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中国
2008-12
人民出版社
谢春涛 主编
372
无
本书力求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经济建设方针、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军队和国防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文教和科技事业、对外开放、国家统一等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召开中共十二大这一转折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出，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和推行 邓小平等的抵制和斗争 “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 坚定和有力的支持 讨论的全面展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的议题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呼声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三、平反冤假错案和各项社会关系的调整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艰难起步 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的“两个不管” “六十一人案”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规模进行 “文革”前历史冤案的清理四、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加强 国家正常领导体制的恢复和重建 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初步开展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第四部宪法的制定 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五、“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 “文革”后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 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种种努力 调整经济的重大决策 调整和建设的成就六、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兴起 当代农民的伟大创造 万里支持凤阳大包干 农村政策的开始调整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 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财政和商业体制的改革七、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立 历史转折时期面临的新抉择 决定开放与试办经济特区 四个经济特区的崛起 初上国际经济合作舞台八、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取得突破的中美和中日关系 中美建交与邓小平访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苏关系的初步改善 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九、“一国两制”构想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 毛泽东等领导人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日程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初步会谈 “一国两制”的内涵及理论贡献十、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学的春天”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文艺事业恢复生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十一、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加强党的建设的 努力 揭批“四人帮”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良好开端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党规党法的制定和实施 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确定十二、新时期军队建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 1975年的初步整顿 军队建设的拨乱反正 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十三、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和加强 再度重视统战工作 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侨务政策的调整与落实 民族宗教工作走上正轨十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 《决议》形成的两个阶段 对历史问题的科学评价 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和推行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急切盼望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中共中央顺应民心，采取了许多结束混乱局面的措施，包括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各项权力；坚决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创造安定的政治局面；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这一切，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国锋等领导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尽快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冤案平反，尽快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的工作，而华国锋等领导人却因为对这些案件和领导人的处理是毛泽东生前所决定的，迟迟不给予平反和改正。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不能够正确解决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难题，以为既然要继承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决定。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很长时间内，华国锋等领导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重要错误。 早在1976年10月26日，粉碎“四人帮”仅仅半个月后，华国锋就针对广大于部群众关于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1月18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放映以批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等。他坚持说这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批示过的，不会错。 11月30日，当时的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甚至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1977年1月8日前后，在广大干部群众自发举行的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引起了华国锋等领导人的不满。汪东兴不准《人民日报》多发纪念周恩来的文章，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稿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违反了毛主席审查过的悼词，是要把中央撇开。他还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嘛！ 在华国锋1月21日的一个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稍后，上述思想又被写进了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名义发表的社论里。经华国锋批准于2月7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这篇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而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同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贯彻“两个凡是”方针的一次会议。在会前起草会议文件时，叶剑英曾向华国锋提出，要把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但这些意见未被接受。华国锋在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仍然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说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他还在会上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严重妨碍着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老干部工作，妨碍着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进程。对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邓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 邓小平等的抵制和斗争 刊有“两个凡是”方针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发表后，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批评。事先并不知情的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尖锐地指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顾压力，力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陈云在3月13日的书面发言中表明了自己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会上发言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所以“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受到压制，没有能够在会议简报上登出，但很快流传开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群众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让人与邓小平谈话，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条件是要邓小平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4月7日，邓小平对一位中央负责人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7月10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表明了自己对出来工作的态度。他说：“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就不能够有私心杂念，就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但是，报告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邓小平则在大会闭幕词中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反对“两个凡是”方面，邓小平首先推倒的是过去长时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和“文革”前17年教育工作的错误估计。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关于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1977年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还针对对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作出错误估计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的上述言论，推倒了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也打开了“两个凡是”的一道缺口。 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方针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等人也公开发表文章，强调了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性。聂荣臻在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中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做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9月20日，张鼎丞在《人民日报》发表《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提出分清是非的标准是以客观实践的效果为标准，而不以自己主观的片面的框框乱套，顺我者是，逆我者非，自己说了算。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批评一些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缺乏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上述文章，在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0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谈到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时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此后，根据中央的要求，在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领导下，中央党校组织力量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史，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史进行研究。胡耀邦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根据这两条原则编写出来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于1978年春天印发学员阅读、讨论。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800多名中高级干部在讨论中思想活跃，触及了“文化大革命”历史中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尽管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出统一的正确结论，但通过讨论，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路线是非、检验真理的观念，对学员们，并通过他们对更大的范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 “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 坚持和反对“两个凡是”双方的分歧，实质上是思想路线的分歧，焦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以领袖的指示言论为标准，以此来剪裁丰富的社会实践。历史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弘扬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实践标准的要求。 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少数思想比较活跃的理论工作者逐渐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8月25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一些人错误的是非标准，说“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12月25日，《理论动态》发表的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强调“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并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了。但是，由于针对性不强，分量不够，上述文章没有引起大的反响。 1978年4月，刚刚从中央党校毕业、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他意识到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当即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到第一版发表。恰在此时，文章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到北京开会，便利用在北京的时间作了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正在写作同一主题的文章，就请他们帮助修改，并要求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刊出，再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4月下旬，胡福明修改后的校样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根据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意见，将胡福明的文章和他本人此前已经写好的同一主题的文章“捏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稿子，文章的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间，吴江、杨西光等人也参与了文章的修改，最后，由胡耀邦审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发表时，邓小平并没有注意，后来得知有人对这篇文章反对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之后，很快就明确表示了支持。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全国后，图书馆、新华书店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蒙满了尘土的旧课本，一时间洛阳纸贵。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补习班。然而，就在很多紧张复习的同时，也有人心有余悸，他们担心难以通过政审，再一次被大学拒之门外。 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胡耀邦遵照党一贯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1976-1982年，是中国终结“文革”走向改革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重大决策越来越显示出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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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料室购买的书籍，供员工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