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
2009-7
岳麓书社
周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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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从事历史文献学的研习已经三十年了。时光如流，青春不再。论文选编之际，回首往事，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1979年，我从拉萨考回母校华中师范学院，师从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学习文献学。从此亲聆先生教诲十多年，得到先生学习、生活上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茫茫学海中，获名师指点而终生受益，实人生一大幸事也。先生治学主博通，研治四部各有佳作，而以文献学为根柢。我们首届研究生同学六人，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六人于博涉之外，各取一部古籍重点攻读。大约是早年喜爱三国人物与故事之故，且贪求简便，我选定的是《三国志》。对《三国志》诸版本的异同、文字训诂，刚开始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所以对全书篇目和内容比较熟悉。这次所收论文，关于《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文章有四篇，便缘于此。后来，却由于《三国志》个别文字的考证，研究兴趣转到了经济史上，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对于我的“偏离文献”，先生不以为忤。先生的文献学，本不画地为牢，将人限定在文献整理和考订范围内，他是鼓励大家研究一些历史问题，提倡文献整理与研究相结合的。所以，我其后的硕士、博士论文以经济史为研究对象，先生是首肯的。 1990年之后，由所在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的工作性质所决定，我的精力主要放到了文献整理上。整理过程中有所感想，或为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因而有一些文献探索的文章发表出来。最近二十年中的文章，成为这次选编论文的主要来源。 选编出来的论文，大体上分为四组。第一组侧重于文献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对于“文献学”学科上的名目之争，我不拟卷入，却希望在“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现有框架内加以建设，故有《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学检论》两篇概论性文章。有感于古籍整理需要求真务实、高瞻远瞩的领导者，故有二文总结李一氓、周林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第二组是对张舜徽先生学术成就的总结。先生逝世后，我写过十多篇关于先生学术的文章，这次选了五篇。关于先生学术成果的分类与评述，《张舜徽先生的国学研究与重大贡献》一文代表了我较为成型的认识。第三组文章侧重于几部古代名著和几位古代学者的探讨，《试论（三国志）的质直笔法》、《袁宏玄学化史论初探》或许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第四组皆为古籍校点、注译前言，卑之无甚高论。
《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文献学理论，回顾20世纪文献学的发展历程，对历史文献学理论中的若干问题略抒己见。第二部分重点总结张舜徽先生的罔学成就和贡献，并探讨其治学观和治学方法。第三部分是对《三国志》等典籍的文献学研究，对史学理论和出土文献考证也有所涉及。第四部分收录了若干种古籍校点、注详的前言，对所整理占籍的内容和价值有较深入的论述。
周国林，1953年生，湖北枝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围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已出版《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神仙传全译》、《大唐西域记注译》等著述多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华文史论丛》、《
自序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学检论关于古籍今译的几点思考李一氓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周林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张舜徽先生的国学研究与重大贡献《清人笔记条辨》所见张舜徽先生之治学观张舜徽先生之纂辑观及其实践张舜徽先生拟议编撰之作缀述居延出土部分无纪年汉简书写年代的探讨陈寿对文质辨洽风格的执著追求试论《三国志》的质直笔法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简论裴松之的考史原则与方法袁宏玄学化史论初探苏颂对古籍整理的贡献《神仙传全译》前言《大唐西域记》注译前言《白话资治通鉴》前言《宋书》校点前言《南齐书》校点前言《梁书》《陈书》校点前言《南史》校点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大谈国学，国学大师丛书出了不少，这对继承前辈学术成就，推动国学研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其中不无缺憾，张舜徽先生未被收入丛书中，就是其中之一。这无疑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失职，是我们对张舜徽先生学术成就与思想研究滞后的结果。看来，对张舜徽先生的国学成就加以总结，是迫在眉睫了。 蔡尚思先生曾经提出过国学大师的标准，他认为，国学大师应该“是指旧时所谓经、史、子、集等部图书都读得多，也研究得深，而且有自己见解的。这同时也可以叫做‘通人”’。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解放后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似乎也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先生等少数人”。事实上，张先生自己也曾经按照经史子集四部总结自己的学术成就。他在《八十自叙》中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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