些力量可以带来某些好处。这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具有特里尼达—印度人的外貌，这使加纳什变成了梵文学家，神圣的神秘术士，然后是作为立法会议员的加纳什，最后是殖民地的政客（外交官）G.R.谬尔。
大体上，麦钱特的电影基本尊重原著，最大的不同出现在结尾。奈保尔的加纳什是一个继续居住在西班牙港的成功而孤独的政客，而麦钱特的加纳什则声称他倦于政客空虚孤立的生活，他回到了自己村庄的家。
奈保尔一直拒绝自己的作品被改编。《神秘的男按摩师》是奈保尔许可改编的第一部作品。六年前，同为印度血统的麦钱特就写信给奈保尔的经纪人表达改编的意愿，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仍杳无音讯。于是他直接给奈保尔写信，这一次麦钱特总算没有等得太久。回信写道：“请别来见我。我知道你的说服力是有名的——顺便说，我很高兴让你得到改编权。”
作为制片人兼导演，麦钱特的名字与名著改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中国读者可能只熟悉他的公司（美国麦钱特和艾弗里制片公司）出品的部分作品：得奖名片《霍华德庄园》（1992年3项奥斯卡奖）、《昔日恋情》（TheRemainsoftheDay,1993年5项奥斯卡提名）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86年2项奥斯卡奖）等。
奈保尔所谓“你的说服力是有名的”其来有自。早就有人开玩笑说，麦钱特具有让暴跳如雷的大象掉转象牙的魅力。他追逐所有他想要的东西：金钱、演员、外景……虽然工作环境有时可用悲惨来形容，而且还是出名的吝啬鬼，但总有一大堆明星围着他转。正如休•格兰特曾说过的，“他大概只付我两便士，但我还是为出现在他的影片中而自豪。”而这次，自豪的是麦钱特，他一定庆幸自己在“遍地都是疯子的特里尼达岛”（奈保尔语）捡了个大钱包。
三、父子之间：家书——奈保尔与家庭
很少有作家像奈保尔那样频繁地冒犯他的读者。从他在第一部游记中轻蔑地将西印度群岛称为“从未创造出任何东西的”“地图上的小点”，到最近他将巴基斯坦比作一个“犯罪公司”，这位出生于特里尼达的印度裔作家一再表现出他的冷酷无情、偏见和傲慢。难怪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曾称奈保尔(V.S.Naipaul)为V.S.Nightfall “黄昏”之意。他就像一个背向太阳的人，通过自己的影子来观察世界。
这种专断和胆汁质气质显然在《父子之间：家书》中已有迹可寻。奈保尔的这部分家书始于１９４９年９月，不久这位十七岁的青年便以政府奖学金去牛津留学，到他八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神秘的男按摩师》为止。奈保尔发现“牛津的那些年轻才俊毫无激情”，他们的“谈话和圈子单调乏味”，他给他姐姐卡姆拉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位新交时说“我希望他不是个同性恋者。在这个国度里，我所见到的差不多所有其他男人都是同性恋者。”虽然只是个十来岁的“青少年”，但他那自以为是的气质可由此一览无遗。他告诉他姐姐，他是一张学生同仁报纸中“搞新闻搞得最棒的人”。翌年，他写了第一部小说。他告诉家人，“我毫不怀疑它会被接受。”
这部书被退稿后，奈保尔陷入了长期的沮丧——他后来用他典型的戏剧化手法将这种状态描述成一次“精神失常”。“人非草木”，在给父母的信中他伤心地写道；“唉，感悟愈多的人，痛苦愈烈。”
在这些信件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一位青年为被社会接受是如何挣扎的，也可以了解他如何哆嗦着试图接近女人，（一位芬兰少女用他的名字为自己的宠物海龟取名，奈保尔并无任何不快，他温顺地举起双手问，“我可以做点什么？”）更可看到他对家庭的爱。
拉什迪在1987年评论奈保尔的小说《到达者之谜》时便注意到：在奈保尔的那本书中找不到一个“爱”字。不过，这个与兄弟姐妹谈论婚姻和教育的奈保尔却是温馨、深情和有爱心的。对他所爱的父亲西普塞德（1961年的作品《比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原型），他充满感情。在牛津的最后时期，西普塞德去世，奈保尔悲痛欲绝。他给家里打电报说，“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
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这本书充满了这样一些时刻。也许这些信件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奈保尔牛津生活的困厄。文化上的孤立、生活的贫困、打工的疲惫和孤独——每个青年都会带着这样一个阴沉的倾向离开——《河湾》中的叙述者沙利姆说，“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人是虚无的，是让自己变得虚无的，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地方”。
四、为什么朋友在朋友背后捅刀子——奈保尔与友情、爱情
1966年，保罗•塞罗克斯初遇奈保尔。塞罗克斯当时二十四岁，在乌干达首府坎帕拉的一所学院教英国文学，正暗地里希望成为一名小说家。此时奈保尔三十四岁，已是一位著名作家，来此访学。他们在系里的一次鸡尾酒会中相识。奈保尔抱怨坎帕拉太脏了。这时，塞罗克斯引用了奈保尔小说中一句话，戏谑地回道“它只是看起来脏”。奈保尔开心极了，友情从此开始了。奈保尔指导塞罗克斯写作，把他领进了伦敦的文学圈，把自己的出版人介绍给他，在晚会中称赞他是前途无量的文学新星。这段友情持续了三十年，在1996年走到了尽头。
前几年，塞罗克斯出版了一部轰动一时的回忆录《维迪亚爵士的阴影：横穿五个大陆的友情》，抖出了有关奈保尔的许多猛料，出现在塞罗克斯书中的奈保尔是个难以理喻的怪胎。
根据塞罗克斯的描述，奈保尔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厌世者。奈保尔曾说，“这个世界之所以令人沮丧在于它充塞着愚蠢和平庸的人，而且它只有助于愚蠢和平庸。”他管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荷兰人叫“土豆食客”。他还称阿拉伯人为Woggy（阿拉伯人鄙称）先生，在非洲旅行时，他认为非洲人只是一些“弓箭手”。他拒绝承认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及简•奥斯丁的作品有任何文学价值。他迹近心理变态地小气。他是个冷血动物。被邀在坎帕拉的一所大学做散文比赛的评委时，他宣布参赛作品中没有一件有资格拿一等奖和二等奖，并坚持只能设一个三等奖。（“你们正试图让非洲人得到他们不配有的身份”，他这样告诉那个他所侮辱的英语系。）他十分肯定，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只是假装得了神经病以便引起关注。他还相信印度女人的长发“怂恿强奸”。除了奈保尔的偏执狂、势利、厌恶女人、种族主义倾向，塞罗克斯还攻击奈保尔粗暴对待自己的“秘书和书务旅行中的随从”，甚至奈保尔的脸部也成了“臭哄哄的嘴巴”和“猛禽的尖喙”。
不过，心平气和的评论家从奈保尔作品中的语境分析，当他以轻蔑的口气谈到“平民”（commonpeople有平庸、粗俗之意）时，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的选择方式——而不是阶级差别。同样，他坚持称非洲人为“弓箭手”——虽然的确无礼——却是一种有意识的激励，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这是他曾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殖民地男孩的经历所教给他的。至于说到他那两本关于伊斯兰国家的书，他也曾说过他只是叙述，“阻止自己对不理解的事物作出判断。”而在我看来，正是他所具有的冷血动物眼光，才造就了其作品远离矫情并触及事物的本质。
奈保尔对塞罗克斯冷谈始于奈保尔的第二次婚姻（与娜迪拉）。一般认为，塞罗克斯与奈保尔交恶的重要原因是前者感到了某种失恋的滋味（他曾把自己与奈保尔情妇玛格丽特的相遇比做“会见一位情敌”），他曾找来娜迪拉在巴基斯坦一家报纸开的专栏，以受伤者的口吻将之评价为“粗俗、语法不通”。娜迪拉传真给塞罗克斯的一封谴责信，使他认为既然她拼写都有错误，书法如此糟糕，很难理解笃信笔迹学的奈保尔怎么会娶这样一个女人为妻。这本书更像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愤恨。不过，关于奈保尔是个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作家是文学界公认的，塞罗克斯的书并未夸大其辞。
奈保尔的第一任夫人帕特与他在牛津大学时相识，1955年结婚,死于1996年。结婚时他非常贫穷，但帕特毫无怨言，反而受到粗暴对待。奈保尔后来承认在婚姻存续期间多次嫖妓，并长期与一名阿根廷裔情妇厮混。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总之，就像奈保尔在谈到法国作家斯汤达时曾说过的，“在那位有缺陷的作家斯汤达身上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奈保尔同样是“有缺陷的”。他不是一个圣人——作家这样一个职业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何况谁也无法成为一个圣人——但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坦率的人，更是有趣的人。而只有了解了奈保尔是怎样一个人，才有助于全面理解他的作品。
当初之所以选择这本书 是因为诺贝尔的名头 小时候的自己有一种特别喜爱的权威情节。当然，现在也没减少多少 。
里面的从反抗到独裁的过程，我们都懂。所谓的个人崇拜总是历史上有过的事情，只不过离我们更近一点。它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
文笔很好，译者也很尽本分。以后又读了几本V. S. 奈保尔的书，只有这本的感觉最好。完整，细致，不乏十分出彩的地方。文笔流畅，穿插不同的写法和表达方式，而且不绕弯。
03年到现在8年有了吧，当时的自己零花钱都花在买书上，偏爱文学性强的书籍，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而现在，更爱看一些思想性强的，对我存在的社会有指导意义和独特见解的。算是我踏入社会关心社会的表现吗？
无论多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终究还是个社会人吧
I has spent totally a month in the summer holiday to finish the book -a bend in the river. It is a story that happened in a remote African country, but a lack of my knowledge of different culture and history make the book a little hard for me to understand. But treating it as one of my loved book, I still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with you.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retell the story in my words shortl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Salim-the dramatis personae of the story left his home on the east coast and driven to the centre of Africa to manage a small shop in a new village at the bend in the river. It is a new country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treated Salim as a foreigner, which always made Salim solitary. Then he met a couple who escaped from their home-country because of their free love was not allowed in their families. The similar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were all being treated as outsiders made them be friends. Metty-a little servant of Salim's family came to and lived with him because the servant policies had been abo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y were together, they had developed a new relationship in which Metty was either Salim's servant and friend. Then a good consumer-Zabeth- came to Salim's shop and asked him to help to look after her son who would study in the village. The boy was called Ferdinand, but there were some collision between Ferdinand and Salim. It may be a result of the fact that Ferdinand wanted to show up his European-style education learnt in the school to Salim but Salim did not like it and always wanted to show something different to Ferdinand. Sometimes later, the boy's study was ended when the school manager -Father Huismans- was killed in a war. Then it was the president's order to build a new modern Domain near the village. The bend in the river seemed to be in a boom and developed quickly as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Domain. Indar who was a good friend of Salim since Salim was a little child came back from London and became an official in the new Domain. In Salim's little shop, they met and Indar invented Salim to visit the new Domain. At a party in the new Domain, Salim met a woman called Yvette and felt in love with her. Yvette had married Raymond who was "the white teacher of the President " and much older than her. Raymond was determined to write a book about the true history of Africa, but even in the end of the book, he was not able to finish it. In the eyes of Salim, it may be impossible to finish the book since the books of African history you could found were all written by European. When the new Domain existed, Yvette came to Salim's flat and they fell into love with each other, but as the new Domain was coming to an end, their love ended and Yvette left with Raymond. Next, Salim went to London to meet with Nazouddin who sold the small shop to Salim in the beginning. In his six-week stay in London, Salim realized the solitude of people like him and Nazouddin who left home and went to a new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y. When Salim returned the bend in the river, conditions were becoming worse and worse. Nationalization made him lose his shop and a greedy official sent Salim to the jail in order to get money from him. Luckily, Ferdinand who had been an official of the government helped Salim to get out of the jail and asked him to leave the country since foreigners were being killed. At the end of the book, Salim took a steamer and left the bend in the river.
What impresses me deeply is the dramatis personae-Salim. No matter in his home, in the country in the bush or in the European country, he is always like square pegs in round holes and in solitude. He did not show much love for any a country and observed the world outside rationally and indifferently all the time. But when I finished the book, I realized the reason why he was used to showing his apartness and indifference is just because he always felt unprotected, unsafe and disappointed. There did not exist a place for him to live a satisfactory life and he found him in a situation that he had nowhere to go.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author Naipaul, Salim just presents Naipaul himself who was forced to leave his home-country, then lived a poor country in Africa and went to England to struggle for his life finally.
What's more, the rule of the Great President makes me think of a similar period in China-Cultural Revolution-when people were radical and mad at developing the country.
At last, I think the author is very excellent because bo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people impress me deeply. And I think my biggest gain is to get a new view of the remote Africa which distinguishes from the one I knew in the past and understand how precious peace is. Above all the book is very worthy reading and it can represent the real Africa and makes readers to focus on the place and the people.
我看的是Vintage 1980年的版本的封面，估计当时Naipaul还没这么有名，所以封面设计简单，用三根弯曲90度的线条代表了Bend就完事。
自己是外国人（一个印度移民的后代），在一个被部落传统和殖民现代化夹击的小镇上，经营一家杂货铺。最后被店铺被充公，人也险些被抓，只能顺着大河坐着汽船逃亡了。
真的很像是中国，独裁的统治者，杀人越货的土匪和土著，公开索贿的公务员，有着超然身份的前殖民宗主国的公民。
特别喜欢Naipaul对这条river的细致描绘，从大河里的波浪，河上的汽船，傍着汽船的独木舟；到岸上的码头，水边的堤坝，邻水的森林；再写到照着大河的月光和夕阳。能看出Naipaul一定是爱极了自己家乡的这条河流吧，是啊，谁又能不爱呢。
著名的开头是这样的：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men who are nothing, who allow themselves to become nothing, have no place in it.
66试译：
1、这世界就他妈这样了；你要啥都不是，或者让自己个儿啥都不趁，那你就玩儿完。
2、世界本来如此；那些小人物们，那些自己也认为自己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注定了无处容身。
引言：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
说实话，对于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这部作品我有些失望。这是我第一次涉猎他的作品，除了主题涉及到“后殖民主义”这一点有些新鲜之外， 没有发现其它任何引人之处。 在创作手法上，奈保尔相当保守和传统，几乎没有运用任何后现代主义小说常用的创作技巧和实验派的风格。单一的第一人称叙述，也让读者感到有些压抑和枯燥。
对奈保尔稍加了解，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这种创作风格。奈保尔1932年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印度家庭。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飘洋过海到达特立尼达。父亲凭借自学谋到了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虽然是印度的血统，但对于奈保尔来说，印度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形的世界，因而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他对印度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英国作家的小说。他把英国视为世界的象征，而英式教育在殖民地的推广被他认为是传播文明的途径，这种思想自然体现在他的小说中，难怪一些左翼人士将奈保尔称为“前殖民的背叛者”。如果他是个中国人（一个近百年来一直在搞阶级斗争和宣扬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的话，恐怕扣的帽子压更重，更狠一些。
在我看来，奈保尔不是个“背叛者”，而是个现实主义者。比如在《河湾》这部小说中，他通过再现殖民结束后一个非洲河湾小镇的生活百态，来揭示前殖民地和前宗主国之间的纠结不清的瓜葛。殖民地看似独立，但是新建立起的民主却是假象。曾经依附于殖民国的社会在殖民者离开后暴露出种种社会问题。人们生活在一片废墟当中—“一个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遗址”。物资突然短缺，人们似乎过得更加贫穷，更加艰难。如果说物质贫乏是表面和暂时的，那么精神的依附和混乱状态却有着持久的影响。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让作者花了很重的笔墨描写，那就是非洲青年费尔迪南。他是个十八九岁的中学生，他曾经蔑视母亲对白人的尊敬，但是逐渐地开始模仿白人的举止行为，并梦想着去加拿大。在那个殖民刚刚结束的慌乱年代，人们是矛盾的。有了被殖民的阴影，回归过去的部落习俗，就意味着倒退；向往白人的文明，就意味着背叛。奈保尔道出了费尔迪南成长的困惑，这也是新独立的非洲成长的困惑。
故事的叙述者萨姆林似乎就是奈保尔的写照。他的家族从几百年前移民到了非洲的东海岸（等同于奈保尔生活过的特立尼达岛），这儿虽然保留了印度的文化，但是他也是英式教育的产物，持有英国护照。这是个生活在边缘的人，身份的矛盾性似乎让他不属于任何群体。他不属于被殖民的非洲人，也不属于殖民的欧洲人。他们是独立的，但是却要在夹缝中生存，生活更加单一无助。萨姆林千里迢迢从东海岸来到内陆是为了逃避过去的身份，逃离压抑的民族责任感（他本是印度人），但是却发现这种身份是无法摆脱掉的。
奈保尔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压迫者的后花园”里。正如萨姆林一样，如果他是个彻彻底底的白人或一直居住在印度的印度人的话，他都不活得这么矛盾。《河湾》这部小说揭示了一个被同化的移民者的悲哀。正如他的开篇之言所总结的：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
奈保尔保守的创作风格源于五十年代英国小说家对于乔伊斯的实验写法的低促，此外，他喜爱的是毛姆和伊夫林·沃都的传统讲故事风格。但是，我还是在小说中发现了边缘人的“对话”，不同于传统的“独白”。这部小说，我还没有读完，希望能有更多的发现。
发音就像脸一样，是一种个性化、身份化的标志。当换一种方言或语言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换了一幅面孔、一种身份。伊顿公学毕业的乔治.奥威尔有句话，“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他的那种上等阶级的口音令这位一心要与穷人打成一片的作家无比困扰。就像他侄女对他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的，“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四川话与普通话之间差别，绝对谈不上拉开了阶级差异，但就我的情形而言，却足以区分开了两个迥异的象征化世界：一个急于逃离、弃绝却无法真正割舍的故土世界和一个与故土相邻、广袤、远非终点的旅途世界。如今耳边此起彼伏的广东话，则只是另一段旅途中的喧嚣的背景。旅程会继续，嗓音里也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我怀疑常在游走的人会有一幅改变得更加频繁的面孔，这样才会和他不断演化的嗓音相配。若真如此，如今我在镜子里那张模糊、迷蒙、渐渐遁去的面孔便可以得到解释。
过渡时期的面孔让我自己都感到陌生，以至于有时候感到一种力不从心的无法胜任。昨晚在发廊的时候，接到kiwi的电话，她说起这几日来的心神不宁，说起她的眼泪、无助、噩梦、志愿者的经历、构想中的计划，说起一个在震区失踪的同学……以前通话的时候，我们都是自然地说普通话的，即使三个月前在成都那个叫良木缘的咖啡厅里叙旧的时候，仍然没有讲窗外大多数人都讲着的四川话。
但在昨晚，我们都毫无意识地回到了四川话，离开四川五年又回到哪里一年，她的嗓音也几乎回到了五年前，那张我曾无比熟悉的面孔正像显影液里的底片一样渐渐清晰。而我自己，离开了家乡六年，操着夹杂了几地口音的生硬的四川话，一个难以摘下的面具，一张再也不回不去脸。所以，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从她的嗓音里看到了她哀伤的脸，她却无法在我沉默的时候，洞悉我面具下的自责和歉疚。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正如我毫不适应的四川口音，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试图做到不露声色，但却左右支拙，最后弄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语言是言词与发声的艺术，萨义德说。电话里那几秒沉默好漫长，其实我当时最想说的是，“对不起，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句话带有强烈的舶来风格，不知道从那部好莱坞电影或者译本小说里来的。它在我脑子酝酿，然后飞速演习了一次，而后被否决了——用本已吊诡的四川话说出来定是怪异、陌生、突兀至极，讲出来没准像歌星假唱一样虚假。本应珠联璧合的发声与言词，这一刻却互相开火，让我的心声几乎变成谎言。
“我更觉得它是一声尖叫”，在《河湾》里，萨林姆对他刚从欧洲回来所看到的故国这样评价到；对我来讲，四川，以及我与那个地方过去所有的纠葛，哪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个不熟悉的发声。不管我试图多么努力地压迫喉咙，那些陌生的音节，那些不再熟捻的遣词，那些每每说起都好像来自体内另一个陌生人嗓音的句子，似乎再也难以重拾和亲近。
犹记得大二那年读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恍惚了一周左右。从此深刻地理解了何为Identity，对identify with等系列英文词汇词组突然有了超越词典的理解和感悟。粗粗浏览或者读评论先入为主你会以为它就是讲非洲讲政治的，这是一种浅显未经思考的误读。读懂了才发现它的本质其实是关于身份认同。非洲的种种纠葛让主人公陷入的是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挣扎与疑问：非洲是否家园？身处夹缝的我究竟属于哪里？读到结尾才能读出主人公对非洲这片土地的爱和他的这份深切的苦痛，那种茫然不知去向何方、没有归属地的失重感与失落感，而本书真正的主题才昭然若揭。
《河湾》，奈保尔关于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名作。因为奈保尔对后殖民地国家（加勒比海、南美、非洲、南亚等等）的批评，他被认为是保守的“右派”，但是很多时候，奈保尔的批评也未尝没有道理。就以非洲为例，殖民地时代结束几十年了，我们还是一直听到那片大陆传来的战争、饥荒、政变、种族屠杀等令人闻之色变的消息，一些领袖被我们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实为残民以逞的独裁者，他们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不知道还有多少“非洲兄弟”目前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独立是一回事，去殖民地化也可以理解，但怎样让国民过上和平、进步的生活也是最起码的要求。
奈保尔的这本小说从一个外来杂货商的角度，叙述了非洲中部某个河湾小镇上的世事变化，包括暂时的虚假繁荣、国有化等等。这个小镇就是整体非洲的一个象征。这是一部悲观的小说，无权无势的个体孤立无援，一切有种暂时、不真实的感觉。但是和某些极端化的现实比起来，小说中所写的还是温和化了，叙述语气还算轻松，叙述者本人最终还不算一无所有（至少有转移到国外的不少存款）。几个次要人物也描写得很有代表性，如总统（大人物）的失势智囊——白人雷蒙德，本地成长起来的官员费尔迪南，下人小混混墨迪，见识了世面的因达尔（有奈保尔本人的影子），善于投机的侨民马赫士等。奈保尔在写作这部小说的当时，还未出现卢旺达、达尔富尔的大规模种族屠杀事件，不知奈保尔对这些事件又会怎样下笔？相信他会以更加冷峻的眼光，来审视这片“神奇的”土地。最新的消息是，已经75岁的奈保尔又要上路重访乌干达、刚果这些地方了，已经封笔不写小说的他应该还会以这些国家的观感写游记随笔，他会以自己的“右派”身份对这里留下怎样的批评呢？我们就等着看吧。
顺便八卦一句，这本《河湾》差点让奈保尔第二次获得布克奖——第一次是以1971年的《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出中文版——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兼学生保罗·瑟鲁投了反对一票，因为瑟鲁觉得书中一段描写让他难以接受，详情可参《维迪亚爵士的影子》。
摘录：
P29
家里的仆人到最后都还是累赘，死都不肯散走，在这种革命关头还坚持自己的奴隶身份。最后家里人每人分了几个，来信的目的之一就是叫我也得收容一份。
P53
不过，我了解那个森林王国的另一面。我知道给他们当奴隶的那个民族曾反叛过，后来被血腥镇压，迫于无奈才给他们当了奴隶。不过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丛林足以掩盖屠杀的声音，泥泞的河流和湖泊足以冲走淋漓的鲜血。
P129
他说他学会了践踏过去。一开始仿佛踏在花园里，后来就像走在平地上。
P145
“你是说人们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所说和所做的一切？”
“没有人这么简单。我们说信也信，说不信也不信。我们信，那是因为信了事情就会简单经、合理化。我们不信，是因为这些东西——”因达尔挥手指了指渔村、丛林和月光下的河流。
P149 （抄这一句，是为了给大家看看方老师译得非常好）
这几年，我看没有看到什么，学没有学到什么。
P154
我现在的感觉恰恰相反。看着这些大人物的肖像，我感觉到我自己如处井底。我觉得在这大楼里，只有这些大人物才不枉“人”的称谓，而其他人却活得没有人样。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牺牲给那些领袖了。每个人都蜷缩起来，衬托出领袖的伟大。
P244
我看到了（伦敦街头）半夜零售香烟的年轻姑娘，她们像是困在了自己售货亭里，如同木偶剧院里的木偶。她们和自己前来生活的这个大都市格格不入，我在想，她们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经过了如此艰难的旅程，难道有意义吗？
我在飞机上读奈保尔的《河湾》，这是很有意思的体验。上一刻，我还在北京，置身于让我痴迷而又充满未知的空间。两个小时后，我已回到杭州。结果发现在这里，我的未来更加游离。不确定感是多么可怕，除了站在原地等待，别无他法。而我们就是这样被困住的。
书中的因达尔说“飞机是个好东西。身体瞬间到了别处，心可能还在原来的地方。来得快，走得也快。你不会太难过。飞机的好处还不止这些，你还可以多次回同一地方。回去多了，事情就变得奇怪起来。你不再为过去感到伤心。你只会把过去看成仅存在于你大脑中的东西，而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你践踏着过去，你把过去踩烂。”因达尔曾是萨林姆羡慕的对象，他走了出去，去欧洲上大学。萨林姆却从海岸那边的家乡来到非洲内陆的河湾小镇，从此沉溺下去，静止成一滩死水，而不是飞流的瀑布。
我发觉自己对于杭州，也是这样。我回忆三年半以前在杭州的生活，仅仅相隔不到四年，我却几乎什么都想不起来。我没有了过去，也看不到未来。这片土地的封闭让我害怕，我不敢大声喘气，怕破坏了这里形成已久的，固定不变的气场。而这气场对我来说却是陌生的，这是最要命的地方。
我有时候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萨林姆也不清楚。告别了殖民时代的河湾小镇看似迎来了新生，可是随着经济迅速繁荣而来的，还有暴动、表面民主实际独裁的新统治者，以及动荡局势下的群体无意识狂热。这种自发性的狂热没有理由，在某一特定时刻，人们总是会像打了鸡血似的亢奋，将死水泥潭掀起狂风巨浪。比如大清洗时期，比如大炼钢铁，比如文化大革命。我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见过它们，我并不清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可以理解。
正如我理解萨林姆一样，我理解他所处的环境，因此我也必须去理解自己所处的。超速发展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河湾小镇建造起新领地，那些粗制滥造却自命不凡的新式建筑，打从一开始就在宣告这个国家的毁灭。那些被粉饰的太平，被夸大的昌盛，都是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的景象，一切看来如此熟悉，可对我们来说，对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来说，又如此陌生，充满神话色彩。
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读这本书，读出在原始丛林与现代化中摇摆的非洲，读出一个国家一块大陆的发展历程，读出大量涌入河湾的水葫芦和随之而来的新事物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恐慌和茫然。可是我没能做到，我的阅历和见解在奈保尔的丰厚内涵面前太过苍白。就像是《我在伊朗长大》中的孩子，对于政治怀有本能的好奇，却远远无法弄明白。
我能明白的只有萨林姆的悲哀，我只能站在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他和他所思考的问题。他的自卑，他对费尔迪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拥有光明前途的嫉妒，他对纳扎努丁从容不迫的人生观的敬佩，他对马赫士自我满足缺乏危机意识的轻蔑，他在耶苇特那里找到的被需要感和情欲。
然而河湾小镇并没有稳定下来。当这个破败的镇子动荡不安时，人们意识不到改变。当人们想要改变时，小镇已走向末路，再没有改变的可能了。萨林姆因走私象牙锒铛入狱，面对自己怀抱复杂情绪看着长大的费尔迪南时，他究竟在想什么呢？费尔迪南说“我觉得我被利用了。我觉得我的书白读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为了毁灭我。”萨林姆听到这些话，究竟是会觉得痛惜，还是如释重负呢？
至少萨林姆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安于现状，他说“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可以返回的地方。”因此他开始环顾自己所处的小镇，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对周遭的种种变化视而不见。他从欧洲回来后，对这种变化更加敏感。他在飞机上俯瞰这个国家，那些虚构出来的伟大其实何等渺小，河湾小镇还是破败不堪，新领地几乎快要成为垃圾渣滓，身在其中的人们却毫无知觉，十分满足。就当他们高举大人物的语录自我催眠时，外面的世界在发生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河湾小镇的人们看不到，他们居然看不到。
因此萨林姆感到孤独，他是河湾小镇上的外国人，实际上他走到哪里都是外国人。我在北京时，是一个杭州人。可是我回到杭州，他们却并不把我当本地人看。我和萨林姆一样，和很多人一样，都成了没有过去也看不到未来的人。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日新月异的在变化，对于变化，我们不能不闻不问，否则就真的会被整个环境所抛弃了。
萨林姆最终选择了离开，就像那个时候很多走投无路，不再抱有希望的人逃到台湾或者美国去一样。水葫芦依旧铺天盖地的压向河湾小镇，穿着酋长服的总统照片挂满大街小巷，非洲圣母雕像也依旧伫立不倒。萨林姆要去寻找一块坚实而安全的土地，信仰已死，只能靠自己。
那样一块土地，我们能够找到么？即使无法找到，也至少要弄清现在身处何方。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忽然理解了DT，因为我也在恍惚间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在呼唤。
还是在大三时读的，并不觉得像多少人所说的那样精彩，全篇有很浓郁的无奈感，不过那种沉重远没有当时自己所处的心态沉重。
文中描写的大量氛围其实在新开发的地方都能感受的到，不过可能是写非洲才让人觉得有吸引力吧。旧势力的衰落新力量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至于想借助外来文化等发展自身力量在各洲都能看到踪迹。现在国内学界不是依然在大量的译介外国重要理论，企业不都希望能借助外资发展吗？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想要在这种更迭时地位不跌落唯一的方法就是融入其中并努力向上爬，仅此而已。
夏天总是过得那么快，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在非洲大陆上无止尽的夏天里，秒针和心跳在一条河流面前，同时缓下了脚步。来自丛林深处，世事初谙的少年，事故的商人，迷失的士兵，还有怀抱大志的领袖，一起在这个小镇，河流到访的地方，展开了属于他们的故事，是关于非洲的古老的梦想，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奈保尔以属于他的独特叙事方式，将读者牵引进他的故事，牵引进这块熟悉却神秘的古老大陆。这是一段精神之旅。
尔钦－无根大陆上的漂泊者－评奈保尔《河湾》
非洲，一个遥远的名词；漂泊者，一个孤独的名词：二者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沉重的主题——《河湾》的主题。
《河湾》，二○○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籍特立尼达作家V•S•奈保尔1979年的作品。奈保尔因其在殖民地国家上与萨义德截然相对的立场而颇受争议，而《效颦者》中的那句名言——憎恶压迫，惧怕被压迫者——更使得一些左翼人士称其为“前殖民地的背叛者”。《河湾》正是奈保尔风格的代表作，其透过漂泊者的眼睛发现一段真实的历史。
《河湾》的故事集中在非洲中部一个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从混乱到繁荣再到衰败这段时间。这段历史，是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光辉的非洲独立运动，是非洲觉醒的伟大进程，是西方旧殖民体系的崩溃。这些，全然只是一些抽象名词，一无所是。奈保尔把叙述真实历史的权力交给了一位漂泊者：一位既丧失了与祖先家乡的古老文化维系，又永远不能为异乡文明接受的心灵的流亡者。萨林姆，印度移民，穆斯林。数百年前他的祖先移民过来的那块印度大陆对他而言似乎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这块他和他的族人耕耘了数百年的非洲大陆仍将他们视为入侵者。漂泊者找不到安居之所，回头已不可能，前路一片迷茫。河湾小镇，伦敦，印度故乡，皆虚无缥缈般混杂在了一起。漂泊者生活在紧张之中，他们几辈人所努力的一切瞬间便可被剥夺：只要有一次革命，一场暴动，甚至一次小小的骚乱。正是在这种恐惧之下，漂泊者对这个国家有着他人所没有的警觉，他们可以摆脱当地人的幻象，他们可以道出常人看不到的真实。
真实的非洲究竟是怎样的？美丽富饶的大陆，勤劳善良的人民，血腥残酷的殖民，战乱贫困的世界。这恐怕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全部印象了。然而萨林姆却告诉了我们另一个具体的非洲：躲避在丛林深处，依赖部落之神的非洲；部落人奴隶外人，武士部落奴隶弱小部落的非洲；从阿拉伯的殖民到欧洲的殖民，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已经无法区分的非洲；从殖民到独立，摧毁一切白人的文明之后又模仿白人文明的非洲。这是一块无根的大陆。古老的非洲已经渐渐逝去，传统的非洲正无可奈何地被时代抛弃：历史上的非洲成为文献中的记忆——而这些记忆竟也是在欧洲帮助下才保存下来的。而"新非洲"却是一个拙劣的西方模仿物，如大河中的水葫芦般泛滥成灾。非洲，她丧失了与自己古老文明的维系，又无法正确容纳一切外来的文明，飘摇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这片飘摇的大陆上，“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非洲的本地人，或是如扎贝思那样，用丛林的眼光看待一切新事物，丛林深处的部落和神依旧是最终的躲避之所；或是像费尔迪南那样的新非洲人，他们接受着西方的教育，又固执于幻想中的非洲传统——费尔迪南口中的"非洲之神"也只是从外人口中听来的，结果他们的脑中只有一堆混杂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就是他们去驾驭非洲未来的全部。漂泊者，他们是外人，在惧怕中得过且过。纳扎努丁，一次又一次奋斗，一次又一次被剥夺到近乎一无所有，生性乐观的他最后不得不离开这块大陆，到西方艰难度日；马赫士，静静等待着命运的风暴将他和他那个小家庭卷走，在风暴来临之前，他算计着眼前的股票和地产，并暗暗希冀在他有生之年风暴不会降临。当地人也好，外人也好，他们看不见自己的未来，他们的未来在"大人物"手中。大人物，殖民地时期一个女仆的儿子，他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统，赶走了白人，又依靠白人镇压了那些反对他的武士部落，他模仿戴高乐也模仿最高酋长，他把自己半欧洲半非洲的画像贴满国家的角角落落，他用拗口的新名字替换了所有殖民地时期的街道名，他废除了“先生”、“女士”以“男公民”、“女公民”代之，他许诺一个超越欧洲、民主、现代的新非洲，手中高举着传说藏有神物的权杖。这位"聪明"的大人物，这个欧洲文明的崇拜者，这个非洲传统的守护者，在非洲的丛林边上糅合出了一个半生不熟的社会。
大人物在制造骗局，但当地人和外人都知道这是骗局，那么知识分子呢？奈保尔在《河湾》中清晰地洞见了知识分子的弊病。雷蒙德，大人物身边曾经的白人亲信，欧洲文明的传播者，却因为大人物为了标榜自己的非洲血统而打入冷宫，放逐到了河湾的"新领地"。作为非洲问题的专家，他却不敢面对非洲的现实，他的非洲停留在官方报纸、杂志与文献中。他只需走出家门便可看到真实的非洲，他却选择躲入书房，去写那本无法出版的非洲历史书。因达尔，作为漂泊者的他痛恨这片大陆，但是却无奈地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回来了，因为除了这里他再也没有容身之所：他无法融入英国，也无法回到祖先的印度。于是他学会了"践踏过去"，生活在概念的世界中，自己欺骗自己。惠斯曼斯神父，彻底的局外人，他的眼中只有那已消失的古老的非洲，致力于搜集她留下的遗产。现实的非洲离他如此遥远，他却预见殖民地时期被摧毁的一切都会回来，他说这是大势所趋。预言实现了，而惠斯曼斯神父却在丛林中被人残酷地杀害了，这是没落的非洲传统对新文明的一次卑鄙又无力的反抗。
平常人在盲目过活，大人物在欺骗，知识分子在躲避。非洲随波逐流，载着一群沉溺于幻象不愿醒来的人们随波逐流：这就是《河湾》中的真实历史。奈保尔或许希望西方的文明可以拯救这片大陆，但他决不是旧殖民体系的辩护者。作为作家的奈保尔比大多数学者更有勇气面对真实的历史，他道出了许多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所面临的严酷事实：旧有的文化已经被历史证明不合时宜，却又对一切外来文明采取盲目甚至愚昧的态度。独立的殖民地的人们和他们的大人物一起，沉溺于不切实际的憧憬之中——殖民地正在崛起，外面的世界正在衰落，这里就是世界的未来。这是许多学者在灌输的概念，作家不相信这些概念，不相信这些理论，更不相信单单一套制度就能解决这些殖民地国家的问题。作家只相信现实，现实就是真理。印度那民主制度与古老传统盘根错节下的畸形社会，非洲那动荡不安的政治，这些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太多的畸形发展就是现实：一个国家文化背景的缺失或者衰落，任何的制度——民主也好，集权也罢——都无法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一切体制的引进都会和没落的文化一起腐烂。没有根的国家没有未来。
大河奔腾向前，亘古不息，她载着你，漂向何方？
《河湾》，V•S•奈保尔著，方柏林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16元
【读品·尔钦】
偶然在学校发现奈保尔原版的“河湾”使我十分欣喜。之前读过他的翻译本的“米格尔街”，是由17个短篇组成的回忆录式小说，觉得很有意思。他的笔锋属于稳健型的，不花俏，知识分子的味道很浓，但他能把故事讲得生动，即使是用纯粹的写实手法。所以一直很希望读到原文。
手头上的“河湾”是1983年的版本，书很久，但从借阅记录来看似乎只有一个人读过。虽然很厚，但一开始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开始读的。然而书读了过半，找不到特别令我惊喜的地方，平板的叙事也让我觉得沉闷。他的遣词造句都十分简练，直钩钩的。也许是话题太沉重了吧，讲述的是一个外来移民的故事，而背景是刚独立不久的非洲。他乡的身份认同、新政权的脆弱、历史遗留问题的阴影……小说中的人物都显得如此脆弱，如同混乱的局势中的棋子，身不由己却并不自知。主人公冷静地观察着，叙述着，他慢慢发觉命运和世事的荒谬，却同样无法找到出路。这是深刻的小说，却不是好看的小说，没有了“米格尔街”较轻快的调子，感觉被“政治”两个字压得难受。
郁闷中找了Harry PotterIII来看，从“消失的密室”开始喜欢看这个系列，因为里面很多好玩有趣的东西。III还是挺好看的，竟带有film noirs的感觉，可惜高潮部分比较没劲。不过我喜欢的只是那些小细节，例如开头的流浪巫师巴士、显形地图、油画里的胖女人……
还是喜欢想象力可以驰骋在一定的高度，越接近地面越感觉无趣。这个世界的无趣需有被揭示的需要，但偶尔了解足以，否则郁闷。
我们应当做的是规劝奈保尔：“不要眼中漆黑一团。要看到非洲的巨大进步，艰信人民的力量和
智慧”。谁能有根有据的说这话呢？反过来，又有谁能理气直壮地为奈保尔辩护，说此人对非洲的
看法完全没有道理？说《河湾》至少说出了部分真相？现今学术界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持这样一种
辩护。所以我也拒绝为此书辩护。
奈保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翼作家，他的代表作之一，1979年的《河湾》，是对非洲毫不遮掩
的攻击。
什么叫“右”？一般认为，在国际文化政治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自己对“后殖民主义时代”
的状况负责任，不应都怪罪前西方殖民国家，就是右翼立场。奈保尔在西方的文化政治体系中，
一直是右派。他强烈批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问题，几十年来，从不含糊其词。
西方的文化界、知识界，本来是右翼占多数。因为，对本国的体制化权力进行 批判，本是知识
分子的题中应有之义。知识分子理应站在弱者一边，揭露并且抵抗掠夺土地的前殖民主义，进行
经济侵略的新殖民主义，以及用文化宰制权控制非西方国家的“后殖民主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历来是左派占多数，本是正常。无怪乎2001年奈保尔得奖，造轩然大波。
奈保尔最引起争议的，是他的报告文学体长篇“考察游记”：写印度的两本，写拉丁美洲的三本，
写“改宗伊斯兰国家”的两本，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批评相当尖刻。他强劲有力的英文，生动的叙述，
加上他从不隐瞒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坦率，使他的这些纪实之作，比小说更有趣。至少，就我看过
的几本，的确耐读。
《河湾》虽然是小说，读来却很像他的考察游记：此书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各种人物的素描，
只不过这些人的命运在叙述中交织在一起。纪实与虚构交错，本来就是奈保尔作品的特色，这本小
说更甚。
我们应当做的是规劝奈保尔：“不要眼中漆黑一团。要看到非洲的巨大进步，坚信人民的力量和智
慧”。谁能有根有据地说这话呢？如果小商人萨林姆没有从《河湾》中逃跑，恐怕我们也不得不奉
劝他逃离现实刚果，至少等局势平稳了再回去。
反过来，又有谁能理直气壮地为奈保尔辩护，说此人对非洲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说《河湾》
至少说出了部分真相？现今学术界（包括西方学术界）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持这样一种辩护。
所以，我也拒绝为此书辩护。
● 赵毅衡
英国曾是“日不落帝国”,英国作家的出生地带有明显的帝国特征,如吉卜林生于印度,奥威尔生于孟加拉,多丽丝·莱辛生于伊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倾颓崩溃,原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英国人苦心经营多年的殖民地英语教育却没有随着殖民主义的瓦解而告终,很多年轻人在受到这种教育后梦想有朝一日能到原殖民宗主国谋求发展。当今英国作家中不少来自原殖民地,他们入籍英国,成了女王的臣民。在这批作家中,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维迪亚达·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
一
奈保尔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位于向风群岛最南端、委内瑞拉东北部海岸外)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特立尼达。奈保尔年幼时,父亲凭自学谋到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于是举家从乡间小镇搬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
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后裔有自己的社区,他们保存了印度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奈保尔曾在乡下的甘蔗田里观看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盛装罗摩戏,戏后焚烧魔王模拟像把演出推向令人难忘的高潮。奈保尔随家迁往西班牙港后从未回过乡间,他与印度文化也日渐疏远。他在作于1964年的第一部访印游记《黑暗地带》中承认,印度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形的世界,因而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远离特立尼达,是个存在于虚空之中、没有具体历史的国度”。
西班牙港的市井生活才是年轻的奈保尔眼中“真实的世界”。但另一个世界也许更为真实,那就是英国文化与文学的世界。奈保尔的父亲喜爱英国文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读书读到精彩处就要念给儿子听,让他一同欣赏。奈保尔在《阅读与写作》(1999)一书中回忆道,他十二岁之前就已经记得英国文学中很多片断,它们主要来自莎剧《裘力斯·凯撒》、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大卫·科波菲尔》、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和查尔斯·金斯利的《英雄》。至于他当时对印度的印象则完全来自英国作家(毛姆、艾克利和奥尔都斯·赫胥黎)笔下的印度。换句话说,他自幼就从英国人的视角来认识与他没有直接关联的印度。
在父亲的感染下奈保尔从小立志做作家。他最喜爱的“游戏”就是手拿钢笔对着空白的练习簿枯坐,虽然什么也写不出来,仍觉得其乐无穷。奈保尔的作家梦也是他的英国梦,早在十二岁时他就发誓要永远离开特立尼达。1950年,十八岁的奈保尔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全额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求学,攻读的科目是英国文学。抵达牛津不久,他父亲就在一封家书中对他提出忠告:“我绝对相信你将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是不要放纵自己:要警惕任何不必要的徒费精力的行为,……守住你的中心。”他对儿子的鼓励更为有力:“不要怕做一位艺术家。D.H.劳伦斯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艺术家;就目前而言,你应该像劳伦斯那样思考。记住他常说的,‘为我的艺术’。”奈保尔的父亲自己也有作家梦,曾写过一些短篇小说自费出版,他常常抱怨报社工作太忙,以致无暇顾及梦寐以求的文学创作。儿子留英后,他一心要儿子来实现他自己的未遂之愿。在奈保尔父亲身上有一种为殖民地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倾向: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哪怕是通过自学),他们的文化参照系完全取自英国,伦敦和牛津、剑桥这些地方在他们心目中就像穆斯林的圣地麦加。老奈保尔甚至一再提醒儿子别忘了与“大人物”结交,“告诉我,你们谈了些什么”。他在儿子从牛津毕业那一年(1953年)10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不能分享儿子在英国成功的喜悦是他最大的不幸。1999年,奈保尔将自己与父亲的往还书信整理出版,取名《父子之间:家书》。
奈保尔父子都把英国视为世界的象征。奈保尔在1990年的一次演讲中将英国的文明等同于普世的文明。他说,从特立尼达到英格兰意味着从边缘到中心,这旅程是在同一种普世的文明中完成的。显然,往昔殖民地的英式教育被他理解为推广普世文明的工具。现在欧美学界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观保持批判性的警觉,奈保尔对自己的英国中心观不加掩饰,执拗得既悖时又可爱。值得我们仔细探究的是为什么在“日不落帝国”早已衰落之时它仍能从海外收养心仪它悠久文化的异族青年。
奈保尔的代表作之一《河湾》(1979)里的叙述者萨林姆在提到“外面的世界”时说,不能生来对它充满敬畏;他问自己:“我可以奉献什么?”奈保尔从牛津毕业后的文学创作就是他对“外面的世界”的奉献。1956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通灵的按摩师》在英国出版,此时他已与牛津同学、英国姑娘帕特里夏·黑尔结婚,在伦敦安下家来。十几年后,他在英格兰南部的威尔特郡购置了一所古宅,作为乡绅兼作家,他在离索斯贝里平原上著名的巨石阵不远的乡间住处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去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在对奈保尔的表彰中特意提到他的《抵达之谜》(1987)。这部半自传体小说记载了作者寻根的轨迹,出版后曾在英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榜首。著名英国学者、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将他评论该书的文章取名为“在压迫者的花园里”。他敏锐地指出,书中字字句句渗透了奈保尔对威尔特郡各种景物的挚爱,作者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这是一位已同化的移民的动人故事,“一位殖民地居民在压迫者古老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与那位压迫者残存的荣光共度余生”。不过克莫德对奈保尔的自我关注颇有微词,他婉转地批评道:“我曾经想,太多的一本正经的自察可能会损害一位天才。读者最感兴趣的是作家们所写的作品,而不是他们个人特殊的命运。”奈保尔无意听取这善意的劝告,他后来的作品(如1994年的《世上一条路》)仍多自传成分。
除《通灵的按摩师》外,奈保尔的早期作品还有《艾尔维拉的选举权》(1958)、《米格尔街》(1960,短篇小说集,已有花城出版社中译本)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这些作品都以特立尼达(尤其是印度后裔社区)为背景,其中以最后一部最为著名,书中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是以作者父亲为原型刻画的。这部颇具狄更斯风格的长篇小说奠定了奈保尔在当代英国文学中的杰出地位。奈保尔的创作生涯始于五十年代,当时英国小说家不约而同地抵制乔伊斯的实验笔法,奈保尔也在抵制者之列。他所佩服的毛姆和伊夫林·沃都是讲述故事的大家。
由于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奈保尔未敢用小说的形式来再现印度本土的人生百态,但他对自己祖先的国度一直特别关注。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奈保尔三次访问印度,回到英国后出了三部游记记述自己的观感,它们分别是《黑暗地带》(1964)、《印度:受损伤的文明》(1977)和《印度:现今的无数叛乱》(1990)。他对印度国父甘地所标榜的传统农业文明毫无好感,当地的最高种姓婆罗门对社会最下层的“贱民”的赤贫和苦难无动于衷,使他极为失望。奈保尔并不像一般开明人士那样毫无保留地赞成不同种姓互相通婚,在他新作《半生》(2001)里,跨种姓的婚姻带给孩子的不是幸福,而是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奈保尔有关印度的作品,不论是游记还是小说,都以英美读者为理想读者,他曾说:“我不为印度人写作,他们根本不读书。我的作品只能产生在一个文明自由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出自未开化的社会。”
二十世纪很多英国作家喜欢到世界各地观察风土人情,奈保尔亦不例外。他根据自己两次访问四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经历写了《在信徒中间:伊斯兰记闻》(1981)和《超越信仰:伊斯兰皈依者访问记》(1998,“超越信仰”也可译作“难以置信”)。在这两部极有争议的书里对伊斯兰教不敬的语言处处可见。奈保尔把伊斯兰教比为苛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皈依的前提是彻底断绝与原先(或其他)的文化的所有联系。爱德华·萨伊德在评《超越信仰》时指出,作者对伊斯兰教的理念深深厌恶,有的指责不仅带有侮辱性,而且极为愚蠢。欧洲传教士不是也要第三世界的皈依者切断自己的文化之根吗?奈保尔应该追问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蔓延与英语文化霸权有何种关系。奈保尔或许没有史学家的深邃眼光,但他也写过一部令不少史学家自叹弗如的著作《黄金国的失落:一部历史》(1969),该书用多种文体叙述,曲折反映了作者对美洲开发史的讽刺。
在小说《效颦者》(1967)里,奈保尔有一句名言:“憎恶压迫,惧怕被压迫者。”假如英国如克莫德所言是“压迫者”的话,奈保尔对它的“憎恶”实在是无从谈起。不过对“被压迫者”的惧怕倒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时时可以发现。《效颦者》、《在一个自由的国度》(1971年布克奖)、《游击队员》(1975)和《河湾》等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殖民地争取独立时或独立后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有些左翼人士称奈保尔为“前殖民地的背叛者”。笔者认为,美好的言辞(奈保尔说它们都是从西方学界“借来的”)往往在历史过程中敌不过野心、腐败和大众的愚昧与残忍,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确实证明了国家建设的紧迫性和长期性。作为英国文化的养子,奈保尔通过他的小说间接扮演了殖民主义辩护者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把第三世界的一切麻烦归罪于殖民统治或当前不公平的经济秩序是无补于事的。奈保尔曾把一些处于过渡期的国家称为“半生不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厮杀比动物界更为残酷。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是这种丛林法则的见证人和牺牲者。“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光辉夺目的词汇最具鼓动力,一旦受其误导,社会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国家建设包含着公民的道德规范的确立、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纽带的锻造,绝不能指望借助标语口号的神力和近乎盲目的群众运动一蹴而就。
二
《河湾》里的叙述者名叫萨林姆,祖先是穆斯林,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东非海岸。海岸这一带杂居了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形成一种印度洋文化,与非洲内陆迥然有别。萨林姆从小接受了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并持有英国护照。他虽然到了十六岁上就不再读书了,但他对欧洲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差异极为敏感,善于从熟悉环境中跳脱出来,在一定距离之外冷静地观察它。比较的眼光慢慢地使他站在欧洲一边。他注意到本地人不说谎,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说明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长于评价自己;本地人一代代繁衍生息,但缺少历史感,欧洲人不到,本地的过去就无人知晓。“……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萨林姆看到一枚英国邮票上的阿拉伯独桅帆船,又生出不同凡俗的看法:当地阿拉伯人对这种船习以为常,只是由于这枚邮票,人们才意识到独桅帆船在航海史上的意义;发明并使用独桅帆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了然于胸,英国人总览全局,因而能明断历史上各种发明创造的意义。
在萨林姆关于文化的思考中,奈保尔本人思想中的一些要素清晰可见。萨林姆在东非的印度穆斯林中间长大,但他竟以局外人的冷漠评价伊斯兰文化。他听到婶婶在院子里叫女儿取回晾在外面的铜瓶,莫名其妙地对婶婶所代表的宗教、文化和习俗来了个全盘否定:
……看着这个虔诚的女人掩在自己的墙后,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
萨林姆不想呆在自己的出生地“因循传统做个好人”,他感到再自欺欺人地与族人在没出息的东非海岸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灭亡。“外面的世界”在召唤他,他也想对那个世界有所贡献,照理他应该像他的好友因达尔(还有奈保尔本人)那样到“英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去留学的,但命运却把他送到远不如东非海岸的非洲内陆。海岸社区的一位熟人纳扎努丁多年前到非洲大陆中部一河湾小镇开店经商,后来小镇所属的国家独立了,从此动乱、战争与杀戮一刻未息,纳扎努丁想把女儿嫁给萨林姆,提出由萨林姆廉价买下他的店铺和生意。正为自己的前途发愁的萨林姆爽快答应,开着他的标致车进入非洲腹地,进入康拉德在距今百年前描写过的“黑暗深处”。到了蕨草连绵、猩猩出没之地,他预感到“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
《河湾》与《黑暗深处》一样,也以昔日的比属刚果(现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至1997年在蒙博托统治下称扎伊尔)为背景。独立后,人们首先要把殖民时期的记忆彻底消除,街名全改了,仿佛那段历史可以和街名一样不复存在。新的国家自称共和国,名字就是本质。“女士”、“先生”之类显示地位差别的称呼一律取消,所有人都被平等地称为“男公民”、“女公民”。名称的变更与不计后果的破坏欲望相比就太温和了,愤怒“像森林里的暗火,潜入地下,沿着早已毁掉的树木根须暗暗地燃烧,然后突然从一片没法再烧的焦土上冒出来。同样,在废墟和贫乏当中,毁灭的欲望又燃烧起来了”。比利时人的住宅区被夷为平地,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被当地人拿来泡木薯,为反抗而反抗的人们对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毫无准备,河湾小镇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形同鬼城,民生凋敝。
毁灭之火没有什么可以吞噬了,渐渐乏力。河湾小镇在混乱中重现生机,人们恢复了对商品的需求,在这相对和平的时期萨林姆的生意勉勉强强还做得起来。这个年轻的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他的肖像出现在共和国每个角落。总统身材高大,头戴豹皮酋长帽,手持雕有精美图案的短杖,他的仪态与名字一样威风凛凛。不过也有人说,总统穿着奢华,有意模仿殖民宗主国的王家气派和戴高乐的风度。《河湾》里的这位“大人物”与伊夫林·沃的小说《黑祸》(1932)中的赛斯皇帝有几分相像:他们都好大喜功,昧于自己所处社会的真相但又想把它变为推行新思想的试验场。“大人物”当然是以蒙博托为蓝本描绘的,但在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史上,他又是赛斯皇帝的嫡传弟子。
总统的壮举之一是在河湾小镇旁建造一块能象征该国文明进步的“新领地”,一个全世界将为之震惊的奇迹。但是“新领地”的建筑设计粗劣,风格花哨,它徒有其表,无非是满足了领袖个人的某种需要。形象工程和豪言壮语撑不起一个真正的国家。整个社会一盘散沙,百姓随意扔弃的垃圾堆积如山,正在埋葬美好的理想;破败的城镇、贪婪的官员、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这些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个国家不是没有中央权力,但它不具备社会力量,即由历史和传统编织而成的社会经纬。工人对工作缺乏热情;军人没有全新的主人翁式的自豪感,国旗和总统是他们用来壮大声势的神物,伸手索取是他们自发形成的信仰;学生在学校学会了一套空洞的语言,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可以仿效的榜样,貌似单纯厚道,其实既不单纯也不厚道,为求资助编得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糟的是总统出了一本小小的语录,每一页上印有他的两三条光辉思想,孩子们在青年卫队的组织下到街上游行,手挥语录,口中呼喊着总统的名字。不久青年卫队被解散,他们下乡回到丛林,摇身变成饱受委屈的一代,很快就以民众保卫者的面目重新出现,又掀起社会动荡的波澜。目睹这一切怪现状,萨林姆被迫到英国与已在那里谋生的纳扎努丁和他的女儿会合。伦敦移民圈子里人员混杂,投机分子逾期不归,东欧女子以“水深火热”的经历行骗。当萨林姆回到河湾小镇时,他的店铺已经国有化了,新业主是所谓的“国家托管人”,他自己成了“经理”。作为外族人,他是新社会排斥的对象。也许是为生计所迫,萨林姆做起违法的黄金和象牙生意,后被人告发,幸好地方专员是熟人的儿子,他获准坐船离开这个为内战、狂热和无知所苦的国度。
河道上的水葫芦长势不可遏制,汽船在黑暗中沿河而下。小说结束了,但萨林姆最终能否踏上一片坚实而平安的土地还不得而知。在作于1975年的文章《刚果新国王:蒙博托和非洲的无政府状态》里,奈保尔写道,一种叫水葫芦(也称凤眼蓝)的外来植物突然出现在刚果河上游,它一路疯长,“美丽而危险”,汽船的螺旋桨若被它的枝蔓所缠结,将难以行进,刚果河两岸的居民有可能被水葫芦囚禁。结成团、连成片的水葫芦的意象几乎贯穿《河湾》始终,它成了有力的象征:
……河上长满了一簇簇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乌黑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又从急流处腾挪跳跃而下。……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花很高,淡紫色,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描述这种花的词,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河上的新东西”,它是本地人的新敌人。水葫芦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结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粘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毁掉它。但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方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新的种子。
在河道上制造生态灾难的外来物种与在河岸上制造社会灾难的复杂因素都是所谓的“新东西”,我们如何理解两者的内在联系呢?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萨林姆在“新领地”重逢在那里执教的因达尔,两人谈起“新生事物对非洲的冲击”。思想开放后,“最先进来的新思想总会先入为主,像胶带一样牢牢粘在人们的脑中”。既然新思想像胶带,它只会使人们思路泥滞偏执,脱离实际,不知变通。总统在民族独立的思想激励下要为非洲人争光,他的梦想是在非洲建一块欧洲——专供宣传之用的“新领地”。“新领地”是没有真正非洲人的非洲,它远离现实,只属于(用萨林姆的话来说)“话语和思想”。总统不忘强调非洲特色,但骨子里他还是个欧洲迷:在欧洲人造过塑像的地方他竖起了非洲塑像;欧洲人有圣母,他则把自己母亲奉为圣母,建筑庙宇,供人朝拜瞻仰。殖民时期他在首都长大,他在首都的建筑风格上认识了欧洲。独立后,他要让“新领地”与首都的那个欧洲比个高下。他要战胜欧洲,却为欧洲的观念所宰制。
总统身边还有一批像小说中的雷蒙德那样的欧洲顾问。雷蒙德原来是西欧某国的非洲问题专家,他盼望非洲的崛起,想通过总统这类人物来实现自己的左翼政治理想。萨林姆去“新领地”拜访他时他还在编辑总统的演讲集,同时还继续在为一部迟迟不能完成的有关这个国家的巨著劳神。雷蒙德发表过一些论非洲问题的文章,萨林姆读后大吃一惊,它们过分依赖其他报刊杂志上已发的文章,作者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就非洲的现实作一番细致的分析。雷蒙德的写作印证了后结构主义者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之说,他承认,要写别人从未写过的题材实在太难了。在当时的欧洲,还有人乘意识形态的东风“借非洲题材发学术财”。雷蒙德还不至于如此投机,他暗中也对总统以及他的社会实验产生怀疑。他年轻的夫人在“新领地”无所事事,只得在婚外的肉欲发泄中打发时日。
在“新领地”,萨林姆的朋友因达尔不同于一般的欧洲专家。他是出生于东非海岸的印度人,留英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加入了一个奈保尔未交待其性质的组织,到“新领地”的大学文理学院执教。他那组织似乎致力于沟通非洲与欧美,作为该组织成员,他被各种政府请来请去,活得还非常风光。因达尔的举止打扮处处流露出刻意模仿的英国风格,说起话来字斟句酌,深思熟虑,他的组织背后受到一些神秘人物的操纵。因达尔的一位美国同伴“迫使他走向他们指的方向”,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狠狠耍了,“这么多年来,原来自己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叙述者意味深长地说:“美国人发现在这样的组织里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该组织彻底垮掉……”看来“新领地”里还有大国角力的影子。撇开地缘政治不谈,我们来看看因达尔与本地学生讨论的内容。学生相信西方在没落,非洲正在蓬勃兴起。如果他们关心非洲现实,这样的信仰并无害处。但是他们脑子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进口概念,热衷于谈论“非洲人是不是农民”这类毫无意义的话题。“新领地”上的水泥玻璃大厦是欧洲式的移植,本地学生在那里呆久了反而变成无所归依之人,他们被指望成为非洲的社会中坚,但他们却变得对亟待解决的社会痼疾越来越漠然。外来的观念催生了“新领地”的巨大谎话,词语的水葫芦急速生长膨胀,它们把当地人民和生物逼往更狭窄的空间,更无望的境地。
因达尔曾到伦敦的印度大厦寻找工作机会,他在大厦内部见到甘地、尼赫鲁的画像后猜想,是不是印度人把伟大集中到一两个人物身上就心满意足了,仿佛领袖形象的高大足以弥补自己的矮小。“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牺牲给那些领袖了。每个人都蜷缩起来,衬托出领袖的伟大。”假如只是这些大人物才不枉“人”的称谓,其他人都不必活得有个人样,那么自尊自爱又将如何培养?当然,《河湾》里那个国家的问题远不止个人崇拜及其负面影响。奈保尔或许和伊夫林·沃一样,写到非洲笔端自然流露出略带刻薄的傲慢,但将他说成殖民主义的帮凶并不能为刚果河流域的百姓纾祸却难。奈何尔曾不满地指出,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总是不允许人们对非洲说不友善的话,现在有的非洲国家在饥荒和内战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对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河湾》提示我们,社会建设不仅仅是土木工程,它也是旷日持久的人心工程,养成公民意识和敬业精神的工程。外界人道主义援助有救急之用,而人心工程的成败取决于非洲人自己。《河湾》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涵义极为丰富,中国读者会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已有足够的自信来接受这样一部小说。
2002年5月2日
[社科]边缘的历史与历史的边缘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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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这就是《河湾》的开头。这就是V.S.奈保尔——一个如此率直、如此深沉地绝望的人。
在当今社会里，任何忠实于自己所见而特立独行的人，都注定要为非议所包围，奈保尔亦不能免。但正如历史一次次向我们昭示的，非议不会埋没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对于奈保尔的获奖，人们可以说是因为近20年来诺贝尔奖的边缘化取向，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对西方中心的迎合，但任何真正热爱文学的人，任何真正读得懂文学的人，都不会否认，他受之无愧。奈保尔不是“前殖民地的背叛者”，在他的小说中，绝没有对“第三世界”的西方式的屈尊俯就，也绝没有对殖民主义的眷恋怀旧之情，有的只是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的确，无论是对于祖先之邦的印度，对于成长之地的特立尼达岛，还是对于穆斯林世界和非洲，奈保尔都有过几近刻薄的批评言辞，但在这些言辞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对于“被压迫者”命运的历史关切，和一位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相较之下，更值得我们信赖的是奈保尔，而不是那些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对他说三道四暮笾趁裰饕迮兰颐恰?nbsp;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河湾》出版后不久，美国著名批评家欧文·豪就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说，“单就天赋才华而论，在世作家现鲜有超过V.S.奈保尔者。”另一位评论家伊丽莎白·哈德维克也说过，“在我看来，奈保尔想像之宽广，以及表达这种想像的非凡的叙事框架，在今天无与伦比。”如果说奈保尔的才华世所公认的话，他的成就也同样毋庸置疑，许多次的获奖，以及在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中独占两部（《河湾》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都足以为证。不过，奈保尔的成就并非仅仅出自其才华，它还来自于他对文学的严肃态度。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是先锋派的实验的文学。奈保尔独立于潮流之外，他追随的仍然是狄更斯和果戈理的传统。对他来说，有生命力的作品所必备的品质是思想的“清晰”和风格的“犀利”。他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紧凑的情节、平实的文风、犀利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思想和风格的统一，思想流贯在叙事之中，成为小说的元素之一。这也正是诺贝尔奖对他所做的表彰：“将逼真的叙事艺术和严正的观察能力结合于作品之中，驱使我们去认识那被掩盖了的历史存在。”
像奈保尔的多数小说一样，《河湾》里的叙事者萨林姆也是一个孤独的、远离家乡的印度人，这种“外来者”身份既是奈保尔本人生活经历的写照，也给了他的叙事一种特有的力量。作为局外人的道德义务是耐心等待，并避免妄下断语，这是作为作家的奈保尔的态度，也是作为叙事者的萨林姆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河湾》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被一种出自绝望的愤怒与焦虑所噬啮，马赫士夫妇、蕾蒙德夫妇、因达尔、费尔迪南，甚至仆人墨迪，无不如此，惟有萨林姆自始至终冷静地、几乎是冷漠地目睹着并讲述着在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却又不能到达现代文明之福祉的河湾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河湾》里那种有着喜剧色彩的悲剧并不仅仅在这个河湾国家里上演，但惟有在《河湾》里，惟有通过萨林姆那有着巨大陌生化力量的叙述，我们才如此撼心动魄地意识到发生在边缘世界里的遽变与创伤，才如此深刻地体认到革命与解放的肤浅，鲜血的廉价，以及文明的脆弱与虚妄。而那些生长于边缘世界本土的作家们，缺少的正是这份局外人的清醒和这种同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许正因为如此，奈保尔才会说：“我的作品只有在一个自由文明的西方社会里才有可能。在未开化的社会里它是不可能的。”
萨林姆在河湾的经历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从毁灭到毁灭的旅行。他最初所见到的河湾小镇是动乱之后留下的一片形同鬼城的废墟：欧式的郊区被夷为平地，殖民时代的雕像与纪念碑被摧毁，到处是断壁残垣，只有角落里还有人居住。然后是商业的复苏和新总统的出现，高楼大厦在“新领地”拔地而起，年轻人被送去上大学。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大步跨进现代文明的门槛。然而就像总统对欧洲王室风范的刻意模仿和他所掀起的对自己母亲的圣母崇拜一样，这一切都不过是边缘世界里所特有的一种现代伪装，是“黑人僭用白人的谎言”。在谎言和伪装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丛林法则和愚民政治，是那种“像森林里的暗火”一样随时会爆发的毁灭性的愤怒。最后，随着总统的“激进化政策”，以及“解放军”的出现，本来就没有任何凝聚力的河湾社会再度走向分崩离析，恐怖与毁灭又像黑暗的丛林一样遮蔽了一切。这就是边缘世界的历史宿命：从毁灭到毁灭。奈保尔曾经在谈到阿根廷时说过，“他们每天都对自己撒谎，试图创造一种喜剧神话……灭绝就是他们的历史。”这句话用在他笔下的河湾社会上也是再真切不过的。
小说中的雷蒙德永远也写不出关于这个国家的那部历史巨著，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历史，它充其量只是存在于历史的边缘，就像那条亘古如斯地奔流在丛林边缘的大河一样。扎贝思以及无数像她一样的村民就是这种边缘状态的象征。在和平时期，她们会撑着独木舟，搭一段顺风船，到河湾小镇上做些小买卖；而一旦动荡来临，她们就会钻进那些秘密的河汊，回到丛林中她们隐蔽的村庄。扎贝思甚至每次到小镇上的时候，都会涂上散发出难闻气味的防护油，以驱赶外部世界的人。然而外部世界是不可逃避、不可抗拒的，就像被称为“河上的新东西”的水葫芦：“……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方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新的种子”，“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水葫芦最终会堵塞河道，外部世界的文明已经给河湾小镇带来了毁灭。问题是，它只能带来毁灭吗？奈保尔曾经说过，“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灾难？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也许在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河湾的居民们注定要在文化的冲突与文明的创伤中历尽磨难？
奈保尔没有给予我们希望，《河湾》的结尾呈现给我们的仍然是黑暗中毁灭的景象。作为一个作家，他这样做有着足够的理由，甚至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因为“罪恶被书写这一事实，书写它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或者说让人确信正义的存在，让人确信罪恶不只是会被掩埋”。而作为读者的我们，总是不甘心于彻底的绝望。但希望何在？小说的末尾，费尔迪南说，“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绝望的原因所在。大家都知道自己失去了可以回的地方。……我开始希望我能回归到孩童时光，忘了书，忘了和书相关的一切。”这是绝望中的呐喊，也是绝望中的反思。而当这种反思出现在“新领地”所培养出来的青年费尔迪南身上时，我们就有理由看到希望，因为黑格尔教导我们，理性自有它的狡黠。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立尼岛的奈保尔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奈保尔虽然有印度血统，却是英国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对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尖锐批评，招致了被批评者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回击。然而，我们无法回避奈保尔提出的问题：第三世界的落后和衰败，除了昔日西方的殖民掠夺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原因？这些区域现今的“自我殖民”状态，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无助于改变他们的生存现实，因为他们当下面对的是“元首与人民”、“血与土地”的重重纠葛，是专制的肆虐和人心的败坏。奈保尔在代表作《河湾》中为我们描述了深陷于“一九八四”之中的非洲大陆的轮廓，他的文字一直深入“黑暗世界”的内部。该书的译序作者陆建德指出：“《河湾》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涵义极为丰富，中国读者会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已有足够的自信来接受这样一部小说。”但愿陆建德的乐观的估计是我们真实的心理状况。
《河湾》的主人公是西方流浪青年萨姆林，他到这个河湾小镇来寻梦，很快梦便破灭了，最后只好坐着汽船离开，身后是白茫茫的一片。“河湾”是一处充满象征意味的地方，它的真实背景是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小说开始之后不久，“总统”领导人民赶走了西方殖民者，一夜之间，从国家的名字到城市和街道的名字统统都改变了，不分贵贱，人人都成了“公民”。殖民者的住宅被摧毁，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被当地人拿来泡木薯。殖民者修建的河湾小镇日益凋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小镇的旁边正在兴起一个“新领地”——总统充满激情地宣称，新领地将是新非洲的缩影，“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新领地陷入了比河湾小镇还要迅速的衰败之中：百姓随意丢弃的垃圾堆积如山，贪婪的官员们毫无管理城市的能力，规划的大学成了养鸡场。即便如此，总统依然认为他的理想已经实现：非洲人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也可以坐到有仿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新领地的照片登在那些关于非洲的杂志上，那些杂志虽然是在欧洲出版的，出资的却是总统的政府；而在本国的报纸上，却引述这些西方人从来不看的杂志上的报道，赫然是“西方人羡慕非洲的日新月异”之类的标题。
总统是国家的缔造者，他组织人民去参观他那修葺一新的“故居”，他的母亲的雕像也树立起来，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张报纸和每一条街道上。“报上登出来的照片里，只要外宾和总统占的版面一样大。和本地人在一起，总统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形象出现。即便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版面一样大，但总统只登出头像，而其他人则是全身照。比如这张总统和南方官员讲话的照片，就是从总统肩膀上方拍的，总统的肩膀、头部和帽子占了照片的大部分地方，官员们像一个小圆点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衣服也穿得差不多。”他逐渐从普通人中间“超拔”出来。凡是违抗他的意志的人都被消灭了，凡是歌颂他的功勋的人都飞黄腾达了。总统经常对人民发表演讲，他演讲的主题几乎是一样的：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而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想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必须深入下去；非洲人必须是非洲人的样子，必须大大方方地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认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事物和医药，这都是好东西，不要像孩子们一样盲目追捧罐头食物和瓶装药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发奋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于律己，等等。总统说话的口吻和姿态被大小官员模仿和学习，“大家”都按照总统的方式表达着，结果所有的表达都是言不由衷的。
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总统”们即将得势。他在《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中生动地描述了俄罗斯阴暗的未来，这种预言终于在斯大林时代变成了现实。斯大林用他全部生活、行为、意向证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满身血污的、非常可怕的人。而《河湾》中“总统大人”的闹剧也再次证实了这样的真理：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由于掌控着强大的军队以及对民众长期的教育灌输、新闻宣传，总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背后的“神光圈”日渐闪亮，他成了比上帝还要荣耀的“人间之神”。总统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语录，每一页上都印着他的两三条光辉思想。他组建了庞大的“青年卫队”，“青年卫队”的成员们上街游行，挥舞语录，呼喊总统神圣的名字。不久，“青年卫队”又被总统解散，驱赶到乡村里去“传播文明”，但他们却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让困窘的乡村雪上加霜。这一情节与“文革”时期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现实情况而言，从掌权以来，蒙博托就一直在模仿“文革”中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就抽象的政治哲学而言，要维持“一九八四”的社会结构，就必然需要一个万能的“老大哥”的角色。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结构的金字塔顶上，是一个老大哥。这位老大哥是全才全能的，所有一切成功、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学识、一切快乐和一切德行，都是直接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才实现的。没有人见过这位老大哥，到处都有他的头像，在电幕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而且已有许多人怀疑他的生日。这位老大哥是党选择出来作为世界的代表，他的工作是作为爱、恐惧和敬畏的焦点，这种感情对组织比对一个人更难产生。”这个“卡里斯玛”典型乃是某种“次宗教体系”的中心。这种“老大哥”根植入每个人内心的专制主义社会，如果要转向民主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极其艰难的“去魅”的过程。
在非洲、南美和亚洲大陆，类似于《河湾》中的“总统先生”的独裁者层出不穷，诸多前殖民地国家头上的“一九八四”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所写的《独裁者的葬礼》，堪称《河湾》的姊妹篇。书中的“总统大人”是庄园主出身的佩莱斯，其原型是统治委内瑞拉三十年之久的军事独裁者戈麦斯。佩莱斯崛起于陇亩之中，以残酷的手段和狡诈的智谋打败了所有敌人，摇身一变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为了欺骗舆论，他曾多次卸去总统的职务，却牢牢抓住三军总司令的权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生命。”因为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授予，而是来自于他的枪杆子。
佩莱斯将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个“古拉格群岛”。国内发生的一切会无一例外地传到他的耳中，无论是人们通过信件、口头语言、目光和其他各种方法提出的各种请求，还是各种各样的控告、揭发、告密，还有流传于酒吧的流言蜚语，甚至密室中的密谋誓言，最终都会传到这个不时地摇晃着脑袋、半开半闭着眼睛、两只老是不停地摇动着的手总是戴着咖啡色丝织手套的人的耳中。对这一切，他只是听着，有时似乎连听也不听。但过不了多久，他会出其不意地口授一道命令，其内容正是针对着他听到过的那些好像已被他忘怀了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事也不会忘记的。”《河湾》中的总统也一样精通于玩弄各种手腕：他要处决一个手下，便让官员们一起去看行刑的场面。可是，被处死的那个人就在去观看的人当中，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将被处死，他还以为自己也是去看的。总统用这种方式谋杀了所有人的良心，从此以后他们都成为恐惧的奴隶，也就是总统本人的奴隶。
在整部《河湾》中，总统始终没有正式露面，但他控制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以“总统的老师”自诩的欧洲人、“非洲问题专家”雷蒙德，还是希望经营一家小商店、发一笔横财的萨姆林，都被总统那海浪般的力量冲离了原来的人生轨迹。更不用说本地的人民了，他们不得不承受比殖民时期更多的压迫和折磨。总统用利益和权力收买了少数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也消除了他们要改变祖国面貌的真诚梦想。昔日单纯的黑人青年费尔迪南读完了书，当上了地区专员，但他并没有“功成名就”的快乐，他哀叹说：“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疯狂的原因所在。”这样的牢骚他只敢同最亲近的朋友说，从来不敢公开表述。因为，质疑和反抗是不可能的，流露这种端倪的人立刻就会莫名其妙地从世界上消失。总统的力量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湾》真正的主人公不是萨姆林而是总统先生。对付“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也有一套相似的办法：当佩莱斯发现——“敌人的腔调变了，在前台表演的人也变了。现在他们已不再是那些凶相毕露、口中骂骂咧咧的地方军事首脑，现在他们都是一些手无寸铁却满嘴新名词的学生。”——的时候，他便以慈父的模样出现，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人：你们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吗？你们了解过去地方军事首脑之间的混战和盗贼蜂起吗？是谁给了你们安定的生活？是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想破坏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是与全体人民为敌；而我只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来将你们消灭。通过这样一套逻辑严密的叙述，“一九八四”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它被永恒地定格下来。
在“革命”中真正获得“解放”的，其实只是总统和他们少数的亲信们。用“公民”这样的新词去称呼奴隶，丝毫改变不了奴隶的本质；用“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去更改国名，丝毫改变不了专制的实质。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总统先生”们，如蒙博托、戈麦斯、博卡萨、庇隆、诺列加、皮诺切特、马科斯、朴正熙、波尔布特、苏哈托、齐奥塞斯库、奥玛尔、萨达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他们既深受国民的“爱戴”，却又是最孤立的“孤家寡人”。他们的帝国既固若金汤，又像纸糊的房子一夜就倾覆了。奈保尔用他那刻薄而忧伤的笔调向我们揭示道：当独裁者攫取了所有的资源和权力的时候，“国家”也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独裁者成功地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本人何尝享有过幸福与安宁？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出现在国家的每个地方，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是“一九八四”——“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他有关。像在蜘蛛在它的网里一样，只要网的边上的什么地方动一下，他在‘网’的中央也会感到震动。他要是走出家门，整个国家便好像跟在他的后面。即便是那些远在农村的人，也通过一条无形的丝线，通过希望、计划和恐惧，与他接近，与他联系，仿佛处处都有他的存在。他在这儿，也在那儿，也同时存在更远的地方；他存在于他的言论中，也存在于他的不言中；他存在于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于他不做的事情中。”权力成了吞噬所有人的一张网络，殖民者们没有实现的绝对统治却被本民族的独裁者实现了。对于教主一般的“总统先生”们来说，村子里某一村长说的话，也就是他说的话；某一边境地区当局的代理人的存在，也就是他本人的存在。与奈保尔的《河湾》一样，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他对“大人物”的形容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小镇上某一醉汉因酗酒而被逮捕，需要得到将军的同意，他的释放也要他佩莱斯的批准。构成最高权力的无数个细小环节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他相联。尽管他不加干预，不说话，甚至他都不了解，但每项政令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对于独裁者来说，“收放自如”是运用权力的最高境界。奈保尔也发现，天天宣讲“现代化”和“文明”的总统先生，时时刻刻都握着一把权杖——权杖代表着非洲的传统。由此，总统奇妙地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施了行之有效的“集体催眠”。他居住在首都的宫殿中，远离了他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却通过权杖实现了对所有人的遥控统治。对此，彼特里也有一段绝妙的注释：“他的意志毋须表达，便都体现在举国上下每个人的行动中。从农村中招募新兵是他意志的体现，连在政府大厦门口的女乞丐要饭也要取得他的恩准。他的心声通过千万张嘴成为言语，他的不管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接触通过千百万只手传向四方。权力便在他的身上，存在于他的皮肤之内，存在于他的声音中，存在于他整个躯体内，这使他拒绝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外形、他的习惯进行任何改变。”
given a glorious experience in the terrible cold morning,I went back to the dormitory intend to write the emotion that impact on my heart.
several years ago.I got a fiction form the bookstroe.I start to read Naipaul's novel because of he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2.the committee give his the comment is "for having united perceptive narrative and incorruptible scrutinyin works that compel us to see the presence of suppressed histories".
Post-colony spirits in his thought,i initiate to read his works named the bend in the river.his description of africa.in the mysterious land,the hero is a durgstore's proprietor,he inspected the all the live of local resident.many person's fata is out of the god.they hovered between survive and destruction.
every person choose themselves road to survive.no matter what pain or happiness,they will go to the end until die.
western economic colony make africa pluge into poverty.but what factor make poverty transform?
there is a constant question.
这几年，我看没有看到什么，学没有学到什么。
收到我的邮件了吗？能不能帮一下，谢谢！最好能联系上你。
非常感谢对拙译的肯定。
方兄客气了，读到方兄的译文真是享受。《一个唯美主义者的死亡》承出版社朋友相助，即将到手。
务请继续译书。
吼吼 今天买了这书~~
刚看过略萨的城市与狗，再看奈保尔的河湾。深刻体会到大师和优秀小说家的差别
奈保尔也算是大师了，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2001年的。
奈保尔当然是大师
你和萨林姆的感受在飞机这个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纠结在一起，跨越时空分享着人性共同的感受和体验。
写得很好，受教！
继续把河湾看完吧 有些东西是需要经过积淀才有体会的
真正好的文学是世界性的
另外干吗后面写哈里波特(￣y▽￣)╭=唉唷唷~=
我在淘宝上看到过这本书，但列在“有声书”一类里，没看到过到底是怎么样的，掌柜的也没上线，所以想问一下你看过吗？这个图片装帧的到底是书还是音频类的啊
人人有权说话，说出自己的看法，即使颠倒是非
呵呵,之前看了这本书,没有注意,竟然是他写的序...今天听了他的讲座...感觉很不错的说...
余杰这个怂娃，什么时候才会（才能）以另外的眼光看待作品呢
这个小说好，开头经典，是近几年诺奖中最好的一个长篇（库切的耻＼青春也很不错），译得也好．就算我们对小说的诸般背景不熟悉，或许因此不能感同身受，但那种弥漫的苦涩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奈保尔的小说都有这种苦涩，而这个在行文上有一种清明之象，清明保证了其广大，河湾应是奈保尔长篇中写得最好的一个，期待＜半生＞，好像没人译这个．
这本书比1984实在差得远
2008-01-27 17:07:38 沈啊浪
余杰这个怂娃，什么时候才会（才能）以另外的眼光看待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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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余杰现在也成了被收买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了。
微信里新京报书评前天还是昨天转发了这篇文章。
在至少八年之后，不知道有神马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