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原理
2005-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奥）卡尔・门格尔
211
刘絜敖
无
奥地利学派始于1871年，其时，门格尔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本著作篇幅不大，却足以同《国富论》、《纯粹经济学要义》媲美。由于该书阐述了边际效用理论，故而门格尔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经济学开创者之一。此次重新编辑出版门格尔的这部经典代表作，即旨在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一睹门格尔早期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知识、时间、不确定性。透过《国民经济学原理》的文字表述，读者看到的会是门格尔超越时代的洞见。本书为“Century Library”（世纪文库）丛书之一。
导言序言第一章 财货的一般理论第一节 财货的本质第二节 财货的因果关系第三节 在财货性质上支配着财货的规律第四节 时间——谬误第五节 人类福利增进的原因第六节 财货所有第二章 经济与经济财货第一节 人类的需求第二节 能支配的财货数量第三节 人类经济的起源与经济财货第四节 财产第三章 价值的理论第一节 财货价值的本质与起源第二节 财货价值之最根本的尺度第三节 规定着高级财货价值的规律第四章 交换的理论第一节 经济交换的基础第二节 经济交换的界限第五章 价格的理论第一节 孤立交换的价格形成第二节 垄断交易的价格形成第三节 双方竞争时的价格形成与财货分配第六章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第一节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本质第二节 财货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第三节 财货价值经济重点的变化第七章 商品的理论第一节 通俗意义及科学意义的商品概念第二节 商品的销售力第八章 货币的理论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起源第二节 各国及各时代所特有的货币第三节 作为“价格尺度”及交换品储备之最经济形态的货币第四节 铸币译名对照表附录 卡尔·门格尔及奥地利经济学之基础
《国民经济学原理》此次重新编辑出版门格尔的这部经典代表作，即旨在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一睹门格尔早期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知识、时间、不确定性。透过《国民经济学原理》的文字表述，读者看到的会是门格尔超越时代的洞见。《国民经济学原理》为"Century Library"（世纪文库）丛书之一。
无
旧闻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名，但现在才开始看，真是惭愧。以前只听说奥派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对其近似“绝对自由”的观点嗤之以鼻，但其实是完全不懂。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研究思路完全不知道，就肆意评论，感觉很惭愧。看了这本书之后感觉拨云见日，确实是开拓性的著作。
话说，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论证相比，我更喜欢读奥地利学派的作品，它的出发点是因果关系，逻辑性很强，论点论据条理清晰。新古典的数理分析尽管对实际经济活动很有用，但读来趣味就少多了。 而且，与斯密联系起来，发现20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家有很多有趣的经验判断，如“我敢肯定怎么怎么”，“有思虑的人必然会怎么怎么”，虽然看起来不太过经验，却很亲切。
说道正题，门格尔的研究方法完全是以人为出发点的，论述人的欲望、理性、行为。说到财货，他认为，财货必须是应对人类欲望的，如果人类对一物品的欲望消失了，则其不称为财货。这与劳动价值论是多么冲突啊，劳动价值论觉得，只要一个东西赋予了人的劳动，不管人用不用得到，放在那里也是财货，也是有价值的。可是想一想看，是这样的吗？一个BP机放现在，除了怀念的价值，也许就没有价值了吧？
他发现了人的理性的不确定性。他说，我们对于财货的需求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几年之后的欲望和现在不会一样，且不可预见；也不知道几年之后欲望的强度和为实现满足要付出的事物；人类的欲望还是会发展的。然而，他没有满足这种不确定，而是说人们都会根据自己的思虑把这些充分考虑到。 这就可以引申出所谓“情境理性”，人们对未来的理性判断，是根据自己的经历，现状和情境进行判断和思考的。
很多人会说，主观价值的观点是唯心的，不客观的。但其实奥派自有观点，人的观念虽然是客观的，但人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却是客观的。这就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的欲望满足与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他非常重视这种客观联系，把这种联系作为其判断事物属性的基础。他说，如果一个人无法认识到一个东西对其欲望的满足有用，那这个东西就不是财货，对他没有价值。试想，你想补充蛋白质，你只知道肉能补充，但不知道黄豆也可以补充蛋白质，这样一来，为了补充蛋白质这一欲望，你就不会去吃黄豆，而会去吃肉，黄豆对你来说，就不是财货，就没有价值。而一旦你认识到了这个因果关系，你就会去吃了。这种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汪丁丁就说过，从长远来看，对效用和价值的探讨会走向主观，但需要建立主观个体之间的客观联系。奥派牢牢抓住了“人”的本身及其性质，对事物进行判断，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与人无关的活动，怎么能算入人类社会活动呢？这才充分尊重了人的价值，以最小化的个体去观测社会关系与社会运行状况，不论其正确与否，这种思路本身就是开创性的。
瞿而冷作于2005-11-2——2005-11-17
摘要：卡尔·门格尔被公认为边际革命三大领袖之一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其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与《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两部著作之中。他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影响，将认识论视角贯穿其理论体系的始终；在方法论之争中捍卫了逻辑演绎方法在经济学理论建构中的应有地位；其财货分层说为解释产业间的关联和制约提供了很好的框架；主观价值论确立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视角；边际分析法极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视域；对时间、空间、知识、过程等非传统经济因素的关注则成为架起奥地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之间的桥梁。门格尔固然是所谓边际革命三杰之一，但他所开启的方向并不导向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其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价值在今天看来也很值得称道。
关键词：边际革命；主观价值；奥地利学派；新古典经济学；经济思想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生于加利西亚（时为奥地利领土，现属波兰），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场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序幕的“边际革命”的三大发起者之一，经济科学中的奥地利学派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门格尔一生的经历并不复杂，而关于他早年的资料也很匮乏。目前可知的是，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1859~1860）和布拉格大学（1860~1863）研修法律和政治科学，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撰写经济分析方面的记者；又过了几年，进入奥地利首相办公厅新闻部工作。工作期间，撰写了那部今天被视为奥地利学派不可动摇的基石的理论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以下简称《原理》）。1873年，门格尔被提升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杰出教授”，这使得他毅然弃政从教。1876年，他担任奥地利王储的导师，并陪同这位18岁的王储游历欧洲各国。1879年回国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从此安心于平静的学术生活。1883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由这本书所引起的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战持续到20世纪初而偃旗息鼓。1903年，门格尔辞去了一切教职，致力于修正和扩展自己原有的经济理论框架。1921年，他以81岁高龄溘然长逝。
门格尔的名字在今天的经济学史上似乎已被人渐渐淡忘。作为边际革命的发起者之一，他的影响力似乎不如同时创立数理经济学派的英国的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和创立洛桑学派的法国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为大，在这个铁三角中，后两者的共同之处也更多；奥地利学派延续了几代学人，庞巴维克（Bohm Bawerk，1851~1914）、维塞尔（Wieser，1851~1926）、米塞斯（Mises，1881~1973）特别是哈耶克（Hayek，1899~1992）等人的光芒也越发耀眼，人们只是偶尔在这些更贴近当代的学者的著作的若干脚注中看到门格尔和他的两本书被频繁地引用。门格尔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独特价值何在？他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么？他对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在何处？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原著，对这些问题作一个初步的回答。本文试图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奥地利学派作为一个学派的出现纯属偶然——在与历史学派长达二十年的论战或吵架过程中形成的学术共同体，但门格尔作为奥地利学派当之无愧的创始人，在其两大代表作中仍完整提出了这个学派的大部分命题，建立起其独特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系统。然而，大部分言必称奥地利学派的人恰恰没看过门格尔。而如果只看这个学派的一本书，都应首推门格尔。他开辟出这个学派的几乎所有关键概念和分析架构。更重要的是，那是这个学派最辉煌的三个阶段之一（二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可算另外两个），是与其他学派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是门杰瓦克马（此马非彼马）五大宗师比肩而立的时代，是武林盟主尚未确立的开放时代，是这个学派奠定理论自信、方法自信的时代。门格尔固然与历史学派浪费了近二十年的岁月吵架，但《原理》一书足以奠定他武当张三丰的地位。了解武当派，不能通过宋远桥甚至宋青书。同样，了解奥地利学派，也要亲自到它的源头，寻找它的“张三丰”。
回到门格尔，也是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公约数，而越往后发展，它们之间越渐行渐远。宽泛地说，边际革命是新古典的前奏，马歇尔是杰文斯的同时代人。也有更多的声音认为边际革命就是新古典学派的开始。所谓古典与新古典的分界，一般就以边际革命来划，在此之前是广义的成本决定论，包括劳动价值论也是其中的一种；在此之后是主观价值加边际效用一直到供求决定论。古典时代的精神是重宏观、重生产、重积累，其基本教科书结构从斯密到穆勒大体都是生产、分配、交换、政府职能等等；新古典时代的主题是重微观、重消费、重需求，不是从生产开始讲起，而是从偏好公理、无差异曲线、消费者需求讲起。马克思的一句话倒是可以作为佐证，他有一句著名的骂人的话，叫做“庸俗经济学家”。按他的意思，什么是庸俗呢？不是说言利的、世俗的意思。这带有一定的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他认为不从“本质上”想问题的，就是表面上的、肤浅的、庸俗的。所以他认为古典学派还是想找一个不变的价值基础和源泉的，因而是深刻的、高雅的，而新古典觉得价值论说不清楚就干脆诉诸主观、边际、供求，这就是回避本质问题，就庸俗了。所以在马的眼中，最后一个值得尊敬的就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密尔，在他后面就开始庸俗了。当然这是马克思的一家之言，但也可借以了解古典派与新古典派关注重点和使用方法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说，门格尔是独特的，他的理论建树和学术努力应可同时获得两边的理解和敬重。
一、经济学方法论之战
（一）思想渊源
后人习惯性地将门格尔与杰文斯、瓦尔拉斯并称为在几乎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现边际效用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范式上一场“革命”的三位伟大经济学家，由于此，人们也就易于误解这三人有某种思想上的关联。事实上，他们分别来自奥地利、英国和法国，所具有的思想背景和理论的侧重点也有较大差异。也许正是这种不约而同、殊途同归，恰证明了边际效用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石的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
必须承认，自笛卡尔以降的大陆唯理主义思潮所养育的一代代学人，特别是德、法等国家的思想家，其思辨水平、钻研深度的确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门格尔及其开启的奥地利学派便是经济学界中这种思辨风格的杰出代表。他是在汲取了丰富的德国古典哲学及历史学派的营养基础之上，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改造的。[1]因此，把他划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发起者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深厚的知识底蕴和学术背景。从他的论述角度、行文、思路看，也是带有浓厚的德国思辨传统的。他自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深以具有德国哲学的功底为荣，“德国人的经济学，努力于哲学上的深化；英国人的经济学，则富于实际的意义。”[2]
通观《原理》一书，每章节必由辨析概念入手，详细区分各种可能的情况，并对前人及同时代的其他经济思想家的观点加以梳理并在脚注中逐一点评，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严谨细密的文风是杰文斯与瓦尔拉斯所不能比拟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中介绍那个时代的众多英雄人物时，对这位奥地利同乡不吝赞美之词。他说：“门格尔是一个很少失误的细心思想家，鉴于他缺少适当的数学工具，他的天才就更突出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学说的最后渊源是……达于顶峰的德国理论传统。”[3]
（二）拯救心态
然而，正是这个深受德国思辨传统影响的门格尔，在19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同德国的经济学同行进行论战，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许多人对此很难理解。事实上，门格尔的著作在1871年出版后即受到英美及欧陆其他许多国家的普遍赞誉，法国的瓦尔拉斯甚至主动写信给门格尔，赞扬他的学说与自己异曲同工，门格尔的回信却指出其实他们的分歧是很大的，尽管表面看可能相似。门格尔更期待着在德国同行那里得到认可，因为归根结底，自己的思想渊源、方法体系是基因于彼的。他认定自己的《原理》能够拯救已经深陷困境的德国历史学派，他认为自己批判地整合了欧陆思辨传统与英国经验主义，并在此基础之上改造了古典经济学。
这种拯救德国历史学派的迫切态度和心情从《原理》的序言中清晰可见，门格尔批判了那些否认经济现象、经济学中存在普适规律的怀疑论者以及打着经验的旗号而反对一切理论尝试的归纳主义者，他用极富康德色彩的语气说道：“我们虽可以提出人类意志的自由性，以反对经济行为具有完全的规律性；但我们却不可以根据这点，来反对全然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现象所具有的规律性。而正是后者，才是我们科学的对象。”[4]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他将经济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这一向为奥地利学派所反对，经济学上的规律与自然科学上的规律是不能相提并论因而不能简单地将自然科学上的那种培根式的实验方法直接移植过来。在序言的最后部分，门格尔以敬畏的口吻写道：“本书所尝试的一些经济学最高原理的改革，几乎都是以德国学者凭勤劳所创造出来的成绩作为基础的。我愿我这本书被视为一个奥地利的同道者所发出的友谊的敬礼。在德国，曾有许多卓越的学者，以其优秀的著作，对我们奥地利人给予很多科学的鼓励，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微弱的回声。”[5]
（三）激烈交锋
门格尔还把《原理》一书题献给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总体看来，以罗雪尔为代表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主要是反对李嘉图式的因果演绎法。他们认为，经济学规律不同于自然科学，人类的动机也远非简单的几条假设所能规定，实际的经济生活要复杂得多，因而主张要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历史材料中归纳出规律性的结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纳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走入迷途，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已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6]可见，这种态度是比较温和的。而罗雪尔也确实相当温和地点评了《原理》并略加称赞，但即便如此，门格尔的著作在历史学派统治之下的德国仍没有激起太多的回音。
在思想上的交集尚很广泛的情况下，门格尔于1875年着手他的方法论专著《探讨》，主要讨论历史、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书中，门格尔将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领域：历史统计部分，研究经济现象中个别的与独特的方面；理论部分，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国家经济实践部分，相当于经济政策。门格尔指出，历史学派只着重于历史统计部分，然而没有理论经济学的精确法则作为指导，纯粹历史的、包括经验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堆无意义的事实与数字的罗列。门格尔同时也赞成历史学派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差别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科学在严密程度上都参差不齐，即便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分支之间也存在这种现象。经济规律的后果可能会因为观察到的人追求非经济的目标而改变，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不应该成为阻碍我们探求经济规律的借口。精确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首要目的，应该为每一人类现象化约为一些最简单的原始要素；也就是说，理论经济学的首要功能在于为经济学的应用划界和确定前提条件。他认为，对于经济学的知识来自基于个体的内省，理论的发展先于资料的积累，认识的发生先于现实的生活。《探讨》一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是比较早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对马克思·韦伯对社会学方法论以及米塞斯对经济认识论的研究产生过影响。
但是，1883年该书出版之时，德国学术界已经物是人非——罗雪尔淡然退出主导地位，以施穆勒（G·Schmoller，1838~1917）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掌握了话语权。这位激进者拒绝任何调和，实际上完全地拒斥了任何理论的可能性，而且采用了很多侮辱人格的方式率先展开挑衅，将学术论战升级到一场人身攻击和派系报复的闹剧。1883年，施穆勒在收到门格尔的小册子后，在一份杂志上发文表示自己一字未读就原封不动退还作者本人，还连带寄去了一份侮辱性信件。随后，又公开宣称，“抽象”学派成员将不适于在德国大学任教，并果真将所有拥护门格尔学说的德国教授成功地扫地出门。门格尔也毫不客气，在1884年撰写《历史主义的谬误》，用同样尖刻的文字进行反击。双方的门人弟子也在各个层级上参与进来，使得这场论战旷日持久，直到20世纪初双方都感到厌倦而最终偃旗息鼓。
冷静观察，这是一场同风车的搏斗，是一场“理论和历史何者优先和何者重要的争论”[7]。其实，双方都不是方法的极端一元论者，而是对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应以哪种方法为主持有不同观点”[8]。从结果看，这场论战以奥地利学派获胜而告终。在施穆勒影响德国经济学界的几十年间，经济理论完全被忽视，而本应为历史学派所青睐的经济史也没有得到重视，在学术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事实上，奥地利学派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至少对门格尔本人来说，在经济学方法的争论中耗尽了近20年的学术生命，并因此延迟了他希图将《原理》加以扩展的原计划——直到逝世前，他也没再发表过一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熊彼特不客气地批评道：“尽管在澄清逻辑背景方面多少也有点贡献，然而这么一大堆文献的历史实质上是浪费精力的历史，大好光阴，本来是应该更好地加以利用的。”[9]在整个非德语世界，人们普遍以一种惊异的眼光看待发生在同一语言环境中的这场浪费时间的口水战。而一旦进入论战，起初还可以努力扩大共识、互为补充，掺入了浓厚的、激烈的个性因素之后，便再无回旋余地，双方都努力强化甚至极端化自己的观点，最终走向同一问题的两极。旁观者自然便把双方都视作偏激的典型敬而远之，正因为此，论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门格尔及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影响力，毁坏了在边际革命中创建起来的好名声，也淹没了门格尔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领域中许多深刻的洞见。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人们像在中世纪发现亚里士多德一样，再次发现门格尔的价值。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不赞同熊彼特等人对于方法论之争的低估，哈奇森（1973）指出，“对于假设、概念以及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批判性检验……绝不是浪费时间，即使它曾经如此。”[10]
二、《国民经济学原理》研究
门格尔的《原理》一书，目前的大陆汉译本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刘絜敖教授翻译的，刘老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求学，并有在民国时代银行业的丰富从业经验。这本书是他50年代末的译作，一些术语与今天并不完全一致，如good译为财货等。为一致性考虑，本文将使用刘译本中的术语。
《原理》共八章，分别探讨财货的一般理论、经济与经济财货、价值理论、交换理论、价格理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商品理论、货币理论，从这种布局可以看出几个特点：第一，在顺序上仍有着比较浓厚的古典经济学痕迹。因为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价值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价值为价格的基础，任一学说首先要在价值论方面有一个清晰的态度，而这在现代经济学中被淡化和略去了。第二，用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在讨论研究对象——财货的性质，这是与其思辨风格相吻合的；第三，对比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著作，似乎言犹未尽，许多方面应该可以详尽展开，但薄薄一本书——八章内容显然只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概要式的陈述。这一点在哈耶克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他在为门格尔此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到，此书“本来打算只是作为一本综合性论著的头一部分，即导言部分”[11]。笔者试将体现于《原理》中的门格尔经济思想概括为三个部分：财货分层说，主观价值论，边际分析法。
（一）财货分层说
1、康德的“影子”
因果律在人类认识体系中的先验性，这显然是英国的休谟、特别是德国的康德之后，人类对自身理性结构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个共识。抛却了这一点，则理论研究的目的与可能性都无以自存，任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参天大厦也将轰然倒塌。门格尔显然明白承认因果律的先验性这一潜认识对于建构一个理论体系的必要性，故而在开篇便这样写道：“一切事物都受因果规律的支配。这个大道理是没有例外的……不断进步着的人类发展，不但没有动摇这个原理的正确性，而且还使人们对于这个原理的适用范围的认识，比从前更为扩大。”[12]
承认了这一点，则可以把与人类欲望满足有因果关系的物定义为有用物。当作为一个主体的人认识到了这种因果关系的时候，并事实上具有支配此物的力量，则该有用物就成为财货。换言之，财货的四个前提就是：（1）人类对此物的欲望；（2）确保人类欲望与物自身之间因果联系的物自身的属性；（3）人类对此因果联系的认识；（4）人类对此物的支配。这一逻辑推演虽然不长，但我们不难看出里面又一次体现出浓厚的康德哲学的痕迹，所谓有用物即物自体，它的作用的发挥有待于主体能否将自己的理性（在这里就是人的知识）框架于其外部。这种康德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在书中多个章节经常出现，特别是用于辨析概念之时。可以说，从认识论的角度严谨细致地推演出整个理论体系，对人类认知水平的极端强调是门格尔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主要特色。[13]这也必然地要求门格尔经济学采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2、财货分层
人类具有追求生命维持和福利增进的天然要求，这是门格尔暗示而未明言的第二个前提。人的种种欲望之所以产生，根源上讲，都发端于此。
能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财货是第一级的财货，不能直接满足人类欲望、但可用于制造第一级财货的财货则为第二级财货。依此类推，高级财货通过一定方式都可以转化为低级财货以满足人类欲望。但低级财货往往由至少两种以上的高级财货生产而来，因此高级财货受其用以生产低级财货的补足性财货的制约。这意味着，在转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最优匹配的问题，级别越高的财货，这种匹配的过程便越复杂，所要求的人的认识能力也越高。同时，如前所述，人的欲望是一物的财货性质得以存在的前提，对于特定物的欲望的整体性丧失就会导致因果链条的彻底中断。因此，高级财货的财货性质，也相应地为低级财货的财货性质所制约，而这一切都以人的目的性、人的欲望存在为基础，这正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门格尔指出，人们对于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总有将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动机，这表现为预筹（可以理解为计划、控制）。一个人为满足其欲望所必需的财货数量，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需求。文明愈发达，则预筹的动机便愈强烈，规模也愈大，预筹的周期也愈长。但这种预筹也要有两个认识上的前提，其一，要知道预期的需求量；其二，要知道现有的支配量。否则便会使预筹活动陷入盲目和混乱。
3、时间维度
因果律发生在时间之中，生产规划也要作用于一定的时间界限之内。高级财货向低级财货的转换必定需要时间，即便随着知识的扩展、技术的进步、工具的发达，人的制造能力极大提高，也无法瞬时完成这一系列转换。这里面就存在着预筹的可行性问题。一方面，对于高级财货的需求又具有同时性、互补性——即要同时具备各种相互匹配的高级财货才能生产出最终满足人类欲望的低级财货，且中间所隔的层级越多，则对于各财货需求量的认识就越会偏离准确的数值。另一方面，人的欲望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是变动不居的，而高级财货向低级财货转换的层级越多、期间越长，则生产过程中不确定性越大，大规模预筹所需要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就越高，直至超越人类理性目前所能达到的程度。
所以，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低级财货不足以满足人类欲望进而需要支配高级财货进行这种低级转换的时候，就需要有较好的统筹协调能力，对生产过程所需的各种信息有充分的认识，而且需要在生产时间上有全面的把握。在进入交换经济（市场经济）状态之后，成功预筹就需要更多的信息，知己知彼——不仅了解自己所支配的财货量，还要清楚他人所支配的财货量，这样才能通过交换（市场）机制间接地利用和支配更多的资源。
4、经济财货
需求量与支配量（供给量）的关系是决定财货是否具有经济性质的关键，在这点上，可以将门格尔视为供求决定论者。[14]需求量小于支配量，则为非经济财货；需求量大于支配量，则为经济财货；若二者相等，则为准经济财货。概言之，经济在这里就意味着稀缺。非经济财货与经济财货随着时间、空间、技术、人类认知水平以及其它条件的不同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归根结底落实到供求关系的变动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人的欲望、人口数量都会扩张，而知识技术的进步尽管可能会增强人的支配手段，但也会扩展某物的新的用途——实际上也拓展了人的需求。因此，非经济财货有向经济财货转化的总趋势。
门格尔认为，人类经济活动无外乎以下四种形态：第一，支配经济财货；第二，维持这些财货的有用性（效用）；第三，区别不同层级的财货的重要性（效用排序）；第四，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进一步地，门格尔由经济财货转向对所有制的探讨。人都有占有经济财货的欲望，已占有财货的人为防止其他人通过暴力抢夺已得财货，便积极推动立法以保护财产、明确所有权。
因此，要解决所有权、所有制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源上寻找原因并加以努力——不断改善物质生产条件以扩大经济财货的供给，而寄望于通过一劳永逸的废除所有权制度而维持社会和谐，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也只有真正实现“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才有讨论革新所有制问题的意义和条件。门格尔还提出了类似于后来阿尔钦等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所阐发的产权观，他说“无论哪一种财产，都以一个经济主体为前提”[15]，他认为这个主体一定要具有实质性，不能虚位，无论“法人财产”、“国民财产”还是其他集体性财产，都必须理解为众多个体财产的复合，才具有实质意义。
（二）主观价值论
1、价值即意义
在门格尔的体系中，价值被定义为“一种财货或一种财货的一定量，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于它的支配，关系到我们欲望的满足时，为我们所获得的意义”[16]。这一表述首先意味着，从客观的角度讲，财货对于人类欲望的满足具有有用性（效用）；但是，这种有用性必须被认知主体的人所意识到，才能被赋予一种意义——获得一种价值。换言之，价值是人的主观意识附加于客观事物所产生的意义，而经济学上的价值也就是经济人从对供求关系的现实观察中所产生的对于财货性质的意识。我们不好简单说门格尔是一元论者或二元论者，显然，他是继续沿用了康德哲学的分析思路，作了一个滴水不漏的表述。财货的价值与其经济性同源于经济主体对供求关系的认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仅仅停留在意义层面，后者则是对这种意义的认识所激发的行为目标和作用对象。
因此，财货的价值就不主要由其自身的属性所决定，而是主要取决于人类是否认识到其对于保持生命和增进福利的意义。认识变化，则财货性质亦发生变化。可见，价值就是主体的一种主观判断，脱离了主体去寻求价值，盲目地寻求价值的客观化，往往会带来混乱。价值的本质是主观的，价值的尺度也是主观的。惟其对于一定的经济主体，财货才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对于不同的主体很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人们对财货进行评价行为，主要考虑的不是该财货消耗了多少高级财货（包括劳动和土地，这也是高级财货），经济人心中反复算计的是占有这种财货对于他维持生命和增进福利所具有的意义和假如不拥有它所损失的效用（机会成本）。当然，人的这种主观认识会发生偏差甚至产生幻象，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价值便是虚拟价值。虚拟价值在长期中，会随人认识的进步而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高级财货的价值是人类在无法直接得到更多的低级财货的情况下，在意识上的估价转移行为所产生的，最终仍要归结为维持生命和增进福利之意义，故而恰恰是高级财货价值为其所生产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所决定而不是相反，否则便是因果错位、本末倒置。此外，由于高级财货也受到其补足高级财货的影响，补足品对于最终产品的贡献程度越小，则高级财货的价值越大。
2、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都从属于价值的一般概念，彼此是一个同位关系。财货在直接用途上对经济人具有意义，则为使用价值（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可理解为效用）；财货在间接用途上对经济人具有意义，则为交换价值。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财货总是兼具这两种价值于一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程度上不分轻重，而是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中某一种价值占优从而表现出来。比如，在交换基础存在的场合，则显然交换价值是决定性的；反之，则由使用价值占主导。比如，残疾人的拐杖、记录者的笔记本即不具有丝毫的交换价值，而外科手术用具对于其制造者、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懂的专业书籍对于书店老板一般来说也很少具有使用价值。
3、商品理论
通俗意义上，商品被定义为用以交换的各种经济财货。但财货的商品性依存于其与支配者的关系，支配者目的发生变化，则其商品性也会随之变化。商品性并非财货的属性，而只是财货与经济主体一时的关系。因此门格尔认为，严格意义上，用于交换的财货在其脱离所有者到其他经济主体的移转时间内，才可称之为商品。
对商品销售力的认识正确与否，关系生产者与商人经济活动的成败。门格尔详细分析了商品销售力的制约因素：第一，在销售对象上，商品只限于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人；对于无需求、无法律资格或正常生理条件、无正常认识、无对等交换条件的人，即没有销售的可能。第二，在销售领域上，商品只限于运输费用不至于耗尽交换得益且在法律上和物理上能够达到的区域；由此引申开来，则高档品适合于远销万里，因其价格足以补偿这种运输费用。第三，在销售数量上，商品也要有一定的界限，这一点易知。第四，在销售时间上，商品也有很强的季节性，因为存在各种储藏费用和机会成本。
4、资本、土地、劳动力、企业家活动
门格尔在价值理论一章断断续续地对后来人们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生产四要素”逐一进行了探讨。
（1）资本。对资本的一个重要考察视角是时间。人在本质上对于时间是有一种固定偏好的，那就是当下优先于未来、早期优先于晚期。因此，人类社会、经济、历史形态都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渐进性和连续性。经济人尽管对于经济财货有无穷的占有欲望（也就是今日微观经济理论中的非餍足性），但也只能按照时间顺序，由近及远，稳妥前行，不可跳跃冒进。于是，每个人为预筹未来的需要，在现期掌握着一定的高级经济财货——这便是资本。
资本是一种高级经济财货，人类利用它的目的在于满足预期的欲望，但必须现在持有；对资本的支配必须足以使其完全投入一项生产之中，受生产期间的限制。由于对资本的利用能够创造低级财货从而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资本利用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将这种价值与货币进行一定比例的兑换，就是利息。当然，不能把资本狭隘地理解为货币数量，否则便是把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扩大为资本一般了。
（2）土地。土地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可以直接作为第一级财货，满足人们的享乐目的（比如公园）；也可以作为高级财货，为生产低级财货提供空间支持（比如厂房）。因此，土地和土地利用都具有价值。但正如前面所说，在理论上试图将这种价值还原为生产成本和劳动消耗是不恰当的。人们评估一片土地，不主要为了追根溯源地去探求漫长的历史上曾经投资于这片土地的各种要素，人们利用土地考虑的是它能够创造的产品的预期价值，是“未来”而非“过去”。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无法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土地贫乏的国家中，具有最不利属性和位置的土地，也同样可以产生地租。
（3）劳动力。人性的好逸恶劳虽然有些夸张，因为有许多人不愿无所事事，但大体上还是比较贴近于社会现实。如果不与一定的经济利益相关，则人们不愿轻易提供劳动，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价值才可以评估，其价值同样取决于其生产物的预期价值，并与之正相关；当然同时也受投入生产的其他要素价值的制约，与其他的补足高级财货的价值负相关，即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的贡献度大，则劳动力相应价值便要缩水。
（4）企业家活动。将企业家活动（才能）单独列出并作了高度评价，这一点是门格尔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企业和创新理论的源头。门格尔认为，企业家活动可概括为四方面：报告经济情况，进行经济核算，推进要素投入，执行生产监督。企业家本身也是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具有一般技术劳动力的特征，这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但当企业规模扩大和分工扩展到相当程度后，就需要有企业家脱离一般劳动而专门从事生产经营和监督管理活动，这种活动对于企业顺利产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此意义上，企业家也就成为高级财货价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总结上述四个生产要素之后，我们可以将高级财货的价值决定理论进一步修正了，也就是高级财货的现期价值等于生产物的预期价值减去资本利用、土地利用、劳动力利用[17]、企业家活动的价值。
（三）边际分析法
“边际效用”这个偏正短语中，重要的不是后面的名词，反倒是前面的那个形容词。[18]效用理论至少在穆勒那本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已被采用，因此算不得什么新的理论贡献。所谓边际革命，其重要意义在于从那时起，一种边际分析的方法和思想正式走上经济学方法的历史舞台。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同时发现了这一“利器”，这种科学上的“重复发现”和“偶然性”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三人之中，唯一没有使用大量的数理推导且方式上颇为独特的便是门格尔。当然，尽管门格尔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是李嘉图（另一是德国历史学派），但我们将看到，门格尔的没有数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但又发展了李嘉图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所使用的方法。
1、价值的边际分析
门格尔在价值理论中指出，人的欲望是分等级的，因此满足欲望的意义的程度也是呈梯度性的，用今日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即偏好具有完备性，理性人可以对选择集进行比较和排序。一般情况下，遵循这样一种顺序：保存生命—〉增进高度福利—〉增进低度福利—〉增进些微享乐。随着欲望满足程度的不断增加，也会由高意义降至低意义再降至无意义直到产生负意义。为了详细说明这一衰减过程，门格尔用了表1来进行说明：横向的罗马数字从左向右表明意义依次逐级递减（比如从维持生命的需要到享受快乐的需要），纵向的阿拉伯数字从上到下表明欲望的最高满足程度逐级递减（特别注意，不表示财货数量）。这里面的数字仅是一种序数意义上的赋值，不具有实质性含义。
表1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10 9 8 7 6 5 4 3 2 1
9 8 7 6 5 4 3 2 1 0
8 7 6 5 4 3 2 1 0
7 6 5 4 3 2 1 0
6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4 3 2 1 0
3 2 1 0
2 1 0
1 0
0
假设Ⅰ为一个人从吃饭中获得的满足程度，Ⅲ为从吸烟中获得的满足程度，Ⅴ为从看电影中获得的满足程度，则当食欲满足程度下降到8时，这个人对于吸烟的欲望就已经和吃饭达到同等程度了；当吸烟满足程度下降到6时，则对于看电影的欲望就已经和吸烟达致同等重要性了。在确立经济人理性、会算计的前提假设之后，经济人针对自己的效用满足程度就能够进行权衡，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确定自己各项活动的最优组合，实现自己欲望满足的最大化。
假如财货只能用于单一欲望的满足，则显然此欲望的意义即财货的价值。但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复合的欲望对应于一定量的财货，这种情况下的财货价值的判定便复杂了。此外，人主观上的欲望满足及其序列固然有可能大体规划出来，但却往往受手头所支配的财货量的制约。我们可以继续利用表1来分析一个具体事例，假定一经济人为完全满足其全部欲望（从Ⅰ平铺至Ⅹ）而需要10个具体财货，而现在只有7个财货可供支配，则这7个财货中任一个的价值是多少呢？根据经济人的特征，我们知道他会将这7个财货依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去满足相应等级的欲望，于是中止于Ⅶ，后面三个项目就无法满足了。在此情况下，单位财货的价值的判定就不在于其“有”，而恰在于其“无”——失去一单位财货，经济人所损失的欲望的满足程度即该单位财货的价值。此例中，假如再失去一单位财货，则欲望的满足只能依顺序平铺至Ⅵ，失去了Ⅶ的满足程度，因此其价值便是4。门格尔由是引入“最小欲望满足”原理，即“假如一个经济人所支配的财货数量中的一定部分量，为各种欲望满足中只具有最小意义的一个欲望满足所依存，则此人所支配的财货数量中的这一部分量的价值，对于此人说来，一定等于各种欲望满足中重要性最小的欲望满足对于此人所具有的意义。这些各种欲望满足都是为总体量所保证且可为同一部分量所实现的。”[19]
对价值的边际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动态的画卷，每个消费者对自己的选择行为拥有绝对主权，根据自己的心理感受、从个体的效用满足出发而对各种财货进行估价，这种单一主体的分析为接下来对价格形成机制的边际分析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到这里，门格尔实际上也得出了与杰文斯的“最后效用”和瓦尔拉斯的稀缺性原理殊途同归的结论：边际效用是价值的尺度。
2、价格的边际分析
（1）交换理论
价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表现出来。为此，门格尔在阐述价格理论之前，专辟一章探讨交换问题。他实际上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交换何以可能？交换基础何在？并驳斥了认为人性中具有交换偏好的说法，指出交换本身并非目的，不具有人的本性特质。真正的目的和人性在于保存生命和增进福利，如果交换发生，那一定是在这一前提之下。此外，只有双方都能够认识通过交换后自己欲望的满足比不交换时为多，交换行为才可能发生。
但交换行为发生于一定的界限之中，交换不足则不能最大限度实现欲望的满足，交换过度则反会造成福利的恶化。众多交换行为在一定的界限中不断试错，才创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态，实现一定时间内的最优配置。古典经济学家往往不特别重视交换，虽有提及，但也大多认为价值的真正创造来源于（工业）生产领域，再远一些的重农学派则直接将价值的源泉归于农业。对此，门格尔颇不以为然，他运用交换理论证明，交换过程本身也创造出价值。比如，甲乙两人分别有6匹马1头牛和6头牛1匹马，二人各自拥有财产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如下表所示：
表2
甲 乙
马 牛 马 牛
50 50 50 50
40 40
30 30
20 20
10 10
0 0
在此情况下，根据最小欲望满足原理，1匹马对于甲的价值为0；一头牛对于乙的价值也为0。二者马牛相易，则甲获得40效用，损失0效用；乙获得40效用，损失0效用。假设这是一个二人社会，则整个社会福利因这笔交易而增进80效用。双方交换持续到表3状态为止，此时若继续交换则净收益为零。
表3
甲 乙
马 牛 马 牛
50 50 50 50
40 40 40 40
30 30 30 30
20 20
这实际上是将边际分析方法与成本收益分析更好结合起来，交换行为中止的条件也就是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的“MC=MR”（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在此基础上，逻辑上很容易地由两人交换模型推广至基于无数个体组成的两个庞大经济体——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情形，也易于得出相同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门格尔从交换行为中提炼出“经济牺牲”这个概念。在书中没有明确对这个概念进行定义，却举了大量事例论证经济牺牲对于交换行为的影响。比如，运输费、包装费、通信费、保险费、关税、佣金、手续费等等。在此，门格尔实际上涉及了经济学研究的空间维度。稀缺资源的性质包括了时间、空间、数量和质量（狭义）的内容，距离实际上就是空间的一部分。对厂商而言，厂址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关系到成本和收益；对消费者来说，空间也直接影响其效用（福利）。交易费用（外生）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运输费用，运输费用不仅与距离有关，还跟站点的设置，网络性有关；同时空间也直接影响信息传播的效率，影响信息的对称性。虽然在经济学中空间被抽象化，但经济学确实是有“空间”的因素的。引入空间元素进行研究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认识和飞跃，因为经济活动同时有产业和空间两个本质性归属。很显然，门格尔对于“经济牺牲”（主要是作用于空间层面上）的研究几乎成为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所提出的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的先声。他进而乐观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牺牲有趋于减小的倾向。届时，这种交易成本减少到极低的程度后，即便两国相隔万里，就也可以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了，20世纪的产业发展模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2）价格形成机制
由于门格尔特别强调个体的主观评价，因而在他的体系中，尽管没有直接提及消费者与生产者、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但实际在他的两人交换模型已经暗含了双方就各自的剩余进行博弈的一个动态议价过程，两人各自以自己所能承受的最低预期的欲望满足程度为底限进行谈判，而假定这两者的各方面能力相同，则最终的价格可认为是均衡于两个界限的中间处；倘两人竞价能力有所差别，则均衡价格也会落入双方界限之间，只不过一方剩余大，另一方略小。
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讲授价格形成机制时都是从完全信息状态下的完全竞争开始，然后收紧条件、说明现实状态的不完美、信息的不对称，逐步研究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门格尔在这里的一个创新之处是其一反传统，从垄断入手逐步扩大范围而至自由竞争。事实上是，垄断先于竞争而产生，竞争的出现打破垄断，这才是正确的研究顺序。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既不必要，也与事实描述不符。抛弃这一假设，将人类经济发展从垄断走向竞争的历史视为一个动态的、自然演化的过程、把竞争的出现视为消费者和供给者双方主动、自由地探索、发现和创造的过程来解释，更具说服力，而且丝毫不会动摇经济学理论的权威性。
在垄断状态下，假如卖者寡，买者众，则通过类似拍卖的机制，卖者通过与众买者的接触，逐步缩小范围，寻找叫价最高的一个进行谈判并完成交换。也就是说，一对多的情形下，可以首先通过竞争者内部淘汰，逐步缩小谈判范围，最终回复到最简单的两部门议价状态。垄断财货的价格决定于“参加交换者中交换能力最低、交换欲望最弱的人所愿提供的‘相对财货’数量与被排除与交换之外的交换能力最大、交换欲望最强的人所愿提供的‘相对财货’数量的界限之内”[21]。门格尔再次以买马为例，如下表：
表4
买者评价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乙1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乙2 70 60 50 40 30 20 10
乙3 60 50 40 30 20 10
乙4 50 40 30 20 10
乙5 40 30 20 10
乙6 30 20 10
乙7 20 10
乙8 10
假定垄断者（也是产品供给者）甲只向市场提供1匹马。显然，经济人乙1将以高于70而低于80的价格将其买下。如果甲向市场提供3匹马，则情况要复杂一些了：乙1拥有1匹马时，其最高评价为80；拥有第2匹时，下降为70；第3匹则为60。对第1匹马，他愿以70~80的价格买下，第2匹马如果仍以相同的价格买走则违背了经济人的理性原则，因而他不会付出多于70的价格。这时还要考虑乙2的介入，乙2是愿以不高于70的价格购入相对于他而言的第1匹马的，好在有3匹马，因此只要不低于60，则乙3断不会参与进来。于是最终价格确定为60~70，乙1获得2匹马，乙2获得1匹马。同理可推知，若甲卖6匹马，则乙1买3匹，乙2买2匹，乙3买1匹，价格定于50~60之间。若甲卖10匹，则乙1买4匹，乙2买3匹，乙3买2匹，乙4买1匹，价格定于40~50之间。这些都可以从位于这个矩阵左上方的三角形中观察得到，当马的数量为2时，则第二匹马要视乙1和乙2的竞价能力而定，价格在70~80之间；当马的数量为4、5时，则第4、5匹马要视乙1、乙2和乙3的竞价能力而定，价格在60~70之间。
诚然，门格尔这种边际分析是离散性的、非连续的、不可微的，因为他所列举的诸多事例都只能以单一整体进行划分，马只能一匹一匹地增加，不可能对0.1匹这样的细微增量进行考察；此外，这种例证也显得过于繁琐。但门格尔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这种独到的分析模式仍然使他得出了与杰文斯、瓦尔拉斯完全一致的结论，在没有使用微积分等数学分析工具的情况下取得这一结果，的确是思想的极大成就。这个简单的寡头垄断模型实际上形象地揭示了需求法则，即一般情况下，正常商品的供给量扩大会导致其市场价格下跌[22]。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垄断者一般掌握主动权——可以对量、价进行双重影响，但垄断者一方面要获得超额利益，另方面又具有非餍足性，不断试图“扩大战果”——贪婪挖掘消费者剩余，这又必然导致价格下跌。寡头垄断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随着人口的增加、人欲望的扩展以及对福利增进要求的上升，城市经济开始繁荣，垄断者的限制性措施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于是，在外部的舆论和经济环境中产生了一种要求打破垄断的客观要求，这就成为促进竞争的经济临界状态。城市中市场、博览会、交易所等现代交易中心的出现，一方面对于在一个集中的信息交流中心形成合理价格具有重要意义，另方面也为供给方面的竞争者对现有寡头进行挑战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通过供给方的竞争，可以产生这样一些结果：第一，使得单方面的破坏、撤回、废止财货的出售徒劳无功，因为市场的总供给量已不再由少数人所决定；第二，使得消费的渐次性被打破，价格歧视和价格差别政策因而失效，供给者不能再从逐步从高至低按层次、分等级地推广产品的策略中获益，因为一旦其进行市场细分，则疏漏的市场份额立即就有竞争者乘虚占有；第三，消费者得以从中占有更多的具体财货，提高欲望的满足程度；第四，社会生产力能够因而发挥出应有的能力，而不是处于一种有意识的被压抑状态；第五，社会福利得到充分的扩大，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现象能够得到缓解。总之，社会生产的倾向性得以改善。因垄断者对于价格和数量均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故而不屑于从底层赚取微利，而一意谋求榨取上层的剩余；而竞争者对于价、量均无独立的决定力，故而有利必图，不计大小。在经济原则下，这种自由竞争也能够引导一个个自主决策的经济主体走向薄利多销和高度经济性的大量生产，这无疑有助于人类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特别有助于福利向社会底层的普及。
三、学术影响与评价
边际革命的三个人物中，在对后世的影响上，可能杰文斯要稍逊一筹。他虽然名义上是数理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但他几乎没有自己的嫡系传人，因而到1882年他去世后，特别是1890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出版了那本继约翰·穆勒（John Mill，1806~1873）之后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后，杰文斯在英国的影响力明显被他的这位同胞所取代。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认为，这一方面由于杰文斯的许多书稿缺乏最后加工，另方面也由于“马歇尔对他采取的很明显的小气态度”、“一贯低估‘杰文斯革命’”[23]。在这一点上，瓦尔拉斯要好得多，他名副其实地创建并领导了洛桑学派，而与他并肩战斗、忠实地继承并发挥了他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战友则是另一位享有声望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
不过，相比门格尔，瓦尔拉斯又要自叹不如了。首先，门格尔也独立创建起一个奥地利学派，更重要的是他桃李满天下：第二代的门生有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第三代则有米塞斯（广义上也可包括熊彼特），第四代有哈耶克、罗宾斯、摩根斯坦、哈伯勒、马克卢普等，第五代有罗斯巴德、拉赫曼、科兹纳等，第六代里佐、加里森等，第七代有波尔惕克、塞尔金等。[24]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学术观点逐渐被主流经济学说所吸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她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学派的历代学人的基本学术观点和思想渊源，可以毫不夸大的说，都发微于其开山鼻祖门格尔和他的《原理》、《探讨》两部著作。仅以哈耶克为例，门格尔的财货分层学说对其技术经济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而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则在哈耶克接触波普尔之前一直占据其头脑中的主导地位。《哈耶克传》中讲了这样一件趣事，在1920年左右，哈耶克见过门格尔唯一的一面，那时后者已是八旬老人，在维也纳大学的唱诵赞美诗的行列中大步走过。哈耶克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有一件事很搞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介绍门格尔生平的文章，里面只有一句话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写成的，然而，恰恰是这句话出错了。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极为敬畏的人物，我就把他形容成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物，后来所有人都告诉我，其实他也就是中等身材。”[25]
前面已经多次言明，仅仅把门格尔视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从边际革命推动者的角度去理解他，都是远不能达其本意的。作为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他在融会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基础上完成了理论上的创新。总结起来，笔者认为，门格尔的经济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
第一，捍卫了逻辑演绎方法在经济学理论建构中的应有地位。奥地利学派同历史学派关于方法论的争执固然存在双方的相互误解的成份，但新历史学派显然是力图夸大经验、历史的方法对于理论经济学的贡献程度，甚至希望达到否定因果性和一定条件下规律的存在性的目的。这种企图愈到后来便愈显极端，无疑等于宣判了理论的死亡，消解了任何一种尝试建构体系的可能性，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在历史的旗帜下走向历史虚主义。即如恩格斯，也曾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因果性时批评说：“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包括在内。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浅薄呵！”[26]因此，在现代性尚未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即就经济学而言，其时边际革命刚刚拉开新古典经济学的序幕，各种学派层出不穷，整个经济理论正处于上升状态。在此时，提出历史主义强调的这种带有鲜明解构色彩的学术思潮显然是与当时的主流意志相违背的，故而历史学派的销声匿迹也自在意料之中。
第二，财货分层学说为解释产业间的关联和制约提供了很好的框架。门格尔条分缕析地探究高级财货向低级财货转化的过程中，发现了个人计划甚至于国家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偏差，要产生认识和预测的谬误。因为高级财货受低级财货所制约，而一种高级财货与其它高级财货之间又存在着互补关系，我们可以列出无数个联立方程组成一个方程组，来表示这种现代运筹学意义上的经济产业联系——20世纪初期由米塞斯、哈耶克等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能性的论战中支持计划的一方所提出的计算机式的精确计算模式，但实践证明，各种主客观因素交融在一起，使得这种产业间的关联甚至复杂到即便是巨型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程度。门格尔关于财货分层的理论，对后人关于运筹、产业结构与布局、宏观调控以及对计划与市场的限度的思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三，主观价值理论确立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视角。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以其对认识论的精深剖析所见长，相对的，英国哲学传统则习惯从政治、法律现象的研究入手——自由主义哲学、功利主义哲学都可以视为这种研究过程的副产品。这两种类型的哲学有共识，但很大程度上也有激烈的冲突。然而，在门格尔和杰文斯各自的经济理论中，不同哲学思想背景影响下的两个人却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这种现象是有趣的，可能也不是偶然的。通观门格尔的《原理》，在深沉的康德哲学底蕴之外，也洋溢着对个体意识和价值的高扬。价值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估，决策取决于个人的理性判断，甚至价格决定机制和自由竞争的状态也是无数个体理性在反复博弈与试错过程中逐步实现的。社会本身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最终的行动者，一切必须落实到个人，一切必须以人为本。国家即个体的有机加总，国家自身没有其特殊利益，国民经济需要为促进每个个体生命的维持和福利的增进而服务。
第四，边际分析方法极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视域。边际革命带来的冲击波影响之深远是难以估量的。冯克利先生在《二十世纪的维也纳学人》一文中提到，他的一位精研《资本论》的好友曾困惑于马克思在第一卷出版后的许多年中迟迟不再动笔的状况。其实，在赖格（Joachim Reig）为庞巴维克讨论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文章所写的前言中就透露，马克思正是在读过门格尔和杰文斯的著作之后，对自己的资本论研究一度失去了信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但要承认马克思的伟大，而且应当说，他也许比他后来的那些追随者所认为的还要伟大”[27]。但另一方面，经济学界关于“边际革命”的性质也争论颇多，经济学方法论大家马克·布劳格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100周年之时发文质疑“有没有边际革命”[28]，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通常意义上的“革命”往往伴随着一种彻底的颠覆，但显然这场运动是渐进发生、自然演化的，而边际革命之后，古典经济学的诸多命题、假设、方法以及结论依然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承认。然而，边际革命虽然有深远的理论发端——最早可上溯至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但只有1870年代之后，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才增添了边际分析方法这一“神兵利器”却是一个不争事实。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一种体现，因为它把分析的重点从总量转向增量、从整体转向个体、从静态均衡到动态变化、从传统意义上的国民财富转向个体本位的社会福利。一方面，边际分析方法结合功利主义哲学的成本—收益分析范式，使得经济学家可以运用经济学视角更广泛地审视和分析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现象——于是有了后来贝克尔意义上的那种“经济学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理论的精确性与研究领域的广泛性是负相关的，而深受现代性影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宁愿牺牲后者来捍卫前者，他们力求建立一个像经典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的宏大理论体系，于是他们竭力防止经济学范围的这种扩大，因此通过各种严格的界限划定和理论预设，实际上将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缩小到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
第五，对非传统经济因素的关注架起奥地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之间的桥梁。如前所述，门格尔对于时间以及由时间产生的不确定性、空间、条件、过程、知识等许多分析维度的反复强调，使得他比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的这些理论后来被奥地利学派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所发挥，形成了商业周期理论（包括庞巴维克、维塞尔和早期哈耶克）、风险理论（主要是奈特，也包括奥地利学派的摩根斯坦）以及知识经济学或经济认识论（米塞斯、哈耶克）等。门格尔写作《原理》，部分目的是为了拯救历史学派，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有一种学术上的勇气和魄力试图为众人指明一条实现人类福利持久增进的道路，并解释历史何以可能、如何发展。为此，他提出知识的重要性，认为是知识的增长、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绝不仅仅是劳动分工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进步。[29]将知识论的独特视角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结合，门格尔理论中就暗藏了一条通往自发秩序的终南捷径。门格尔信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认为无数自利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之时必然也要利他，否则长久看是无法达到目的的，而这种自利并利他的过程实际上扩展了个体的知识。因为人具有知识上的模仿能力，一开始的少数人的成功案例由于众人的模仿而产生新的信息发现和知识积累，这一传播过程不断扩大，最终趋向人类知识的普遍提高[30]。社会秩序于是便这样由于人的自觉自发自然演化而成，是一种每个个体基于自身知识与利益所采取的有目的的行为产生的无意图的秩序。由于上述独特的理论视角，以及前文所述门格尔财货分层理论中涉及的对财产所有权的分析、交换理论中对经济牺牲（交易成本）的分析等等，都使得他的经济学说成为奥地利学派与新老制度经济学派之间沟通对话的一座桥梁。德国制度经济学家柯武钢、史漫飞在其《制度经济学》一书中这样论述制度经济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千丝万缕的联系：“制度经济学受到了来自奥地利学派的有力推动，尤其是来自卡尔·门格尔和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的贡献……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在于将对规则的分析置于人类的有限知识以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语境之中。”[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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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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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莱克,科茨,古德温.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说
从n年前看到奥国系列，就多少有点好奇心。
这回计划通读一下。
卡尔门格尔这本书很像索引，或者工具书那样的感觉。
觉得还不错。关于经济学受从小政治课的影响，很多模糊地带需要反复想才能澄清和理解。继续读下去。下一本是米塞斯，人的行为。
奥地利经济学派宗师卡尔.门格尔经典《原理》，从个人欲望满足的角度出发一路阐明财货、经济财货与非经济财货，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交易发生的原因，价格形成的机制，进而是自发形成的货币。整体逻辑酣畅淋漓，连接紧密，思路清晰。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想彰显其中，成功的说服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文中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义非常有意思，需慢慢品味。
建议读者在读过《国富论》后再读此书，思辨之中相信收获一定会不少。
非常遗憾的是受到时代的约束，当时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以至于没有看到大师对于当代金融市场，信用的制度的分析，遗憾呀！
门格尔的主观主义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古典学派“不认为需求一方的变量（即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和收入）对确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有任何作用。一般来说，只要把利率、工资以及单位商品确定的利润加在一起，即可得出一种商品的价值。
马克思把古典学派的说法发扬到极致，认为价值的最终来源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马克思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所有价值都是一定量劳动时间的产物，那么资本家和雇主所获取的全部利息和利润，就等于榨取了公认的“剩余价值”。于是，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之间为扩大自己的份额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斗争当中，阶级分析的范式应运而生，气候深远的影响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则分别以不同形式提出了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思想，史称“边际革命”。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有用的东西是能够以人类需求发生关联，从而能满足需求的东西。如果没有人对商品满足他们自己感到的需求的能力做出（主观的）评价，从理论上说就不存在商品。”这种观点即强调商品的价值由人的主观决定的。门格尔再三说明：一种经济品的价值，并不是内在与商品，而是取决于它同人类的某种需求发生了特定的关系。
门格尔本人有个例子解释这一点：荒岛上的鲁滨逊需要100单位的水解决他的需要，第1个单位用于饮用，另外19个单位用于牲畜和灌溉，40个单位用于卫生，最后40个单位用于种花和养宠物。对任何一个单位的估价，都取决于鲁滨逊能得到多少个单位。具体而言，物品的任何单位的价值，等于能够从它得到的效用，即最次要的效用。假如只有1单位的水，最不主要的用途也有极高的价值；假如鲁滨逊拥有接近于100单位的水，则最后的单位价值很小。就一般社会背景而言，水几乎没有交换价值，因为它过于充足，边际单位或最后一个单位的机制及接近于或者等于零。但在水不充裕的地方，它的交换价值就高得多。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价值由物品稀缺性决定的结论已经成型。
2007/10/15
1871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得以出版，这本是门格尔4卷本宏大经济学写作计划的第一卷，但此后由于对于自己写作的不满意，门格尔一直未能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甚至不愿意再次出版这本《国民经济学原理》，只在去世时留给世人大量不完整的手稿。
但是只此一本著作也奠定了他在经济史中的地位，门格尔在书中用文字系统的阐述了主观价值论，这使得他和杰文斯与瓦尔拉斯一同开创了边际分析，并成为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源头。同时本书也是奥地利学派的开山之作。
门格尔在书中阐述的主观价值论是对客观价值论的一次清算。客观劳动价值论始于斯密的《国富论》，经过李嘉图的进一步阐述，最终被马克思发扬光大。
斯密在考察“价值”一词时发现了钻石与水的悖论，并由此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钻石的使用价值小，交换价值大，水的使用价值大而交换价值小。但是斯密没能解决这一悖论，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交换价值的确定上，他认为生产成本决定了交换价值。这个生产成本在原始社会中就是劳动，在发达经济中又包括了工资地租和利润。
简单说，斯密认为珍珠的交换价值来源于人潜水的劳动和制造潜水设备的花费。然而这种解释对于稀缺性资源的高价仍然缺乏解释力，后来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学说，他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而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有两种获得交换价值的方法，其一是商品的稀缺性，这种商品的由于数量的一定，劳动不在其成本里起作用；其二是获得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一般的商品都属于这一类。但同时李嘉图也讨论了资本，土地和不同劳动质量对交换价值的影响。马克思则更彻底的贯彻了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决定交换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他投资于机器和原材料上的资本只是不变资本，他们所代表的劳动价值被转移到商品中，价值不会增加。而由此推及出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理论。
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定义了价值，认为价值是直接和满足我们的欲望相关，是主观的。
“所谓价值，就是一种财货的一定量，在我们意识到外面对于它的支配，关系到外面欲望的满足时，为我们所获得的意义。”
“……其中居于第一位的谬误，是这样一个命题：即认为财货之所以对我们具有价值，是由于生产财货耗费了其他具有价值的财货的缘故。”
同时他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价值的不同形态，只不过前者是直接用途上对经济人具有价值意义而后者是在间接意义上具有价值意义。
由此门格尔在书中论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也解决了钻石与水的悖论，对门格尔来说是因为珍珠有价值我们才会潜水去采摘，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尽管水的总效用大于钻石的总效用，但是边际效用却比水更大。
同时门格尔还考察了劳动力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是一种在市场买卖的商品，其价值由生产劳动力及其家庭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也由此才推出了他的剥削理论。但是在门格尔指出了一个事实——许多劳动无法交换到必须的生存资料，同时许多劳动可以轻易获得数倍于生存所必须的生存资料。这个悖论用主观价值论也可以得到轻易的解决
“实际上，一个具体劳动力的价格，也与其他一切财货的价格相同，是受其价值的规胜的。而它的价值，则如前面所述，又为我们没有支配着这个劳动力时不得不缺少的欲望满足的意义所规绳。”
当然，书中还有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如对垄断市场，不完全竞争和完全竞争市场价格的形成作出的讨论。对于高级财货怎么样满足人们需求的归因理论。
同时门格尔还对货币的形成做出了探讨，在他看来货币的起源完全是自然发生的而非国家的发明。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本身的苏格兰启蒙观——信奉人类的自发秩序，而这也影响到后来奥地利学派对于法币的不认同和支持货币的非国家化。
另外不得不说，哈耶克的序挺不错，有个出名的徒孙就是好啊。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行文非常严谨、流畅。作者仅用短短182页的篇幅，就解答了一系列经济学领域重大核心的问题，清晰的勾勒出一门重要学科的轮廓。书中很多创见性的观点和思想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发现和拓展，但实际上这些后来引起轰动的发现和拓展，比不上这最初的描述来得简单、广泛和深刻。
奥地利经济学的方法论
Yurii 译
原文 The Methodolog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Economists
I. Introduction
直到最近，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关注者都仅限于对十九世纪晚期边际效用理论的发展感兴趣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这一学派的生命并不限于那几十年的时间，而边际效用理论也从未成为其关注的焦点。今天，奥地利经济学的传统不但没有没落，反而正在复兴之中。奥地利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理论的研究，并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广阔的领域。使该学派自成一体的思想--也可以称作其主题思想--就是其成员的方法论观点：主观主义。应用到经济现象中的主观主义方法认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是对人们的选择和有目的之行为的洞悉，比如，根据他们对实现自己目标的各种选择的感知，追逐自己的目标。自从1870年代诞生以来，这种方法论一直是奥地利学派的特征，尽管不同的成员为其辩护的方式不同。就像一位当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所言，"奥地利学派在观念史上的意义也许在于，它充分肯定了作为行动者的人在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
对主观主义观点及其含义的一贯关注，正是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杰文斯学派(Jevonian)以及瓦尔拉斯学派(Walrasian)的区别所在，尽管后两派同样坚持边际主义的价值理论。埃里克·斯瑞茨勒(Erich Streissle)评价说"我认为，奥地利经济学家经常正确地强调，他们是独特的坚持主观价值的学派"。但是，对于奥地利经济学家，尤其是近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来说，主观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主观价值理论。无论研究什么经济问题，主观主义的方法都是他们的显著特征。简而言之，主观主义已经成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独特方法。如果奥地利经济学家仍然不能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接受，原因就是他们有着独特的方法论，以及这种方法论对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的意义。
为了追溯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将集中关注六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都是应用主观主义方法论，为之辩护，并且在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的论著中坚持这一思想的人。他们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尤尔根·旁巴维克 (Eugen von Bohm-Bawerk)，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并推广了门格尔的思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维塞尔和旁巴维克的学生之一，为理论和方法论都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维塞尔和米塞斯的学生，他的理论探索和跨学科的研究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路德维希·拉克曼 (Ludwig Lachmann)，他在1930年代和哈耶克一起学习，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主观主义方法的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传统下还有许多名气不那么大的作者，另一方面，不少有名望的经济学家都部分的受到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但是，人们仍然认为这六人是该学派过去最重要的，资历最老的贡献者。在结尾部分我们将关注那些今天仍然在积极的完善和发展奥地利经济思想的人，尤其是米塞斯得两位学生，以泽列·科茨勒(Isreal M. Kirzner)和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
II. Carl Menger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础，以及其未来发展的蓝图，无疑都得益于门格尔在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这本书包含了门格尔大量独创的、极有价值的观点，以及与众不同的经济学见解。完善和发展门格尔的观点，尤其是那独特的经济见解，从此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任务，而"奥地利学派"这一名称也得自门格尔的国籍。哈耶克评价这一学派说"(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念完全得自卡尔·门格尔"。
众所周知，门格尔的《原理》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纳特·魏克塞尔(Knut Wichsell)在1921年写道"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诞生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产生过门格尔的《原理》如此重大的影响"。但是，《原理》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这本书的关注者仅仅限于德国，而且反应也不是很热烈。德国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因而不再对任何经济理论感兴趣。整个德国都处在德国历史学派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头领是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一个认为抽象推理毫无价值的人。历史学派所关心的只是经济史和经营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目睹《原理》遭受的冷遇，认识到德国经济学家反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理论，而是整个理论经济学，门格尔(用熊彼德(Joseph . A.Schumpeter)的话说)"开始战斗了，他要为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争得一席之地"。他停止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列入计划的《原理》第二卷一直没有问世)，转而为这类研究辩护。正是出于这一目的，188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书--《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 konomie insbesondere)。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方法论论战(Methodenstreit)的开始，在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的"关于方法论的论战"就此爆发了。在论战的过程中，因为一位德国教授的有意中伤，门格尔和他在维也纳的门生第一次和"奥地利"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次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家第一次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特殊地位，这一点也可见于当时该学派成员所撰写的方法论著作中。
与置身其外的维塞尔不同，旁巴维克是这场论战的积极参与者。和门格尔一样，他不是在语言的层面，而是在问题的实质层面展开激烈的辩论。旁巴维克并不怀疑历史学派的方法的有效性和达致确定目标的可靠性，而是质疑历史学派的方法是否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唯一有效"并且"最为重要"。奥地利经济学家想证明，研究经济问题的抽象理论方法是有用的，或者说，理论经济学是可行的。
门格尔对经济理论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似乎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原理》中，门格尔多次引用了希腊哲学家的话。门格尔探索各种经济关系的必要特征，以及那些相关联系的性质所体现出的特征，希望了解经济关系的"本质"。如此，门格尔认为他发现了支配经济现象的"确切"规律：不是精确的数学规律，而是由各种相关因素的本质达到的规律，因此这些规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必然是正确的。对门格尔(还有旁巴维克，在这一点上与他观点相同)来说，实在世界的本质(资源是稀缺的)和人类的本性(对更大满足的欲望)共同决定了经济世界的构成。
门格尔认为，人类的欲望总是超过自然的供给。也无论个人作出何种选择，也无论这种选择是出于无知还是错误的考虑，个人欲望的内容总是客观事实。在发布《原理》之后，门格尔试图把"效用"的概念和生物学联系起来，而他的同时代人都在努力将这一概念扩大到"心理学"色彩或者"享乐主义"色彩过于浓重的目标时。根据他儿子在《原理》第二版导论中的叙述，在努力构筑需求理论的同时，门格尔开始转向研究生物学和心理学，试图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完成自己的价值理论。
除开这些决定论的因素，门格尔的方法仍然是主观主义的，他认为个人乃是期望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而不是被各种需求所支配。在没有完全的、精确的知识条件下的选择，仍然是行动的基础。对生物学的强调仅仅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必需的部分，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放弃这一点时毫无困难。
门格尔的《原理》第一次讨论了有用物品的性质，接下来是财货的性质，然后是经济(稀缺)财货的性质。他定义和讨论了财货的可交换性，勾画了可交换性最强的物品成为交换媒介或者货币的过程。在每一步推导中，他都一再强调财产的主观性质，即它们依赖于关注需求的个人的知识，以及这些财货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对主观主义一以贯之的坚持，使门格尔能够借助维塞尔的"归属"(imputation)概念将自己的分析延伸到对作为资本的财货的评价中去，门格尔称这些财货为 "更高等级的财货"。维塞尔将这种思想发展得更为精巧，奥地利经济学家随后一直强调，某一财货是否被看作资本，并不取决于其客观属性，而取决于其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计划中的地位。
门格尔的本质主义对他的经济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为他正是以此为基础反对数学方法和经济"变量"的相互决定关系的。瓦尔拉斯(Walras)的边际思想完全是用数学描述的，门格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们研究的不仅仅是量化的关系，还包括经济现象的本质(性质)。对后者(比如，价值、租金、利润、劳动分工和复本位制的性质)，如何用定量的方法考察？
熊彼得(Schumpeter)仅仅看到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边际主义的部分，因此他一方面批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是"有缺陷的方法"，另一方面批评他们未能"认识一组联立方程(a set of simultaneous equation)的意义"。但是对奥地利经济学来说，缺少数学方程并不是因为无知。老奥地利(old Austria)的学生们在"体育馆"式的教育体制下已经接受了初步的数学训练，而且，门格尔也出自一个有数学天分的家庭。奥地利经济学家虽然完全了解各种数学方法，但是，出于方法论的原因他们明确地反对这些方法。
门格尔对经济现象本质的关注，表现为他对这些现象的存在和起源的思索。他希望得到一般性的关于因果的解释，这就排除了使用数学方法的可能。门格尔的儿子卡尔(Karl Menger)是一位数学家，他指出运用数学的经济学家都局限于方程之间的联系，而奥地利经济学家希望得到因果关系的解释。奥地利经济学家还列了许多理由，反对将数学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其中多数和上面的理由大同小异。举例来说，奥地利经济学家不愿意使用无差异分析的方程式 (Equations of indifference analysis)解释交换行为，因为他们的主观主义边际价值论认为价值是没有单位的。
奥地利经济学家再追溯交换起源的过程中看到，交换发生的确切原因在于，参与交换的个人认为他人财货的价值高于自己所拥有财货的价值。门格尔试图揭示价格形成背后的力量和原因，与之相反，重视数学的瓦尔拉斯学派的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一个永恒的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
门格尔及他之后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发现，如果要探索经济现象的起源，从这些现象发生的最简单的情况入手是非常恰当的。在分析价格的形成时，门格尔是从孤立的两方交易开始的，旁巴维克也一样。维塞尔通过"递减抽象"的办法完成了从鲁宾逊世界到复杂的货币经济的转变。穆雷·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系统地阐释了现代奥地利理论，这本书也是严格遵循"鲁宾逊-真实世界"方法的。米塞斯在其早期的一部作品中声称 "catallactic的基础类别，即，价值、财货、交换、价格以及成本"都与选择行为有关。他随后强调，要理解某些重要的现象，特别是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核算这一现象，所需的理论就不能局限于鲁宾逊世界。这种计算在鲁宾逊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对孤立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源于货币的交换。
III. 旁巴维克和维塞尔
既然数学方法无助于解决经济过程的关键问题，反对使用数学方法就成了奥地利学派持续的任务。庞巴维克的不朽著作《资本与利息》保留了严格的因果分析，却避免用函数依赖关系(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说明其理论体系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像门格尔一样，维塞尔也激烈的反对瓦尔拉斯的理论体系。
维塞尔认为，经济现象必然是不连续的和离散的，因此他反对经济理论中的数学方法。奥地利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在真实世界中感知和行动之个人的行为方式，因此他们阐明自己的边际主义思想时，常常谨慎小心的借助于离散的单位和非连续的时间点，而不是借助于无穷小的单位和平滑的曲线。门格尔在《原理》中多次强调了这种不连续性。
维塞尔十分清楚边际效用尺度(marginal utility scales)变化的离散性质，他的归属理论(theory of imputation)假定投入(inputs)具有不连续性。庞巴维克根据不连续的计划对供给和需求进行了分析，并用其研究了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商品 --马--的市场。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都认为边际效用尺度的变化是不连续的，因为他们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只关注能被正在估价的个人确切感觉到的变化。因此，熊彼得又一次误解了奥地利理论家们的意图，他认为要"正确地阐述他们的推理"必须用到微分学。
熊彼得评论说，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边际效用理论是他们新方法的精髓"，这表明他很可能误解了庞巴维克代表奥地利学派自我宣传时说的话，类似的话维塞尔也说过。今天，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语境看待这些说法。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研究在当时还只是刚刚起步。从那时起，这一学派开始把他们的研究延伸到众多领域中去，而不再局限于价值理论。还要补充一点，这种说法只在当时具备有限的准确性。就像Streissler强调的，边际效用理论，并非门格尔《原理》的重点。甚至《原理》的前两章根本没有出现边际效用的概念。
尤其需要记住的是，三位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中，门格尔最关心方法论问题。根据哈耶克的看法，维塞尔"并不认为作为一个特殊学科的科学的方法论有太大价值"。熊彼得认为庞巴维克"不是一个方法论的行家"，这种看法并非有失公允。
无论是庞巴维克还是维塞尔都认为，方法论研究和论辩没有太大价值，合适的方法会在理论实践的过程中自动出现。结果，门格尔和他的弟子之间产生了某些分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庞巴维克基本接受了门格尔关于"精确"方法的认识论，他喜欢称之为"隔离的"(isolating)方法。与之相反，维塞尔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理论知识的正确性。他坚信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在经验"(inner experience)理解经济学的意义。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的本质存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之中，而根据Emil Kauder的看法，维塞尔发现了"意识的必然行动序列"。维塞尔称这种方法为"心理的" (psychological)，这一术语也得到了庞巴维克的认可。维塞尔的心理学倾向产生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个具有独特方法论的分支，但是他的"自然价值 "学说(nature value，在假象环境下存在的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和他对不同个人的效用具有可比较性的坚决主张，使维塞尔走上了一条此后被放弃的道路。
1884 年维塞尔出版了 Usprung und Hauptgesetz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es，他的这部早期作品在心理学上着墨颇多。维塞尔提出，主观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应用心理学"。在此后的一部作品中，他表示了对这种说法的顾虑，解释说经济理论并不依赖于专业的或者科学的心理学，价值理论有自己的心理分析方法。个人的内省(introspection)或者内在经验才是经济学关注对象的真正源头，这些对象正是追求以完美的形式表现出的" 理想化假设"(idealizing assupmtion)的努力造就的。维塞尔假定，谨慎关注自己行为之利益和方法的经济人 (economic man)追求的是简单的效用最大化。门格尔的经济行为个人(economic agents)的独特需求不复存在了。
在《自然价值》 (Natural value 1889)中，维塞尔推广应用了隔离和理想假设的方法。他把从主观估价出发的演绎法应用到生产和分配的领域之中，提出了机会成本(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被牺牲的效用)和归属(imputation)的概念，后一个术语是他命名的。他解释说，既然消费者只能对最终财货估价，那么生产财货的价值只能根据其对期望的产出价值的边际贡献来确定。生产的成本源于这一事实：投入只能从其它的有价(主观的)用途转移而来。
维塞尔坚持说，尽管主观价值理论表面上是演绎的，但其实是严格关注经验事实的。在1914年出版的《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中，维塞尔解释说，它是经验的，因为它面对的是普遍的现象，尽管看起来它面对的是理想的状态。先验主义的观点--先验(演绎)的理论如何能够具有经验的内容- -是困扰奥地利学派的最大问题，和其他人一样，维塞尔也不得不为他的抽象理论在现实世界的适用性做出解释。他承认自己的理论和所有经验陈述一样，都是在头脑中结合经验的检测形成的，都必须容许某些例外。而基于自己的本质主义倾向，门格尔认为他的"精确"规律是不可证伪和不存在例外的。门格尔解释说，这些规律"并不仅仅是没有例外，根据我们的思维规律，它们是不可能有例外的"。对精确规律的经验"检测"是一种错误的方法论，就像用测量实际的物体验证几何原理一样。
和维塞尔一样，庞巴维克也不准备在这一点上追随门格尔。历史学派攻击说，奥地利学派表现了奇怪的先验论思想，而且拒斥经验事实；在为自己理论的价值和可行性辩护时，庞巴维克承认理论必须严格基于经验观察。他否认奥地利学派"所谓的抽象演绎方法"不是经验主义的，也否认它"着迷于抽象的结论而忽视经验现实"，庞巴维克声称"(这种方法)实质上是真正的经验的方法"。他否认奥地利学派自我局限于源自先验公理的推导和演绎，声称它起源于 "对现实情况的观察，并尽力丛经验材料推导出普遍规律"。但是，庞巴维克补充说，奥地利学派同样认识到探索从普遍到一般的因果联系的重要性，因为纯粹的归纳方法不能发现事件"因果链"的连接关系。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
Yurii 译
原文 What is Austrian Economics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写作和教学的人中有一些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地利学派的发源了。
这些晚期的经院哲学家发现存在着某些经济规律，或者说联系原因和结果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些规律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在这一基础上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得称赞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后期的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支持者。他们赞颂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同时固执的反对征税以及对价格和商业机构的管制行为。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 (moral theologians)，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伦(Richard Cantillon)发表的《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个受过经院哲学传统教育的人。坎迪伦生于爱尔兰，后来移居法国。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维实验” (thought experiment)解释价格的形成。他将市场理解为企业家经营的过程，同时坚信奥地利经济学对增发货币的看法：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
紧随坎迪伦之后的是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一名拥护市场制度的法国贵族，也是旧时代的财政大臣。杜尔哥的经济作品为数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价值和货币》(value 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以及经济选择的实质：这种选择反映的是经过主观排序的个人偏好。另外，杜尔哥不但解决了此后困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还阐明了回报的递减规律，同时批判了对高利贷的控诉(这是与晚期经院哲学不同的关键点。经院哲学家无法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高利贷是不道德的——译注)。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杜尔哥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
在这位先辈的影响下， 18和19世纪法国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萨伊(Jean Baptiste Say)和巴斯夏(Claude-Frederic Bastiat)了。萨伊是第一个深入思考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人，他认识到，经济学的任务并不是收集各种数据，而是说明普遍的事实(比如，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可使用的资源是稀缺的)及其逻辑含义。
萨伊创立了确定资源价格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确定了资本在劳动分工中的角色，也就是“萨伊定律”：如果容许价格变化，自由市场上不可能发生持续的“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和巴斯夏一样，萨伊也是积极为自由放任和工业革命辩护的人。身为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撰稿人，巴斯夏进一步争辩说，非物质的服务和物质财货一样，都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在巴斯夏发表的众多经济讽刺论文中，有一篇清楚地说明了 “破窗理论”的谬误，经过亨利·海兹利特的推广，今天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一“理论”有多么荒谬。
前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是在与这些诡辩“理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学派的名声日益显赫。当然，这主要是受政治影响的结果。最终，英国传统(基于客观成本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导致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的诞生。
1871年，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问世了，在此后的若干年间，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经济学首次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式的经济学。经过他的努力，这种理论更加巩固了。
和当时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杰文斯(Stanley Jevons)在其作品中的论述一样，门格尔清楚地揭示了主观基础之上的价值理论，并第一次完整地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的数量越多，他赋予每单位财货的价值越小)。另外，门格尔还说明，自由市场上的货币产生的原因是人们需要一种最适合交换的商品，大家并不把这种商品用于消费，而是用于交换。
门格尔的《原理》是经济科学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之一。米塞斯曾说这本书“使自己成为经济学家”，当然他指的并不是仅仅门格尔的货币和价格理论，还包括门格尔在这一领域运用的方法本身。像此传统下的先辈们一样，门格尔是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他把经济学视为个人选择的科学。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排斥理论，认为经济学不过是一种数据的堆积，目的在于为国家服务。《原理》出版12年后，门格尔发表了《考察》，反驳德国历史学派的看法。
门格尔曾任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年幼但命运多桀的哈布斯堡皇储鲁道夫的老师。门格尔认为，经济学是建立在演绎逻辑之上的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他不但革新了经济学，也为此后的理论家确定了反驳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的确，他的学生维塞尔强烈的影响哈耶克的晚期作品。今天，门格尔的著作仍然是经济分析的卓越读本。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奥地利经济学家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
在因斯布鲁克大学 (University of Innsbruck)，有一位门格尔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他就是庞巴维克。庞巴维克继承并重新表述了门格尔的理论，用其分析包括价值、价格、资本和利息在内的许多问题。他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诞生于1884年，彻底清算了思想史上各种谬误，并极力辩护利息率并非人造的产物，而是市场的固有部分。它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时间偏好”这一事实，相对于未来的人们总是更为偏爱眼前的满足。
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证明了，正常的商业利润率就是利息率。资本家必须节省资金，支付工人工资，只有等到最终产品出售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利润。庞巴维克还说明，资本并不是同质的，而是一种包含时间维度的复杂结构。经济发展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资本投入的增加，还包括越来越长的生产过程。
在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上，庞巴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长期论战。共产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前，他就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和工资的种种学说。庞巴维克还组织了私人讨论会，这也是此后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私人讨论会的先例。
庞巴维克支持那些遵循无可动摇的经济规律的政策。在他看来，干预主义是对市场经济的各种力量的侵袭，因此必然无法获得长期的成功。在哈布斯堡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庞巴维克三次被任命为财务大臣，努力实现金本位，自由贸易，预算的平衡和稳定的货币，取消出口补贴以及其他垄断特权。
庞巴维克的研究和作品为奥地利学派提供了一整套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从此奥地利学派在英语世界拥有了自己的舞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庞巴维克并没有在门格尔的货币思想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而货币问题正是“宏观”和“微观”方法的交汇点。身为奥地利商业委员会的经济顾问，年轻的米塞斯接受了这一任务。
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米塞斯在书中清楚地说明了边际效用理论该如何应用于货币问题，并构筑了自己的“回归分析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市场不仅仅是货币的发源地，还是货币存在的必要条件。借助英国的货币学派的成果、威克塞尔的利息理论和庞巴维克的生产结构理论，米塞斯描绘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宏伟轮廓。一年之后，维也纳大学为米塞斯提供了教职，而庞巴维克的私人讨论会也花了整整两个学期专门讨论米塞斯的作品。
米塞斯的学术生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几年。其中三年是在一个炮兵司令部度过的，还有一年是在经济情报部门度过的。战后，他的《民族、国家和经济》 (1919)问世了，在书中，米塞斯坚决主张，尽管帝国已经分裂，处于少数的人仍应当享有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此外他还清楚地说明了战争的经济影响。同时，通过蔡斯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的努力，美国学者也开始注意米塞斯的货币理论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米塞斯的作品吹毛求疵，当然他后来承认自己不懂德语)
战后的政治形势一片混乱，在深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奥地利政府中，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是主要的理论家。米塞斯曾在庞巴维克的私人讨论会上见过此人，在与米塞斯多次彻夜交谈之后，鲍尔终于放弃了推行布尔什维克式经济政策的计划。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因此认为米塞斯永远不能原谅，他们在学术上领域陷害他，使他不能被维也纳大学聘为不领薪水的教授。
但米塞斯并未理会这一切。1921年，他针对社会主义自身的问题发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米塞斯也因此一鸣惊人，两年后他将这篇文章扩充为《社会主义》。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既然承诺取消资本财货的私有产权和交换，就必定无法把资源分配到最有价值的地方。米塞斯预测说，社会主义将会走向极度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
在米塞斯的责难之下，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尝试用经济学解释这一社会的运转情况，而该话题正是此前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回避的。奥地利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持续了不止十年，直到1989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为止，而学术界人士长期以来都认为社会主义者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那些难题。
这一时期，米塞斯为自由市场所作的辩护转变了不少社会主义支持者的思想，这些人包括哈耶克(F.A.Hayek)、罗普克(Wihelm Roepke)、罗宾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还在维也纳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开办了私人讨论会，参加者有马克卢普(Frits Machlup)、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赫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舒尔茨(Alfred Schutz)、斯蒂格(Richard von Strigl)、沃格林(Eric Voegelin)、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
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一面驳斥社会主义者，一面与德国历史学派论战。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为经济学的演绎方法论辩护，沉重的打击了德国历史学派，此后他称这种演绎方法论为“人类行动学”或者“行动的逻辑”。米塞斯还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他的学生哈耶克在那里负责。
在那里，哈耶克和米塞斯共同进行了多项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他们警告人们信用扩张的危险，预言了即将发生的货币流通危机。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发言中，他引用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到英国和美国后不久，哈耶克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他写了大量关于兑换率、资本理论和货币改革的论著。他的通俗作品《通往奴役之路》为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在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的复兴提供了很大帮助。哈耶克的巨著《法律、立法与自由》发展完善了晚期经院哲学家对法律的看法，并将这种思想用于批判社会正义之类的幻象和平均主义。
20 世纪30年代后期，刚刚经历了世界范围经济萧条的奥地利又面临被纳粹占领的威胁。在米塞斯的催促下，哈耶克1931年就离开奥地利迁往伦敦，1934年米塞斯接受了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经济关系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raduate Studies)的教职，来到了日内瓦，不久之后又移民美国。因为米塞斯公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没收了他留在公寓的论文，战争期间这些论文被藏匿起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米塞斯的思想(借助罗普克的普及和艾哈德(Ludwig Erhard, 1897-1977)的政治才能——艾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委员会的主管，他不顾占领当局的反对，取消了价格管制，联邦德国的经济因此开始复兴——译注)引导了战后德国的经济改革和重建。1992年，奥地利档案保管人员在莫斯科公开的档案里发现了米塞斯在维也纳被盗的论文。
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完成了他的巨著《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米塞斯到美国之后将其加以修订和扩充，成为1949年出版的《人类行为》。他的学生罗斯巴德称这本书是“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本世纪人类思想最杰出的作品，经济学因此融为一个整体”。这本书的出版是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今天，《人类行为》仍然是能够标志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如此，这本书并没有获得学术界人士的广泛认可，因为那些人已经彻底倒向凯恩斯主义了。
尽管米塞斯从未取得他应得的付薪教职，但他继续发扬维也纳的传统，在纽约大学时米塞斯周围仍然聚集了不少学生。另一方面，早在米塞斯移民之前，身为记者的亨利·海兹利特就已经成了他最主要的拥护者，他在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上发表了米塞斯著作的书评，海兹利特还在自己的经典作品(例如《经济学一课之师》)中宣传米塞斯的思想。海兹利特也为奥地利学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逐字逐句的反驳了凯恩斯的《通论》，为萨伊的作品辩护，重建了萨伊在奥地利宏观经济理论领域的重要地位。海兹利特以米塞斯为榜样，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他也因此被迫放弃了四个新闻舆论界的高薪职位。
米塞斯1973年逝世，他在纽约的私人讨论会直到此前两年才停止。那时候，罗斯巴德还是他的学生。事实上，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根据《人类行为》写作的，并且在某些领域——垄断理论、效用与福利、关于国家的理论——巩固并强化了米塞斯的观点。罗斯巴德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方式直接遵循晚期经院哲学思想的原则，即在财产的自然权利理论的框架内应用经济科学。他发展出一整套的建立在私有财产、合作与契约自由之上的，为无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辩护的理论。
罗斯巴德在后来的经济论文中考察了大萧条，他应用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说明，股市崩溃和经济低迷都是之前信用扩张的结果。此后，罗斯巴德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政府政策的研究，从中建立了一套用于检查对市场的各种干预之结果的理论框架。
米塞斯晚年终于见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这种复兴从《人、经济和国家》的出版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罗斯巴德的作品，尤其是他关于美国殖民史和脱离英国的四卷本著作《认识自由》(Conceived in Liberty)，确立了奥地利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地位。在罗斯巴德的哲学论著《自由的道德》(The Ethics of Liberty)中，他将自然权利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结合起来。罗斯巴德关于经济学的学术作品都被集为两卷本的《行动的逻辑》(Logic of Action)，收录于爱德华·埃尔加编纂的《本世纪的经济学家》(Edward Elgar\'s "Economists of the Century")丛书中。
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成为米塞斯-哈耶克那一代奥地利学者和今天努力发扬这一传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之间的关键桥梁。确实，若没有罗斯巴德那种敢于反抗自己时代思想潮流的勇气和勤奋，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可能就要停止发展了。罗斯巴德深厚的学养，充沛的精力，广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鼓舞了无数的学生投身自由的事业。
今天，奥地利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显赫的地位。虽然如此，像前辈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并没有被学术界的普遍接受。罗斯巴德晚年在拉斯维加斯获得了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将许多活跃的各学科间的奥地利学派学者组织起来。
1982年，在麦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米塞斯夫人——译注)、哈耶克和海兹利特的资助下，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成立了，这为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会。通过定期召开的学术会议、教育研讨会、各种书籍、专论、时事通讯、研究项目以及影片，罗斯巴德和米塞斯研究所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着奥地利学派继续发展。
罗斯巴德编辑的《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于1987年创刊，从 1991年开始每年出版两期，1998年改为每四个月出版一期——也就是现在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从1984年起，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要开展夏季教育培训活动(instructional summer school)。在那段时间，罗斯巴德发表了他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两卷本的《经济思想史的奥地利学派解读》(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代表了罗斯巴德的最高成就，这部书扩展了经济学的历史，将几百年间的著作包括在内。
借助米塞斯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和提供的助学金、研究指导、参考书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部事实上都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奥伯大学(Auburn University)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奥地利学者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谈论、辩论和运用奥地利经济学。
历经兴衰起伏，这一伟大的思想流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动听的故事，它告诉人们，伟大的思想如何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和勇气抵抗邪恶，推动科学的进展。现在奥地利学派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支持自由社会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共识。感谢那些大无畏的、才华横溢的先辈们，他们创造了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感谢那些和米塞斯研究所一同接过奥地利学派遗产，努力发展这一学派的人。
奥地利经济学的重要价值
by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Yurii 译
原文 Why Austrian Economics Matters
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说过，经济学是“一辆满载的公共汽车，乘客都是些无法比较的利益和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学家都是些语无伦次的没用的家伙；从他们的声誉来看也的确如此。不过，这样说未免有点而不公平，因为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物质世界最复杂的问题。
假设你对市场一无所知，请问：如何分配社会中稀缺的物质和智力资源，才能够达到下面的要求：代价要最小，每个人都要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每个消费者的需要和品位都要有保障，还要鼓励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社会进步；另外，这种状态还得能保持下去。
这是个值得学者思考的问题，努力做出回答的人也自然值得尊重。然而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和行动的人(acting man)没多少联系，因此他们难以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显然，这样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早在古希腊时代，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引起了伟大学者的关注。到现在，经济思想已经分化为许多派系：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又叫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公共选择派、弗吉尼亚公共选择派、实证主义学派、博弈理论学派、供给学派的各个分支，以及许多其他派别。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也是一支经济学派，而且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学派。奥地利学派并不仅仅研究经济学，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法看待全部的科学。其他学派主要依赖理想化的数学模型，他们希望指导政府改善社会；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则更为现实，更具社会科学的意义。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工具，其目的是理解人们通过的竞争与合作来满足需求、分配资源以及探索怎样建设繁荣社会的过程。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国内一般翻译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但我觉得“经营才能”似乎也不差)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无法有效地使用资源；而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行为一般是破坏性的。
今天的奥地利学派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学派。在学术领域，数学思维的有效性已经遭到质疑；作为方法论的语言逻辑(verbal logic，这是奥地利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意指和数学逻辑、符号逻辑不同的思维规则，奥地利学派认为数学逻辑和符号逻辑脱离了现实意义，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详细情况请参加 Rothbard的Man, Economy and States——译著)正在复兴；面对一团糟的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大家希望找到一种稳定的理论传统。在政策领域，神秘的、持续的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的崩溃、福利国家经历的挫折和居高不下的成本以及大政府模式的普遍失败，都使得奥地利学派的魅力与日俱增。
奥地利传统的亮点
自诞生以来，奥地利学派在一百二十年间历经兴衰起伏。没有奥地利经济学，也就不会有20世纪初关于价格理论的论战，不会有20世纪最初十年的货币经济学，更不会有1920和1930年代发源的商业周期理论和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批判。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奥地利学派一度退居幕后，只有在经济思想史中才能看到。
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可以追溯到15世纪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家那里，是他们最先从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角度理解价格和工资。但是1871年出版的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才是这一学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原理》不但改变了经济学家对价值、经济和资源定价的看法，而且在“边际效用革命”中推翻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门格尔根据社会科学的方法，把经济学建立在演绎规则的基础上；同时还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市场制度。米塞斯曾说，正是门格尔的《原理》使他成了经济学家。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具有非凡的价值。
奥地利学派中第二号人物则是庞巴维克。他证明了，在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情况下，公众对时间的评价决定了利息率，投资回报率将向等于时间偏好率的方向变化。庞巴维克的这一发现给了马克思的资本和剥削理论致命一击。当形形色色的历史主义者诋毁理论经济学是没用的学说时，他也挺身而出，奋力为理论经济学辩护。
庞巴维克的学生中，米塞斯是最伟大的。米塞斯最早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新的货币理论。1912年他出版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在书中米塞斯证明了，货币不但是在市场中诞生的，而且只能在市场中诞生。米塞斯还指出，市场离不开货币和银行业，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即时在今天，《货币和信用理论》也算得上出色的作品，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萌芽。这一理论认为，中央银行人为调低利率将会导致生产结构中资本财货部分的失调，要清除不正当的投资就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萧条。
在维也纳，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共同建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他和哈耶克指出，中央银行是商业周期出现的原因。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依靠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就能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结论极为有力的反驳了这一点。
凯恩斯声称市场才是经济周期出现的原因，而在他成功之前，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一直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凯恩斯鼓励更多的投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而且许多国家已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但这一切并没有贬低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价值。
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
在为商业周期辩护的同时，米塞斯和哈耶克还卷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经济论文。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社会主义》。此前虽然已经有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批判，但它们无一迫使社会主义者解释下面的问题，即在没有自由价格机制和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将如何运行。
米塞斯指出，合理的经济核算离不开利润考察(profit-and-loss test)。盈利说明企业有效的使用了资源，亏损则相反。离开这种考察就无法评价各种决策的合理性，因为经营者无法确定各种生产选择的机会成本。所以，价格机制和利润考察是非常重要的。米塞斯还指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是价格产生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样资本财货就无法交易，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自然无法考察利润。无法考察利润，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无法回答“是否应该新建一个工厂”之类的问题，一切都只能凭猜测。
米塞斯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横贯欧美的大论战。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不得不承认经济核算离不开价格，但他认为，中央计划当局同样有能力制定价格，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观察确定消费需求或者发布各种生产信息。米塞斯则反驳说，“竞争社会主义”同样不可行，因为自身的矛盾，社会主义必定失败。
在论战中，哈耶克完善并扩充了米塞斯关于经济核算的理论，提出了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的理论。哈耶克认为，单一的头脑，尤其是中央计划当局，是不可能理解市场产生的全部知识的。成千上万的选择是个人无法理解的复杂情况，但也是繁荣的经济所必需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完整的社会理论，占据了哈耶克此后的学术生涯。
在纳粹的威胁下，米塞斯被迫前往美国，与他同行的生意人中有著名的法提戈(Lawrence Fertig)。米塞斯为美国自由市场运动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得益于他。就像弗里德曼说的，米塞斯是为振兴美国自由市场出力最多的人。但那段日子是灰暗的，米塞斯找不到他应得的付薪的大学教职，也很难有更多的听众。
在美国的开头几年，米塞斯将他刚刚完成的德语著作扩充成《人的行为》，一本为英语读者写作的包罗万象的著作。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小心的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做了大体修改，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则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历史证明，这种修改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经验主义的天真信条破产之后，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者叫做人类行动的逻辑，logic of human action)仍然能够鼓舞、启发学生和学者们。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彻底清算了凯恩斯的谬误和历史主义者的观点，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因此成为可能。
复兴
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凯恩斯的理论：价格系统是有问题的，自由市场是不够理性的，证券市场完全受心理因素的支配，私有制企业不值得相信，政府能够做出计划保证经济持续发展，通货膨胀和失业是此消彼长的。
米塞斯的重要学生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则是个例外，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论文，结集后以“人、经济与国家”为名出版。这本书也是罗斯巴德对为奥地利学派所作的贡献之一。米塞斯另外两个重要的学生，森霍茨(Hans F.Sennholz)和柯茨纳(Israel Kirzner)也在作品中坚持发扬了奥地利传统。同这些人一样努力扩大奥地利学派影响的还包括亨利·海兹利特(Henry Hazlitt)，当时的《新闻周刊》设有他的专栏，海兹利特也为奥地利学派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中同时出现了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宣告了凯恩斯理论的破产。哈耶克也因为他和米塞斯对商业周期的研究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奥地利学派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普遍兴趣。新一代研究生开始学习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各种研究计划也在不断实施。今天，在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的努力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了全面的阐述。
奥地利经济理论的核心
稀缺和选择的概念处于奥地利经济理论的中心。人们总是面对众多选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被放弃的其他可能，或者说都有成本。任何行动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即行为者根据其思想和认识改善自身的境遇。此外，经济体系中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偏好，不同的需求和欲望，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计划也各不相同。
不同个人的需要、品位、欲求和时间安排无法合并或是抵消。因为价值对个人而言完全是主观的，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品位和计划的区别，用一条曲线表示“消费者偏好”。
同样道理，也不可能无视复杂的市场情况而将其归约一个巨大的集合。举例来说，我们无法简单的用K代表经济中的所有资本，然后把K代入某个等式，希望这个等式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不同资本的性质是不相同的，有些资本用于生产第二天销售的商品，有些则用于生产十年后销售的产品。和资本一样，不同计划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奥地利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是一个过程，人们通过它发现更新和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方法。竞争中人们常犯错误，但他们使用资源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
这种观点与其他所有学派对市场的理解都有显著的不同。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们已经习惯于构造和真实世界平行但毫无关联的世界。在那里，资本是同质的，竞争是静止的最终状态(static end state)；销售商的数目恰到好处，价格将反映生产成本，超额利润则不可能存在；社会中所有人的效用加起来就等于经济福利；只有在涉及从一个静止状态转向另一个静止状态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时间的流逝；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种计划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只要考虑总量，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的总量。
传统的经济学家当然会承认，这些脱离实际的理想模型只是分析的工具。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正是根据这些模型对政策提出建议的。
举例来说，司法部的反垄断行动就是根据这些蹩脚的模型进行决策的结果。司法部的官僚们自认为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哪些类型的兼并对经济有害，谁的市场份额太大或者太小，均衡的市场是怎样的。哈耶克称其为“佯装具有知识”(the pretense of knowledge)。
但是，只有通过交易而不是官僚的命令，竞争者之间才能形成恰当的关系。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是罗斯巴德)指出，只有政府才能造就真正的垄断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垄断都难以维持。
还有一种想法，认为更多更快的政府支出将增加需求而不是减少供给，也不存在政府抑制大众消费的问题，因此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种观点也是传统经济学思维的表现之一。
如果传统经济学的标志是那些脱离实际的模型，奥地利经济学的标志则是对价格体制清晰而深刻的理解。价格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提供了关于相对稀缺的财货和服务的关键信息。举例来说，如果某种疾病造成鸡大量死亡，消费者不需要了解这一点就会减少自己对鸡蛋的需求，因为鸡蛋价格上涨将促使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
价格体系也传达了关于消费者偏好的信息，生产者根据这些信息决定何时进出市场。价格体系还告诉生产者，成本最少的生产方式是最有效率的。离开了价格体系，这一切都无从知晓。
但是价格只能从自由市场中产生，而不能由物价部门制定。像邮局一样根据生产成本确定价格的做法完全是行不通的，那种做法只会造成混乱和无效率。更确切的说，处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制度之下的个人的自由行动产生了价格。
就像在许多研究生课本中看到的一样，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在这一问题上论述颇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脱离了作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权，准确的价格仍然能够存在。因此，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计划事实上无非是下面几条：需要更好的管理，需要西方的贷款，需要新的不同以往的规则，需要取消价格管制，唯独没有谈到私有财产权。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乱成一团。
自由浮动的价格离不开私有财产权以及与之相伴的契约自由。因此，奥地利经济学认为，私有财产权是可行的经济的基本前提。其他经济学家通常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即使他们提到这一点，也往往是为侵犯私有财产权找哲学理由。
除奥地利学派之外，经济学家们几乎都认可“市场失灵”分析的正确性及其关于公共物品的推论。所谓公共物品，指的是那些无法由市场提供而必须由政府提供的物品，政府也因此取得了征税的权力。灯塔是一种经典的公共物品，但是罗纳德·科斯已经证明，私人建造的灯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一些公共物品的定义外延很宽泛，如果不考虑常识判断，几乎任何消费财货都算得上公共物品。
奥地利经济学家指出，孤立的测试无法判断市场是否失灵，因为市场不过是个人行动的联合体。要决定如何使用资源，唯一可行的标准就是市场本身。
据例来说：假如我根据多种理由认为每100个人就应该有一个理发师，而周围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也许该建议通过一项《全国理发师捐赠法案》增加理发师的人数。但事实是，应该有多少理发师只有市场才能确定。如果实际情况是平均每百人拥有不到一名理发师，那么我们必须明白，根据有效市场的某些合理标准，已经不需要更多的理发师了。脱离了市场，任何关于职业和制度的如意算盘必然都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
外部效应
在传统经济学中，个人选择的成本收益影响了他人的情况就叫外部效应，这种效应需要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加以矫正。然而，广义上的外部效应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交易之中，因为成本和收益完全是主观的。喜欢工业的人可能乐于看到冒烟的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应当缴纳观看烟雾的税款。同样道理，某人可能看到大多数人没有胡子就觉得很不舒服，但这也不意味着那些人应该缴税补偿他。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定义，只有财产权遭到实际侵害的时候才存在外部效应。例如，邻居把垃圾倒在我的院子里的情况下就存在外部效应，此时这种行为就成了犯罪。但我们无法通过价值中立的效用计算决定经济活动的主观成本或者收益。相反，真正的标准应该考察经济活动是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纠正市场失灵？奥地利经济学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政府有时能够发现市场失灵，但它还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比市场本身更有效的纠正这一情况。相对市场失灵的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以期更好的理解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s)。
主流经济学认为政府有能力某些事情，而政府却在这些事情上失败了，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人们通常认为政府能够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并且能够做好，只有公共选择学派是个例外。政府是对社会有自己恶意图谋的机构，但这一点常常被遗忘了。罗斯巴德的贡献之一是奥地利学派在他的影响下关注政府失灵和各种可能的干涉行为。罗斯巴德创建了干涉主义的分类科学，并且详尽的批判了各种干涉行为及结果。
占卜者
布坎南有句名言： “经济学家到底该干些什么”是个大多数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答案之一是预测未来。这对自然科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不会进行选择。但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面对的是进行选择的个人，人们会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会有非理性的行为。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未来一般是不确定的，虽然不是完全如此，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正因为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和普遍稀缺的资源，经济问题才在人类行动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尽管无法达到完全确定的程度，我们还是需要企业家和价格机制帮忙克服各种不确定。
因此，预测未来是企业家而非经济学家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奥地利经济学家不能预料特定政策的某些结果。例如，他们也知道设定价格上限一般会导致短缺，增加货币供应会导致普遍的物价上涨和经济周期，尽管他们无法知道这些事件的具体时间和确切性质。
政府掌握的数据
奥地利经济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对经济统计的不同看法。奥地利经济学不认可现有的大多经济统计方法，也不赞同使用这些数据的方法。比方说，人们通常认为价格弹性可以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这种表征及其应用都存在问题，因为它暗示弹性可以独立于人的行为，可以根据经验事先确定。但是，经济学并不是衡量过去的各种消费行为的科学。
统计技术值得怀疑的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政府计算通胀主要手段的各种指标。这些指标模糊了财货和工业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说 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价格指数)无关紧要，但CPI是一个变化的指标，它经常被误用，而且掩盖了不同部门之间高度复杂的价格变化。
同样，GDP的统计包含了凯恩斯模型固有的各种谬误：总需求包括了政府开支，却没有计算征税、管制和再分配造成的破坏。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政府不需要收集这类经济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主要是用于制定经济计划的。
公共政策
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一般情况下经济管制都是破坏性的，尤其对小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种做法错误地分配了各种资源。
近年来最突出的管制要数环保规范了。可是，没有人能够计算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造成的损失，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保护湿地或濒危物种的政策有多么荒谬。
尽管如此，环境政策仍然能够达到了预期目的：降低生活标准。但是反垄断政策和它所宣传的好处相反，并没有产生竞争。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之类的幽灵仍然让司法部的官员担忧，他们担心竞争者将首先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占领市场再制定垄断高价，简单的经济分析就可以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任何以低于成本销售产品的企业必将亏损，提高价格则无异于邀请其他竞争者重新进入市场。
公民权利立法也是极具侵犯性的管制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如果雇主无法雇用、辞退或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擢升雇员，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就会是一片混乱。此外，通过给予某些群体合法的照顾，公民权利立法还破坏了公众的公平感，而这种公平感正是市场经济的标志。
经济管制还妨碍企业家进行探索。这种探索的基础是必须存在多种使用途径供资本选择，但政府管制缩小了选择的范围，并且阻碍企业家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关于安全、健康和劳动力的管制，不但束缚了现有的生产，还阻碍人们创造更好的生产方法。
奥地利经济学也严厉批判了再分配主义。传统的福利理论认为，如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合乎实际的，那么可以很容易的增加总福利。如果从富人那里拿走一美元，他的福利只有很小的减少，但是这一美元对于穷人的价值更大。因此，把富人的那一美元再分配给穷人增加了两人的总福利。也就是说，完全平均的收入将导致福利最大化。奥地利经济学则认为，效用完全是主观的，不同的效用是无法进行加减的。
确切的说，再分配就是把财产所有者和生产者的财富给与非所有者和非生产者。这种做法减少了被再分配的财产的价值，根本没有增加反倒是减少了总的福利。收入转移降低了财产及其价值的安全，减少了所有权和生产带来的收益，因此也减少了所有权与生产活动的吸引力。
奥地利经济学反对通过再分配刺激经济或是改变经济活动的结构。提高税率只会造成有害的结果。简而言之，征税完全是在毁灭财产。税务部门没收了那些本可用于储蓄或投资的财产，减少了消费者的可能选择。此外，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没有只针对消费者征收的税款，所有的税收都降低了生产。
奥地利经济学也对“赤字是无关紧要的”的说法嗤之以鼻。事实上，由有公众和外国投资者负担的赤字会提高利息率，排斥潜在的私人投资。赤字还具有危险性，因为中央银行可能发行货币消除赤字。但是，要解决赤字不能增税，因为增税的破坏力更大；而应当削减开支、平衡预算。削减那里的开支？随便哪里的都行。
当然，理想的情况不是简单的预算平衡。不论赤字或盈余，政府开支应当保持在最低的水平。想知道原因么？因为这些开支转移了资源，而私人市场本来可以更好的应用这些资源。
我们同样听过名目繁多的“政府投资”，奥地利经济学反对这个矛盾的概念。真正的投资是资本家用自己的钱冒险、希望能满足消费者未来需求的行为。而政府妨碍了私人企业的生产，限制了消费者的需求满足程度。此外，政府投资还出了名的浪费，因为它实际上是政客和官僚自己的消费。
货币和银行业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必须依靠同业联盟、存款保险和灵活的法定货币，控制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结构。奥地利经济学则全盘反对这一切。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依靠私人市场能够更好的控制这二者。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奥地利学派，今天才有那些认为应当让市场在货币和银行业发挥更重大作用的、严肃的基础性建议。
中小金融联合会(S&L industry，一种18世纪初起源于英国民间的制度，后来传入美国等地。S&L容许购房者分期支付购房金额及利息，是今天贷款分期偿还计划的原型——译注)崩溃之后，公众都认为存款保险是必要的。然而，有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存款和贷款作担保，金融机构变得不如以前负责了。政府这种对金融机构颇有影响的行为和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待子女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纵容不负责任的卑劣行为，消除惩罚的威胁。
奥地利经济学家要求取消存款保险，不但容许自由开办银行，还应当把这些银行的潜能作为必要的限制。在奥地利货币体制下，纳税人不会负担那些破产和缺少资金的机构。
奥地利经济学对中央银行制度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展开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应当为商业活动的周期现象负责的不是市场而是中央银行。为证明这一点，奥地利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历史上的许多萧条-繁荣时期，发现原因无一不是中央银行的密谋。
这一理论认为，中央银行人为降低利率会导致生产行业的借贷者过度投资。一般情况下，利率低表示有足够的消费者储蓄支持新的生产。比方说，如果某生产者借钱建了一座新的大楼，消费者有足够的储蓄购买该楼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已投资的项目也可以持续下去。但是人为降低利率会使企业投资不必要的项目。这种做法暂时创造了繁荣的局面，但只要人们觉察到储蓄并不足以支持这种生产扩张，紧随其后的就是彻底的失败。
奥地利学派指出，货币主义者在发展自己理论时忽视了“注入效应”，而且即使是在最小的货币增发和信用扩张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即使增发货币、扩张信用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指标，也往往导致商业周期的出现，就像1920年代和1980年代一样。
那么，经济萧条时政策制定者该干些什么呢？通常他们最好“什么也别干”。清除这些信用扩张导致的不良投资需要时间——新建的项目必须破产，错误雇用的人员必须失业，工资必须降低。清除了受中央银行诱惑的不良投资，经济重归“纯净”之后，建立在现实估量消费者未来行为基础上的经济就会再一次开始发展。
当然，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快恢复速度。它可以降低税率，让私人拥有更多的财产；可以取消那些妨碍了私人部门的增长的管制；也可以降低支出，降低信用市场上的需求；还可以废除反倾销法，削减关税和配额限制，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商品。
中央银行同样刺激了货币政策的膨胀性扩张。自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元的价值下降了98%，这绝非凑巧。这种事情不可能在真正的市场上发生，其始作俑者就是中央银行，它在“正统逻辑”的驱使下实行通胀政策，就像伪钞制造者希望永远开着自己的印钞机一样。
奥地利经济学家则力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米塞斯要求彻底回归金本位，废除商业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取消中央银行；哈耶克则支持能提供众多货币让消费者选择的制度。
奥地利学派的明天
今天，奥地利经济学正在走向繁荣。整个西欧、东欧和前苏联，以及拉丁美洲和东亚，到处都有人阅读和讨论米塞斯的著作。在更迫切需要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美国，新的兴趣尤其令人鼓舞。
米塞斯研究所的成就证实了新兴趣的存在。该研究所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奥地利学派成为经济争论中的主要力量。为此，我们培养和组织了几百名专业经济学家，把他们的作品提供给学术界和普通大众；我们用奥地利经济思想教育了几千名研究生，散发了几百万份宣传资料；我们还成立了知识分子社群，其中以奥本大学 (Auburn University)和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的最为醒目，奥地利经济思想在那里日趋繁荣。
我们每年都举办奥地利学派夏季培训班——“米塞斯大学”。我们的教员超过25人，第一流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也举办有关理论主题和历史主题的会议，研究所的学者还经常出席各种重要的专业会议。
Transaction Publishers(学报发行者，应当是一个机构——译注)参与赞助了研究所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这是英语世界唯一奉献给奥地利学派的杂志。 Transaction Publishers也出版了我们的很多书籍。《奥地利经济学通讯》(The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由奥地利学派的培养的学生为自己主办的杂志。《自由市场》杂志则应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评论政府政策。
米塞斯研究所帮助了几百所大学的师生。就像中心给研究生的待遇一样，我们也有供来访者完成论文、供进修者从事新研究的计划。在奥本(Auburn)，研究所的奥地利经济学研讨会正在探索诸如历史、理论、政策之类的新领域，每周的讨论会让学生和教员一起把奥地利经济思想应用到各学科中去。
关于奥地利学派的新作几个月就诞生一本，奥地利经济学家也在所有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米塞斯的思想在全国的数以百计的经济学课堂上传授(2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 12)。奥地利学派就像专业领域冉冉升起的星辰，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新的观念吸引了众多学生，引导他们在思想成熟时期走上支持市场、反对国家主义的道路。
米塞斯研究所的学术会议、出版物和教育计划还培养了大批学者。在研究所的支持下，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观念与激进的建设思想相结合，诞生了极具吸引力的、充满活力的新思想。
奥地利经济学的未来是光明的，它也预示着自由本身的光明前景。如果我们需要在本世纪扭转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趋势、重建自由市场，那么，奥地利经济思想必将成为我们的知识基础。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价值。
我发现我跟你读书的类型有相似之处，但看的书有很多不同。
门格尔的第一代徒弟有什么好的学者或著作推荐的吗？
深夜惊遇刘老师大作
这本书米塞斯推荐书籍中唯一被翻译过来的一本 呵
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庞巴维克的书都有翻译。
我现在上课教材中有本书叫"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 and other essay"。
大概就是集合了Ludwig von Mises, Gottfried Haberler, Murray N. Rothbard, Friedrich A. Hayek等4人的观点。
感谢译者。
~mark~很好~
好文，收藏之
收藏。这篇文章好久前读过，没想到是你翻译的。
你好，已转载，如有不妥，麻烦联系告知
此文将整个奥地利经济学发展的脉络一一展现给大家，同时将奥派经济学的著作也做了介绍，对于他人很有指导意义。
您好！我在一个论坛上转载了你的这篇文章，希望能得到您的同意。谢谢！
http://jjxr.org/thread-419-1-1.html
好的，没问题，欢迎转载
谢谢！也欢迎你到我们论坛来做客：www.jjxr.org 呵呵
Joseph Schumpeter一般翻译为熊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