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下）
2011-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
492
曹海军
无
《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下）》作为一部以自由主义为研究路向的通史性著作，能比肩于安东尼·阿巴拉斯特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的，罕有其者。《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下）》以其庞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史体系的构织，对相关历史细节与知识背景的注重，对诸层面脉络的慎重而缜密的梳理，尤其是关于20世纪自由主义现实难局的诊断，以及对其作为意识形态及政治实践所显露出来的问题的揭示，都使之成为一部极切合中国学人阅读要求的读物。
作者：（英国）安东尼·阿巴拉斯特 译者：曹海军
原文版序言 致 谢 第一篇 自由主义解析 1.自由主义——生还是死？ 对自由主义的界定 2.自由个人主义的基础 事实与价值：“人”与世界的分立 相互分立的人 分裂的意识 自由主义与科学 自我占有 欲望的至上性 理性种种 3.个人与社会 本体论和政治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从自然到社会 反社会的“人” “那个属于个人而避世的人” 个人的社会角色 个人反对国家与社会 4.自由主义的若干价值 自由 自由的证成 宽容 隐私 宪政和法治 自由主义和民主 理性，科学和进步 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 第二篇 自由主义的演进 5.现代自由主义的开端 居于中心的“人” 艺术中的个人主义 路德、加尔文与两个王国 新教与宽容 国家宽容 新教的政治：法国的理论和荷兰的实践 6.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 笛卡尔 培根 霍布斯 约翰·洛克 斯宾诺莎 7.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荷兰与英国 荷兰共和国：商业与宽容精神 自由与财产 英国革命 约翰·弥尔顿 人民的权利与财产权：平等派的争论 8.18世纪：辉格党的胜利 洛克和财产权 财产权的胜利 财产（property）与贫穷 9.18世纪：启蒙运动 英国的联系 科学和经验主义 对宗教的攻击 商业与工业的优越性 功利（utility） 幸福（happiness） 理性与教育 财产对民主 政治代理的问题 伏尔泰 10.美国：人的权利与财产的权利 11.法国大革命时代：自由主义的高潮 法国大革命 大革命的国际影响 大革命的文化与自由民族主义 12.法国大革命的时刻：危机与分裂 伯克和辉格党 从潘恩到雪莱的激进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宣言 法国的回应：贡斯当和孔多塞 13.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亚当·斯密的信心 托马斯·马尔萨斯：对残酷无情的认可 李嘉图 自由放任和干预限度 14.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治疗贫困和新济贫法 英国政府和爱尔兰的饥荒 曼彻斯特及其学派 15.对民主的忧虑 詹姆斯·密尔和托马斯·麦考利 1848年和自由主义者 亚历山大·赫尔岑 德·托克维尔 在黑暗中摸索的英国：1867年 乔治·艾略特与“费利克斯·霍尔特” 马修·阿诺德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密尔之后 16.新自由主义 凯恩斯的情形 …… 第三篇 衰落中的自由主义 附录 参考书目 索引 译者后记
版权页： 显然纳粹和斯大林体制下实施的包揽一切的文化专制对文化和许多科学造成了普遍的灾难——尽管在这些极端情况下存在着复杂的情形。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写下了他最杰出的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在1930年代后期，用他的话说，“这正是对批评的创造性反应”，那时他的第四交响曲和歌剧正在受到官方的批判。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表明，俄国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是开明和宽容的时代，然而这却是俄国文学和音乐的黄金时代。就像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一样，俄国19世纪的作家看起来也创造了繁荣——艺术上的，这也——代表了他们必然的反对派的角色。在传统政治意义下偶尔出现的高度个人自由并不是伟大的艺术或科学或思想文化上的创造性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即使这种活动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更容易展开。因此对个人自由的证成太过空洞而无法为自由提供重要支持。 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的另外一个论证结果也是相当脆弱的。这一论证认为真理只有通过各种对立观点之间公开的争论才能达到——而且这种争论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对于罗马天主教，坚持圣经中心论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宗教团体来说，这种论证被错置了地方，因为他们相信基本的真理是不能发现的，但却可以通过选定的制度、选定的人民、或选定的书籍得到关于这些真理的启示。因此像约翰·亨利·纽曼这样的天主教徒就对自由主义抱有敌意： 对我而言，自由主义意味着虚假的思想自由，或对问题的思想实践，从人心灵的构成来看，思想不能解决任何圆满的问题，因此也就毫无用处。在这些问题中首先是各种原则；这些神圣和重要的原则尤其需要启示般的真理的判断。那么自由主义就是屈从于人的判断而导致的错误，而这些启示学说究其本质而言是超越并独立于人的判断的。 因为可能只有少数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才会持有这种观点，一般认为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如果对于存在着不容置疑的真理丧失了信仰的话，就会很容易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倡导，包括密尔本人在内。当然实证主义阵营并不相信启示，也并不否认争论作为达到真理的一种手段。不过，它却表明，一旦我们达到了真理，争论也就停止了：“随着人类的进步，那些不再产生争执或疑问的学说数量将持续增加，而人类的安乐也几乎可以按照达到毋庸置疑程度之真理的数量和重要性来加以衡量。”确信可以在一个高度确定性之中达到真理，从而对自由的争论和怀疑施加了限制。同时尽管科学家可能在原则上允许对他们的基本假定或预设提出质疑，而在实践中，观点所允许的限度受制于实际上的确定性。 有人可能说这并非严格的限制，因为许多重要的不一致发生在科学的确定性在原则上不可能或不可信的区域之内。但可争辩的和不可争辩的分界线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重要的是密尔本人看起来信心十足——至少有时——知识的提高将不断地缩小可争辩的区域。因此他在《功利主义》中慨叹，“在有关善恶标准之争执的决断中几乎没有产生微小的进步”。他将此看成是“对最重要主题的思考仍然滞留在退步状态”的症状。今天，令人惊奇的是，他将这种争执看成是完全能够“被决断下来的”。但正如文章中表明的那样，密尔认为存在着一种“道德科学”。因为，尽管“终极目的的问题尚无法直接得到证明”，我们仍然有“相当于证明”的适宜理由。当然在《论自由》中密尔也强烈地争辩说所有问题事实上都处于争论之中。我的问题是，密尔坚持实证主义的信念，认为确定的和最终的真理能够在自然和人的科学领域内获得，而就此而言，他就削弱了他对思想和讨论自由的偏爱。
《人文译丛: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套装共2册)》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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