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
2005-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
278
无
《中国文化要义》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得代表作，原书于1949年出版，影响甚大，被一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得经典作品。本书首先从集团（集体）生活得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此外，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
梁漱溟（1983—1988.6），原名焕鼎，字寿铭。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代哲学家、教育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后，应聘于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辞去教职，到山东自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抗战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其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 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辑有《梁漱溟教育论文集》。
自序重印《中国文化要义》自序第一章 绪论一 此所云中国文化二 中国文化个性殊强三 试寻求其特征四 参考佐证的资料第二章 从中国人的家说起一 冯友兰氏的解释二 反证冯说未尽是三 文化之形成及其个性四 阶梯观与流派观五 申述夙见结束上文第三章 集团生活的西方人一 中西社会对照来看二 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三 基督教与集团生活四 欧洲中古社会五 近代社会之萌芽第四章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一 西人所长吾人所短二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三 团体与家庭二者不相容第五章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一 何谓伦理本位二 伦理之于经济三 伦理之于政治四 伦理有宗教之用五 此其重点果何在第六章 以道德代宗教一 宗教是什么二 宗教在中国三 周孔教化非宗教四 中国以道德代宗教五 周孔之礼六 以伦理组织社会第七章 理性-人类的特征一 理性是什么二 两种理和两错误三 中国民族精神所在第八章 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一 何谓阶级二 中国有没有阶级三 何谓职业分途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一 中国之不像国家二 国家构成于阶级统治三 中国封建之解体四 中国政治之特殊五 西洋政治进步之理第十章 治道和治世一 中国社会构造二 向里用力之人生三 中国文明一大异彩四 士人在此之功用五 治道和治世第十一章 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一 周期性的乱二 不见有革命三 产业革命之不见第十二章 人类文化之早熟一 中国何故无民主二 人权自由之所以不见三 民治制度之所以不见四 人类文化之早熟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后之中国一 由此遂无科学二 长于理性短于理智三 陷于盘旋不进四 中国文化五大病第十四章 结论一 讲究特征之总结二 民族性之所由成
《中国文化要义》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原书于1949年出版，影响甚大，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得经典作品。
无
梁漱溟先生
非常好的文化读本
图书质量不错，送货及时。
开篇首先例举了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
1、广土众民（和当今所说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却极低是一个意思）；
2、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即多民族融合共处）；
3、历史长久（自孔子以前三千年，自秦汉一下两千来，历史一脉相承，从未中断）；
4、蕴藏有知识、经济、军事、政治之外的伟大力量，但说不清、道不明（梁氏并未说明）；
5、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中国的历史逃不出一治一乱的怪圈，社会结构从未被打破）；
6、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梁氏所言，周孔之教乃教化而非宗教，深以为是）；
7、家庭生活为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这里的家庭生活东哥我以为是伦理本位的家族生活，或说是泛家族化的中国人生活）；
8、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梁氏此言极是，中国文化讲求向内发展，从心而身，讨论的是人与人的问题，对于人与物的自然科学一向不感兴趣）；
9、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从不见在中国社会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鲁迅所言中国社会不外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是个人觉醒之后的事情，中国从未有之的）；
10、道德气氛特重（梁氏认为，西方社会乃个人本位或者集团本位的社会，以法律为基础；中国社会乃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家庭为重，讲究情理，是道德范畴）；
11、中国为“天下国”，而非普通国家类型（此意是说工作从未有现代西方社会的“国家功能”和“国家观念”，中国传统所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古之国家的概念是“家国”，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12、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这和儒家、道家，甚至佛家的治道治世思想一脉相承）；
13、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这个不言自明，大家都晓得）；
14、隐士是中国社会的特产（比方竹林七贤、东晋陶渊明以及唐朝隐于终南山的那些人等，人数不多，但意义不小。对后世知识分子的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原因归结起来就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近代以来，西方入侵，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出现这种被动、挨打、不适应的局面，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科学、民主和产业革命？一般的解释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落后了。这一解释所预设含义是，西方进步，中国落后。这种不同仅仅是人类社会进化时序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西方不入侵，中国再过几百年或许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
但是梁漱溟给出的解释是：“中国较之西洋，是因其过而后不及的。”中国文化有些不及西洋处（梁所言人对物的第一问题），亦有些他高于西洋处（人对人的第二问题）。正因为在第二问题上的超越导致了第一问题上的落后。
“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已不能进于科学；中国不是尚未进于资本主义，而是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中国不是尚未进于德谟克拉西……。”
在《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中提到：“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 这是一种不痛不痒无可指名的大病，假使没有外力，它要长此终古。
这个观点意味着，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路线上慢了，而是根本就是走了另一路。那么这种与西方文化的分野源于什么呢？
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始于宗教问题。
西方和中国原先都是家庭生活为主。
在西方，基督教兴起导致了一种超家庭的集团生活（教会，教义认为家庭的世俗生活是次一等的），集团生活必然引出个人与集团利益的问题（个人本位或集体本位）。直至近代以来，民主国家取代了宗教教会，个人本位开始产生并主导西方。（个人本位代表了巨大多数西方国家，集体本位则有苏联）
在中国，非宗教的周孔教化（儒家伦理）兴起代替了宗教，导致了家族家庭生活，由此生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消融了个人与团体的关系。
从社会结构上，梁认为中国社会的总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而没有阶级分化。在梁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也解释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也是他跟毛泽东争论的主要焦点，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共产党以阶级斗争的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跟近百年来种种运动一样，都是从外引发而非内部自发。他还认为，像苏联这样依靠强大外力“捏造”出来的政治实体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既然要从内部出发，进行文化改造，而中国农村是中国文化的根，因此要进行乡村建设。其总体立场是：从中国文化固有的理性精神出发来调和中西文化的长处，以此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变迁，在不断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伦理本位的社会崩溃了了，但是西洋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也没建立起来。处于一种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言的“失范”状态。
新植入的制度和原有的乡村社会架构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结果是原来相对独立的乡村生活被破坏，新制度新理念的效率无法体现，甚至还产生了杜赞奇所提出的“政权内卷化”，即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导致了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土匪）一起滋长。军阀和土匪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前者对应的是西方政治制度移植的失效，而土匪则是农村秩序破坏的直接结果。
又如，在中国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引入个人主义，因此西方的思想反而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离心力。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性地取西方观念或者传统观念，却全然不顾其间的矛盾。
中国由儒家学说而重家，西方由基督教而重教会（等集体），由此产生中国的伦理本位以及西方的法（规则）本位，以及中国人不擅长合作，缺乏公德，重礼轻法等问题。儒家学说一个核心即是“理性”，无私心的情感，不同于“理智”。中国理性的早熟导致轻身体（守旧，以及反过来破坏理性），无科学，文化停滞（因为过早限于研究人与人而不管人与物了）。西方民主是集团中个人地位的提高，是权利由某一阶层在斗争与妥协中不断扩大，而中国无集团无阶级，亦无此种斗争，因而无民主。
这是一种很有趣推测，所谓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还不如一步一步来。不禁想到，所谓优劣，先进落后，真的是无绝对可言。千年前的“先进”反而导致现在的“落后”，又怎知现在的“落后”不会为千年后的“先进”提供基础？
然而本书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好像西方的发展模式便是完整地，而中国则缺失了。但有没可能西方也缺失了呢？有没可能中国并没有缺失，而是在向其所缺少的那一面发展呢？很多人都分析说如果没有被动全球化，中国将永远在旧模式中循环往复。果真如此吗？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梁漱溟先生的这本书，受益良多。这是后期的一部作品，前前后后好些年才写完，但是其中的思路鲜明，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比，将其不同归结于社会构造不同，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特征归结为理性早启。分析面广，但读来却不觉散乱，逻辑有序，文笔流畅。
核心想说的如题目所述。
梁漱溟除了本书我并不了解，可是阅读了此书，我知道，这是真儒家也。
博通古今中外，精通文化脉络，放眼过去未来，才能著此书。
大学生朋友们往往了解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非常推崇曾国藩，又通过各种科普的明史材料，比如明朝的那些事儿了解到王阳明这一心学大师。
曾国藩和王阳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几位塑造了不同于大学生们原本教育所认识的腐儒形象。（好点的也不过蒲松龄纪晓岚之类）
这才慢慢才了解到，儒家推崇的是经世济民的周公、管仲也。
然后，对儒家修齐治平的路线才有了更好的认识。
这一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大家对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要义，不免有了认识和疑问，要义到底是什么。
青年有朴素的爱国情怀，青年们从理性中也可以认识到中国文明之伟大，绝不单单是任何儿子炙热的热爱母亲那样，更有一种传承几千年，养育亿万万人的浩然博大背后的理直气壮。
屈辱的一百多年近现代史让我们一直在质问：我们中国人做错了什么
现在，并不矛盾的，也很必要的，我们需要问问，我们中国人，必然作对了什么。
融合起来要问问，我们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
回答好十几亿中国人的这一问题，必然是世界历史往下一阶段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这个课题的探讨，翻开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此书很薄，可以迅速扫一遍。
我们不探讨具体每个议题的结论，单说如果青年朋友们如果基于自己的判断，需要看一本真正的儒家（曾王之类）所讲述的中国文化要义，那就是这一本了。
这本结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一起读，应该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比较粗浅、正统的认识了。
看完之后：
1. 孝悌勤俭乃中华民族个人生存发展之要义
2.中国社会结构、中国文化诸多优秀和谐之处
青年们当珍惜时间，流汗流血，继往开来。
个人觉得，此书梁先生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此书是梁先生中年之作，思想成熟，又是在49年初所作，不必像49年后的其他作品需要考虑现实的政治环境。书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剖析非常精辟。另，若在广州的话，此书可以去希圣书馆借阅，希圣书馆是文史哲共享型图书馆。书馆及借阅详情见：http://www.douban.com/note/301941935/
中西的三大差异导致双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而且至今貌合神离.
1> 中国的伦理社会和西方的宗教社会
2> 中国的以家治国, 和西方的重视个人与集团的关系, 淡化家庭的观念
3> 西方长期的封建制的小社会和中国两千年来大一统的官僚体制
这三大差异是形成西方重视自由,权利,私有产权,宪政和法治社会的根源, 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 却要照搬西方的制度, 难如登天!
这是一本关于文化的书, 更是关于政治经济的书.
一、成书的背景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要义》成书于1941到1949年，期间经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可谓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风起云涌的一段时期。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始终处战乱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西方的冲击，知识分子试图突破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逡巡不前的状态，极力求变求新；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中，从步步沦陷到全面胜利，民族自尊心得到肯定，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大陆胜负已分，中国真正的开始走向稳定和统一，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大潮和苏联红色革命之外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显得尤为棘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梁漱溟在本书中尝试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找到中国文明的核心这种尝试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即使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在文化方面和精神层次找到自己的归宿，这对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长远发展殊为不利，所以本书在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作者的角度来讲，梁漱溟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力的学者，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但是梁漱溟却并不是一位在象牙塔中著书立传的书生，正如他自己在本书的序言中写到的： “我便是从感触而发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有主见，从主见而更有行动……但读书，只在这里面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为学”，他是一个为解决问题而做学问的人，这个问题包含人生的问题，也包含社会的问题。成书之前，他曾在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试验自己“乡村自治”的理念；成书的九年中，他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秘书长，努力促进两党和谈以共同抗战。所以说，梁漱溟在书中所说的看法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他自己投身于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中切身体会。
二、 几个仍待商榷的问题
中国的“变”与“不变”
作者在书的绪论中即将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并在第十一章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在伦理秩序维系下产生的职业分途社会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君主，士人和民众，当君主昏庸，士人失节，民众数量过多而生产不能承担时，天下大乱。在乱世中又会自然筛选出英明的君主，明理的士人，并将民众的数量削减到生产可以承受的程度。而后，作者又指出，与西方由阶级矛盾产生的革命不同，中国的乱世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所建立的新政权也只是维系原有的制度，外族侵略的结果也只是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并没有构成真正的统治阶级。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正是因为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并不是法律制度，而是道德礼俗，前者是外加的，易于更改，后者是内在的，难于消解。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社会就会在这乱世与治世的循环中继续下去，永无止境。
作者认为，在这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不发展。西方从宗教禁欲的极端中被解放出来，努力向外追求，其聪明才智都用于开拓创新，所以能够取得科技进步，生产力得到发展；而中国则因为理性早熟，在“养”（即生存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就追求“安”，心思被集中在“修己安人”上。追根究底，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阶级化为职业过早，其二是心思聪明转向里太早，然而这二者却又是十分必要的，以至于使中国生产力困顿不发展。
但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钱穆却有不同的看法。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为了说明研究历史发展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做了这样一个浅近的比喻：写一个网球选手的小传不能搬用音乐家小传的套路，因为对于网球选手而言，从未演奏过音乐会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所以，相比于西方，中国没有阶级革命，也没有产业革命，但是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自秦朝以来都逡巡不前。钱穆认为，相较于西方在冲突战争中取得突破，中国文化常于和平中取得进展。但是从中唐之后，社会弊病越来越严重，社会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士人无法有效沟通君主与民众，明朝更是废宰相，尊君权，统摄政府于王室之下，逐渐走入了独夫专政的深渊，清朝又极力抑制宋明七百余年士人创办书院，在民间讲学的风气，使科举选拔出来的朝廷官员尽是趋利避害，唯利是图之徒，斩断了政府与民众的联系，中国社会的问题逐渐暴露，即使没有西方入侵，满洲政权也将颠覆，中国依然会陷入大乱之中。
这样看来，梁漱溟与钱穆似乎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意见所持两端，然而细细玩味，却发觉二者实则殊途同归。梁漱溟所谓的“不变”是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的，即自秦以来，中国社会的政府和民众一个处于庙堂之高，一个处于江湖之远，仅仅靠士人阶层来维持联系的状况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而钱穆所谓的“变”则是指这种结构本身中各个部分的力量消长，以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更加重要的是，无论观点是“变”还是“不变”，两位学者的目的都是探求中国文化核心。正如钱穆所言：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其独特的精神所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示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种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的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成之成绩。”
可见我们所需要做的，正是在变化中寻求不变的精神。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静止僵化，重蹈历史的覆辙，中国社会也需要及时修正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今时不同往日，各国文化相互影响，水乳交融，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通过隔绝自己而独善其身。短期来讲，各国的利益固然存在冲突，但是在很多关乎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如环境，资源，人口，核安全，等方面，都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本源。一国之发展正如一人之发展，向外的开拓进取固然重要，但是固本培元才是正道。正如韦伯所说：“思想所创造的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的行动轨迹”
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
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找到的“中国文化要义”即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
牟宗三在《中国文化的断续问题》一文中写道：
“（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重视理性’，‘理性的健康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中国文化能否维持形式的身份而不只是材料，就看中国人以何种方式来表现理性。”
我认为这句话真正地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它主要表达了三重意思：首先，为什么在现代化的今天，依然需要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国之发展必然寄托于文化的根基之上，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源头，自然无法断绝。但是如果国家虽然存在，却无法将本国特有的文化作为决定方向的原则，则文化只能作为材料而不能作为形式存在于世，也就没有真正地将文化延续下去。所以，中国社会只有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方能源远流长；再次，传承中国文化，需要以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为前提。梁漱溟在本书中就再三强调，中国文化的要义即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而牟宗三也说中国文化的特征正是“顺应人情”，“重视理性”，可见“理性”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最后，我们继承中国的文化的正确方式也正是表达理性，发扬理性精神。
在本书中，作者为了更确切地描述理性的概念，首先区别了理智与理性。理智是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地方，表现为后天的学习能力，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而理性则更进一步，从生存问题上超脱出来，追求生命向上的精神，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生活的合理性。作者认为中西方在这二者上各有侧重，西方长于理智，而中国则倾向理性。而中国的儒家传统正是这种理性思想的最佳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特点，正是由理性二字生发，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问题，也都是因为理性二字。
三、 《中国文化要义》的现实意义
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最讲礼仪道德的中国人竟然找不到社会的道德底线，岂不怪哉？！追根究底是因为社会理性的缺失。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为精神归宿，而儒家又推崇回归理性，其立意甚为高远。从秦朝始到清朝终，这种理性传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本意为重人情，却难免轻法制，造成社会陷于“暧昧不明爽”的不公之中；本意为回归自我，却难免疏于向外追求，使物质不进步；本意为尊重礼俗，却难免使其机械化，成为“吃人的礼教”。种种流弊使中国社会最终陷入泥淖，无法自拔。直到西方殖民时代开始直至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传统文化被一再地视为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恨不得将其连根拔起而后快。等到该清理的都清理干净了，我们开始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发展经济。那情景就好像把老北京的城墙推倒了，四合院拆光了，好给新的广厦千万腾地方，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然而经济崛起之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心不定，究其原因，正是数典忘祖，矫枉过正的缘故。
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讲，即是重理智而轻理性，况且中国的理智也是学习西方而来，缺乏其深厚的背景渊源，又加一层忧患。正如本书中所言：
“抑错误之严重者，莫若有心为恶，无心之过为轻。无心之过，出于疏懈。有心为恶，则或忿或欲隐蔽了理性，而假理智为工具。忿与欲食激越之情所谓‘冲动’者。冲动附于本能而可见，本能附于官体而可见。前已言之，各种本能皆有所为，即有所私；而理性无所为，无所私。……是故忿欲隐蔽理性而假理智为工具者，偏私代无私起，从容失没于激越，官体自为主而心思为之役也。心思作用非恶所在，抑且为善之所出。官体作用非恶所在，抑善固待其行动成。……而卒有恶者，无他，即此心思官体颠倒失序而已。”
况且，中国崛起之后应当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不仅仅需要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应引领世界的文化风尚。曾经，古人书中的“天下”是华夏之地，而今，我们眼中的“天下”是才是真正的“寰宇之内，四海为家”。这不是一种政治野心，而是一种文化理想，希望用中国传统的教化力量化解民族之间的冲突，达到真正的“天下大同”。相信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不仅仅是为中国文化寻根，也是为世界的未来提出新的可能性。
文化的自我认同
邻国日本曾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走向繁荣。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饱受西方侵略之苦时，日本已经进行了全盘西化的革新，迅速完成了从被殖民者到殖民者的身份转换；二战之后，中国固然已经千疮百孔，日本也是百废待兴，但是又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实现了经济崛起，成为可以与美德相提并论的经济大国。我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发展的方向，正是由于日本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性。
日本社会一旦经历变革，总是迫切地找寻自我身份的认同，急于为“日本人”的标签找到一个合适的落点。因此，所谓的“日本文化论”在日本社会就尤为流行。作为一个民族，“将整体性的把握和理解作为一种积极的方面加以尊重，进行评价是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的” 。在反省自身的同时，能够视线从国内投向国外，即在不断与外国的比较中探寻本国的位置，对于日本文化而言，这种倾向也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世界的目光也乐于投向日本，尤其是在它作为非西方国家渐渐摆脱了战败国的帽子，再次作为世界的大国而迈开了步伐的时候。似乎从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开始，西方世界试图解读日本人，日本企业，日本社会的尝试就从未间断过，不过这种解读的语气倒是不一而足，批评有之，轻视有之，赞赏有之，疑惑有之。但是这种西方学着对日本文化的探究始终都难以摆脱“西方本位”的桎梏，正如苏姗在她的《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 中所说的那样 ：
“那些批评日本人居室空荡荡且家具太少的西方人，是从西方的角度在看问题，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忽视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西方人关注的是他们自身传统在日本的缺失，而不是如何去看待另一个传统，以及久居于此的人们在这一传统下的生活是如何地安适。”
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日本文化论”确实反映了日本文化的强烈的自省意识，也为日本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但是，将日本放在国际视野中观察，文化的“过剩存在”，反而成为其被孤立的理由。在亚洲国家中，普遍认为，日本几乎已经全盘美国化和西方化；然而在美国和西欧，又批判日本表面上是“现代社会”，但内部却处于“前近代化”阶段，是对于西方民主自由的歪曲。一时间，崛起的日本也是国际上人人喊打的对象。
曾经的日本就好像今日之中国，但是尤为奇怪的是，现今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作品不少，其中也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但是再看中国本身，近年来虽然也有各种解读中国文化的尝试，却没有能够产生应有社会影响的经典之作，追寻中国文化的本源还需要求助梁漱溟，钱穆，牟宗三这样的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站在新旧中国之交，亲身经历百年来的跌宕起伏，感受最深；而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今天的我们已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脱节，相较于梁漱溟先生所感知到的文化力量已经越来越弱了呢？中国文化从“形式”沦为“材料”，是否已经难以重拾？怎样补救？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书独特的行文结构
本书的目的是从中国人的文化种种不同于别国的特点之中，追根溯源，找出一个根本来，作为要义，是为“中国文化要义”。出于这样“寻求要旨”特殊的写作目的，本书的论述方式也有其独到之处。一般的学术著作，或是分门别类，或是由浅入深，多是以结论为导向的，即作者先将自己的观点描述清楚，然后进行说明论证，最后阐释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能够解决怎样的问题等。但是本书则不同，作者的角色从传统的“先知”变为“引领者”，与读者共同探讨问题，循序渐进找寻答案，忠实地还原了作者思考的过程。
作者在开篇的绪论中旁征博引，把前人说的，自己想的种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特征都一一罗列了出来，并不置褒贬，仅仅以特点论之。在其后的章节中，一一讨论这些文化特点，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对比，并追溯形成的原因和相应后果。章节之间，有些殊途同归，有些互为表里，或多或少具有相关性，随着论述的不断深入，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越发明显，而“中国文化要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结论，将中国文化的要领归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八个字，并以此为基础，将前文中所述的中国文化的十四种特征串联起来。
这种行文方式有利有弊，长于表现解决问题的方式，还原作者的思想过程，短于缺乏条理性，逻辑层次不明晰。作者不仅向我们阐释了中国文化的要义，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行文的可能性，而其利弊之间，大家自有取舍。
今日中国，使用最频繁的身份名词是屌丝高富帅，使用最频繁的政治名词是民主宪政，全民英语热，西方化、网络化的中国文化现状特别像一条想直立行走的鱼，没有前进多少，但是蹦达的老高。
君子小人这些从修为内涵上区别人与人的词再也不受青睐了，毒奶粉地沟油等名词则像牛皮癣一样横行，微薄上热门的段子十之八九是讥诮政府，公知、五毛、傻逼、愤青，每一个名词背后都带着各种嘲讽的价值观，针砭时弊时，名人们擅长以押韵对仗的时髦词汇开头，再以归咎于体制问题收尾，没多少人心平气和的分析原因指出对策，百家争鸣的表像掩盖的是媚众与迎合。大喷口水后，依然固我，等待下一个热点，热起来又冷却。
读书无用论风行，人们坐下来谈的都是如何挣钱，却不在乎没有文化生活、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偶尔读一些无关四六级考试或公务员考试的书，就很可能得到一句不接地气的评语，连捧书的人都预先的有了自绝于人民的讪讪，没有上杆子去钻研厚黑学、融入一股脑向钱看的国情，是要遭人当面提点、背后揶揄的。而没有安安稳稳读过几本书，形成自己观点的人又怕暴露出没有文化，逛一圈论坛，学会民主、自由等最最潮的词汇，就自己其实并不了解的话题高谈阔论，又衍生了装逼、傻逼这一类词汇，风靡网络。而这些大家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所谓文化并无高下之分，只有个性迥异，看开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信的说，建国大业60余载，中华大地又创新出了空心文化。
与政治制度相比，文化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够丰满，它就像空气，我们时时刻刻身处其中，反而容易忘记。文化这种东西，往小里说是你对一首小诗的共鸣，往大里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个人幸福就是系在文化这条绳上的蚂蚱，它关系着你的事业、生活乃至爱情婚姻。在社会这个汪洋大海里，个人很难独善其身。没有宽容的文化，就没有幸福的个体。所以文化绝不是阳春白雪、闲来消遣的诗词歌赋，而是如柴米油盐一样决定我们的幸福指数。但这个指数的周期律比较长，短时间内可能绝无分别，所以非常不适合急功近利的有限人类寿命、职业规划及政府任期。
青黄不接的文化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中芦苇，外表看起来长势喜人，但那已经是所有，这是光怪陆离怪现状的病灶。它变成一种生硬的规则，不再滋养社会反而成为桎梏。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文化上却走不了捷径。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譬如西方自由与公正的各种哲学学说，便是随西方社会发展应运而生，而不是凭空冒出来，由希腊城邦制发展演变至近代。恰如梁漱溟所讲，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阶级势力相角，民主的思潮不可能社会上所有人同时产生，而是先由新兴的阶级因社会力量的滋长提出政治要求，随后上升为政治学说，它符合了社会的这种需要，就能开花结果，所以民主这种制度是在西方政治文明的土壤上的成果。
于是早熟的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前，变成了没落的贵族。因为求索于内的儒家文化与向外探索扩展的西方文化相比，失之文弱。内部无限循环模式被西方强攻而破，强调理性、平和、宗族的中华文化与鼓励个人自由竞争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变成了两张皮，为了发展经济，揠苗助长，文化建设极度滞后。况且还是在文化废墟上的重建，在否定前人文化基础上推倒重来。我并不相信当今人聪明才智就超越了古代圣贤。尊崇圣贤还是推崇民主，其本质都是在求真求善求美，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寡头政治已经过了它的黄金时代。生产效率的提高、机械化时代、科技革新这些技术层面的发展改变了文化专属于一小撮上层阶级的状况，各阶层人们普遍文化水平的提高使人与人的差距缩小了，精英与白丁的鸿沟拉近了。英雄圣人的神秘感剔除了。与推崇仙佛上帝的其他地域文化想比，最世俗的中国文化也开始难以为继了。
批孔活动是极其成功的，古老的礼艺乐术射也被一同打做吃人礼教，现在的中国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以前文化的残渣，而这些残渣才是该被打击的，比如中国特有的伦理文化，重人情而轻个人，重义务而轻权利，这本意是尊重对方，是人类理性早熟的表征，如今却去里留表，变成凡事找关系，以组织压制个人，原是为了近人情，现在却变成冷血。很多中国的问题就是在于此，进步的文化内瓤尽去，只留下一些上行下效的刚硬规则，变成那吃人的礼教。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而事实上，是先有行后有知，无数人掘金的行演变出的必然是拜金文化的知。这种认知模式通过文化代代相传，流毒极广。
教育中功利至上，不以启发人的理性为根本，而舍理性，则根本无教育，社会上，缺乏人们可以广泛参加、培养公德、纪律意识、合作意识、公民意识的社会性组织，于是在发展中，既没有寄托未来的幼年一代，也没有中流击水的壮年一代，有的只是既得利益中不愿意改变的暮年一代，从个体来讲，以空白开放状态进入社会文化中处处掣肘，功利主义暴戾风气夹击下生存，宛如经过牛消化系统的绿色蔬菜，最后成为bullshit。
读了此书，回答了我心中十年之久的困惑：中国从战国到清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怎么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早在战国时期就瓦解了，我困惑的这两千年是“无阶级”的社会，以伦理来组织国家和社会，而不是团体和阶级；究其原因是中国文化的早熟，理性的早启；中国在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上走了捷径，早启了“第二种态度”，从“心”出发；西方则循序渐进，从身体出发，持“第一种态度”；从此，中西方便分道扬镳，中国人注重理性，缺乏理智，心思聪明乃只用于修己安人，而不用于物质生产和交换，所以中国的“农工商”沦为技艺，不在心思聪明人的思考范畴；西方人注重理智，从身体出发，心思聪明用于物质，才产生了“科学”。
中国与西方社会文化之巨大差异的核心在于—宗教；中国以伦理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西方则反之
读这本书的第一段，就开始欲罢不能了。作为一个学外语的学生，我常常在想，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说些什么，如何向他们传达中国文化、。转念一想，我自己对自己的文化都不甚了解，何谈传播! 在爱阅偶遇此书，真是巧合，又感谢好友拍子送我此书，得以细细品味。
这个周末会是非常忙碌，于是逼着自己在周五晚上熬夜看完了，终抵不住倦意，只得周六一早起来写此书评。我不想把梁先生的话摘录，只想把书放在一旁，看自己到底记得些什么，想到些什么。
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概括让我眼前一亮，这些观点真的以前都没有读到过。
印象最深一点：秦汉之前的中国属于典型的封建社会，但自秦汉开始已不易确定其社会属性，这一情景持续两千多年，没有改变。想起当初历史课本上的“谆谆教诲”真不禁叫人汗颜啊！这两千多年来，中国在周孔儒学的影响下，已逐渐巩固为“家族本位”的社会，团体意识、国家意识缺乏，家族意识主宰。在仁义礼俗的教导之下，人们习惯于“向内看”，遇事常常先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这也是中国人“理性早启”的表现。当然，也在礼仪风俗的教化之下，中国人习惯自己家族内解决大小事务，而不去找官府，报官在当时也是认为不道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礼俗代替法律”，这也是“道德代替宗教”的必然结果。
在理性早启的影响下，中国人已经把他人与自己平等看待，主动承认了他人的地位，这是中国无法形成阶级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这大大不同于西方，儿子不论长幼都有继承权，这就使得即使一个大富豪、大地主在经过几代之后也就没什么积累，所谓”家道中落“了。这是经济上的原因。在政治上，中国同样扼杀了阶级产生的条件。在仕途上，中国相当开放，很早时期就已经不论门第取士了。每一个人都有做官的机会，只要天资聪颖，学问够或者行孝悌，道德高。
再说说统治者，严格地来说，他们并不属于统治阶级。在统治方面，他们采取消极的方式，只求相安无事。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他们能做的不过是”自省“，所以才有”谏官“这么个官职。
如此自由，没有阶级的社会何来”封建社会“之说！、
那为什么这种混沌的状态可以持续两千多年，而无所进步呢？
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由物到心“之路。他们惯于”向外看“，为了满足生存，不断征服自然界，使科学得以发展，物质得以极大丰富。而中国呢，则不同于此，习惯于”向内看“的中国人，把自然融于自己，只顾欣赏而无分析征服之意，故没有科学。鉴于”理性早启“，已开始了”由心开始“之路，物质文化尚未发展到成熟，精神文化已开始发育，并且一去不返，无暇再顾忌”身体发育“。是谓中国文化”早熟“！根基不牢，发展必有所局限，实当倒退，过后再恢复，如此往复，一退一进，一治一乱成循环。若不是近代西方入侵，估计中国不知要在这循环中混沌多久。
中国之病，实病在其高明！
这些观点于我来说可谓醍醐灌顶，启迪不少。固知必有局限，但鉴于此时水平还不足之处。多年后我会重读此书，届时再来细数其中优劣。
四九年，广大人民群众沉浸于建国之喜悦，旧文化旧制度遭受忽视甚至唾弃；知识分子崇信于马列主义，并据此构想一条平坦顺畅的社会主义发展大道。梁漱溟这一著作于此时发表，颇有一种反其道而行的意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传统的社会发展“阶梯观”，“独系演进论”，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理论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论证过程也是鞭辟入里。
梁认为中国两千多年鲜有进展的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并非都是落后的，相反，他认为是“中国文化之早熟”，及“理性的过早出现”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局面的停滞不前。理性总结为两点：一为向上心，即“人之不甘心于错误”；一为厚情义，外见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伦理本位观念。不同于西方“个人”的早期觉醒，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周孔关于“礼”的教化，这实际上是对人家庭化、社会化的要求，因为个人是一个由血缘关系建立的组织的组成个体，所以必须一切以集体关系为重，“义务本位”成了此时统摄家族成员的思想。但正因如此，不同于西方以宗教为维系的团体，也便注定了以血缘关系的中国家庭只着眼于内部，而从无“国”之观念，也便无真正的国际对抗性，国家遇到危难，人心涣散，也便在情理之中。所以两千年停滞不进的文化，不是因为落后，只是因为此种以家族人情为核心的“早熟”让人心真正得到抚慰，由“礼”搭建的社会构架是相当稳定的，这是梁漱溟见解之其一。
再者，他对传统的“独系演进论”的深刻抨击，不能不说是对我精神的一场洗礼。社会发展的分阶有不同的标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将社会分成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三阶；马克思将其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阶。各家有各家的学说，而梁氏却认为这种“急于寻出普遍规律”的学说，总是“一半猜谜，一半武断，急就成章；其方法实在是演绎的主观的，而非归纳的客观的，于科学不符”，虽说有些许激进，但却着实引起内心的共鸣。高中课本中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讲诉让我困惑甚久，何以一个社会能机械的分成一个个阶段，是否真的有这一划分标准的依据？如果真的有，这一依据又是否确定可靠？何以一套个人的主义，便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指导理论？或许你可以说这是每套理论都是集无数前人智慧所构造的一套科学体系，但它毕竟只是“一套”体系，又怎能保证绝对正确客观？这仅仅是我浅薄的见解，但却着实让我深深感受到用实践检验真理、根据真实国情治理国家的重要 性。
梁漱溟开篇便说出此书要旨，“中国文化如是必由一种意义或精神在。本书皆为了指点出来，使大家洞然了悟其如是之故。”纵然，此书也仅是梁一家之言，固然有其片面性，但其对人思想的启迪确实是长远深刻的。一元的理论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这是立国之本；但是笃信便易于陷入机械主义的循环。或许真正的发展应该为殊途同归的，没有真正的教条式的规律可寻。唯有我们在实际中不断探索挖掘，根据国情，实事求是，才是发展之道。
引子：——阅读前由
之所以选取了距离我这刚转过专业，且倍感学术贫寒的一小生无比之远的这现代三圣三儒之一的梁漱溟，是因为这位圣人在我高三末尾之时就对他萌生了敬畏之感，若把笔者的社会学发育情况比喻成一种人生，那我便是打小儿就喜欢上这位倔强顽固，真性情的老头子了。
起初结识这不朽伟人，还是由于一时在脑海中激起了千层想未来深钻国学的浪花，也是因为老爹的名字之中长期挂有国学二字，而此时已中年，却未能有所盛悟，致使源自“孝为先”的社会之中的我便奋力承担起这一继父“伟业”之厚望，而当自己有了些许了解之后，一边是充满着对先辈的敬仰，主要源自他们做学问之态度，另一边则是自己始对国学二字愿有所致力，或多或少，但愿成为一种如同闻乐阅报等一般之兴趣使然。便一股脑地区接触大量的国学之任何，当发掘到几张百度后的照片，我看到的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子板儿，大大锃亮的光头儿，钢一般尖锐犀利而可洞察一切的眼神儿，又若紧抿着若有所词的倔强之嘴角儿，像是传递出低沉有力之声儿；皆传递出桀骜而又颇高贵的气质。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外表仅由一副土而实用的眼镜，陈而合身的“干部装”，一顶滑稽包容却不掩大师之魄的圆顶帽；即便所有装着仅有着深黑与湛蓝二沉重之彩，但其光芒却仍可轻易地射入你的眼中。
说到玩学问之高端精英，那边已经很强了，而把玩“一国之学”之士大夫，那便固然是我心中之圣人了。早先之时，在郭玉磐志士之浩瀚书的星空中结识此书之“明星”那刻，便已被深深地彻头彻尾地给震撼到了——何人感言一国文化之要义？那还不是糟世人吐槽之标靶，千百笑话并出之籍？
而也有对其满怀钦佩，被一个生活在连文化都可以天翻地覆地革命的这样的时代的人敢于传递出一股通古博今，跨时代之声的大师而折服。这本书于该刻似乎成为了何年何月我才可以去浅淡地试读，耗尽整个学术人生而去领略，再然挑战去翻越的一峰。
真正把这本书接过于手中，安静踏实地去品读之刻，又觉得此书言之甚是，而去未难于理解，且出于“示之于世人”之角度以撰写，作为一个本就是书中论辩问题主角的国人，那么本也就亲切感油然而生了。书中言及的不少情况，自己虽然生活经历且未足二十载，但是掏空心思钻研一下，发现的确如书中所提一般，有那么些意思与韵味。
写在封面之上有这么一句话：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梁漱溟。便揭示着本书之任何意义了。本是一时兴起，抑或发自于一时无聊之念，拿起书过罢两三行之后，却不知已被一个故去的大师牵走了思绪。有些时刻，甚至需要不时地提醒自己几下“这仅仅是一本书。”
虽是出自于六七十年前之时的一本书，故时与今当下社会及国度也固然又变，但梁先辈对于中国文化，也算是正中脊梁，取其要义，不过要说，书中一些东西，在目前的时代已经仅仅能发现一丁点事例的情形，也是有的，不过圣人虽圣，也非先知，一个人的话，不言广远之未，若光可对过罢之历史加以总结反思，便已跻身一个时代的精英之列了。
然而想必时间会见证着不朽的学术之金，仅是一这《中国文化要义》便可标榜为中外研究China一切现象的百科全书了。
茫阅之有悟，微绪之所展：
二十来万的著作，要说的话其实我也就在这一匆忙，荒废了过多时间的一学期之中习得了四五万字，阅过了前言，赏析了后结论，翻读过感兴趣的几个章节的总结之篇，也算是略知一二地感受到了一个民族的大师的学术要义。打算而后再有时，而或假期之刻，细致品读。
大中社会的两大古怪——一、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二、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而大中社会的特征呢（此先谈及社会特征，而后又论述社会人之常态）
一、广土众民；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四、因未知力量而强大；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七、家庭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八、开化甚早，文化极高，学术丰富，学术却不向科学前进；九、法制不见形成；十、道德气氛重；十一、中国特殊，不属普通国“家”类型，却相同；十二、中国兵民之关系；十三、特有的孝的文化；十四、中国的隐士。
要我来说的话，就是如下几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概述：
首先，以家为家，以国为国，进而有以天下为天下，其实也就像是梁先生的写书围绕的主要大体要义了，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三者本就兜来兜去，彼此依赖而生。而此，也正是梁先生最希望看到的未来中国的一切本源的发展走向，而仅是几十年后的今日，我国之“家”“国”“天下”三念发展如何，则如不念则鸣。之所以此读书报告之题定为“在理性早熟的大中社会”，前面的“理性早熟”书中言到之处甚多，便不做赘述了，而我用到了“大中社会”而不是将他直接地翻译作“大中国”，正是因为读罢此书，便了——中国是不国家的，而就是这不国家，使得我国才更社会。
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文化，无论是文学，哲学，绘画，园林，建筑等等，最根本的是以研究社会人为主，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个人的行为原则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而社会的道德规范又会影响着一个国家。
而书中彰显出来的“我大社会”之显著特点如： 一， 自私自利。 二， 勤俭。三， 讲礼貌。四， 和平文弱。五， 知足自得。六， 守旧。七， 马虎。八， 坚韧及残忍。九， 韧性及弹性。十， 圆熟到老。
这便是中国人深受周孔之礼的影响，也是尊礼尚仁，中庸贵和，重文轻武的最好解释，而这一切也使得中国的社会，在表层之上看上去“周而复始，盘而不进。”
以周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构建起来的大中社会具有某种稳定结构，似若可让整个社会各司其命，各安其职，也算是维持一定时间段内的稳定。同时也正因为这样，让中国自秦汉之后的两千年进入一治一乱之循环，而始终没有革命。
而次，非宗教，伦理本位的中国人，在梁先生看来“家族、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人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中国以道德代宗教，“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 儒提倡家庭关系，甚而把父子兄弟之感情关系推到社会上去，如朋友如兄弟，百姓为子民，以伦理关系来组织社会。又把家庭关系由内而外推展开去，把社会关系由外往里拉，使得社会也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社会冲突是以不强。而再有另设礼乐揖让，凡事以理性为先，不尚冲动，更反感争斗。使社会平和。集团之不强，宗教之被伦理道德替代，也是情理之中事了。而何况中国又为理性早启之国度，在文中，梁先生认为的理性和理智为：“知”面为理智，“情”面为理性。“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理智对物有进步，而理性对人有进步。 西洋是由身而心，而中国则由心且而身。
中国人遇到一件事，当头地会想：“应该”“不应该”，而非西洋人般地着眼于“愿意”“不愿意”，而此也使得为何中国多的是伪君子，而没有真小人。
我国的理性早启，使得民间：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此二句变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色了。伦理道德，是宗教之用，而也是游离于内外法律之间的法律代替物了。 “所谓伦理者无他义，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 ”
惟有理性是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真根据，道德与宗教不同，道德以自觉自律为本，而非受戒于神。也是解答了为何中国古人自力更生，而非西洋靠他力者。
人与人之间，身体上是必将有着隔阂的，而心上可以不分隔，中国因为着早就脱开宗教，创辟了非宗教文化。西洋人大多身近而心不进，而中国人却可以深远而心不远，也正是中国人“龙脉传承，‘根’的概念。”
而这些也正导致了中国之人大体趋向为：不隔阂，却不团结。理性的早启，也早就了文化的早熟，而一切文化皆是创新；中心有偏，不徒为外缘之适应，而愈伟大的文化又愈不是。
而后，民族生命性，国不国，国人的家，中国自先秦之后，便已经不是正统地封建社会了。中国之统领者可以是读读书书，考试而坐化为九五之尊，首先，战国七雄以后的时代，以郡县代封国而没有一个固定世袭的贵族地主阶级；二来，“布衣将相”说明那时或本无阶级，官僚不世袭。也就是指出，中国就没有很强的阶级对立。梁先生认为，“在此宗教不足的社会里，贵族而脱于武力，其所余者还有何物？那就是有他累积的知识和初启的理性而已。这就是士人。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他力促阶级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为中国所特有。”
皇宫之上，坐享浮华的皇帝一人可世袭，他在统治天下，而其他的任何将相官臣，皆为“辅佐”之用，他们并不在体验着“第一把手”并没有真正地统治。中国的皇帝因此皆不敢与人民为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为自古以来的名句。更何况有多少的诸侯经历了起义，又有多少的市民揭竿而起，逆袭伪诸侯，登为皇之位。而在西洋就大异。国王和贵族们打成一片来剥削人民，加上宗教对人不论身心的控制，致使我们可以看到“黑暗的中世纪”。
而中国人所受压榨则少得多，如梁先生说：“古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人想象，未必实有此谣。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相忘，则是中国真情。” 也是引出了东方中国和西洋人严重的“民主”“自由”志异，或言，中国本就完全不可能是“人民做主”，更多地可能会是人民的小圈子汇成的“家族”做主，而西洋人迫切追寻了许久的自由，或许在中国早已不知成为历史的某阶段启延续而来多久了。好比“若国人真的是追寻自由的，那么在清末之时，看到洋人的玩意和理念的‘入侵’，会是何等对待？然而呢，国人并不为奇。”
近代西洋人的国家意识，首先养成于亲切的小地方，而后扩大为民族性质的国家。政治能力在此养成。民族的单一使得，一个西洋人要受人支配做一个顺民；或者让他做主，众人皆依他。而独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着眼于中国，大家本原来个个都是顺民，亦是皇。在“家”这个分水岭中，家外遇事随和，为顺民，家内操以要务，为皇。
后叙：——感之而盼后景
因为肤浅阅读，于是乎便暂且习得此三点之毛皮，而读罢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个性殊强，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而中国文化也自产自销，非从他受。感觉日后应该与费孝通之《乡土中国》并研习，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及社会。其实还是那么个大意，一个在一个恨不得不曾有用过去的历史的时代，出现了一个敢于作一个穿线，不仅将时代穿起，而且恰好将每个时代上面的打眼都做的恰是方位。
其实定了心思去阅读此书，也是源于——“一个本就是盲目地仅体现在思想上传统的人，去以含蓄地角度去反思，而后去考虑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观点。看过此书之凤毛麟角以后，或多或少觉得，若不是有“the culture invasion of west country”那么大中社会文化便无法更新，周而复始了。因此看看我们国家的领导班子在引领下去的方向，也是造成了读书之时无不会偶尔出现的浅淡一笑，对自己民族的未来的欣慰。古时强调无为则治，而长期的无为导致了万代无异后呢，社会也便萌生了“变”之念。而中国社会古来一治一乱，每等到王朝腐烂透顶忍无可忍才又那些“隐士”起身来推翻，从来没有在尚有救时变更过政治观念，而我觉得为何？好比说古时没有“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一谈异同：因缺少相对于统治阶级的集团，个人消散在伦理中。无相对集团，则缺少有改进意义的冲突。
未来中国的最终动向绝对会是几大普世价值引领之下的社会之社会的。一切弱势等国力的转型必将归结于文化的转型，“更何况十八大后将更大力度地着眼于文化建设。”西方哲学与孔孟之道必定会有最适合我民族现状之结合体萌生。
我认为，即便当下的新亚文化，也将渐渐滋生为主流文化，再至时间沉淀为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可以做的，无非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石、培养人民理性，安定社会、给予一小撮传统气息的人社会认同感。
（文中提及的些许字眼，皆于当下重事无关，乃客观在外地论述整个社会，国家，民族）
梁漱溟名言摘要几则：——为了更多地无耻地获得与圣人“更近的距离”而扭曲出的那种自我优越感
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
——梁先辈著《中国文化要义》之因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我愿终身为华夏名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个人寄语：生于山西桂林，父辈便是举人的一代大儒，所做的也正是我们曾看见的这些了。而我，暂且还仅能甘愿为一鄙陋学术之贫小僧，愿有着曾许下的“折山断水寻一曙，开天辟地为苍穹”的理念愿望及屹立。浅淡地走出每一步，不谈及在那个方面成为什么家，成为一个友善良的人，成为一个不祸害社会的好人，我还是不看那么大那么远，先力争去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毕竟好多事。我知道：“it‘s now or never”。（此处又显出了国人应不应该之做事之辩）
2013.1.6 leo·corleone 结于晨之四时三十八分
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比较特殊，属于理性早启，从心出发，而西方文化是从身出发。中国文化朝着特殊的路前行，渐显“长于理性短于理智”的特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重视实用而缺乏系统理论，到后来落后于西方，近代化的步伐尤为艰难，文化甚至“陷于盘旋不进”。梁漱溟并不只是停留在用深邃的眼光去洞察这一特征，他多少是对中国文化日后的发展产生怀疑和忧虑。
在读完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完的《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我还认真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便能够更好地比较性地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有时候我真的很敬佩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以及他那严谨的逻辑论证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虽然书中很多是非曲直，以我自己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生活的有限涉猎与观察，我不是非常赞同，但是却也引发了我对中国文化深一层次的思考，比如老先生在谈及中国文化特征的“怪现象”：“为什么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自由、民主的概念”“为什么没有逻辑和科学”“为什么没有宗教、没有公共意识……”等问题时，也进一步让我在想一个问题：在当前，在几十年一百年后，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传统文化？哪些传统文化应该依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现在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中方文化如何才能更好的和谐相处？
马克斯•韦伯将中国社会描述为“家族结构式社会”。钱穆先生也曾这样谈到中国社会：“故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此则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略论中国社会学》）由此而论，中国人之所以时常挣扎于“忠孝不能两全”这一祖传的两难，无外乎在“血统”与“政统”之间荡“道统”的秋千。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中，梁漱溟先生便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作者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全为说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
而在我看来我其实更赞同费孝通“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观点。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一方面培养了农民日常的漫不经心，以及逃逸于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自由品格；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重道德伦理而非法律来调整彼此的交易与关系。一个国家不讲信用，尚能通过暴力机器勉强维持，而一位农民如果长期失信于人，就意味着其在人格上破产，继而将自己推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要是赖账，谁就会成为人人责备与防范的对象。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基础，家庭、家族或宗族的亲族关系在中国文化意义不同。传统中血缘所形成的亲缘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和可以相互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当然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圈里的人不重视亲情，而是说中国在亲缘和亲情中，不仅表现了个人对家族和家庭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衍生出了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结构和基础，费孝通把它叫做“差序格局”，即中国的父子夫妻兄弟等亲族，不仅在名分上要区别的清楚，同时还要强调不同名分和等级的人们之间，要各安其位，才能和谐相处，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男女有别，上下有序”,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等级，把家庭、家族、宗族甚至不同姓氏的家族的秩序建立起来，而且古代中国还把这种秩序扩大到整个社会，建立了国家和社会的秩序。
在书的第八、第九章老先生主要论述中国有无阶级和国家这两个文化特征，其实在上世纪初，中国在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有过不少争论。我是宁愿相信梁漱溟的判断的，即中国人只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斗争；抑或如张东荪所言，是有阶级而无阶级意识。不幸的是，在上一世纪，伴随着大革命时代的到来，阶级斗争的意识“被水涨船高”。时至今日，当我们平心静气、客观公允地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即便是“地主”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配合阶级斗争而被发明的概念。20世纪终究是中国宗族文化日益凋敝的年代。这个革命的世纪刚开始时，乡村相对自治，在同宗同族的温情理想之下，宗族势力及其武装对革命军或政府军还能略作抵抗；至于平时，又像是一个个草莽的NGO。待阶级意识开始瓦解乡村社会，即便是那些没有枪支弹药撑腰的宗族首领与大户也会被当作阶级敌人，很快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土改时期，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便没有多少田产，也要被划为“公堂地主”。宗族组织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更要强行解散。正是这种阶级划分扯断了农村原有的血缘和地缘的纽带，使每个人孤零零地成为了政治运动的附庸，又为之推波助澜。
而对于“中国是否一国家”问题上我却不是很赞同老先生的观点，他主要是从国家功能和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这两个角度论证中国不像一个国家，更像一个社会。他觉得中国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并且中国在国家功能上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国际对抗性缺乏。同时他还举西汉初年曹参“无为而治”的例子，认为它主要是因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梁漱溟先生有点单纯为了论证而论证，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西汉初年刚刚经历战乱，社会百废待兴，同时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权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必须制定一些政策来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我觉得中国近百年的落后和失败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扰乱。在国家功能上，依我看来第一对内不是松弛反而是逐步地加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人们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压制了人性，思想上的八股文和文字狱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在军事上中国虽然重文轻武，民不习兵，但是就明朝来说兵力就达到上百万，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第二在对外上不是不紧张而是因为内虚没有能力抵抗，导致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在梁漱溟论述中西方家庭观念对比上，我还想再谈一下自己对中西方家庭的理解。我觉得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庭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在一个中国大公司里面，超过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而在西方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大了就离开了这团体。也就是说我们的家既是一个延续性的事业社群，她的主轴是在父子、婆媳之间，而夫妇却成了配轴。同时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点是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女子还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而且我觉得中国文化里面虽然缺乏西方文化里面的集团生活和社会组织，以城市为自治，但是家庭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样，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中国家庭里面的成员未必是一群被驯化到不能自组织的愚民，但是在一个压力型社会里人人争做“鱼民”各顾各也是无比真实的。由此，这种各顾各的家族救济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会自救，另一方面也将这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鱼民之家”：一是网里之家，二是网外之家。网里的“鱼民”虽劳苦却也因为网外的“鱼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为逃出生天的网外的“鱼民”同样因为网里“鱼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问世事与网事。其结果是，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却也心安理得。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见解，梁漱溟在这本书中总结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为自私自利、勤俭、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韧及残忍、韧性及弹性、 圆熟到老。就像鲁迅在在批判中国国民性问题上，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流氓精神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就是流氓政治，政治家就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特别体现在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上；第二个方面是对戏子文化的批判，在小说《药》和《祥林嫂》都反复强调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舞台大戏场，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和双份角色，既在舞台上表演又坐在下面看表演；第三个方面是对奴隶状态的批判，最为经典的批判就是“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
但在我看来，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国民性问题，也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国民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国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国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外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而且现在社会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我愿意用这个标题总结梁先生对中国人生活精神的全部分析。
这句话是梁先生书里面的，越咂摸越有味道。
从文化上疗救我们这个民族，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梁先生戮力乡村建设的年代，不适合，解放后三十年那个强敌环嗣只争朝夕的年代，不适合；现在呢？
像梁先生这样大开大合大线条对比中西文化的，现在似为学人所不取，原因甚多，但在我看来，还是因为失了担当。
梁先生说：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
吾从之。。。。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不仅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在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中西文明开始摩擦碰撞并相互交融，传统的儒学也遭受各种新思想的冲击，因而他也受到当时新儒学的濡染。从他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传统儒学封建的意识，也看到了新儒学思变促新的改革思想，正是因为他拥有“旧儒学”和“新儒学”的双重身份，才会让他能够以一种思辨的目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去看待中国，去研究中国的文化，去探索中国文化最本质的精髓和要义。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梁漱溟先生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他以身论家，以家论国，借国以论天下。
李泽厚在《说儒学四期》中曾把社会分为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个人本位即个体，集体本位包括家庭，民族和国家。他把中国儒学所奉崇的道德分为两种，即“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社会性道德为公德，是维系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规范，而宗教性道德是私德，是个人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的行为规则。梁漱溟先生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是从个体本位开始，进而分析出中国的“社会性道德”。
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文化，无论是文学，哲学，绘画，园林，建筑等等，最根本的是以研究社会的人为主，因为人是构成这个社会的最基本要素，个人的行为原则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而社会的道德规范又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礼记•大学》上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是故先“修身齐家治国”方能“平天下”。 梁漱溟先生探索中国文化之要义也正是从中国人如何“修身”说起。他总结出中国人性格比较公认的几个特点：
一， 自私自利。
二， 勤俭。
三， 讲礼貌。
四， 和平文弱。
五， 知足自得。
六， 守旧。
七， 马虎。
八， 坚韧及残忍。
九， 韧性及弹性。
十， 圆熟到老。
从他总结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深受周孔之礼的影响，尊礼尚仁，中庸贵和，重文轻武，同时由于过份的禁欲，也让中国人变得自私而残暴。而中国人所有的这些特点是造成之后中国社会“周而复始”，中国文化“盘旋不进”的根源。
梁漱溟先生先说中国人“修身”之不足，而后开始“从中国人的家说起”。首先，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由个人组成家庭，由家庭组成家族，中国人的这种家族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修身首先为了“齐家”，人们追求功名利禄，往往是为了家庭家族的荣誉，而非个人荣誉。中国人觉得只有置身与集体之中才会有安全感，而最基本的集体就是家庭。对待其他非家族的团体，中国人往往会有一种排斥反应，在各种非家族的团体中往往会形成家族势力的延伸，这就是为什么出身，背景，家族在中国一直很重要的原因。在第五章中，梁漱溟先生参照中国和西方作出的一个对比图很明显反映了中国人的这个特点：西方人重视团体和个人，而不重视家庭。中国人反之，重视家庭，不重视团体和个人。
中国人以道德代替宗教，中国的宗教其实是一种“宗教性道德”。中国人所说的的“修身”，实则在“修德”。孔子曰“孝，德之本也”，中国人所修的道德品行有很多种，然而“百行孝为先”，孝是作为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礼仪。《管子•牧民》上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 明鬼神、敬宗庙、恭祖旧直接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孝文化。而中国人的孝文化都是因为周孔教化所致，而周孔教化并非宗教，孔子向来不相信鬼神和迷信，他所推崇的是一种社会伦理和道德的规范，以道德规范社会，以伦理规范国家。因而中国自有孔子之后，便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以道德替代宗教，有利于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管理。以伦理规范国家，能够让国家在某段时间内保持繁荣和兴盛。《管子•牧民》写到“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以礼，义，廉，耻来规范家庭，规范社会，规范国家，则家兴国强，而如果没有这些伦理道德，则家庭生变，社会生乱，国家衰亡，就如管子所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等级制度构建起来的社会具有某种稳定结构，可以让整个社会各司其命，各安其职，维持一定时间段内的稳定。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让中国自秦汉之后的两千年进入一治一乱之循环，而始终没有革命。
管子说“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梁漱溟先生在第九章时也曾将社会关系大体分为几个等级级：个人--家庭--团体--国家--天下。如果将乡理解为一个团体，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梁漱溟先生这本《中国文化要义》的主导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与管子的思想不谋而合。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近两千年社会之所以循环往复没有变化，科学之所以停滞不前没有创新，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中国人的个体本位和集体本位发生了错位，中国人的家庭观，团体观，社会观，世界观由于过早的开化，已经发生扭曲，走不上正轨。中国人只有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使中国重新走向繁荣民主富强的道路。
最后引用管子的一句话：“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文化逐渐步入科学的正轨，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梁簌溟先生在这本书里给了很详细的解释和结论。梁簌溟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学者，他是十分有思想的人，而且他写作是有根有据的，不做空谈的论调。
罗素说过，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他给出的结论惊人地出奇，但又无人敢驳斥他，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力，而是结论的透彻性。
梁簌溟先生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得出很多的结论，略举一个：中国人只祝愿“天下太平”，从不曾想要“国家富强”。
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来研究中国文化，对比两者直接的优缺点，中国人重视人的教育，文化早熟，偏于理性；而西方人重视知识的教育，在人性的教育方面有所欠缺，偏于理智。诸如这样的结论，是何等的精辟。
所以，对于想了解一下中国文化的朋友，这是很好的一本书，它的讨论、分析以及结论都非常的吸引人。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
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认识此一问题。中国文化动机太接近实用，中国既一向详于认识而忽于物理。（所谓地大物博），这是祖宗的遗业，文化的成果，而后人食其福。中国之不易亡者在此，不易兴或亦在此。
中国人须知奔走活动，不怕遇着人反对，而怕得不到什么反应。得不到什么反应，便不想再干。中国人特点：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
中国文化的特征如下：一、广土众民；二、各族同化融合（罗素：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三、历史悠久（历久不变且无宗教）；四、
卢作孚：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家庭生活的依赖关系这样强有力，有了它常常可以破坏其他社会关系，至少是中间一层障碍。（但在利益权利面前道德伦教常常不堪一击）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是文化程度的问题，却是在文化个性上。
如我判断，人类文化史之全部历程，恐怕是这样的：最早一段，受自然限制极大，在各处不期而有些类近，乃至有些类同，随后就个性渐显，各走各路。期间又从接触融合与锐进领导，而现出几条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会贯通之势成，今后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在世界文化内，各处自仍有其情调风格之不同。复此，此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倒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来。
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逐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以基督教转向大集团生活，而家庭以轻，家庭以裂，此其大较也。
古郎士：信仰是我们头脑的产物，而我们不能随便改变它。人固然可以使自然降服于人，但人永远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隶。信仰初生，人类社会始行组织；信仰变化，社会乃屡经变革；信仰消灭，社会亦行崩溃变形。
我们不可误会大集团生活就从宗教家的意识要求造出来，造成西方人之集团生活的，是事实不是理想。这千余年频繁激烈的斗争，即是锻炼成西方人集团生活之本。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中国自受周孔教化以后，大体过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团体与斗争不离，散漫和和平相连。（中国人未曾得到团体的好处，自不然难以认同团体之意义）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个个都是皇帝。习惯为身体与环境间的产物，而养成于实际生活。中国人对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士人（上层）和农人（下层），是构成中国社会之最重要成分；他们散漫，中国便不得不散漫了。
人生的种种关系，即系种种伦理。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恰相反，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阔亲戚，不算贫。因而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分别。一家人，总是为了他一家的前途而共同努力。“过去信仰，寄于祖先父母，现在安慰寄于家室和合，将来希望寄于儿孙后代，此较之宗教的解决为明通切实”，故中国家庭伦理，所以成一宗教替代品者。
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尊重对方。张东荪：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dependent being）不是指其生存必须依靠于他人而言，乃是说其生活在世必须尽一种责任，无异为了这个责任而生。
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却活跃着权利观念了。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中国伦理思想，就是一个相对论。双方互以对方为重，才能产生均衡。
常燕生：中国民族是第一个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眼光，从未超过现实的地上生活，而梦想什么未来的天国。费尔巴哈《宗教之本质》：依赖感乃是宗教的根源；惟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胡石青：理智尽处生信仰。
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人有信仰而无敬畏）周孔的理念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天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它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人类最大的祸患，即从人类而来。古之礼文祷文，一面既妙能安慰情感，极其曲尽深到；一面复见其所为开明通达，不悖理性。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真正的信仰）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据我推想，孔子最初着眼的是——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是如何做人。
理性始于思想与说话。当其心气和平，胸中空洞无事，听人说话最能听得入。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计算数目是理智，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没有错误不足贵；错误非所贵；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可贵莫大焉。智能问题于理智有关；品性问题于理性有关。
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伦理家庭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经济上之剥削阶级，即为政治上之统治阶级，此一恒例。生产技术不进步，所生产的不富，就不能无阶级。古语云“不患寡患不均”，其实寡了就不能均。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相忘，则是中国真情。中国人心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
制度之真正意义，与其看做纠正个人过失，不如看做谋上下意思之流通。任何政治制度莫不基于其社会内容形势外面环境而立，其中内部形势尤为主要基础；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中国历史已入于循环中，为重复之表演。
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其各种伦理关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勤俭二字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信条。以此可以创业，以此可以守成。米勒里尔《社会进化史》说“中国国家就是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强制力在中国是备而不用的，且在事实上亦很少用。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为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后若农、工、商始得安居乐业。
历来大乱之所由兴，要不外“人心放肆”那一句老话。在中国，过于强调个人道德之要求；此一要求难于把握，则治难于久，而乱多于治。孟德斯鸠《法意》“礼俗起于同风，法律本于定制。更定制易，变同风难。变其风者，其事危于更其制也。”
中国人的心思聪明恰没有用在生产上，殖产盈利，尤为读书人所不道。中国文化之特色，即重在解决安（稳定）的问题，并且过分地把保（社保）和养（发展）两问题，亦当作安的问题来解决了。人类自古以来，总是在自己圈内有情理讲，在自己圈外就讲力。
在中国，根于理性而来之理念有种种，而要以两大精神为中心：一则向上之心强——亦称“人生向上”；又一则相与之情厚——亦称“伦理情谊”。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民治制度绝非单建筑于一种理念之上，还建筑于客观形势之上。在中国未曾自由，亦未尝不自由；未尝民治，亦未尝无民治。（善言不应有恨，恶语亦非无爱）中国文化无一痼弊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和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而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痼弊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
人类文化渐高，原是力、利、理三者循环并进，三者同增并富，而理性居于最高。中国理性早启，以普其利于伦理而经济不发达——经济消极；以隐其力于伦理而政治不发达——政治消极。中国人遇到一件事情，只考虑应该不应该，不考虑愿意不愿意。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总结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解决中国之问题，必先认识中国之问题，认识中国之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梁先生的这本书写于1942年到1949年，其社会背景自不必多言，梁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中国最迫切的、最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已经变化，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始终没有完成，西方理念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在种种社会问题的背后若隐若现，西方文化的冲击让许多中国人在看自己文化的时候往往看不真切、看不全面。而解决中国社会现在的许多问题仍然要走梁先生指出的那条路，先了解老中国，毕竟几千年的文明对人们的心理、习惯等的影响是深远的，不是在两三百年间能被彻底改变的。
梁漱溟先生有一句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他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就是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这本书的写作思路是这样的：先将中国文化的特征一一寻求而罗列起来；然后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其由来，前后左右推阐印证，进而解释其它特点，若最后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原都本于唯一之总特征，则中国文化要义可以在握；研究中，将以民族品行的优点及缺点，为参考佐证的资料。
梁先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
一、 广土众民
二、 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三、 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 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
五、 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六、 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七、 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
八、 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
九、 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十、 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 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
（罗素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
十二、 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
十三、 “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十四、 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
梁先生说：再去寻取一些特征，还可以有，但我们姑止于此了。
梁先生选择第七个特征，从中国人的家说起。梁先生指出，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所
以特重，并不能由“生产家庭化”的生产方式就可以解释了，换言之，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一切上层建筑。黄文山先生、吴景超先生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认为这样的情景都是有的，即：一、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内，与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二、文化中别的部分有变动，而在其先找不到生产方式有何变动；三、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下，却找到想通的制度及思想。再，经济不止无片面决定力，而且其势力将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渐减。 米勒利尔在《社会进化史》中说：文化的原动力，显然在人的自身。 梁先生还指出， 若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来，也可以说有恒进步的趋势，但是，即使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而人类文化更是时时可有创新，时时可以变更，尤其是其彼此间之教化传习莫之能御，因此不能以阶梯观或恒进化观来分析一地一民族之文化。
继续研究“中国人的家”这个问题，梁先生从中西社会构造的对照来看。从这一处着眼，梁先生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相去不远，而西方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以后，便开出了超家族的集团组织来，因而形成了集团生活。以基督教为例，它能开出超家族的集团组织的精神大约有三点：第一，神绝对统一；第二，兼爱同仁，以上帝为父，人人皆如兄弟之相亲；第三，超脱世俗，关注彼岸。然而，我们不可误会大集团生活就从宗教家的意识要求造出来，造成西方人之集团生活的，是事实不是理想。不过这些事实，却特别与基督教所引起的血的斗争有关。西方中古时期，政教合一，使当时的统治既资借于宗教，而宗教本身又复政治化，其结果又两点：一是使得集团生活内部之统制过强；二是使得集团间斗争频繁激烈，团体境遇不顺，遭受折磨，其分子向心力转强，西方自有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西方的集团生活在日用常行之间的表现是农业上的大地产和庄园制度，工商业上的行会（Guild）。总而言之，中古的西方人已经过着集团的生活。在这样的集团生活的训练和磨砺下，西方近代进步思想萌芽，具体述说如下：第一，政教部分的集团兼统制人心和人身，使人诚无所遁逃这种统制国强的集团生活，为后来引起反动之本，异常重要；第二，虽然事实上政教不分，但是据基督教关注彼岸、超脱世俗来说，它有虽垂诫于人的义务的责任，但愿望是不管人间一切权利之事，权利之事，由法律去规定，罗马法典也就诞生于此背景之下；第三，随着工商业及城市的复兴，工商业人组成行会和城市自治体这样的集体组织来为自己争取权利，西方人的政治能力（组织国家的能力）都在这里得到了培养。西方长时间的团体生活也使西方人学得了团体生活之本：第一，于此认识个人隶属团体，团体直辖个人；第二，于此公认团体中个个人都是同等的。梁先生认为，第二点尤其重要，中国人所缺乏的，也就是这个。
对比西方社会构造，梁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集团生活有三条件：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于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约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而中国恰恰三条件都不具备：第一，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组织中，各种神明，不分彼此，不加区别，更无组织可言；第二，中国国家组织大成问题，如特征中第十一项，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社会生活之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第三，中国地方自治体欠明确欠坚实，而职业团体方面，也松散不成团体。梁先生指出：集团生活，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只是缺乏；中西不同，只是相当的，不是绝对的。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
梁先生说，缺乏集团生活与倚重家族生活，正是一事之两面，而非两事。缺乏集团生活是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之由来，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集体这两端。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总而言之，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经济上，这一点表现为夫妇、父子情同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近支亲族之间，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相互负责，有不然者，群皆目以为不义。在政治上，这一点表现为：社会构造上，视一国如一大家庭，纳于伦理关系中；且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父父子子、以孝治天下，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在宗教问题上，这一点表现为：中国人将个人融于家庭，家庭分享个人情感，个人为了家庭而努力，伦理行了宗教慰安勖勉人生的作用。
梁先生认为，一切宗教都从超绝于人类知识处立他的根据，而以人类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为事。西方继希腊罗马古代之后而有文化发展，是以基督教作中心，中国古代之后却是以周孔教化作中心。所以树立其文化之一统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后先后同化不为碍。在中国，这就是周孔教化。周孔教化并非宗教，两者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周孔教化教人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而宗教的依赖却借助于外力，不相信宗教中对象的所有善美纯洁都出自人自身具有之德。中国以道德代宗教，道德相对于宗教是多转了一个弯，是更透彻的一步，而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早熟，也正在于此。以道德代宗教除了理性这一点，还有重要的一点，便是“礼”。礼的要义在于清明安和，而作用在于涵养理性。中国人习惯于从应有之情与义上说话，而期望个人之自觉自勉，因而法律自不会发达，所谓法律，只不过是刑律。中国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以礼俗代宗教。
既然中西社会结构不同，最终落脚于理性，那么这个理性具体是指什么呢？梁先生认为理性始于思想和说话，欲认理性何在，只观察他人或反省自身自家即可。当其心平气和、胸中空洞无事，听人说话最能听得如，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的时候，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所谓理性者，要义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进而梁先生区分了理智与理性。理智之时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唯独人类完成了理智之路：人类从本能生活中之解放，始于自身生命与外物之间不为特定之行为关系，而隔离淡远以至于超脱自由。这亦是减弱身体感官之对于具体事务的作用，而扩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在借累次经验，化具体事务为抽象观念而运用之；其性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更凭借知识以应付问题。这便是依理智以为生活的大概。当人类向着理智前进，其生命超脱于本能，即是不落于方法手段，不止于盘旋于生活问题，而得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从这里不期开出了无所私的情感——这便是理性。简言之，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中国人所谓的“读书明理”是明情理，而不是物理。物理，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相关于智能问题；情理，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相关于品性问题。西方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中国古人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清明安和，在人自见自知，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故孔子不倡言性善，惟处处教人用心回省，即自己诉诸理性。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而是神，不是君子，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做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
梁先生认为伦理本位只说了中国社会结构之一面，还有其另一面，就是中国不像西方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的社会。从宽泛说，人间贵贱贫富万般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但阶级之为阶级，要当于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求之。而旧日中国不能说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表现为：一、独立生产者大量存在，与英国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百分之四为雇主者很是不同；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三、政治上，机会是开放的。
由于中国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因此中国并不像一国家，具体表现为：一、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政治上消极无为；二、缺乏国际对抗性，疏于国防、户籍管理、重文轻武；三、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在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中国阶级意识不强，种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是历史的负面，而其正面是理性早启。而西方以其为阶级社会，是一个国家，就资借于其阶级，而政治得以进步。
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两面所构成的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要人向内用力，以修身为
本，主张个人各安其位，社会即可运行无碍。社会矛盾（剥削及统治），旧日中国所不能无，但它化整为零，以情代势，颇得分解缓和；其秩序，虽最后亦不能无借于国家法律，但它融国家于社会，摄法律于礼俗，所以维持之者，固在其个人其社会之自力，而非强制之功。这也是中国文化为无兵文化的原因。道德、礼俗、教化，是辗转循环互为影响，三者无一定先后之序，而有贯乎其中者，则理性是已。而中国的士人就担任了教化的职责，转居于君主与民众之间，以为调节缓冲。
既然中国人理性早启，而二千多年来以道德礼俗治社会，是不是就是最好的社会了呢？不是。中国两千年来总是循环于一治一乱，可见社会还是有问题的。中国倚重理性及礼俗以为治，而每一段时间，人心放肆不可避：君主方面，传承几代之后，则天资浸已平庸，而不知民间疾苦；民众方面，太平日久，人口增多，技术不进步，官逼民反；士人方面，承平日久，贪慕爵禄无责任之自觉。因此则乱，乱而无革命，而经济政治文化相安而无亦产业革命。而 这些都与中国社会无阶级关系甚密。可见化阶级为职业太早，并非甚好。
看古中国社会的第九个特征，即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梁先生认为，中国非无民主，只是无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中国人尊重他人，遇事讲理，只是没有西方政治中的“大多数决议”和个人自由。在中国，根于理性而来的理念有种种，而以两大精神为中心：一则向上之心强——亦称“人生向上”；又一则想与之情厚——亦称“伦理情谊”。而自由——一个人的无形领域——之不立，实为向上精神所掩盖。中国社会家庭生活偏胜，又理性早启，处理事情往往是从理到事，因而“多数人决议”的民主制度没有形成。相对于西方的从事到理，从身转向心，看中国的从理到事，径直从心出发，可见中国文化之早熟。
中国文化早熟，从心出发，用力于人事，则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科学之用力于物之事被忽略。中国文化早熟之病，病象有五：一、幼稚，原实为一成熟文化，但由于早熟儿不免间或显露幼稚，如个人自由之不立，缺乏科学等；二、老衰，历史太久，到后来，生趣渐薄；三、不落实，相对西方之现实，多理想；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利与力地位降低；五、暧昧而不明朗——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
至此，中国文化的特征都基本得到了解释，在此就第一至四特征和第十四特征的原因作一下显明。隐士与中国文化的相当关系表现有三：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虽再三礼请亦不出来；二、在经济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力，恰为宗教禁欲生活与近代西方人欲望本位之一中间型；三、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不与自然对抗。第一至四特征是由于中国基于文化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靠文化而不靠武力，有时失败于武力而终胜于文化。而中国在知识经济军事政治方面并不擅长而最终成功靠的就是理性之力。总之，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却非理性的欠缺，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欠缺。而后，梁先生又列举中国国民性的种种表现以证前面观点。
也谈《中国文化要义》
概要弄清此书的主旨，须得从梁漱溟先生于第一章绪论罗列出的中国文化特征说起。
一、地广人稀。
二、偌大民资之同化和融。
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一面明明白白有无比之伟大力量，一面又的的确确指不出其力量竟在那里！
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仅的文化。
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七、家族本位的社会。
八、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
九、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不见形式。
十、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中国不属普通国家类型。
十二、无兵的文化。
十三、“孝的文化”。
十四、中国的隐士与中国的文化。
本书共计十四个章节，大体即在论述上面的特征。梁先生从中国的家庭特征说起，解释其独特性，更进而以此解释其他文化特征的来由，在解释其他特征时，又回环反复共相印证。其中最有力的当是将中国与西方进行对照比较，使人有恍然之感。其书名之“要义”即在于文化的主旨。
梁先生的立足点亦在中国的家。中国社会是以家庭观构建的伦理本位的社会，而异于西方，西方社会游走在团体与个人两极。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这渊源于周孔礼教，孔子构建的中国社会实以家庭为单位，礼教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有三个即是建立在家庭的范畴内，君臣又是父子关系的推广，朋友也是兄弟关系的推而广之。读《论语》时，给我感受最大的并不是孔子常提起的“仁”，而是他提出的“礼”。这种观念或许早已深植进了中国人的骨子里了吧。这样的五伦封建礼法实际上是用对待亲人的态度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生活缺少集体生活，那这个社会靠什么来组织呢，还是家庭，以家庭观建立起来的伦理社会，这种伦理社会是靠周孔礼教来维系的。作者进而考证中国是否一宗教社会，答案是否定的。有人会说儒家就是中国的宗教，但作者否定了这种观点，孔子于中国人在于启迪其理性的发展。作者也把理性作为中国民族的精神所在。我有一个问题，即周孔礼教对于中国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梁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却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周孔礼教对于国人有启迪理性之功，因而我认为这是其正面的。但得在此，失亦在此，一个事物要发展，必须要有矛盾，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也须阶级矛盾于其间的作用。梁先生认为正是这样的礼教环境下，中国无阶级，中国并非一国家，才会造成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毫无变化，仅在一治一乱之恶性循环中。（关于中国阶级与国家的观点，梁先生无疑地给我上了一课，原来还有此一说法，不论其对错，都能启人之思想。其结论之得出，正是其立足点中国特色的“家”的环环推导所制。）此外，中国无民主、平等、自由观念更是对于今日之中国民主建设有所助益。再如无兵的文化，是从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特征演化出来的，这个特点的根源还是在儒家。其他多类此，遂不述。
另外，梁先生对于儒家、佛家、道家的分析颇令我印象深刻。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博杂，取其要旨，则是儒释道，但他们是怎么相互配合的呢？梁先生的解释是儒家居其中，占主导地位，释道二家则分处天平两端，其变化在于儒家倾斜的程度不同。（梁先生原话并不是这样说的，但大体是这样解释的，但愿我没有会错意。）
附中国之特点以备忘：
(一)自私自利：身价念重、不讲公德、一盘散沙、不能合作、缺乏组织能力，对国家及公共团体缺乏责任感，循私废公及贪私等。
(二)勤俭：习性勤俭、刻苦耐劳、孜孜不倦、好节省以至于吝啬、极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之精神等；
(三)爱讲礼貌：一方面繁文缛节、虚情客套、重形式、爱面子以至于欺伪；另一方面也指宁可牺牲实利而要面子，为争一口气而倾家荡产等。
(四)和平文弱：温顺和平、耻于用暴、重文轻武、文雅而不免纤弱、特喜调和拖鞋；中庸及均衡、不为己甚、适可而止等。
(五)知足自得：知足安命，有自得之趣，贫而乐、贫而无怨、安分守己、尽人事听天命、恬淡而爱好自然风景、不矜尚权利、少以人力升天之想等。
(六)守旧：好古薄今、因袭苟安、极少进去冒险精神、安土重迁、一动不如一静等。
(七)马虎：马虎儱侗、不求精确、不重视时间、不讲数字、敷衍因循、不彻底、不大分彼此、没有一定规律等。
(八)坚忍及残忍：残忍指对人或对物缺乏同情。坚忍则谓自己能忍耐至甚高之程度。克己、自勉、忍辱、吃亏等皆属于此。对外对内两面实亦相连之事。
(九)韧性及弹性：韧性止于劳韧，弹性则并有弹力。此不独于其个人生命见之，全民族全历史恰亦证明如此。此不独其心理精神方面为然，于其体制及生理现象亦证明如此。
(十)圆熟老到：悠悠然不慌不忙、稳健、老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尽情尽理、不偏不欹、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适应性及潜力。
此外中国语言文字之特殊；中国文学、逻辑、音乐、绘画、雕刻、陶瓷、宫室建筑、园林布置、医药、体育拳术、农业工业等都自有特色。（这也是本书少论及的，此书在于从这些食物当中寻其根本、根源。）
附中国文化五大病以备忘：
一、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
二、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
三、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和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
四、落于消极而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极。
五、暧昧而不明爽——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
中国与西方诸国于宗教处为分水岭。自此以后国人走向以伦理为基础的家族生活，而西方国家则走向以宗教为基础的集体生活。家族（家庭）生活不是集体生活，盖因为集体生活是指那些有共同的目标、宗旨以及鲜明的规范约束之集体，从这一点而言，以散漫自发而成的家族生活与之想去甚远。
中国人善于自省，不能自省处则往往通过伦理来制约，并秉承着“由近及远，引远入进”的处事原则，故人情大于物理，人情大于规则。西方因宗教生活而往往能在团队中锻炼自己的管理能力，故此政治能力强，强化权利与规则。
两种文化之发轫处，截然不同。时值近代以后，西方的这种文化无疑与其社会发展更为适应。梁漱溟老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乃人类文化之早熟，是说中国在周孔教化之下，往往更为理性，更为强调人的自省与自我完善，立论虽好，但却过于理想化。就对人的自我提升与改善而言，宗教显然比伦理更为见效快、实效好。
梁老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旧中国某处，乃回族与汉族交界生活之处。在那一区域，汉族人抽大烟之人十之八九，而回族居民却鲜有此事。盖因为靠着自省与自我约束的力量毕竟是薄弱的，外部的约束力量亦有强有弱，弱处几乎等于没有。而回族居民则因为其宗教中的教义、教规约束，宗教行会的监督而每能于悬崖处勒马，不致失去自我。
中国以家庭伦理而发展的文化，使得中国重家庭，而轻个人与国家，举国大小事务俱以五轮之规而履行；而西方世界则重个人与国家，家庭观念较中国而非常薄弱。
看了梁老分析出来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十几大特征，甚觉有共鸣之处，这些特征又潜在联系着，我隐隐觉得这些特征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文化精髓的东西，但是又说不出来，可能它本就是无以言表的吧！
这本书所做的只是客观的分析和解释了中国的文化，关于中西之比较，我认为作者本意并不是为了褒贬，只是道出事实而已。中国的伦理本位虽然有不少诟病，但它支撑并且带来了繁荣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那么存在即是合理，中国人已经适应了2000多年，那这种思想无疑是最适合我们的，然而在近100年，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大有混沌之态，传统的伦理思想并没有得到发扬，甚至倒退了，却又找不到新的精神内涵。大国时代，重建我们的国民性迫在眉睫，在办案时，如果找不到突破口，就会回归原始证物，以此推之文化亦准，我们何不重新寻回自古以来的伦理本位，将其发扬光大呢
读此书的原因
我看《中国文化要义》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的。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在当前，在几十年一百年后，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传统文化，哪些传统文化应该依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的背景是现代化的中国，一个接受普世价值，逐步实现民主政治的发达的中国。于是这个问题也类似于：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哲学与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各自的角色，两者之间又如何共处？
清末以来，中国面临的转型表面上是国力由弱到强的成长，本质上是文化转型，重新审视、定位、接纳自己的文化。因此，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可以说有三个阶段：放弃、持疑、融合。首先是对自己文化的极端排斥和放弃，传统文化成了累赘和罪魁祸首。在放弃阶段，传统文化和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文明是无法兼容的，一个是失败的过去，一个是向往的未来。由于转型之彻底、痛苦之深重，似乎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因此这种矫枉过正很容易理解。
然而到一定时候，受害者与被压迫者的民族心理逐渐淡去，自信和力量积累起来之后，他就冷静下来，需要再次追问自己是谁，应该如何面对过去继而走向未来。目前，可以说是第二阶段“持疑”，即大家都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对待历史和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只不过是一个原则。糟粕与精华如何区分，精华又如何取？略微思索，看看该抛弃的我们是否抛弃了？该坚守的是否坚守了？答案并不乐观。整个社会还在持疑阶段。而我所思考的问题正是如何走出持疑阶段，走向中西文化的融合。
在对自身文化的放弃阶段，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很多误区。如过度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唯物主义史学。然而，唯物主义史学源自对西欧历史的总结，中国历史发展并不符合。比如，从秦朝到清朝的二千多年，并非封建社会，可以称之为皇权时代。这一点《中国文化要义》或《国史大纲》（序言中就有澄清）中均有说明。因此，首先必须转换测量中国历史的这把尺子。所以，在持疑阶段，读一读清末民初学者的书，对于重新认识传统文化非常有好处。那时他们旧学底子还比较扎实，对何谓传统中国理解透彻，传统中国的社会现象也都历历在目；兼之很多学者出去看了世界，心灵上中西差异之冲击震撼心灵，因此书写的中西文化比较分析也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要义》简评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有一些基本假设，作者并未申明：
一、作者分析对象是中国二千年的皇权时期，分析所用的尺度标准依然是西方的，比如他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业革命，为什么没有阶级革命，为什么没有民主。这就是以西方的历史现象为标杆，而质疑中国为什么“不正常”。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式就是跟随人类之中更文明的那一部分。因此，这种以西方为尺度的自我文化剖析并不为过。其次，这也促使我思考，除了相对的标准，我们有没有一个绝对或更为长期的标准衡量文明的高低，暂且不提。
二、作者所列举和想象的皇权中国，是比较温和的。既没有民族主义似地夸大中国多么文化昌明，也避免提及我在《中国落后的民族性及其出路》中鞭挞的丑陋特征。梁漱溟此书中分析的中国或许可以称之为文人的中国。
三、作者隐隐地吸收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社会形势，即客观的各部分社会力量之斗争，即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斗争。必须从物质需求开始逐步上升到精神需求，从野蛮开始逐步开化为文明，从兽性开始逐步彰显人性。而作者认为西方符合这样的渐进发展道路，中国则超越过去了。因此，同第一点一样，也是用来自西方经验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此诚不为过，但读者需明白这一点。
本书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主要几点是这样的：1、中国自古就有与西方不同的气质，文明早慧，理性早启。文字形成早，少有残忍的奴隶制，周朝封建制几百年就结束，进入了秦汉而后的统一国家。这是一切的起因。2、诸侯国内篡位谋权、诸侯国的分裂与兼并等乱事造成了贵族制不稳定，很多贵族沦为平民、士人。这个现象奠定了日后的阶级消散，集团缺乏。3、而君主、贵胄都乐意吸收这些民间有识之士，作为辅佐、幕僚。这种从社会各处选拔人才的做法逐步改进成为了日后的科举制。4、全国统一与秦，而各国尚有余威，秦靠武力维持偌大国度，无法凝聚全社会，二世而亡。西汉初尚有各王封地，自成一国。经过几次造反，比如七国之乱，后来终于取消了分封制，完全结束了封建制度。一个大国靠什么来维持社会凝聚，保证不再内乱？于是，汉武帝、董仲舒选择了儒家独尊。5、国家广大而分散，以小群落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组织社会。这几个因素造成了日后中国种种社会特征。从此，一个缺乏阶级与集团生活，以职业分途区分社会民众（士农工商四民），儒家伦理占社会文化主流的儒家君主制国家开始了自己的社会进程。
尝试以这几点来分析中国各种特征，比如：
1、为什么没有规定权利的民事法律，只有规定罪与罚的刑法典？
首先，争取权利，必先来源于权利的缺乏。一向受压迫，缺少个人自由，才会要求权利。而中国人生活在分散的乡村从事农业劳动，以平和不争为主要社会基调，感到受压迫的程度并不深（除非在乱世）。因此，没有争取权利的必要社会形势，也就没有形成权利意识。其次，儒家伦理注重自己对他人的义务，而非对自己的权利的捍卫。儒学对儿子则说：做儿子要孝顺，而不说父亲应爱你；对父亲则说：要慈爱要管教好孩子，而不会说儿子应该要孝敬你。如果严重违背了做人的义务，就是罪，就要罚，于是有刑法。第三，分散的小群体即乡治，和儒家德治的原则，决定了大多数民事纠纷都在家族和乡村内由村民组织自行解决。因此不需要政府层面的正式法律规定。第四，缺乏集团和阶级使得压迫和受压迫的集团间不可能有有效的谈判，而权利是不可能被施舍的，所以一直没有出现保证人权的民事法律。
2、为什么没有契约、谈判的意识？
阶级消散加上儒家伦理使得社会缺乏互相对抗的力量对等的有明确集体目标的集团，于是就不可能有谈判。想当年战国时还有对等的各诸侯国，于是还会有渑池会等诸侯结盟之类似于契约的东西。
3、为什么没有自由、民主的概念？
与没有民事法律类似。中国不同西方，没有在中世纪受君权和宗教残酷压迫的经历。由于受压迫少，未感到极度缺乏自由和民主，就不会意识到要去争取。相反，西方中世纪个人受宗教压迫，才深刻感受到个人与集体的对立，于是个人权利意识高涨。第二，伦理确定了长幼尊卑有序，我们只会要求各安其分，各尽其责。而且没有契约和谈判，也不可能有自由民主。
4、为什么没有逻辑与科学？
首先，职业分途使士农工商分开，钻研学问的士并不关心农工商，对生产不熟悉，自然缺少技术进步。其次，独尊儒术，尤其是科举制更加使儒学深入骨髓，让读书人一门心思想人性与治世问题。再次，君主制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君王，若干个皇家贵族（还不一定团结在君王周围），一群既听命君王又牵制他并实际上替君王管辖社会的官僚集团。所以君王是非常危险而孤单的职位，他害怕出现任何很团结或很强大的社会力量。因此他的策略是压抑社会的组织化集团化，因此他一般推行重农抑商。既然商业不发达，当然工业技术发展也缺乏动力（商人才会有动机发展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能）。
5、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
答案与前一个问题一样。重农抑商、科举升官才有前途，加上重视道德学问，极少对技术的热情。
6、为什么没有宗教？
中国有宗教但不同于西方。中国人理性早启，孔子早就看透了宗教中的迷信。因此儒学是以伦理来团结社会的，取代了宗教凝聚社会、启发道德的角色，被称为“礼教”。中国宗教存在，但社会组织功能不强。西方的宗教是从与君权对抗开始的，在中世纪罗马帝国也取代过君权（因此有政教合一的问题，而中国没有此问题），是异常团结的富于组织化的宗教集团。它的角色是既统治国家、用上帝规定的道德戒律凝聚社会又提供精神信仰。在中国这些角色是分开的。统治国家向来是皇帝的事，凝聚社会启发良知是儒学士人的事，宗教只留下精神信仰这个基本职能。也正是中国社会的宗教只有给予精神依托的基本职能，因此不会有宗教冲突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
7、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公共意识？
因为缺少集体生活训练。中国人的社会组合只有个人、家庭、天下，中间一层的团体非常弱小。连少有的社会团体，比如天地会，都烙上家庭伦理印记，互称“帮内兄弟”；甚至连天下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都是儒家伦理。缺少集团生活训练，就缺少规则纪律意识，乃至缺乏公德。
8、为什么只有皇朝更替，没有社会革命？
根据前面的问题基本能回答了。重农抑商、没有工业革命，始终无法形成新的阶级和集团（行会、工会、农会），加上儒学和科举制在思想上的统治，两者造成中国既没有新生社会力量，又没有团结的真正集团，且缺乏新鲜的社会思想。因此，也只有农民暴动和轮流坐庄的王朝更替。于是社会恒久不变，逡巡不进。简直是在泥潭中打转。
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
从上面对几个中国特征的解释，可以看出本书很奇异的一点是，几乎是从赞扬儒家开始，经过温和的论证，结论实际上是将大部分中国社会循环不进的罪名安在了儒学头上。因为儒学礼教结合科举制对社会思想的钳制，使得各种新生力量、不同思想流派无法出现。
梁漱溟的这种解释，认定了中国社会是无法自我更新、自我进化了。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要不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社会大概是常此以往、永无变化的。这个判断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进步必须来自于客观形势的逼迫，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这必然要求要有不同利益和观点的阶级也好、阶层也好、集团也好。即多元的社会利益集团和多元社会观点之间的良性冲突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皇权时期的中国恰恰缺少这些基本元素。中国社会古来一治一乱，非要等到王朝腐烂透顶忍无可忍才推翻，从来没有一种在尚有救时的改进，为何？因缺少相对于统治阶级的集团，个人消散在伦理中。无相对集团，则缺少有改进意义的冲突。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刨除对历史演进的阶梯性僵化分析，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是值得借鉴的。学了那么多年辨证唯物主义，我也这么认为：社会的进步，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其动力来自于矛盾各方的互相冲突又互相吸纳演化。应用到社会中，我们如果想要一个社会良性发展，就要保证有良性冲突的存在。那就必须以社会制度保证社会组织多元化，社会思想言论的多元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必然有冲突，社会制度如果试图通过所谓维稳来压抑这些冲突就否定了自身前进的动力，也只能收获矛盾的恶性爆发。社会制度应该保护温和的良性冲突，设置各种表达渠道，保护各群体的意见表达，引导各方面温和解决矛盾，从而才能保证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
这是我们应该从旧社会王朝更替中学到的最大教训！而目前应该全力施为的第一步是，鼓励和倡导社会组织化，推动公民社会建设，保护思想言论自由。
传统文化的出路
今时不同往日，社会结构已然变化，各种阶层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形成也已经是社会现实。然而民国以来一百年，政治构造并没有进步。今天的社会徒有司法人大都现代制度之表，其实与皇权时代类似，只不过皇帝换成了十几个人的中央所谓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官僚统治功能上分了很多部门而已。但政治结构必然会逐步改进，改进的动力即来自于多元的社会结构。而普世价值则是这些新的社会制度的哲学基础。
那么在这样一个全新结构和基本价值观的社会，传统文化地位何在？
先来讨论几个前提。首先，必须承认，不远的未来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础是human rights、liberty、democracy 等普世价值。其次，我认为要把中华文化经典同皇权时代社会文化风俗区分开来。后者所谓封建遗毒多一些（比如我们批判的民族劣根性），前者才是应借鉴的传统文化。再次，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但对儒释道墨等可资借鉴之处都应该吸收。
传统文化的第一个角色是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石。普世价值只是一种理念体系，民主制度不是只有一种二种三四种。大陆可以学习欧洲英美甚至日本台湾，但大陆社会可以与之不同。具体的制度必须以本土社会的传统和现实来具体确定，而且这种确定也不是几个文件能够写清楚的，必须是在社会形势的逼迫之下逐步成型。因此，我对具体的票选制、多党制的讨论并没有太大兴趣，中国的民主制度该如何，还是要靠本土文化的现实推动。引用一句自己的老话”一个现代国家必须从他的古典中发展出来，一个新事物必须从旧机体中生长出来。旧机体中产生的新生力量才是真正能够改造旧机体的力量。“而传统文化的作用之一，即在于此。有些儒家宪政学派的学者如吴钩（@吴钩1975）和秋风（@秋风论道）等大概就在作此努力。不过我对这种从古典中挖新意是否真实和有效尚存疑问。不过，这种托古言新慢慢就变成了接续古典和宪政民主的理论，也是可以期待的。
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角色在于培养理性，安定社会。民主法治虽然能保证社会总体安定，但如果没有培养出人的理性和道德，必然会增加很多可以避免的冲突和伤害。自由人权看似积极而明确，实际上不免存在模糊地带。全靠法律规定，则法律繁缛无法承受。社会行为的灰色地带，就需要儒家的理性教导来提升个人道德，重新培养谦和、理性、宽容、推己及人的民族性。
儒学属于中国早熟的理性文明。在皇权时代，为个人的修养和人际和谐提供了有益教导，然当时社会不够进步，勉强以此伦理治理社会，则理性只见于少数士人，缺乏社会形势保证，终究不能持续进展。反而在阳面的道德伦理之下，滋生了恶劣的潜规则、自私唯利的丛林法则和血酬定律（吴思的发明）。今日社会进步，社会形势已经到了能够更好使用和融合传统文化的时代。而且在人人追求自己权利，不免增加社会冲突的时候，也正需要儒家经典的理性训练，扭转目前急功近利、急躁自私的社会情绪。
传统文化的第三个角色是给予文化认同，比如当下的方言热和汉服热。到了物质较为发达的时候，人们会更加重视文化精神上的认同。目前毁坏古迹、打压方言、忽视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传承的现象，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不久的将来都终将改变。
中国的历史循环，其实应该是自由太过分了---》乱--》重新限制自由，这么一个过程，不过总觉得自由这个词好像不太符合其意思，应该换一个词，因为自由本来是舶来品，用在表示中国人有点误差，改成“放纵”这个词可能比较好。
虽然这本书距离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它里面分析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国家特点仍然十分透彻。怎么说，中国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无论是从单个中国人看，还是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很难想象，这样特别的一个国家现在竟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就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国民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历程，周孔文化的确立奠定了中国的几千年历史。虽然我们没有宗教的集团生活，失去了人对物的积极探索，但是我们在人事方面不是一样硕果累累吗，就算存在糟粕，我们也不能否认几千年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要义是一本很好的书，读懂它，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原因十分有帮助。
很有道理，认同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中国文化仅一儒家便可以了吗？翻看一下道教史，佛教史，它们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并且互相影响。
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礼”是梁漱溟先生论说中国文化的一个亮点。
一唱一和。。。美哉呀！！
没有倒退,一切未变.
看到其他看过此书的人的书评，我想补充一下。梁漱溟虽然承认中国文明理性早启，甚至至今还比西方人在道德人性方面高明。但过早的高明，反而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必须遵循的渐进式道路：从身到心，从物质的问题到心灵的问题。因此，文化早熟反而使中国社会无法进步。
这种高明，其实是应该怀着尊敬又批判的双重态度的。
至于中国历史与西方的不同是肯定的，原因不仅在于儒家思想，还有比如贯穿皇权时代的华夷之争，以及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我觉得这方面更应该去看看《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