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
2005-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199
吴叡人
无
本书是一本在20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以“哥折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庭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挥等。本书影响所及几乎横贯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在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康乃尔大学国际研究院阿伦·L·宾尼约伯（Aaron L.Binenjorb）讲座教授，是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除《想象的共同体》外，其他著作还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和《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第二版序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文化根源第三章 民族意识的起源第四章 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第七章 最后一波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第九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第十章 记忆与遗忘译后记
民族主义是一股奇异而强大的力量，它所触及的是人类灵魂深处对归属感的渴望；民族主义同时又是政治史和思想史上一个困惑难解、却又挥之不去的谜。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无
两个案例：
卢旺达饭店
看过卢旺达饭店的观众，可能忘记了里面形形色色人物的名字，也可能忘记他们的面貌，但是挥不去的是他们的脸上的表情。每个人，被屠杀的，实施屠杀的，作为旁观的，竭力拯救的，还有主人公在饭店里几近人性奔溃边缘的哭泣，每个人的脸上此刻呈现着自己的心里的恐惧，无奈，冷漠，而这幅画面的起源不过是因为我们和你们不一样。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两个最主要的族群，卢旺达宣布独立以后，两个族群因为背后的支持力量不断的上演冲突，最后演变成双方之间的大屠杀。相安无事的人们拿起武器对准昔日的兄弟，血脉喷张红了眼，纵使脚下尸横遍野，也不能唤起人们昔日之间的美好，却只把这个国家的人们送进更深的地狱。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句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耳曼血统是最高贵的血统，就让希特勒的麾下不顾一切建立罪恶的集中营，把千万犹太人囚禁在其中，施以最残忍的手段，企图灭绝一个种族。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的清洗让当时欧洲的犹太人减少了1/2，世界犹太人的总数减少1/3。同样，在亚洲日本抱着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对中国人实行残忍的大屠杀，仅旅顺和南京两地因为血统而丧生的人数就无从统计。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就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为什们我们不同就要相互仇杀，我们之间又为何不同？
民族的神话
如果不是细细地去追寻，民族和吃饭一样会被看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民族这个词的，只有以宗教和王朝为划分的人群。为何宗教和王朝最后会被民族代替成为重要的划分人群的标准呢？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为我们做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印刷业不再以单一的拉丁文（罗马教廷使用的语言）作为印刷的语言，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读者，从事印刷业的资本家开始以小范围的方言作为印刷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培养了不同的读者群，这些读者又通过共同的语言想象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群。同时印刷出来的文本还打破原来的时间概念，让读者可以对事情不在做历时性的思考，读者可以看到事情的全貌，甚至看到那些故事里的人物所不能够看见的细节。所以语言，一种只为某一群人所掌握的语言，很容易将这群人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印刷业的兴起进一步让懂得特定语言的人开始想象并创造一个属于特定人群的共同体，由此民族便在这种想象中孕育着。王朝最初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想象而存在的，但随着神圣君主自然而然的正当性开始崩溃时，王朝也不得不在变化中寻求民族这剂特效药。在民族意识的孕育过程中，人们对时间概念看法的改变，改变原有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为人们想象民族这个共同体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欧洲国家的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及二战后的亚非国家，“民族”完成它的孕育过程，一步一步显现它不可忽视的作用。
读过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有意思的讨论：
第一，民族究竟是原生的还是建构的？
民族是原生还是建构的问题早已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在书中安德森认为民族并非原生的，而是建构出来的，虽然最初这种建构并非故意的。在书中他提到在“民族”之前人们用宗教和王朝来划分人群。在中国古代也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民族，是由蛮夷之分，而这种划分根据的是是否服从中原的教化。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懂得特定语言的人们开始把和他们懂一样的语言想象成共同体的成员。如果我们把语言作为民族重要属性，语言在民族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是否民族在这时也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被意识，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这种情形现在我们还能感受到，我们与熟悉的和自己说一样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会感觉大家都是一样的，不会有区别，但是当我们走进陌生的环境和我们说不一样话的人生活，我们便有了我是四川人他是东北人这样的区别。对于民族也是一样的，生活在和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人群中不会民族的概念，一旦在这个群体中出现了另一个不同于该群体的人，人们便会有区别的概念，便会产生他和他们的概念。民族若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想象也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对民族的想象在于一群人对他们的共同特征而不是别的产生的想象。而安德森在书末提到的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这些因素，我认为只能说是对“民族”起加强作用，让同一民族的人更加认同自己的民族。
第二，究竟该怎样来理解民族？
“民族”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让人头痛的概念，尤其是把民族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颇有一种置身泥淖中，说不清道不明。还是安德森先生比较有先见之明，不以意识形态论民族，而是从文化体系来剖析“民族”。抛开了意识形态梳理起民族就不至于陷在敏感和冲突中，而真正能够从源头上来发现民族最初的形态。在文章开头我们谈到两个极端的民族冲突案例——卢旺达大屠杀和二战中大屠杀，其实民族也可以看成一把双刃剑，看怎么用。民族之间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面部特征，不同的传统，但是这些不同也可以是彼此相互尊敬的共同生活的基础，换句话说这些不同正是世界多元的的基础。民族之所以会成为最棘手的问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到真正理解对方，我们总是在猜测他们是怎么想我们的，他们会怎么样，而没有开诚布公的真正的了解彼此的想法，不知道应该说是悲哀还是我们无知。
第三，民族在历史中慢慢孕育出它的重要性，那么是否会在历史中冲淡它的重要性，是否有新的概念来代替民族分析不同人群之间的现象？
这些都是“想象的共同体”所能够引发我们做出的进一步思考，而我相信这些思考总是有益和有趣的。
记得一支著名的黑人灵歌曾经这样吟诵道：就要结束啦，就要结束啦！就要来啦，就要来啦！对于那些平日里嘻嘻哈哈玩世不恭，遇事想当下并且崇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黑人弟兄而言。当他们团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共吟这一支流淌的福音之时。心中的所思所想，应当也只是一份宛如启明初升之际的宁静期待。当新年伊始，面对第一缕自大洋中倾洒而至的晨曦之时，人们心中难以抚平的隐于肌肤之下的阵阵脉动，大概也最为的令人无法忘怀。
对于一个伟大的理论者而言，包括本书的作者，我们敬爱的本尼迪克特先生在创作本书的时候，胸中所翻涌不息的，大概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任何的个体，当你身处于一个确定的体系之中，就毕竟无法完全排除体系的影响，看清体系内外的方方面面。这便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但是，对于睿智的个体而言。他们总是有办法，跳脱既定的文化束缚，看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本尼迪克特博士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伏案此作之际，正是国际上民族之间的争斗正酣的年代。数百年来，人们都把发源自异域的民族主义视之为理所当然。从人民个体的角度而言，你生来便属于一个名为民族的人类集团，并且天生地就应该对之抱有深厚的感情，必须效忠不惜死命并且不得反抗甚至不能反思。从国家的角度而言，一个民族就应该建立一个国家，而一个国家就应该具备一个主体民族。即便找不到也必须生搬硬套，所谓的“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正是这样一个刻板思维的影响产物。当民族与神圣或者道德挂上了钩，它的凡性就必须让位于其神性。于是它的起源被无限放大，它的功能发挥与否也变得不再重要。
本尼迪克特先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与环境之中，脱胎出自己独有的思考与评论的。针对学界传统上将民族主义发源于欧陆的传统思维，迪克特先生在结合了诸多史据，并且在简明的逻辑论证的基础之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民族主义的起源当早于法国大革命，并且肇端于南美的独立解放运动之中。紧接着，一波波地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自发地或者被动地建立了起来。时至今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同时，迪克特先生也明确地指出。民族主义的起源一定是物质的，也必然是历史的。它不是凭空诞生的产物，而是当年代的齿轮咬合间隙的片刻，诸要素因缘际会的结果。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辅相成，一旦产生便不易消失。即便是在意识形态的竞争高于一切的冷战时代，“民族的”的时代也将延续，甚至于将会主导下一阶段的国际交往。迪克特先生一语成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风云刚刚落下了帷幕，隐伏于姓资姓社的敌我之防下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纷争便紧随而来。由此引发了几场区域性的冲突，给刚为冷战终结而欢呼的人们狠狠地浇上了一盆冷水。
以上的种种，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印证了迪克特先生撰写本书的明智与敏锐。但就理论本身而言，除了其自身叙论的准确性与革命性之外，其本身在逻辑上与精神上所蕴含的价值，同样值得理论的阅读者品鉴采撷。
本书除了在理论上具备惊人的突破之外。在立论的前前后后，作者或者说理论所仰赖的思维土壤，心理模式也同样值得我们揣摩。作为一名理论家，首先应该具备的便是“无法无天”的勇气。“无法”即在思想上不理会既定的法律规范，同时也包括了引申而出的政治规范。比如法律上规定你不允许谋杀，那么在思想上你却应该假定谋杀本身是正确的，而法律规范反而可能是错误的。只有排除既定政治正确文化的干扰，才有可能跳脱体制的枷锁，跳出一个王朝的兴替，做出百代千代都依然适用的论断。“无天”则意味着不仅仅要摆脱政治立场的限制，也要做天理天道的怀疑者，先假定道德是后天的，排除附加于道德规范之上的神圣性。在思想上动摇自小被根深蒂固灌输的“天道”的基础，则此以站在时代之上，让人文科学的研究直面自然，真真正正地打通天与地之间在理论上的距离。
就本书而言，迪克特先生的理论勇气正是体现在他本人对于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尊重与轻蔑之上的。首先，就自然的和唯物的历史观而言，迪克特先生尊重民族主义的发展基础，并且敢于断言民族主义不会就此消亡。其后，迪克特先生在回顾了民族主义对历史所造成的种种破坏之后，则轻蔑地对民族的道德性与绝对正当性不屑一顾，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反民族主义”的立场，迪克特先生才得以摆脱民族主义文化对个人自小的深厚影响和其本身富于的强大感染力，对民族主义本身在科学上做出精确的论断。
最后，当对本书的阅读回归到我个人身上的时候。服膺于迪克特先生同样的理论勇气，我也斗胆提出了我自己的反对的观点。即民族主义本身其实尚待完善，从总体上它的理论并未臻于极致，落实到欧陆美洲之外的世界其他角落，它本身的影响也尚在持续发酵中。结合新的时代发展特征，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也将得到逐步地自我修正。当人们厌倦了激进的、充满暴力的、不擅理智的民族主义之后。崭新的民族主义，相对理性的民族主义也将逐渐脱胎，结合犹不可能被弭平的地域人群差异，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发挥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今“民族国家”已成为现代政治文化领域中最普遍为接受的叙述个体。个人被纳入民族群体中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被烙上“国籍”的印记，这如我们出生时间地点、性别等特征一样。但是信仰体系与这种与生俱来的特征不同，国家政权可以通过一些列的措施和手段将其改造。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时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国学者们迥异的研究和思维方式也把宗教放置于历史进程的不同位置。本文将以“宗教”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文本，对安德森线性历史观和杜赞奇的复线历史观进行比较（主要基于《想象的共同体》与《从民族国家中解救历史》），但是不会做出谁优谁劣的判断。
尽管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理论有着很大冲突，但是他在康德的基础上发展出“正反合”的哲学体系。即上图所示的“三一式”体系。所谓的正反合是一种二元论，包含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之中的后两个规律。[ 正反合：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00481.htm 浏览日期：2013年5月1日]“正”表示肯定，“反”表示否定，在“正”与“反”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出来的“合”又作为下一个发展环节的“正”，这样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形成环环相扣的严密长链。
接下来我将分析一下安德森在他的《共同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怎样以“宗教”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来体现其线性历史观的。
安德森在考察民族的文化根源时，以死亡来作为生命终极宿命和意义。我们的先民将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于神的旨意。直到当今社会，虽然科学医疗技术的巨大飞跃可以使人们减轻病痛的折磨，但是毫无规律可循的死亡猝然降临，使个体的命运在必然中出现偶然。宗教的出现让这种驶向“死亡”的必然同被各种偶然拼接而成的生命轨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在古代，当一个人无法决定他的出生、性别、生理特征、国籍，当他对这些问题产生质疑的时候，宗教恰当的扮演了慰藉者的角色。也就是安德森所谓的“传统的宗教世界观有一个伟大的价值，也就是他们对身处宇宙之内的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的关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版 P10]
我们看到，宗教不仅对生活苦难、悲剧、衰老渐变的过程做出了看似讲得通的解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宿命转化成生命的延续性，隐讳模糊地暗示不朽的可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版P10]这样的转化似乎揭示着一种轮回的秘密，将已逝者与未出生者巧妙的联系起来。对于那些困扰人们的问题，宗教因自身的特点，具有相当强的回应能力。通过因果报应和轮回的概念，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消散。比如，基督教将罪分为“原罪”（Original Sin ）和“本罪”（Personal sin），具体来讲就是：与生俱来的原罪使得凡人和神完全隔离开来，这便让人们对自然产生敬畏感。本罪则是个体错误的、自己负责的伦理道德偏差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又将人们置于一定的框架约束之内，避免他们把一切错误的行为归结于原罪。
上述几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正”，即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安德森认为，在十八世纪的西欧，西欧人对整个世界的历险探索使他们有了更为广阔的人文视野，因此，生活形态的多样化开始在人们中间拓展，也造成了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宗教式思考模式逐步式微。 虽然盛极一时的各个宗教团体曾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威望，但是时至中世纪，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稳步走向衰颓。但是这种衰退并没有给人们生命轮回、继续的节奏打乱，民族主义填补了宗教的空缺，因为它也“重新将宿命转化为延续，将偶然转化成意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版P10
] 这种衔接自然而顺利的其他原因是，宗教共同体普遍就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自觉意图，并且显示出与国家领土相关的特性，这一系列文化体系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确立提供了大的文化背景。安德森在其著作中提别强调他并没有暗示是民族主义在大的历史背景变化更迭中悄然地“取代”了宗教。他主张把民族主义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等这样大的文化体系相并列，而不是仅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加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到十八世纪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变化则是“反”。
综上所述，安德森的吸收了黑格尔线性历史观“三一式”思想。他认为历史的每一次发展可被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拿历史进程中的宗教为例：首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宗教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存在的同时蕴藏着其对立面），即所谓的“正”；其次对立面越来越明晰、显现，其他进步的因素打破宗教掌控全局的格局，形成所谓的“反”；最后，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逐步统一形成 “合”，宗教式微但此时已为民族国家的正式形成构建了文化背景。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堅毅 “正題—反題—合題“一分為三”的表現形式之一”，《九江師專學報》2004年01期，第23頁。轉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500481.htm] 合题分别提取“正”“反”两个部分的一些特点加以进化、改良、统一，以一种更为高级、进步的历史事件展现出来。从宗教推及到历史其他构成层面上，我们得出，安德森线性历史观将各个的民族作为历史的事件的主体，把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如今的过程看作是一种线性的、按照时间顺流而下的状态。即从奴隶制的终结、封建制瓦解到现今的资本主义及其他社会形式的过程，也是在孕育民族国家到民族国家逐步建立，乃至后来对抗“他者”的过程。比如，拿现代中国举例，几千年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历史被当做一种基础，构建到中国民族的体系当中。推及至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他们的历史叙述模式也是如此。
两个阶级相互对立斗争最终推动历史进步在黑格尔的历史体系中形成了一种范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契约制社会理论上建立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制度，这意味着推动社会前进动力已不复存在的体制，人类历史从此进入线性发展的终点。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共产主义看似成为一种虚妄，因此，日本学者福田提出“共产主义失败论”，这也是一种线性历史终结论。
随着科技和人文学科的发展，所谓的“线性模式”或者“非线性模式”不再拘泥于数学或着物理等理工学科概念中，它们被推广到更多层面，为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非线性思维一般称之为系统思维,所以形成线性思维和系统思维两种不同思维方法。[潘志新 線性歷史觀的終結 周口論文網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_10713420_89210.shtml
]比如，杜赞奇的复线历史观就是这种系统思维的典型体现。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主要用复线历史观为我们解释了过去与现在相关联性。书的第一编介绍了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复线历史。第二卷则通过讨论若干个象征性观念，例如：宗教、市民社会、改革者、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复合制）。“复线历史观”为我们解释了民族国家在主流话语之外的一部分历史构成，通过更多层面的挖掘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研究方式与多年来掌控学界的以各个民族为历史主体的“线性历史观”相抗衡。尤其是在书的第二卷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近代在宗教领域，复线历史观是怎样揭示启蒙历史范畴之外历史的，即被压迫者之复归。
杜赞奇强调科学与宗教皆为话语，无高下之分。[ 謝維 “ 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解讀” 《史林》2007年 第6期 第175頁]但是在启蒙话语中（即欧洲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一种线性历史叙述方式），宗教仅仅是作为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小步骤。而在杜赞奇的复线历史观中，“它（宗教）则是一种在现代的标识下试图利用失散于民间宗教世界的意义、习俗及理想的世界的尝试，即：自觉的时代及偶然性终结的时代。如此一来，自我觉醒的近代的到来便通过消灭历史上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而与历史决裂”。[ 杜贊奇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第2版 第75-76頁] 清末民初现代中国建立新兴的民族国家过程里，国民的信仰体系受到本国政体的更迭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精英主义将国民的信仰体系置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而宗教作为信仰，被启蒙者当做是靶子。实际上，清末民初精英分子的这一系列反宗教举措，是封建时代精英阶层对于民众世界改造的绵延。
清末民初反宗教运动主要以下几个时期。首先是新政时期到共和革命时期，主要发生在华北平原。袁世凯准备按照日本模式将中国进行现代化革新，准备彻底全面地清理民间宗教。这场清理主要由各个行政人员和村中权威人物领导，政府在反宗教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即直接控制了从未掌控过的民间集体财产。
孙中山说过，人类社会经历了“洪荒时期”、“神权时期”、“君权时期”和“民权时期”四个阶段。[ 吳乃華 “孫中山以中化西的三民主義思想”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13568.html 流覽日期：2013年5月1日
]中国社会已经度过了前三个时期，而宗教对于“民权时期”弘扬“三民主义”精神构成障碍。于是在国民党时期。波及长江下游及广东地区的第二次反宗教运动开始盛行。
但是杜赞奇看到了，在清末民初反宗教的主流话语之外，还存在一些在不同叙述立场的声音，即民众对反宗教运动的抵抗。中国民间信仰有其特殊性：“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因此叙述中国民间信仰的变化历程就不能用绝然对立的“正”加“反”最终导致“合”的线性叙述进行表达。中央所推广的措施在地方有强烈的反抗力量，比如小刀会打着“打到三民主义”旗号。我们通过这些历史事实看到中央与地方、现代与传统、正统与民间不再是某方有明显优越感或操控权。民间迷信或是其他信仰体系作为一种深厚传统文化的蕴藏者，当被当做执政者所改造对象时，便基于其生存逻辑努力反抗着被改造的命运，因此宗教信仰不可能由官方完全按照政治权利的需要进行改造，它因为融入到民众的日常实践中去而具有强大的民众根基，这些公然或私下与政府分庭抗礼的运动组织，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叙述模式。复线历史叙述模式的到来。
【参考文献】
1、正反合：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00481.htm 浏览日期：2013年5月1日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上海人民出版社 P10
3、 坚毅 “正题—反题—合题“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之一”， 《九江师专学报》2004年01期，第23页。
4、潘志新 线性历史观的终结 周口论文网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_10713420_89210.shtml
浏览日期：2013年5月2日
5、谢维 “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解读” 《史林》2007年 第6期 第175页
6、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2版 第75-76页
7、吴乃华 “孙中山以中化西的三民主义思想”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13568.html 浏览日期：2013年5月1日
岁月不居。读书明理，冷眼阅世。最近读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阅后颇感相识恨晚，以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心中感慨万千！
书中把民族（nation）、民族性（nationality）、民族主义（nationalism）通稱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宗教共同体、君主國家的范畴的延伸。一个民族，常被荒谬悖妄的“主义”所诱导，是政治人物的乌托邦许诺下的空幻泡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政治则是人们想象中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权力掌握在控制人们想象的机构的统治者手中。十八世纪海德堡印刷技术所衍生的印刷品、小说的流行，工业时代航海地理大发现，以及印刷品流行导致拉丁语的衰落，使得想象共同体得以发酵……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所写导致民族狂热的“断言法、传染法、重复法”，斯德哥尔德症候群中受虐者顺从、维护、开脱施虐者，都充分说明了想象共同体的存在表征。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还提及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弥赛尔时间，过去和将来都存在於同时性。民族、民粹主义者会将历史和未来的同时性扩大化，唯独看不到（或刻意回避，或自我建构）现在的情境。海市蜃楼只要尚未破灭，某些人便可以引以为据，作为他们虚妄头脑中的幻象，以掩饰其空虚的灵魂。
二十世纪，电视、广播对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已在二十世纪末彻底取代了印刷品的作用。语词营造的幻境，逐渐被色彩斑澜的活动影像、视觉冲击所取代。电视节目的重复洗脑、语词混淆，“娱乐至死” 的循环往复，想象共同体深入某些人的骨髓，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因素。今日，随着网络（Internet）的迅猛发展，言论自由虽在虚妄之國仍有诸多拘囿，但发言的平台和空间已不能是纸媒、电视时代所能比拟的。网路空间中探讨、切磋、分析语词逻辑，诤友明谏，学理辩正，我觉得无可厚非。 然而，众声喧哗，树欲静而风不止，众口铄金，也是现实情境。不过，多元化语境下正是如此，网络平台可以让独立的个体寻找各自的同类，想象共同体也无法完全占据网络空间……网络对想象共同体还有一定消解作用，只是想象共同体所造成语词的混淆并非短时间可以消弭与无形……路漫漫其修远兮……
言说无尽，话且至此。这本书对我的启发作用，真是不小。过去未能读此书，也曾受过想象共同体的影垧，引以为憾！不过，现在领悟其中精义，亦不为迟。时光如水，慎终追远，人的灵魂浸淫於自由立兹的世界中，心愿足矣！今朝方觅源头处，何日操舟复出遊！
本书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20世纪末所写。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人类学等方法，通过对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崛起和散布的分析，认为，“民族主义”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庭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
作者先在第一章“导论”当中为民族下了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纵然是更大的民族，也不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驱使百万的人甘愿为民族去屠杀或赴死。
第二章和第三章讲民族意识起源的原因。在第二章“文化根源”中论述了宗教共同体和王朝这两个文化体系曾具有合理性的原因，及后来导致其解体的因素。宗教共同体基于“符号”建构了其合理性，又由于新领土的发现（北美等大陆）和语言的衰亡（以拉丁语为例）而解体。王朝的合理性通过战争与性建立，解体原因未单独说明。然而，两者的解体还应当有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发展，很重要的是印刷术的发展，使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着，思考着世界与民族。“特定的早报或晚报绝大多数会在这一刻和另一刻之间，这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费掉，……其读者们想象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就能够想象一个同样的世界根植于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
随后在第三章“民族意识的根源”中进一步补充：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生命，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体成为可能，这是民族意识的根本起源。
第四、五、六和七章讲述不同地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其原因即有语言和印刷术的作用，也有官方的有意推动。其中，第四章（欧洲海外移民先驱者）讲北美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通过举例，说明了由欧洲迁往北美的移民先驱，在面对欧洲殖民统治时，尽管二者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肤色和共同的祖先，但依然要建构出自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北美的民族主义，以反抗欧洲人的殖民统治。因为——“出生地”决定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第五章“旧语言，新模型”讲述欧洲在发现了一个“不能编制在伊甸园里的东方”，之后，终于认为自己不再是上帝的中心或选民，开始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存在。而在欧洲内部，印刷术的推广推动了词典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在对不同书籍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想象能与自己阅读同样文字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开始想象自己的民族了。随即，官方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土统治，或者更有甚者，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开始推动民族主义了（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国家方言的形式，构建的民族主义，例子是英国、印度和日本。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王朝制时代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国家。各个官方的民族主义进程基本都比较成功，世界也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以民族为单位的格局。在最后一波民族主义进程中（第七章：最后一波）讲二战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瑞典是个典型。它兴起于世界中中民族正在成为国际规范，并且人们能够以较前此要复杂得多的方式来“横塑”民族的时期。
第八章（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
第九章（历史的天使）
第十章（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讲述了促进民族主义的动力。分别讲了题目中的这三者使人们在想象民族共同体中所起到的不同的作用。人口调查能将自己的民族一个量化，激起人们对于共同体的意识；地图当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各个帝国在世界地图上会把其殖民的土地涂上不同的颜色，这给被殖民者提供了某种关于其共同体的想象；博物馆更好解释了，因为它会让人明白自己的历史，进而让其明了与谁拥有共同的祖先，当然，这需要考古技术的进步和对考古的重视。
第十一章（记忆与遗忘）
附录（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是想通过论述自该书出版以来的29个译本涉及了哪些出版社，其出版原由，及其国内的政治情况，得出一些结论。译本的文字有日文、德文、葡萄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法文、荷兰文等等。其出版社大多是规模较小，刚刚成立不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是独立的，他们都是在为构建自己本国的民族主义而努力的，而在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一本唯一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书，具有批判精神和公民意识；它也是明显偏向于“小国”的民族主义论著。
把握本书的几个重点：民族主义的定义、文化起源、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形成民族主义的过程以及民族主义起源和散布的原因。
启示：
要读一读欧洲史和美洲史，不然这本书不容易读懂，因为它大量引用的例子全是欧洲和美洲的。
看《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讨论
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1、 我们为什么会被外界“塑造”为“属于”中华民族？
2、 什么是中华民族？它始于何时？它是否忽略了那些少数民族？如何构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力？
3、 是选择认同这种塑造的结果——民族共同体，还是选择超越种族主义，做个世界公民？为什么？
4、 如果认同这种塑造，那么如何看待这种被塑造与个体人格自由之间的关系？
忍不住写点东西，水平有限，权当砖头，但愿不要砸到跨省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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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看完了《想象的共同体》，书中列举了很多民族起源的原因，中心思想就是，民族是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community）。为了论证民族如何被想象出来，也就是“民族的起源”，书中隐含着三条线索：时间线、因素线、族群线。边看此书，我就边在想中国的民族问题，越看越觉得有道理。拿着书中所论述的四种民族起源模型以及多个民族起源的促进因素来分析类似苏联、南斯拉夫、德国、朝韩、香港、台湾，感觉比以前清晰了很多。
一、内容概况
1. 时间线
“美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治区域性限制；
“欧洲”，19世纪初，群众性的语言区域性限制：美洲模型的“盗版”、“地理大发现”->文化多元论->”神圣语言“衰落；
“欧洲”，19世纪中叶，王朝主动选择和培养“民族”——对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动和模仿；
“亚非殖民地”，20世纪初，双语精英推动的对前期各民族主义的模仿。
2. 因素线
“直接原因”：
a. 殖民地的政治体系被人为与母国隔断，无意间形成殖民地人群（移民）的想象共同体；
b. 方言作为类似先天的属性在印刷业的帮助下推动形成想象共同体；
c. 旧有王朝统治者主动归化并推动在其王朝旧有边界内形成想象共同体；
d. 殖民地培养的双语精英（本地人）和殖民政策一起推动形成殖民地边界的想象共同体。
“间接原因”：
a. 宗教共同体的衰落
它为民族国家（以及王朝国家）的新的政治形式腾出了空间，还为方言代替“神圣语言”拉丁语创造了条件，同时还为“同时性”的时间观代替宗教的纵向永恒的时间观创造了条件。
b. 王朝控制力的衰落
它为民族国家腾出了空间，同时也使得远离中心地带的领土及殖民地独立成新的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
c. “同时性”的时间观
它使得人们有能力想象共同体的存在。
d. 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
它造就了大量的方言印刷品，而这些方言印刷品同时又让操方言的人有能力想象共同体的存在。
e. 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的作用
这三个都是殖民政府无意间培育出殖民地民族观念的因素：人口调查将人群分类，帮助他们确认共同体的身份；地图帮助人们对民族所在范围的确认；博物馆帮助人们对民族历史的确认。
3. 族群线
美洲的欧裔移民
因为母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限制殖民地移民的政治、经济前途，最终促进形成了美洲欧裔移民的想象共同体。因为语言因素，北美英语区形成了美国，南美西班牙语区短时间内还曾经出现西班牙语的大区，但最终还是分裂了。分裂的原因书中没有论及，或许跟地理环境有关；加拿大英语区没有融入美国的原因，书中也没说。
英法
基于方言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情绪，在推翻了王朝统治的同时，建立了民族国家。
奥匈
哈布斯堡王朝的主动归化，形成了奥匈帝国。其中匈牙利主要是因为方言形成的想象共同体。
俄罗斯
罗曼诺夫王朝的主动归化，形成了俄罗斯帝国。
日本
王朝的主动归化。
苏格兰和爱尔兰
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是王朝政治的结果，而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则是民族主义的结果，前者随着民族主义在不列颠的兴起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同，而后者则激发了爱尔兰人的民族认同。
泰国
王朝的自觉归化。
印度尼西亚和越、老、柬
印尼殖民地重合的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使分布在不同岛屿的、不同信仰的、拥有双语能力的“部落精英分子”，得以想象成共同体，当地人对荷兰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教育的“盗版”，也促进了印尼民族的形成。而原本同属于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形成金字塔型的殖民地教育体系，这是导致最终它们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的原因之一。
瑞士
因为政治、经济、地理形势而先有契约式国家，然后再自我归化为一个民族。
4. “民族”作为共同体的特异性
“民族”被想象为基于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是与生据来且无法改变的（母语的不可变更被偷换为自然属性），从而使人产生神圣感。这就如同中世纪宗教的作用一样。实际并非如此，这仅仅是想象。这一点和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都不同。
“民族”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没有层级，强调的是内部成员之间的爱，对外则强调历史上的怨恨和现实中的威胁。这一点和“种族”、“阶级”不同，它们强调的是内部秩序，对外则强调层级差异以及蔑视。
“民族”不要求“替代”，它可以和其他民族以及被想象出来之前的身份认同和平共处。这一点体现在民族独立和王朝更迭不同。
“民族”对历史的解读有明显的选择性，它会有意无意地遗忘掉民族被想象出来之前和民族身份有冲突的历史，它会刻意强调某些民族被想象出来之前的历史事件的民族性。
二、“中华民族”
清朝解体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分裂，为什么最终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肯定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虽然蒙、藏、回并不一定认同，但占据政治中心地位的满、汉是认同了的。这种认同的形成有三个“直接原因”都起了作用：
1. 殖民地民族主义
接受了西方民族思想的精英人群（主要是有着共同的留学经历的学生群体，之后也是这同一批人掌握了政府，尤其是军队的领导权），主动推动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扩散，尽管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但参战双方都认为是政治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
2. 方言民族主义
至少在精英人群中逐渐流行开来的基于原本就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汉语”的“报纸”，起到了巩固“中华民族”概念的作用。尤其是那些作为后来“民国特色”之一的“通电”，很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3. 官方民族主义
清朝实际上并不是被推翻的，它更像是主动从王朝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的，但作为统治最高层的包括爱新觉罗皇族的满族权贵，却并不是这一过渡的推动者或受益者，这一点和罗曼诺夫王朝不同。除了满族权贵以外的清朝政权的统治阶级，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清朝的政治权力，并将其重新建立在“中华民族”的权力基础上。
但不可否认，即使是经过后来一个世纪的几代政权的努力，“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并不彻底，现在的局面相比美国，族群间的矛盾要更尖锐一些。仍然围绕民族形成的几个促进因素来分析，对比一下中美两个“官方民族”形成过程的差异：
1. 方言因素
汉语并没有完成书面语言的统一，藏语、维语都仍然在作为书面交流语言而存在，更不用说口语中藏语、维语在各自聚居区的统治地位。美国在此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它不存在方言聚居区，它的族群是随着移民过程逐渐分散进入美国社会的。而作为土著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保留地既分散，面积又小。
中国这一局面形成有其客观原因，即在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之前，蒙、藏、回的民族语言已经成熟了很长时间了。王朝国家能够容忍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国家却一定要有一种全民的语言。
2. 殖民地因素
即使是精通双语的精英人群，也没有获得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就职，虽然理论上他们有此权利。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差异、文明程度差异、自然属性差异（如维族人的相貌）、政策引导不足等等。根本原因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大，美国各地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没有那么大，人群的流动性也很大，政治经济权力所受到的地域性限制几乎没有（尤其是南北战争之后）。
3. 宗教因素
蒙、藏、回的旧有王朝因素已经被阶级斗争时期的暴力措施摧毁了，但宗教因素并没有根除，而且随着无神论宣传放松，信教自由观念强化，宗教因素与民族因素相结合，使分离倾向更复杂，尤以藏区为甚。美国少数族裔的宗教信仰比较分散，而且基本没有和民族因素重合，所以威胁没那么大。
4. 王朝因素
中央政府对于蒙、藏、回的聚居区的统治，更像是自王朝国家的继承，但并没有得到当时还没有形成民族概念的藩属政权的承认。蒙、藏、回均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事实上的独立，直至共产党中国用武力将其收服，并借阶级斗争的暴力摧毁了旧王朝结构。阶级国家体系下，民族意识被压制，一旦阶级意识形态淡化，民族意识就会抬头，蒙、藏、回的民族共同体的经验是现成的，而且还受到外国民族势力的怂恿。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它的公民社会由来自各个母国的移民组成，是主动摆脱原有的王朝国家秩序的。
5. 政策因素
阶级国家对民族问题不敏感，一些政策今天来看可能需要再检讨：
a. 56个民族的身份认定的人口调查
b. 民族区域自治设置
c. 民族教育体系
以上三类政策，都在无形间强化了民族认同，阻碍了跨民族的人际交流。
总的来说，移民到蒙、藏、回地区的汉人保持了统一民族的想象，而当地的土著没有形成足够的统一民族想象。
反过来考虑，如果想阻止蒙、藏、回发展出（或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则需要阻断培育民族共同体的直接和间接的条件，某些阻断方式已经错过了历史时期，无法实施了，有些仍然可以做：
1. 政治体系区域性隔断
为避免形成事实上的政治体系区域性隔断，需要让蒙、藏、回的精英实际到全国各地及国家实权部门任职，而不仅仅是自治区及中央的民族机构或政协。为实现这一点，要避免当地权贵垄断教育及政治资源，要有措施让普通老百姓获得全国性教育和公务任职的机会。
2. 方言区域性隔断
为避免因为方言区的影响导致区域性隔断，应该在教育体系中以汉语为唯一教学语言，在公务体系中以汉语为唯一工作语言。但现在这么做已非最好的时机。现实条件可做的是，继续普及双语教育，尤其重视为双语人才提供更好的（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就业、就职机会，吸引操方言者主动学习汉语并以汉语为工作语言。比如，应鼓励双语出版物，将汉语优秀的出版物翻译成方言，并与汉语并列。
3. 旧统治阶层的摧毁或驯化
避免旧统治阶层仍然意图接收原有统治区域的统治权，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在蒙、藏、回，尤其是藏、回地区，宗教因素与旧统治阶层因素基本合一。为此，应该继续提升下层百姓的自主性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降低旧统治阶层的权威，尤其需要推动科学教育（例如医院，非藏医院），吸引下层百姓主动放弃宗教信仰。
三、一些误区
民族的形成是柔性的、情绪化的，而且是基于想象而非自然属性，单靠移民或者通婚，并不能阻止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移民或者会形成当地的“民族”，如同欧洲的海外移民；或者会加剧与当地族群间的对立，从而强化当地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苏联就是一个近代移民策略失败的典型案例：中亚各国当年移民了很多俄罗斯人，这些人都成了“当地”的精英，也是最终分裂苏联的推动者，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就是典型的“王朝归化”道路，如果他们不选择成为当地的民族共同体，或许就会是被驱赶。
经济共同体也并不就一定能发展出民族共同体，因此，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有时也会加剧族群间的冲突，从而强化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各国相安无事；一旦经济形势恶化，互相猜忌就出现了，即使是一个理性的、公平的经济政策也会被一方或双方理解为歧视或掠夺。
四、关于作者和译者
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己的“民族经历”就比较复杂：祖父是英国军官，祖母来自爱尔兰热衷民族运动的家族，父亲出生于马来西亚，并在中国海关就职；安德森生于中国，由越南保姆抚养，二战中流亡于美国接受教育，战后举家回到爱尔兰，但他本人在英国受的高等教育，并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印尼史，并在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尼做了4年的田野研究，并经历了印尼的反西方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由于发表一篇揭露苏哈托政变与共产党无关的论文而得罪了苏哈托，27年被限制入境；之后把注意力转移到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涉入了东帝汶独立运动，还学习了泰语和西班牙语（为研究菲律宾的“人民革命”）。
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民族主义的凝聚力非常着迷，同情亚洲及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骨子里有一种非西方中心化的意识。在他看来，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是基于成员平等并强调自我牺牲的一种美好的情感，这与强调对“非我族类”的歧视的种族主义不同。但同时，正如他书中所说，民族本身是一种虚构的实体，民族主义又同时是值得警惕的动乱之源。这样的矛盾在他撰写柬埔寨章节时显得尤为突出。
至少从本书的行文来看，作者不是学院派，尽管他在学院派氛围很浓的剑桥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完成学业。本书远非教科书类型，文字中充满了感情，兴之所至还会引用诗文，每一条章末注释都像是一个故事而不仅仅是枯燥的引文。书中所给出的结论应该说是不严谨的，比如“民族主义源于美洲”这一点就在学术界有很多不同意见，它也无法解释早在16世纪就随着宗教改革运动而酝酿的“英格兰民族”的形成过程，但他基于丰富田野研究素材的阐述，很容易让读者“入戏”，正如他本人很容易在所处民族漩涡中“入戏”一样。
感谢作者。
不得不提及本书的译者，吴叡人，这位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台湾人。可以想象，他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是有所感甚至怀有激情的。他的导读看得出花了很大的精力。文字上的流畅就不用说了。感谢译者。
冷战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意识到无论是西方的发展主义现代化论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对民族国家的问题言之寥寥。而之前全面阐述民族国家的恰恰是德国传统中的国家有机论、至上论，是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源头，因此二战后是个禁忌。
对此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出来两支：一个注重研究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一个注重其中的“国家”。前者的路径是借用后殖民后现代的语言文化批判，强调现代国家的“被创造性”，后来被“想象的共同体”给代表了。后者走的是历史社会学路径，强调国家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功能性。如果回到大的历史潮流中，两者都试图对后冷战世界提出的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解答：民族在苏联东欧解体中是什么角色？国家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如何应对越来越庞大的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
这个学术圈里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是有后果的。如果民族都是现代工业社会建构的，国家又是建构这个民族的主体推动者，那么这些东西就都是可以瓦解和重建的，也就都不是现代世界最根本的要素。这里，以个体为基础的人权就顺利的取代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主权变成最根本的东西，而凡是以主权阻挡民主、自由、市场理念的就可以被归为民族主义（转变为贬义词），专制主义，保护主义，直至最极端的恐怖主义。二战以后去殖民化运动中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之间的矛盾被消解了，由此而产生的革命理想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被彻底去政治化了。即使研究这个问题的初衷不一定是合法化国家分裂和西方干涉，但在现实中问题化民族国家的后果既是提供了新保守主义重塑世界的框架。
所以，我觉得跟着他们去讨论这个“鸡、蛋问题”，肯定是要晕的。道理很简单，拿美国经验为准绳的民族主义理论，后果不仅是“去欧洲化”（因此给人一种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假象），而且是将各种以前现代历史为现代民族主义根源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统统划归另类。
相比之下，tilly对民族国家产生的战争论解释比安德森的印刷论高明得多，当然，这绝对不是说从gellner，hobsbawm， anderson的理论是错误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的确是对民族主义历史叙述的有力批判，但“拯救的是谁的历史”（李猛问）？拯救出来的历史就是“真相”（authentic）吗？如同今天，台独把所谓“中国”解构，然后不还是按照台湾民族主义再建构起来？
对于前人研究来说，很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但不足之处仍存，也尚多。
读的是本版。
本书作者不界定范围就论述，根本不具有普适性。除非nation不译为“民族”，而以其他适合的词代替，而这个可替代之的词尚未想到。所以它还是不具有普适性。
很遗憾的是，本书还是把对“民族主义晚起”这一时间定义范围不适的中国包括在论述里面了。
吾认为，欧洲近代以前主要以宗教信仰及其派别而不是民族来想象共同体。
本书的作者自信是一个“入戏的观众”（虽然是译者言），但其实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
总结一下：
Latin外的地方语言——>国家
殖民地母国人——>语言无关——>被母国歧视——>国家
将一种语言标准化——>建立群体意识——>国家
nation这个词，与其说是“民族”，不如再强调一下“国家”（作为一种政治主体）的成分，即“民族国家”。
怪不得都译成“民族国家”。。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横空出世，为民族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努力避免了“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观点，把常被人忽略的美洲，东南亚甚至非洲囊括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出生于中国云南的安德森，对于中国这个无论面积、人口或影响力都难以从地球上抹去的地区，却鲜有提及。这似乎表明，安德森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在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时，存在很大的困难。
当然，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情况对号入座，那么中华民族的构建，应该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更具体的说，是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完成的。这个过程并不直接对应于安德森所列四种民族形成模型中的任何一种，但是与第四种模型很大的相仿性。可以大胆的假定，虽然中国未曾成为殖民地，但是中国民族的构建，根本上和殖民地民族的构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这个历史使命的承载者，不是本地殖民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双语知识分子，而是奔赴海外的留学生们。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首先在旅外学生中被构建出来，这些接受了一流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依凭自己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了解规划中国民族主义的雏形，于是出现了兴中会、同盟会、华兴会等组织形式（有趣的是这些早期的党派雏形多在海外创立）。此后这批知识分子如何在国内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如何最终导致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便与安德森构建的殖民地模型吻合了。
但这通假设有一个薄弱环节：这些旅外学子，既然是留学海外，受教育之路未受束缚，回国后，权力之路也为他们开放，那么究竟是什么，赋予了他们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个边界呢？既然他们自身欲求可满，为何寻求民族的振兴呢？
安德森的理论体系，似乎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更合理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存活于人们想象中很久，后人所做的，只是步步修缮这个想象的形态。这是为什么孙中山等旅外学子，或者说，后来的活动家、革命家，提及革命，总是以“恢复中华”、或“中华复兴”来论——民族这个概念他们不需构建，信手拈来，中华民族这个想象，其实从未消失。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断，这是其他任何文明未能达到的。要说这个地区未受侵略，未被改变，这是假的。但是着不同服饰，操不同语言的侵略者一旦登上了统治的位置，却都大大的被同化了。而中华文化本身始终保持着活力。与之相应，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统治范围虽然不划边界，却有一定的固定性；朝代更迭，政治秩序却基本不变；方言不同，但书写语言早就统一……总之，既然安德森把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民族，在封建时代甚至更早，就已经于中国 存在。
安德森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条件。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有三点文化根源：宗教、王朝与时间观念的改变。但是在中国，宗教的统治力从来没有达到欧洲宗教所达到的高度。即使在它们最风光的时候，佛、道也没有战胜过世俗的信仰。而中国的王朝，也从未虚弱到依靠宗教获得正当性（即便宗教的幌子常在起义中被利用，但最终不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更相近于安德森所述的宗教共同体意义的是儒教，或者更直截的说，纲常伦理。“家国天下”，“三纲五常”，“上下有序”……我们可以把这种伦理秩序想象成往水里仍石子引起的一层层的水圈，而溅起的水花又连带引起更多的水圈。高贵的人在里圈，卑贱的在外圈，这样一层层无从僭越。这种秩序与封建王朝结合，支配的便不仅是人们的想象了。
这种传统秩序本身即是世俗的，无一处神圣性来支撑，它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一方面是政治力的支撑，封建王朝本身与其相生。另一方面，便是“传统”两个字本身。不同于西方直线式的时间观念，中国的时间观念，更像是不断循环的圆圈。西方在马不停蹄的奔向最后的“弥赛亚”，后一刻都有不同于前一刻的崭新；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却企图回到从前的圣贤时代。这种循环的时间观，使得“传统”具有了不可言说的重要性。中国的王朝历史，建立、治理、兴盛与衰亡，更像是一部不断复制前朝的历史。
依存于如此的秩序与时间观的人们，其实早就明白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一齐服从于一个上级的秩序，身处于一个宿命般的世间轮回。借助这个包容一切的秩序本身，或借助中国早已统一的文字与源远不断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人们实现了对民族的想象。而这个关于民族的想象，对于秩序的维持，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维系又极其重要。民族本身，被融入了秩序，融入了政治，以致世代王朝更替，外族侵占，也不敢动摇。前朝的典范，远古的传说……于是也就成为官方为维系民族主义而反复进行的说教了。
作此文前，有幸看了政治学者张建就《想象的共同体》主持的读书会的视频。期间张建以中国为例，解释安德森的理论，譬如说，“中国人千百年前不成其为中国人，大秦人只会称自己为秦人，李白杜甫也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诸如此类，解释下来，一气呵成，倒也有信服力。但是窃以为，这样把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一刀割断，未免偏颇；而且有一种水牛吃荸荠---食而不知其味的感觉。这并不是说安德森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一无是处——最重要一点，安德森破除了一直以来对“民族”这个“神话”的迷信，告诉我们民族并非天赋，没有天然的正当性，而是人类社会中在一定阶段出现的想象的共同体。只是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较为独特，并不能将之全然归于安德森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安老的体系虽说避免了简单的欧洲中心论，但也仅仅囊括了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地区。所论的“民族”，大体也局限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现代的民族国家。 “民族”，或许有更加宽广的，跨越东西的涵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犹抱琵琶半遮面，仍在等待一种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揭开它的面纱。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的强调了印刷品(主要是报纸,还包括小说,圣经)在构建民族概念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安德森认为报纸把发生在不同地点和时间的事件排版到同一个平面上,促进了缺乏时间与民族国家观念的人们逐渐形成民族概念和认同. 小说对方言的规范以及共同心理地理特征描写, 地图,人口普查和博物馆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形成的趋势.
由书中的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出, 中世纪的欧洲人一直是”活在当下”. 因为从横向上看,欧洲人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 整个欧洲大陆分崩离析,人们更多是依附于某个贵族或者团体. 从纵向上讲, 欧洲人几乎没有历史感, 生活在<圣经>所描绘的天堂-人间-地狱的虚拟空间中,没有了空间就谈不上历史,因为历史总是发生在具体的某事某地,而作为大多数人的唯一知识来源的<圣经>只提供了一些人类古老的历史故事片段和未来的末日景象.
很有意思的是, 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中民族国家的形成描述和波兹曼<娱乐至死>中美国殖民地时代和建国后中平面媒介的影响分析, 可以看作是对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的历史脚注, 前两本书描述了真实的影响,后者分析了可能的影响.
世界应当是这样联系起来的——通过想象。
作为一个迷人的词汇“想象”，我眼里看着这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大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却是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及《海边的卡夫卡》。
一． 入戏的观众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和他的背景、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生于中国云南省的昆明市，家中保姆是越南女孩。中日战争升级经由美国返回爱尔兰故乡，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受阻。他本人颠沛流离的“流亡”经历使得他对于动荡国家和“流浪者”有着本能的关注。在剑桥大学遭受的“帝国的羞辱”（他试图阻止英国学生对正在演讲的、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的暴行，却同样遭到了殴打），更是激发了他同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道德立场。
如同充斥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好莱坞式大片，村上春树的故事有着同样的“个人拯救世界”的套路。他笔下的人物总是被不断牵扯进奇异的事件中去，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几乎每一次都成就了整个世界。而当世界被拯救了，这些小人物又毫无怨言地回到原本的角色继续过着平淡的生活，就像一个刚刚入戏的观众被迫黯然离席。
社会学家就如同村上春树笔下的小人物，不可能像科幻大片里的英雄拥有超能力，只用绕着地球自转反方向飞行，就能够让时间倒流。甚至最实际的，他们既不像政治家有权，又不像资本家有钱能够操控世界的发展。社会学家更多的只能作为世界这个大舞台的“忠实观众”，被它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所吸引。他们虽然是最明晰社会发展状况，最清楚社会问题所在的人，却也是最无力改变现状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但是“剧情”会不会一百八十度的急转直下，将社会学家捧上舞台中央？社会学家到底能不能做些什么呢？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安德森给出了精彩答案——社会学家可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入戏的观众”！他于1966年与其他两位印尼研究同僚合作完成的，分析印尼军人翁东军事政变失败原因的论文，被称为“康乃尔文件”意外流入媒体，从而直接挑战了因流产政变而崛起的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尽管这导致了他在日后长达27年的时间里，不能踏上这片令他牵挂的土地，然而他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贯穿自身始终的正义精神。社会学家虽然能力有限，但是至少能够洞察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将一切真相、一切事实告知天下。同时作为政府的监督者、改革的推动者，为社会更好的发展进步尽绵薄之力。
二． 微小的部分
“在欧洲，蜗牛具有神话意味。外壳意味着黑暗世界，蜗牛从壳中探头意味着阳光普照。所以，人们一看见蜗牛，就本能地想打破外壳使它从里面出来亮相。”
“我不能抛弃心，我想。无论它多么沉重，有时是多么黑暗，但它还是可以时而像鸟一样在风中曼舞，可以眺望永恒。”
“很想和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
……
村上春树喜欢把事情写得琐碎、感性、充满隐喻和黑色幽默，总是感觉很熟悉却找不出明确的点。有时让人感动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恰好的文字扣动心弦。很像秋天，让人悲凉的并不是萧索的景象，而是某种思绪。
民族主义大概也是这样。它是一种没有实体却可以真切感受到的东西。每一次唱国歌，每一次读历史，每一次纪念民族英雄……我们通过这许许多多的微小细节来感知它。每一次看到“新奥尔良”我们能想到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旧”奥尔良，从而回忆起这个民族的历史；每一次学习外语感到力不从心，都在向我们强调国家、民族间的差异；每一次参观博物馆，一种穿越时空的连带感充斥身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用这些细节来证实自己的论证。我喜欢这一段：我们知道正当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有其他的人也在唱同样的歌。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处，然而就在我们听不见的地方，他们正在歌唱。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的，惟有想象的声音。正因为感同身受，他书中一些晦涩难懂的概念能够经由事例得以理解和认同。
三． 交错的时空
在解释民族主义起源的条件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谈到了人们对时间理解的变化。“时间并非并进的同时性，而是横向的、相互交错的。”就像发现“新大陆”以前，人们对空间认识的局限——天朝上国的美梦。时间的交错作为一种想象，使得现今人们对世界局势风起云涌变化的观察成为可能。这种转变连同经典语言被印刷语言所取代，以及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的没落，促成了民族主义的产生。
时间观念的转变也为村上春树小说的架构提供了可能，使其故事只是显得充满梦幻色彩，而不是纯粹的荒诞主义。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海边的卡夫卡》两本书中，他都以两条主线来讲述故事。尤其是前一本，分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双线平行，两相对照，甚至两部分都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仍能把故事情节交待清楚，不显混乱。其创作前提是读者具备理解交错时空的同时性概念的能力，人们能够认同同一时空条件下，世界不同角落正在上演全然不同的戏码，并且可以接受看似绝无关联的事件，最终重合构成严丝合缝的整体。这些故事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将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想象超越时间、空间地联系在一起，要到最后的最后才像拨开浓密湿冷的雾气看清前方。
四． 想象的力量
想象是脑海中的天马行空，总是建立在具象的表达之上。殖民地的殖民者通过在地图上划出势力范围的边界来捍卫自己的统治，被殖民者通过这些几何形状来增强被殖民的真实感受；殖民者经由人口调查更加有序地管理下属人群，而被殖民者被迫划分为种类明晰的，归属于不同条条框框下的种群……
地方性语言走向消亡，被殖民者“朝圣之路”步步维艰，帝国主义的产生……这些都是政权借由捍卫民族主义维持统治的手段，当然前提是民族主义已经散布开来并且深入人心。
任何一个概念产生的时候，人们最初的回应往往如同面对《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独角兽一般，充满对未知神秘生物真实性的怀疑。而当谜底揭晓，金黄色的独角兽不过就是“我”心中的一个幻象，甚至一切都是“我”所创造，事物瞬间就变得合理了，因为已经不存在真实性问题，因而不需要迷茫。
民族主义亦可谓是一个幻象，做梦者是愿意相信的所有人。任何事物不会没有由来就存在，它存在必定是有需要的，当需要推而广之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它就拥有了持久存在的合理性。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他叫做彼得潘，每一个小孩子都曾经是他，只是当他们不再相信童话故事，作为孩童的那部分也就消失了。因此，民族主义也是可能消亡的——当人们不再相信它。为什么说文化侵略可怕也就在于此，物质需求虽然是不可少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其精神才是长久维系的重要纽带。
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重点即在于“想象”二字，我们进行任何行动的时候，并不一定都有一个监督者，然而想象却可以使我们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好比说如果见到有人破坏我国国旗，我们一定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革命前辈的鲜血染红的。这种说法是儿时教育的结果，我们当然很清楚每一面国旗不过就是一块布，但是经由想象，它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给我们庄严感。民族的命运通过想象，最终将我们每一个渺小个人的命运深深联系在一起。
再不写，会忘记这本书所有的内容。写读书笔记即是阅读的思想整理，也是强化记忆。这本书翻得非常快，能记住的本就非常有限，再不整理，那会雁渡寒潭了无痕迹啦。
译者吴叡人在“译后记”中写道他的主要关怀是“这一切是为啦寻找回家的路”，他引用霍尔德林Holderlin的诗说“是的，这是你出生的故土，你故乡的土地；你所要寻找的已经很近啦，你最终会找到的”，“为着去找我们的台湾”。这令我猜测他翻译这本书的初衷是为台湾的认同。
据导读介绍，作者本尼迪克特是爱尔兰人，出生在中国云南昆明，1941年为躲避抗日的战火离开中国。导读的作者认为他是与异乡和流浪有缘的人，这似乎在暗示这本经典之作的出世有着宿命：）
为何民族主义是想象的共同体？作者认为民族主义思想的散布与建构得益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及人类语言的宿命，欧洲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大批量的印刷成为可能，当以欧洲识字（拉丁文）阶层（教士、贵族）为目标对象的市场饱和后，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促使印刷商寻找新的目标市场，于是，欧洲各民族通行的地方语言得到重视，通俗性的以地方语言作为印刷语言的读物得以盛行，而中下阶层在阅读这些读物的过程中，“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在想象中被建构。当然，作者先指出，民族主义的思想得以被社会心理接受，也因于教权的衰落，宗教共同体的心理状态被打破，于是，新的，能带来归宿感的社会心理建立。
这本民族主义的书与其他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认为民族主义浪潮最先的起源地是欧洲帝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是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后代感到被母国区别对待，同时又恐慌会被土著同化，因而特别强调自己的身份，因而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随后才波及到欧洲。欧洲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被印刷品所唤醒民族意识后，特别强调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通过编撰辞典与印刷普通读物再唤起大众的民族意识，官方也利用并有意识地建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散布的最后一波是非洲与东南亚的国家，由于学校提供的教育、印刷品提供的养料，也由于殖民国家有意对被殖民国家人口的分类等有意的选择记忆与遗忘的行为，这些国家的新的识字一代（这也解释为何运动者多为年轻人）民族意识得以建构，因为在这些国家开始民族解放运动。
作者选取人口调查、地图标识、博物馆的建立三方面分析殖民国家如何对被殖民国家的人进行分类、通过有意识地选择记忆来羞辱被殖民地人民或建构某些记忆，非常有趣而且有创意
所能记起的只有这些内容，我也有意识选择地记忆或遗忘，以建构自己的想象：）
原作者：彭晓芸
原题：《当插科打诨遭遇民族主义》
发表在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1-09-27/58164940-2.html
（节选）
这里不能不提起由台湾学者吴叡人翻译的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的著作，跨越时空地成为了全球学术界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的共同体”。
大陆也出版了同为吴睿人翻译的简体版，可惜的是，简体字版删除了整个第九章，于是《想象的共同体》变成了不完整的“开放文本”。
恐怕连安德森也不敢想象此书在中国大陆的流行程度，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学里的每个学生或老师，即便没看过此书，也一定能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娴熟地用在各种学术谈资中，甚至被望文生义地简单化理解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完全解构和嘲讽。
不得不说，对学术自由的禁锢导致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理解和传播，恰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总有人粗鄙地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简化为道德相对主义或绝对自由，民族主义问题也面临着被极化为“民族情感是可耻的”的去民族化倾向。
其实，安德森恰在第九章《历史的天使》深刻地区别了“官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安德森对弱国民族主义较为同情。安德森在一次演讲中谈道：“如果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我们在日本看到对旧日本帝国的某些面向越来越公开的赞美，我也不会感到太惊讶。”可见，安德森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持警惕态度的，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安德森也认为日本“极端愚蠢”。因此，在“九一八”事件上，自由派媒体人应当充分理解民间的朴素民族主义，没有必要对公众的这种情绪存在过虑和敌意。
但“官方民族主义”是值得警惕的。“官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王朝为了巩固政权而诞生的，它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王朝疆域内人民，官方民族主义的极度扩大便是“帝国主义”。此外，官方民族主义很容易与民粹民族主义合流，它们共同的特质即是，以弱者的自卑心理建构假想敌——从而将“敌人”化约为一个普遍性的殖民主义象征符号，作为他们共同反抗的主体。
一、作者简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院阿伦-L-宾尼约伯讲座教授，是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除《想象的共同体》外，其他著作还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和《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其中《想象的共同体》首版于1983年由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原版仅有前八章，1991年出版的修订版中又补充了第九、十章。
二、写作背景
1978-19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战争，是几个独立政权（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之间最早发生的战争，而交战各国中并未有一方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来为这些战争辩护。这不由地引发了本尼迪克特的思考，并认识到民族属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然而民族主义理论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开始进行本书的写作，试图从理论层面来阐释“民族”在历史上是如何出现的，其意义的更迭变化以及其掌握情感正当性的原因。
与他同时代的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1、从纯历史途径进行“民族分类学”。例如：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2、侧重于实证主义结构功能论来构建民族主义。例如：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在西方主流学界以西欧为民族主义的发源地，盖尔纳、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等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的研究都有极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环境下，本尼迪克特创新性的提出了本书中的观点（民族主义起源于美洲）。
三、作者的主要观点及其具体表述
首先，作者于第一章首创性地给出了民族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接下来第二章和第三章作者重点论述了令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其中第二章作者分块论述了民族主义与其出现前的大的文化体系（宗教共同体，王朝）的联系、人们时间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从而引起的理解世界方式的变化以及使“重现”民族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技术手段——小说、报纸。第三章，作者集中论述了民族主义出现的社会结构的条件：资本主义印刷业的发展。
至此，一切理论铺垫已然做好，作者就开始着眼于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并就此来探讨民族主义不同阶段的文化思想基础及各个阶段的前后关联。这一部分总共分为四章：第四章<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第五章<旧语言，新模型>，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第七章<最后一波>。这四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展开，作者依次论述了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美洲、欧洲、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以及不同阶层——官方，民间——兴起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及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条件。概括来说美洲民族主义兴起主要由于欧裔海外移民（政治上的）朝圣之路受到束缚；欧洲民族主义兴起主要依赖于民族印刷语言的发展及对于可见模式——美洲解放运动、法国大革命——来进行的行动；官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对于1820年以来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reactionary）的第二次（secondary）的模仿过程，是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其目的主要是服务于王朝，为其保存权利（广大多语领土的统治权）；而最后一波——亚欧殖民地民族主义则是在（标准化的学校体系中产生的）教育的朝圣之旅与行政的朝圣之旅的相互结合，并在欧洲民族主义及官方民族主义影响下产生的。
到这里，本书的主题——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已然完成。此时作者就用第八章<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来为民族主义之所以可以这样一旦发生后就一波接一波地在世界各地爆发并取得胜利提供合理的解释：民族本身属性中的就融入了很多出生地、肤色等不可选择的事物造成了连带关系的不容选择从而（通过人们的想象）让其带有了某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产生了一种纯粹而无私的道德崇高性，使得人们可以为之牺牲。而这种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是有明显的区分的：种族主义的想象基于历史之外（“从时间开始经由一系列永无止境而令人作呕的交配传递下来的永恒的污染”），而其根源为“阶级”的意识形态。
最后两章可以说是对前面的补充论证（第一版中并没有，1991年修订版中才加入的）。其中第九章主要是对第七章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补充解释：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共同阐明了殖民地政府思考其统治领地的方式。而最后一章“记忆与遗忘”中，他则阐述了民族历史的叙述对构建民族想象的不可磨灭的重要性。
四、对于本书的反思
（一）对其理论构筑的反思
纵观作者的整个写作过程，可以发现语言在其理论构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语言使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并间接地确立共同体的实际范围及其合理性。早期的神圣文字（拉丁文，希伯来文等等）创造了一个符号的共同体，渐渐形成具有战略性地位的有双语能力的文人阶级，继而人们意识中出现这样的概念——文人通过连接方言和神圣语言来连接尘世与天堂，宗教共同体出现并达到顶峰。而对于民族主义的起源亦是如此。神圣语言衰落，行政语言方言化，民族印刷语言的兴起，这些都通过资本主义印刷业对民族主义的产生（对其发展也有或多或少的作用：例如官方民族主义就是建立在王朝将方言作为国家语言的基础上，而其所推行的“俄罗斯化”很多也是通过麦考利式的教育政策进行对语言的统一来达到其母的。）起了莫大作用。其次，也正是语言否定了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衍生自民族主义的说法（种族主义在对其他民族歧视性语言使用上试图“将对手化约到他的生物性相貌特征从而抹煞对手的民族属性”），划清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界线。最后，还是语言“叙述”了民族历史，成为构建民族想象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对其观点的反思与批判
依安德森之见，资本主义印刷业对民族主义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始终不曾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印刷业，但是中国对于民族的“想象”应该是存在已久的——至少是先于美洲民族主义的发迹。我们一直称自己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虽然不排除这种认同上有某种极端类似于宗教的冲动，但其本质上还是民族的。（例如各个革命时期的口号每一个中国人虽然不能认识中华民族的所有人，但却可以想象在任何时刻国内其它地方（这个地方甚至他从未去过）有这样一群同他本身一样有着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在做着某些事，有着同样的思考方式。
退一步讲，如果说简单地认为中国的这种情形的发生是由于以儒学为基础的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而不是“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一点疑问是儒学是否能作为“儒教”。前苏联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在其《宗教史》中认为，宗教在自身中包摄着五个要素：即教会，仪式，信仰和观念，特殊的情感体验，道德规范。这样来看，弥漫在中华土地上的儒家思想确乎足够形成儒教，但这又与宗教的一般表现形式形成对比。就在政治体系中来讲，西方基督教等，教皇是凌驾于皇帝权威之上（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然而在中国，儒教多数情况下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皇帝表面尊敬，但事实上并不信仰“儒教”。就传播方式来讲，西方宗教主要是由教廷进行传播，由教皇来确定“仪式”，而中国则是由皇帝确定是否传播，以何种形式传播，进行仪式——科举考试——的机构也即是官府。其次，如何来证明这种“儒教”共同体长期持续以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产生（竟然迟到）完全被排除在作者考量“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的范围内。而吊诡的是，作者第一章导论中就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民族来自我界定因而成功革命的例子。
这样来看，对于中国情形的忽视可以说是刻意的。而这种“刻意”不难理解。暂时忽视中国，可以使作者避免陷入一个无止境的考证圈（我们可以想象要对一个拥有着国土面积几乎与欧洲（除俄罗斯）同样大而又拥有着大约五千年历史，其语言文字体系又极为复杂的国家的考证会有多么艰难，况且即使考证完全，要想从这样一个繁杂而庞大的资料库中提炼出其民族架构又是极难产生结果的），而且避免了对于作者现有的具有综述性的民族主义的创新架构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任何理论都有因其钻研之深而产生的无可避免的片面性，无论作者最初愿望多么美好——即提出客观的近乎真理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会沾染上特殊性与主观性的阴影。
五、对于现实的思考
通过阅读本尼迪克特的《想象的共同体》，我不禁产生了对于现阶段我国存在的“民族”（这里我意指的是一种广义的说法）问题：台湾解构说法，西藏分裂势力，新疆问题。这里我想简要谈谈我对于台湾问题的思考：
我认为，台湾不具有成为民族的足够的社会历史条件。对比美洲，它确实有一段被日本殖民的历史，被日本官方民族主义“日本化”，但这样来分析，即使有民族主义，他也应该是产生对于日本的独立思想，台独分子却将台湾的民族主义发展成对于大陆的仇视。这样来看，台独分子似乎是想照搬美洲民族主义，但是从本尼迪克特的分析来看，这又是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台湾人来说并没有产生所谓的受限制的朝圣之旅（即使部分受限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自己对于建立独立政治实体的渴望）。只要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对台政策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政府的态度既不像18世纪欧洲母国对于殖民地的强烈的排斥，也不是像欧洲官方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化”那样强制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尽管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全国上下对于维护领土完整、统一祖国的渴望十分强烈，共产党对于武力解决台湾的决心也显得十分的坚定。但到50年代周恩来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武力解决就迅速被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替代）。这就让我们对于台独分子的意识理论支撑产生疑问。通过分析解放以来台独分子的种种行为，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台独势力所追求的，以为构成其行为正当性的已经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极其类似于甚至就是民族分裂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是少数极端主义分子谋求民族利己利益的表现。它无视新的国际格局，不顾本民族实际（例如台湾商业对于大陆的依附性）和其他民族的利益，不切实际地追求民族私利，并为此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分裂国家，分裂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台独运动只是较为温和的“车臣”运动。以上只是粗浅分析，进一步论证台湾解构思想的形成及其理论支撑还有待继续深入阅读与研究。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試圖回答一個問題：民族是什麽？或者說：民族主義是如何產生流播的？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列舉了一些列民族研究的著作，其中Ernest Gellner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據稱）代表了從客觀角度及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理解民族的嘗試；而安德森則從主觀層面定義民族為“想像的共同體”。
第二、三章，他探討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與產生的條件。文化根源有三：傳統宗教中經由經典語言通向本體論真理的路徑消失；王朝通婚政治及政權作為宇宙中心觀念的解體；宇宙與歷史同一的時間觀念的打破。在此基礎上，三個直接條件使民族主義成為可能：資本主義（讀者市場）；印刷科技（創造可理解的共同語言）；人類語言的多樣性（民族語言的興起）。於是，現代民族主義誕生了。
他進而用四個階段描述現代民族主義的發展：1。歐洲海外移民在南美興起的第一波浪潮：源於地方性的政治“朝聖”之旅及地方報業媒介；2。歐洲民族：一種群眾性的語言民族主義，受到民族語言、地理大發現、閱讀階級等因素的綜合影響而產生；3。官方民族主義：傳統王朝政治利用民族主義思潮維護其生命，反對人民運動，掩蓋民族與王朝的矛盾；4。二戰後新浪潮：教育與行政雙重體系的朝聖之旅生產了雙語知識份子，不須出版媒介，不須共同的語言文字同樣可以建構民族主義。
作者進而探討為何人們膜拜自己所創造的民族主義，甚至滋生“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情緒。進而分析社會主義國家之官方民主主義利用計劃手段，維護“官方”性格，借用舊王朝之民族屬性而進行后革命時代之領導。（大陸中譯本無此章）
最後作者分析了殖民者建設民族認同的手段：人口普查之人口分類取消了人口多樣性，使之同質化；地圖構建空間想像；博物館構建時間想像。最後一章《記憶與遺忘》不知爲什麽談新舊的時間與空間，沒明白。
我的問題是：
1。什麽叫做共同體（community）？或可回答：經由某種社會關係而聯繫的一群人。
那麼，什麽叫“想像”的共同體？——並非通過事實聯繫，而是通過“想像”的聯繫結合起來的人群。
然而這個定義是有問題的，因為：1）沒有任何共同體的構建是不需要想像的。作者所舉的不同於現代民族之想像共同體的例子是傳統宗教共同體與王朝政治共同體，二者通過朝聖、通婚等方式鞏固其存在，但是怎麼能說其中沒有“想像”呢？
2）沒有任何共同體是完全依靠想像的：歐洲海外移民的地區性政治“朝聖”，及二戰後教育體系下的“朝聖”，都是其民族形成的條件，不光有區域性報刊媒介促成的“想像”。
如果為安德森辯解，那麼可以說“想像”在現代民族主義中的重要意義源於其現代媒介手段——報刊電視等。現代民族的特性就不在於“想像”，而在於以何種手段想像。
這也就是杜贊奇等人所質疑的：誰想像，怎麼想像？總之，我覺得“想像”不足以限定現代民族共同體的獨特之處，似乎須另加考慮。
我試作如下概括：任何共同體的形成都需要共同體成員之間事實的聯繫，與共同體主觀的想像。聯繫的形態與想像的方式都會發生歷史的變化，在宗教、政治等聯繫方式發生劇變，想像的方式融入了現代媒介因素時，民族共同體誕生了。
2．在《文化根源》一章作者把宗教、王朝和時間觀念作為並列的三個內容。現代時間觀念的轉變究竟意味著什麽？我沒有看懂。
3．《官方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一章之“帝國主義”什麽意思？是傳統的文明，如中華帝國、大英帝國，還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作者似乎同時在兩個意義上使用該詞。
4．作者寫作此書的出發點是當年的中越戰爭：既然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沒有民族維度，用階級劃分人群），那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就不應該發生民族利益的衝突。然而，經由作者的分析，實際上中越都是官方民族主義式的國家，其衝突亦為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而已。故馬克思主義者時常利用民主主義，這與古代王朝演變為官方民族主義並無二致。
但是，特別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國家，在前社會主義階段，我們的共同體是個什麼樣的共同體呢？是民族嗎？抑或其他？其共同體構建的方式又是什麽呢？儒家的教化不是“盛世想像”嗎？不可稱其為“想像的共同體”嗎？
總之，必須對“想像”的方式及其與共同體的關係進行更嚴格的界定方可使用這一分析模式。
A classic analysis of nationalism, thought-provoking and convincingly argued. Essentially nations are imagined and nations are thus defined by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imagined. For there is an imagined linkage perceived as shared among its members although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know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in person. Time, language and class also play a part.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enough to be bothered by a faint taint of question of the clique of nationalism should take at least a decent look at this book. You may not agree with all the arguments the author presents, but at least it should prompt you to think deeper and ask more "why".
The definition of print –capitalism
Print-capitalism is defined by Benedict Anderson as the emergence of printing press under the system of capitalism. Both the print technology and the newspapers’ func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nations, the print-capitalism in modern society create an imagined commun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communities.
The theoretical elements of the concept
Print-capital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of the press. Newspapers play crucial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imagined community, it connect different things together, and people simultaneously consume the newspaper as fiction. The print-languages establish the bases for national consciousnesses, the combination of print technology and capitalism makes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 powerful.
Benedict Anderson analyzes the print-capit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origin of nation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xism and Marxist movement. There are many wars broken up between the socialism countries, such as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in 1969. The conflicts disproved the standpoint held by many Marxists that the nationalism will soon vanish in the world. Nationalism is defined as a radically changed form of consciousness.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nationalism is that it construct the imagined community—the nations. Because most of us doesn’t know others living in the country but have no contacts with us. In this sense, nationalism invents n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nationalism cultivates peoples’ patriotism and makes people are totally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ir life for the imagined community.
Print-capitalism is develop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from sacred language used by the religion and the Latin hegemony to mother language. Nationalism is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systems, which includes the religious community and the dynastic realm. These two classical system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modern nations. The religious community is organized by the sacred language, especially the language of Latin, most of the books printed before 1640 is written by Latin, it can only understand by few people, there is a Latin’s hegemony. Benedict Anderson named it print –capitalism, accompanied by the fall of Latin’s hegemony, the sacred community gradually fragmented.
Print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Harold Innis exami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mpires to trace the media effects. Analogous to Innis, Benedict Anderson analyses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with the print-capitalism.
An interesting thought proposed by Benedict Anderson is that capitalist press companies act locally and print the newspapers in vernacular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 but a common discourse emerged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in the earlier time, part of people use Latin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 ordinary people use their mother language, this limit the large-scale communication in national wide scope. The common discourse’s existence promotes the common simultaneous understanding over the same media agenda.
Print-capitalism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state leads to the self-conscious existence. Language is the hometown of the human beings. The language of state is related to the official nationalism, official nationalism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untries. After the language of nation is adopted by the print-capitalism, the print-language comes true and it invents nationalism. The print-language can be mother tongue, English, or new born language, it doesn’t matt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t will be adopted by the mass media and the public.
The print-capitalism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origin of the last wave nationalism. The classic thinking style of Benedict Anderson is that why does nationalism come so late in some country, in this way, he studies the “last wave” nationalism and their origins. One important conclusion is that the linguistic uniformity lead to the last wave of nationalism, but accompanied by the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it’s possible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Quotation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represents the Marxism’s great historical failure.
——Tom Nairn (Anderson 1983)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Verson:p3.
——读《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什么是民族？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似乎“中华民族”、“汉族”这样的身份概念于我而言是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正如19世纪的一个政论家白哲特（Walter Bagehot）在谈到“什么是民族”时所说的，“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是马上对它作出定义或解释，却是不能。”
毫无疑问，民族是一种共同体，然而这种共同体如何得以划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斯大林认为，一个民族是一个由历史所造成的、稳定的人类社群。它是以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一个共同文化的心理机制为基础的。（Stalin 1994, 20） 这是依据民族的客观特质下的定义，新中国建国后，也正是依此对境内的民族进行了识别和认定。然而在此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民族的定义可能更依赖于人们的主观认同。他将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视作“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出了“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惊人之论。
在书中，安德森指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语言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他还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民族主义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其发展形态经历了群众性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和殖民地民族主义三个阶段。
我的知识背景让我对资本主义与印刷语言对“民族”出现的影响尤为关注。
“在文法与句法所限制的范围内，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这些印刷语言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他们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第二，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之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
正是印刷语言以小说和报纸为载体进行的传播，使得读者意识到了其他跟他拥有同样的印刷语言、同样的阅读经历的人们，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那种认知感和认同感于是就产生了。值得注意的是，印刷语言是建立在许多方言之上，“在文法与句法所限制的范围之内的”，这也就表明，当印刷出版商决定以何种方言为蓝本创造印刷语言时，尽管考虑得更多的可能是市场和销路之类的东西，但也在无意中为日后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划下了边界。
印刷语言作为传播的符号，竟然有这样大的作用，我不禁想象，传播的内容在促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又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格伯纳的教养理论认为，对大量看电视的观众来说，电视实际上主宰和涵盖了其他信息、观念和意识的来源，从而能够传播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角色观和共同的价值观。
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也表明，媒介能够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如同科恩的那句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纸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后来，麦库姆斯又提出，媒介甚至能够改变议题之下的各种属性的重要性，从而，“修改一下科恩的经典名言，媒介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也告诉我们该怎样想”。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通过学校教育、大众传播等方式向国民传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将56个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的大旗之下。从《人民日报》到有了电视之后的《新闻联播》，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跟我们语言不通并且一辈子都不会产生实质上的联系的人，过着跟我们如此相似的生活：他们也在大炼钢铁，他们也经历了文革，他们也下海了，他们也下岗了……“中华民族”这个身份由此才有了一种真实存在的感觉。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各地各民族的文艺节目轮番上场，家家户户在看，并且也意识到全国人民都在看，这对于“中华民族”意识的传播，是一个多么具体而宏大的意象。
诚然，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掌权者维持和控制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便利，但是其吊诡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抹煞了“想象的共同体”当初形成和发展的一些条件。在三波民族主义浪潮已然过去的今天，如果任由这种抹煞向前发展，人们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感觉会不会越来越淡薄，以致于掀起反民族主义的一体化浪潮？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通过互联网我们得以与更多的人形成“共存感”，这个人群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存的民族的边界。此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许多古老的风俗已被遗忘，我们跟美国人穿一样的服装，吃相似的食物，聊同样的话题。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人们所掌握的印刷语言再也不仅限于一种，这也让那种“共存感”的范围更加广泛，同时又因不再具有唯一性而变得不再强烈。更何况，世界上的语言一直在减少，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比较落后和弱小的语言被强势语言所取代或许也是难解的宿命。以后的世界也许将被一种或者少数几种语言主宰。
正如安德森在书中所说的，“由于被视为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经由语言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民族因此同时将自身表现为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 如果语言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民族的封闭之门就会被打开，让更多的人走进来。或许在漫长的岁月之后，民族就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走进尘封的历史了，就像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觉到，如果真如我的猜想，想象共同体就将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轮回，就像在历史的长河中转了个圈。纵观历史，这样的圆圈还真是不少的。当然了，这些只是我看过此书之后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联想，民族的产生和消亡显然还取决于其他的许多因素，需要我们去研究，也需要历史一步一步去验证，让我们拭目以待。
讀完才慶倖自己手上拿的這本是在臺灣出版的版本，更慶倖自己讀的是最新近的版次，因此多讀了好些其他版本或版次沒有的Benedict本人和譯者的一些觀點。（儘管好些我都不盡贊同，甚至覺得有悖於事實。）
anyway, 經典畢竟是經典，我還是懷著十分敬畏的心態“仔細”閱讀了的。然而許是經典之故，我自認也仔細閱讀了，而且也已經讀的中文版，章節後作者和譯者也附上了密密麻麻的注釋，但恕我淺陋，在不停穿梭於原文和注釋之後，我依然對作者引用的那些歐洲和東南亞國家的歷史典故和人物名稱感到一頭霧水。。。。。。（在迷糊和吃力的閱讀之後，在深刻認識到自己對歐洲和世界很多地方都一無所知的同時也深刻體會到：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在於其能引領讀者進行更廣泛的閱讀！）
民族是什么？ 它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和现代国家的建立紧密相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为它去死，愿意为它去杀人？
多民族的苏联，南斯拉夫为什么解体了？多民族的美国为什么没有？
美州独立运动出来的那么多现代国家是怎么产生的？
越南，朝鲜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路上为什么要在文字上去中文化？
台湾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能把自己推向独立国家的道路上吗？大陆应该怎么去控制?
我生在中华是个偶然，但中华却是永恒的。中华这个概念是如何演变过来的？
我出生的时候户口本上就盖上了汉族这个名词，汉族和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它们这种划分是怎么来的？这样的划分是促进和谐还是增加了分裂？
中国是有56个民族还是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如何把56个融合为一？
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不是一种累进关系？
欧洲向美洲的移民为什么能把它们变成自己属地，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为什么没有？
看到无名英雄纪念碑，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种神圣感，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碑的主人一个个都是谁，但我们都认为他们和我们有某种神圣的联系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6月份看《想象的共同体》得出的疑问。。。。
钓鱼岛，渔船被扣，船长被押，网上的民族主义甚盛。。。
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使一个现代国家更团结，，更能用一个拳头打人。。。。
这个世界如果依旧是用拳头说话的世界。。民族主义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会更加真实的烙印在每个人得心里。。是国家要用拳头说话，所以选择了民族主义。。
http://www.agad.info/imagined-community-reading-notes.html
简体版被删去第九章。下载了英文版的看了一下，讲的原来是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有中国的内容，看了一下，必须删，吗？
又是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不知benedict是否用了福柯的系谱学与事件化的方法？不过用来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否合适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了，因为历史的连续性向来是这个民族自豪的一点，近代虽遭受列强的欺压，但这段殖民历史并没有形成一个殖民地政府与政权，究竟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在结构上存在什么辩证关系，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国内一些学者生硬地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挪移到解读近代中国的文化、文学与历史，就会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重大误区。安德森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对“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收编、改造，在历史上是以宗教改革的面目现身的，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说这是欧洲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安德森这里则换了一个角度，可见西马与右翼学者的不同。这本书也是国内学者论文和著作里充斥了“想象”这个字眼的始作俑者。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上次某位国外的左翼大师说的要忘掉国际共产主义的失败与事件（甩掉包袱）而收拾信心再出发（大意如此），与benedict在最后一章所说的“记忆与遗忘”是一样的，记忆/遗忘是捆绑在一起的动词。只不过对左翼学者来说，不该被遗忘的是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对亚非和弱小国家民族的殖民历史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殖民状况，即权力的统治与压迫的机制与结构在殖民历史之后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但对右翼学者来说，不改被遗忘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血的教训与在按照马克思主义施政的各个国家造成的伤害与惨案。他们其实都是在选择记忆与遗忘，或者说，他们都要在遗忘那些必须被遗忘的事物之后才能去记忆那些必须被记忆的事物。
一
关于语言问题。
benedict有一句话极具洞见：“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p41）。“方言上升到权力语言的位置，促进了基督教世界想象共同体衰落”（p42）。记得以前读一些外国小说，经常会出现人物讨论某种语言高贵低劣之分的情景。拉丁文是中世纪欧洲宗教性的神圣语言，而各个国家自己的地方性语言没有成为权力语言，只有到宗教改革时期，印刷资本主义造就了一大批阅读的新阶级，地方性语言才开始渐渐取代拉丁文的位置。在基督教世界，拉丁文虽然是神圣语言，但没有与任何一个世俗的政治体系结合，也就是说它的想象共同体是超越单个世俗国家的，在西方还没有经历海外航海探险得知地球上还有其他更为古老、多元的文明之前，基督教是把整个世界想象成都是在上帝的光照之下。因此对罗马教廷为核心的宗教世界，其他世俗王朝内部的各个语言都是无法与拉丁文相比。而早期英语的形成即是地方性语言上升的一个例子。在benedict看来，地方性语言上升为权力语言（成为官方语言，与政治体系结合），再加上印刷语言（文字的阅读）的兴盛，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便诞生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历史观，即把历史看成是“人为的创造物”和建构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有一个什么重大的好处在呢？就是它可以由此批判和揭示潜藏在人类历史中的权力结构，将那些附丽在当代现实表皮之上的事物撕去，而这些事物常常看起来是再自然不过的。
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宗教共同体衰落之后，国家的力量是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强大的，也就是说，国家也是近代才产生的概念，此前人们对宗教效忠，现在随着宗教想象世界的瓦解，转而寻求一个新的替代物（alternative），此时民族担负了这样的使命。电影《滑铁卢之役》之中，拿破仑向士兵们高呼“法兰西就是我，我就是法兰西！”——这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世界的一个断裂和重生。（当然这都是在西方历史语境的分析，具体到中国则不同。）而在当代，欧洲又要开始缓慢开启一个“统一欧洲”的时代，并不是要回到宗教共同体中，而是有了新的因素，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历史事件。
再回到中国语境里来。benedict分析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有一个先后诞生的次序，先是美洲，然后是欧洲，再到亚洲。对于东南亚历史，他主要分析了殖民地政府在民族主义想象中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怎样才能将文明的连续性、政治体制的连续性、民族学意义上的古老性与民族主义相区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不是与帝国压迫有直接关系？（因为benedict认为民族主义源于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行政规划与教育，而中国则没有殖民政权。但西式教育培养的一群新知识分子在中国民族主义产生中的行为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分析对象）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是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的？一般而言，一些学者会把近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兴起看成是一个向“民族国家”靠拢的过程，也就是说，近代知识阶层的叙事是民族主义性质。这个结论相当可疑。鲁迅说过很多次，中国人没有什么国家观念，一盘散沙。而梁漱溟也好像说过，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很淡。或许是因为中国长期“稳定”的政治模式造就了普通百姓只对帝王效忠，而不是对国家效忠。只知有帝王将相，而不知有民族国家。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才能搞清楚。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近代文言文的衰落，白话成为书面文字、成为权力语言，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与西方不同的是，文言文作为书面文字一直与政治体系相结合，一直是文官流动的考核标准。中国虽有无数的地方语言，但书面文字却只有一种，而中国印刷术发明的很早，这在有阅读能力的人之中自然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我突然想象了古代青楼那些歌女吟唱唐诗宋词元曲的情景……）。但这是否意味着民族主义诞生呢？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如果将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比如很多学者分析的“民族主义是双刃剑”），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才真正产生作用（在古代，是种族之争）。而如果将民族主义看成是文化现象，那古代中国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而只到近代才觉醒？我的天，真复杂。如果没有理论穿透力的话，写这些东西会很麻烦。西方学者在逻辑能力上占有优势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传统，你看他们的理论，一个总概念下面细分几个次级概念，快刀斩乱麻。在理论上不断更新，都逻辑思维惹的祸。所以看他们的东西往往醍醐灌顶，但看多了就会发现很多理论背后都是哲学的一个变种，如果对哲学了解的够多，那就可以看出这些理论的招数，也就能找出他们的破绽。此外，理论往往削足适履，在逻辑与历史的同一上，往往出现败笔。
二
关于nation-state（民族国家），benedict将欧洲民族主义分为群众性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并且先有前者，再有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动。“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官方民族主义是“1820年以来蔓延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之后，并且是由于对这些群众性民族运动的反动（reaction），而发展出来的。”（p84）这里面有个重大区分，即印刷资本主义带来阅读新阶级从而产生民族主义，进而诞生民族国家，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印刷资本主义一方面瓦解了宗教共同体，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是这个先后次序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是很多学者争论的焦点。即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官方鼓动的还是自发的？benedict把群众性民族主义看成是印刷资本主义直接促成的结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典型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特点。而其他一些学者则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产物。这个我现在也想不明白，史料不够，阅读也不够。
虽然与老板聊这个话题断断续续聊了一年，每次吃饭和去他家玩都会饶到这个话题……不过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他将“民族国家”中的“民族”看成是一个文化概念，从而解构了国内一些学者将中国现代文学定性为“民族国家文学”的“政治野心”（不好意思，这个词有点阴谋论的味道……）。因为很简单，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不是要建立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去”民族国家，也就是要彻底批判基于民族文化基础的整个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和道德体系。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甘阳的“通三统”因此看起来就很奇怪。因此建立“民族国家文学”就显得非常可笑了。但是近段时间的阅读使我有一个疑问，就是nation-state的nation可以仅仅看成一个文化概念吗？或许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作用。“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在国内一大批学者的论述中出现，指代着的是历史的合理性与现实政治的合法性。因此按照一致性逻辑，民族主义兴起使得国家独立，文化上就必然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而从老祖宗那里寻找资源。这里面有一个衔接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知识阶层的混乱与分裂也是触目惊心的。
三
下面是一些摘录。
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方法研究民族主义。
杜赞奇：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注释23，intellectual hisotory 翻译成智力史，应该翻译成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p19
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民族主义问题
民族被想象成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p7
宗教，关于重生的秘密。
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
从世界史的角度观之，资产阶级是最先一个在本质为想象的基础上建立内部连带的阶级。p74
欧洲内部的帝国王朝基本上都是多方言的。换言之，权力与印刷语言各自在地图上管理着不同的领土。p75
成为19世纪特色的识字率、工业、商业、传播和国家机器的普遍成长，在每个王国内部都创造了寻求方言统一的强大的新驱动力。75
丸山真男：所有欧洲的民族主义都是在传统的、复数的和彼此互动的王朝制国家的背景中兴起的。p92
攘夷论者以基于国内的阶层支配体系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
民族化作为国家政策
裴多菲——1848年革命精神的领导者，也曾一度称呼少数族群为“长在祖国身体上的溃疡”。p98
它们会这样做是因为美洲人和欧洲人已安然度过了复杂的历史时期，而这段经历如今到处被引为模范来加以想象。109
“最后一波”的民族主义——大多发生在亚洲或非洲的殖民地——就起源而论乃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所造就的全球帝国主义的的一个反应。正如马克思：一个持续扩张的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把资产阶级赶到了地球表面的每个角落。然而经由印刷品的散布，资本主义协助在欧洲创造出群众性的、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则从根本上腐蚀了历史悠久的王朝原则，并且煽动了每一个力所能及的王朝去进行自我归化。p130
官方民族主义，新的民族原则与王朝原则的结合。p130
奈伦关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衍生自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说明民族主义的特质……是错误的。p145
民族主义是从历史宿命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交配……污染……发生在历史之外。p146
种族主义的根源存在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民族的意识形态。p146
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是试图结合王朝的合法性与民族共同体的那个“帝国”的概念的主要成分。p146
把宗教共同体族群化，把人口调查与宗教共同体扯上关系（政府）。p160
边沁的“环形监狱山村”（panopticon hill village），专门收容受苦而无助的残障人士——孤儿、寡妇、失业者、老年人以及罪犯。
欧裔海外移民不仅将自己想象成与欧洲的平行共同体，而且是可以相媲美的。
1776年的《独立宣言》。1811年委内瑞拉革命家逐字逐句借用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为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宪法……某种具有普遍真理和价值的东西。p181
《独立宣言》没有任何强调美国人民的古老性这个意义下的“历史的”根据来使独立的行动正当化。p182
与过去的激烈断裂
1776和1789年的革命性断裂逐渐被认为是埋藏在历史的连续之中，也因而被看成是历史的先例与模型。p183
第二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开始从系谱的角度阅读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阅读成一个具有序列连续性的历史传统的表现（the expression of a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serial continuity）——并且由此导致了不同的后果。183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国民公会废弃基督教历法。
在欧洲，新民族主义开始想象自己是“从睡梦中苏醒”。
因美洲民族主义革命的的成功而在欧洲被强化了的那种平行存在感（sense of parallesim）。它似乎在解释，为何民族主义在文明的旧世界诡异地突然发生会那么明显地晚于野蛮的新世界。因为这个比喻被阅读成迟来的苏醒——纵使是被远方的事件所惊扰的苏醒，它开启了隐藏在那场划时代的大梦之后的巨大古老性。p184
四
前段时间听子书的妹妹说，重庆某地区的汉族直接被划归为少数民族，而这在当地是受到欢迎的。这当然有利益的驱动，少数民族在教育、医疗等政策上都有好处。以前记得老板说过，宜昌地区的很多土家族都是从汉族直接划过去的。这应该是属于政府民族政策的一部分。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改造少数民族。在国家内部，资本对原初文明与民族的包装和改造，影响深远。
一个人的民族身份就这么轻易被涂抹改变，固然可以看出不对等的关系与行政权力的蛮横。但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内部，这种优势民族向低势民族的身份之变，昭示的是隐藏在民族之后的国家力量，以及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整合能力。
顺带一提，《想象的共同体》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主义以什么面貌出现？将中国这一个国家与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西欧世界做比较，在理论上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往往混杂着种族主义。总之，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不能简单用“想象的共同体”就一劳永逸了。
又是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不知benedict是否用了福柯的系谱学与事件化的方法？不过用来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否合适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了，因为历史的连续性向来是这个民族自豪的一点，近代虽遭受列强的欺压，但这段殖民历史并没有形成一个殖民地政府与政权，究竟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在结构上存在什么辩证关系，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国内一些学者生硬地将“民族国家”概念挪移到解读近代中国的文化、文学与历史，就会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重大误区。（哎，我老板的那篇批评这个问题的文章怎么还没写出来）安德森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对“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收编、改造，在历史上是以宗教改革的面目现身的，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说这是欧洲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安德森这里则换了一个角度，可见西马与右翼学者的不同。这本书也是国内学者论文和著作里充斥了“想象”这个字眼的始作俑者。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上次某位国外的左翼大师说的要忘掉国际共产主义的失败与事件（甩掉包袱）而收拾信心再出发（大意如此），与benedict在最后一章所说的“记忆与遗忘”是一样的，记忆/遗忘是捆绑在一起的动词。只不过对左翼学者来说，不该被遗忘的是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对亚非和弱小国家民族的殖民历史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殖民状况，即权力的统治与压迫的机制与结构在殖民历史之后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但对右翼学者来说，不改被遗忘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血的教训与在按照马克思主义施政的各个国家造成的伤害与惨案。他们其实都是在选择记忆与遗忘，或者说，他们都要在遗忘那些必须被遗忘的事物之后才能去记忆那些必须被记忆的事物。
书评众多，相较其他人我受此书感触最深的是论述民族国家产生的文化根源的部分，即：宗教、王朝、时间。就取其中之一宗教来说，它是怎么渐行渐远甚至在某些国家（如我天朝）被民族主义“取代”？可说是“王朝”在“时间”的延续中有意地操纵了“宗教”。现在就来从我们从小到大都无限“尊敬”和“祀奉”的“英雄纪念碑”说起。
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你只要想象一下一般民众对于好事者宣称“发现”了某个无名战士的名字，或是坚持必须在碑中存放一些真正的遗骨时的反应，就可感受到此事的现代性了。一种奇怪的、属于当代的亵渎形式！然而尽管这些墓园中并没有可指认的凡人遗骨或不朽的灵魂，它们却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
如果我们试着去想象，比方说“无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墓”或者“殉难自由主义者衣冠冢”这类纪念物的文化意义就更清楚了。做这种想象有可能不让人感到荒谬吗？毕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怎么关心死亡和不朽。然而，民族主义的想象却如此关切死亡与不朽，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以死亡——这个一切宿命之中最终极的宿命——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也许就有所助益了。
人会怎么死常常看来是无规律可循的，但所有人终究都不免一死。我们全都明白我们体内特定基因的遗传，我们的性别，我们生产的时代，我们种种生理上的能力，我们的母语等，虽是偶然却也难以改变。传统的宗教世界观有一个伟大的价值，也即他们对身处宇宙之内的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性的关心。佛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存续了千年以上，这一惊人的事实证明了这些宗教对于人类苦难的重荷，如疾病、悲伤、衰老和死亡，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为何我生而为盲人？为何我的挚友不幸瘫痪？宗教企图作出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演化论/进步论形态的思想体系的一大弱点，就是对这些问题不耐烦地无言以对。同时，宗教思想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将宿命转化成生命的延续性（如业报或原罪等观念），隐讳模糊地暗示不朽的可能。经由此，宗教思想涉及了死者与未降生者之间的联系，即关于重生的秘密。任何一个曾经历过他们的子女受孕与诞生的人，都会模糊地领会到“连续”这个词当中同时包含的结合、偶然和宿命。
18世纪不只标志了民族主义的降生，也见证了宗教思考模式的衰颓。这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他自己特有的、现代的黑暗。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却并未随之消失。天堂解体了：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的呢？救赎是荒诞不经的：又为什么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不可呢？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很少有东西会比民主这个概念更适于完成这个使命。假设如果民主国家确如公众所认的，是“新的”并是“历史的”，则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式民族汉族要的魔法将偶然转化成命运。
并不是说民族主义不知怎么地久在历史过程中“取代”了宗教。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zheng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这些吸纳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
【台湾书志】
学术书一向难以畅销，可是《想象的共同体》却是台湾学术书中难得的超级畅销书，作者张铁志在本文中为我们分析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张铁志是台湾的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未来，他将持续为本报读者撰写有关台湾图书的阅读笔记。
五月初的台北，在台湾大学一个百人演讲厅中挤满了学生和老师，门外还有许多向隅的人。这是台湾少见的学术演讲热潮。台上的讲者，是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作者班纳迪克·安德森。1999年，台湾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中译本（原作出版于1983年），至今销售超过一万本，是台湾学术书中难得的超级畅销书。作者在2007年出版该书增订本，出版社在本月重出英文增订本的中译本，因此邀请作者安德森来台。
爱尔兰裔的安德森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也是知名东南亚研究者。他与中国渊源深远：他的父亲年轻时加入中国的帝国海关，在中国居住将近卅年。1936年，安德森诞生于云南昆明。因为关注帝国主义的压迫性问题，他在青年时投入了东南亚政治研究，探索殖民地的革命、政治与民族主义。安德森说，当他在1983年出版《想象的共同体》时，是希望这些文字像炸弹一样，成为对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批判。但没想到，这本书后来竟然从炸弹变成一本民族主义研究的教科书，并有三十一个语言的译本。
成为一本必读的经典当然是因为本书的学术贡献。安德森认为不论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都无法掌握民族主义这个历史现实，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典范。他提出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许多人并未能真正理解安德森的概念，以为他是要解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都是政治精英的操弄，或者是一种虚假意识，但民族认同是历史的具体产物，安德森不仅强调民族主义形成的物质基础，也试图赋予其适当的意义与诠释。
这本书在全球的畅销不仅是因为其在理论上的贡献，也在于当初的政治目的。事实上，本书在各地的翻译者往往是希望透过这本书来介入当地的政治/知识实践。本书译者，也是台湾研究民族主义的权威学者吴叡人说，“这个由译本所连结的全球想象共同体，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体。”
而如同本书探讨的是民族主义的“旅行”———如何从欧洲扩散到后进国家，新的增订本增加了一章讨论《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的全球旅行，亦即不同的翻译版本如何与各地的政治/知识脉络相关。
台湾译本出版于1999年，因为这个岛屿的历史总是在与民族主义的幽灵搏斗着：在不同的民族主义之间，在解构与建构之间，在遗忘与记忆之间，不断地挣扎前行。所以，正因为这本书骚动了人们的集体想象与焦虑，所以才会成为台湾的明星学术书。
而至今，人们还是不断地在问，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边界、重量与内涵到底是什么…….
□张铁志（发自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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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觉厉啊亲
素嗒~这不是又开始折腾了咩~哈哈哈~
大陆、台湾、新加坡的华人，算是一个民族吗
to wordless：如果能具备想象共同体的几个前提条件，完全可以将其“变成”一个民族。
考虑新加坡的例子，它的很多政策就是避免新加坡人认同中国人为同一民族；而现在台湾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并不拒绝认同海峡两岸为同一民族。这个区别我觉得比较明显。
民族主义掺杂太多东西，几乎可以算作现代政治文明的逆流
为什么要算“逆流”？我觉得民族主义情绪是根植在人类大脑里的，随着人类交互范围的扩展，由家庭到部族再到城邑，最后随着印刷资本主义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发展，扩展到“国家”。
现在，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等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更高效的交互能力的出现和发展，“民族”完全可能发展成“全球村”。
我也觉得民族主义算是逆流。没带来什么好事。主流应该是“英特奈神那尔”。
“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然属性，就像人有嘴巴。可捧人，也可骂人，嘴巴无所谓好坏。作者全文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正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情感，警惕它的偏执。
也可以说，对你家人的爱，和对你同乡的爱，以及对你族人的爱，是同一种爱，因为这种爱，你能做到牺牲自己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同乡和族人，你能说这种爱是“逆流”吗？
我不觉得民族主义是自然属性。只是因为地缘、语言等关系，形成的利益关系。和家人、族人不同。
你不觉得家人和族人本质上也是想象共同体吗？
噢，只是我的一点粗略看法而已，美国人说天佑美利坚的时候，意指不是美利坚这个民族，而是是国家～民族有个粗鄙的叫法：种族。如今种族歧视仍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稍不留神就碰红线。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经常会混杂在一起，容易造成立场先行，容易热血，容易失去理性。
当然，民主自由制不能拒斥民族主义，就像无法完全拒斥纳粹一样。家族扩大延伸一个纳粹喜欢的叫法：血统！雅利安血统不能被卑贱的犹太人所玷污，首先第一步是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然后驱赶犹太人，最后灭绝这种卑贱的种族，大屠杀来了…家族非血缘关系的扩大延伸则是阶级出身，荒诞不经只因为领袖的认可，红卫兵在文革中又进行了大屠杀…纳粹与文革其实异曲同工。
“民族主义”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理智”，它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承认民族主义情绪产生的生理、心理原因（而不是将其视为非道德的异端邪说），然后尽可能在“感情”层面将其引导到合理的认同范围（比如利用互联网打通民族国家的认知边界，让所有人具备“全球视野”，将所有地球人都认同为“同一民族”），同时在“理智”层面上用国际法、经济互贸等理性手段约束其危害。我感觉，这才是作者写这本书，以及我们看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同样，要让纳粹和文革永远不再重现，就应当正视“纳粹”、“文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发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其领袖的非道德或非理性或无知，从而在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来杜绝。
不得不提及本书的译者，吴叡人，这位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台湾人。可以想象，他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是有所感甚至怀有激情的。他的导读看得出花了很大的精力。文字上的流畅就不用说了。感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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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帮助！！！！！！！！！
“纳粹”和“文革”有什么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妨说来听听？总不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吧？
“必然性”应该不用解释吧？不管是反犹还是反右，都不过是延续，之所以把“纳粹”和“文革”单独挑出来，都是在政治宣传上不希望打击面太大，该收则收。
“合理性”，按我的理解和”必然性“差别不大，历史是有逻辑的，有前因则必有后果，有后果则必有前因。“纳粹”、“文革”都是后果，搞历史的，分析前因警戒后人才是正经，老批判后果，没出息。
“合理”是reasonable，不是righteous。
将民族完全归于想象, 将民族的政治属性, 经济属性, 文化属性完全剥离, 这种简单粗暴简直不可理喻.
真如此, 人类历史就完全是彻底的混乱, 历史上的所有族群名称和共同生活经历, 都是浮萍吗?
苏美尔人的文明是阿卡德人的?
"阿卡德" 又到底是指代什么样的一群人呢? 想象出来的? 他们只是碰巧都生活在中东, 碰巧都说着同样的语言, 碰巧都描绘着同样的事物? 好吧, 这都是想象出来的, 只是大家都碰巧想到一块去了.
对动不动搬出诸如“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类词语的人，我总会感到一阵深深的寒意。历史没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有...太恐怖了，我还是先去挖洞！wordless，不用继续废话了。
你的分析和读书笔记挺好。
但历史并无必然。
@楼上上，本书作者所说的想像不是“凭空创造”，仔细看书并体会感情，帮助理解:)
imagine，不是create。
刚看了《晓说》中《南洋大学血泪史》一集，对本书作者的洞察力极为叹服。如何“塑造”一个新的民族，学校教育、官方语言、媒体控制，以及刻意打压人口比例最大族群（其实正是政府自身的权力基础）的民族性，都很有代表性。
不过，以我切身的感受，我仍然觉得新加坡的民族和谐共存的表面，隐藏着危机。一个官方对实际的主流文化刻意不认同的国家，实际上一直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或许倒不如当年背靠美国，将自己打造成另一个台湾。
很难用单一的价值去肯定或者否定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因为它几乎是生理本能似的连带感，既可以被极权利用，也可以成为反极权的能量。
什么教台湾民族主义? 国民党政权就是一个猥琐落魄到台湾的"汉人"流亡政权.
也不扯什么民族了, 咱换个名词, 台湾原住民(这算文字游戏吗?)的权利不仅在国民党政权落魄到台湾后被大量剥夺, 实际上这种剥夺在明清年间就被闽粤人移民大肆剥夺, 作为原住民, 他们为了自己的权益抗争, 这样的共同行为(更不用说他们本身就具有自然的朴素的共同语言和文化)难道不算形成民族的路径之一吗?
如今, 某些汉人只看到流亡在台湾的"汉人"政权宣扬的台湾意识, 却完全无视台湾原住民的意识. 这中荒谬, 体现出的就是汉沙文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和治史观.
Tilly 和 Anderson 各有各的精彩，Anderson 的 imagined communities 堪称大作，很了不起，可惜imagined 一词被很多人误以为 imaginary，哈哈
我认为作者的看法应用在“汉民族”这样 的说法上更有一定道理，古代中国版图的变迁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想使“广义上“的民族意识存在于漫长的历史中，则不能回避自古以来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只是北方的）深刻矛盾，而这也是当下统治阶级着力淡化的，因为这不利已于构建一个关于现代”中华民族“的想象
我也觉得，他基本没提及中国，这是很让人觉得遗憾，相比之下，还是觉得《华夏边缘》更不错
怎么写的内容和历史教材好像啊。
基本同意楼主的意见。我觉得很多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在理解汉族问题上有些无力。
这是一个课程作业，写读书报告。读这本书的时候冒出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不能成为系统。这里只是摘取了其中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一两点。
诚然，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掌权者维持和控制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便利，但是其吊诡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抹煞了“想象的共同体”当初形成和发展的一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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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
后面三段不都在说这个嘛~
呃。。。英文的晕头转向。。。
你现在看的东西真是越来越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