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觉悟与反思
2010-10
上海音乐学院
洛秦 编
540
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是一个研究意识的萌芽状态到学科建设初见规模和成效的转型过程,这样的转型主要是学术思想和观念的变更带来的学科范畴扩展、学术范式与方法的调整和完善所形成的,这也是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我们看到,学科发展从单纯的民族感情触发返观传统,以民族形式救亡抗战的政治意识来整理、搜集和研究音乐,到以科学方法体系化地研究音乐本体,在基于注重音乐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强调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通过广泛实时地与国际学界的互通交流,不断地深入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并使之“本土化”和促进“中国经验”的积累,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其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发展在学科建设中意识自觉的充分体现。
洛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导,音乐研究所所长,以及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副会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等。致力于音乐人类学研究.作为首席研究员主持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工作,带领团队倡导音乐文化价值平等、多元音乐文化结构,以及解读音乐作为文化表现的学术思想,着力推动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开展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 出版著作:《海上回音》、《学无界、知无涯:释论音乐为历史和文化的一种表达》、《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音乐的构成:音乐在科学、历史和文化中的解读》、《心&音.com:世界音乐人文叙事》、《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昆剧,中国古典戏剧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的复兴》(英文)等多种。获上海市领军人才荣誉称号,第四、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以及其他荣誉等。
序言: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1980-2010)”再论匈奴西迁及其民歌在欧洲的影响音乐文化本土观的突破为建立民族音乐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奋斗中国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从“文化约定”比较中、西音乐的传播与传承非洲木琴研究与民族音乐学东方民族音乐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口弦源流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民族音乐学地解读《圣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近十年EML在西方的新发展与女性主义研究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现代性条件下的中国音乐学世界民族音乐的文化区划云南民族音乐的地域特征——兼述中国古代“乐”文化形态的当代显现音乐流变:传统音乐繁衍与消亡的内在因素街头音乐及其在文化商品市场中的意义国家礼乐制度与民问仪式音乐民间乐社与经济供养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定位及方法民族音乐学亚洲化的挑战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仪式环境中的道教音乐仪式音乐的概念界定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社会性别与音乐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信仰、仪式与仪式音乐——宗教学、仪式学与仪式音乐民族志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质疑“本土化”——民族音乐学研究之我见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乐种学理论与方法的阐示——对四篇重要文献的综述民问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论仪式音乐的系统结构及在传统音乐中的核心地位田野中的音乐体验之研究——试析有关中国民间综合演艺品种的音乐民族志理论与方法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江苏传统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研究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上海城市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实践及其思考香港与大陆之道教音乐的比较研究——有关发生环境的分析通过罗杰的观点看:评《音乐与迷幻——论音乐与附体的关系》一书民族音乐学与族性、政治和社会变迁音乐、身体、空间文化与后现代性人事·事情·情感·感孕——对话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当事人的叙事与修辞后现代差异观与音乐主体文化身份
1.西方视角返观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萧友梅、王光祈为代表,本着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但从西方视角返回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萌芽。 2.中国音乐传统的历史梳理与实地考察初步。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众多传统音乐形式进行历史性梳理,并开始进行田野考察,建立了初步的学科建设意识。 3.民间素材的采集、研究与创作。与此同时,以延安“左联”音乐家为主体的如吕骥、安波、冼星海,以及沈知白等,在“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纲领指导下,进行民歌采风和研究,并从中寻找民间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凸现了音乐的政治作用,扩展了传统音乐的功能。 4.音乐形态的科学分析。同样以杨荫浏等为学科带头人,以及于会泳等一批学术群体,注重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大量音乐形态技术分析和音乐品种的分类和体系研究将学科的发展体现为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学术特征。 5.音乐文化的认知。在前辈学者的带动下,一些中年轻学者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文化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开始深化,并逐渐走向“中国经验”的积累。 笔者曾强调:其一,以上五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其转型特征体现为从民族感情及政治倾向走向科学研究及国际化理性思考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过程;其二,各几个阶段的发展不是替代的转型,而是交替,或并置进行的;其三,各阶段之间是相互补充、不同视角的关系,特别是音乐创作、形态分析和文化认知是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的不同层面和意义;其四,这个转型是思想发展、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学科建设意识具有自觉性地增强。 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是一个研究意识的萌芽状态到学科建设初见规模和成效的转型过程,这样的转型主要是学术思想和观念的变更带来的学科范畴扩展、学术范式与方法的调整和完善所形成的,这也是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我们看到,学科发展从单纯的民族感情触发返观传统,以民族形式救亡抗战的政治意识来整理、搜集和研究音乐,到以科学方法体系化地研究音乐本体,在基于注重音乐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强调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通过广泛实时地与国际学界的互通交流,不断地深入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并使之“本土化”和促进“中国经验”的积累,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其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发展在学科建设中意识自觉的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