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发展的社会基础
2009-1
山东人民出版社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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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
本书通过对黄河南岸、豫东平原上的惠村的深入研究，梳理出理解惠村发展的三个关键词：村庄内部以“大院”为主的社会关联类型，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村民变动的生活意义，区域历史积淀下来的对政策的社会心理。在西方现代性及其伴随的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惠村处于一种“卡壳”的社会状态，这种“卡壳”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冲突、生活方式的焦虑和治理秩序的混乱三个层面上。要破“壳”而出，需要创新发展干预的思路，实现村庄社会的“创造性转化”。
刘洋，1982年生，河南唯县人，先后就读于信阳师范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为发展研究和农村社会发展。
总序导言 一、研究路径：发展的社会一人类学 二、写作方式：村治模式 三、思想脉络 四、结构安排第一章 调查区域概述 一、豫东 二、睢县 三、惠村第二章 村庄社会关联 一、家庭 二、院、门氏和宗族 三、姻亲关联 四、拟亲关联和其他 五、总结：从一宗婚事看惠村的村庄社会关联第三章 信仰、仪式和价值 一、信仰 二、仪式 三、存在和价值 四、讨论：“想象的场域”、“卡壳的农村社会”和“创造性转化”第四章 老人、妇女和穷人 一、惠村的老年人 二、惠村的妇女 三、惠村的残疾人 四、惠村的穷人 五、结语和讨论：村庄发展的表象与实在第五章 生计变迁、人口流动和公共物品 一、生计变迁 二、城市化与人口流动 三、公共物品和社会关联 四、结语：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农民的解构和同谋第六章 村落精英与村庄治理 一、村落精英 二、村庄秩序 三、村级治理 四、上访 五、总结和讨论：村庄治理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第七章 社会关联、深层因子和村庄发展的创造性转化 一、惠村的村治模式 二、“卡壳”的村庄社会与发展干预的“创造性转化”附录后记
第二章村庄社会关联 村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村庄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就构成了村庄社会关联，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这里笔者将它理解为村庄发展时村庄成员所能动员起来的关系的种类和强度。村庄发展中“赋权”所需要的信任和团体感，“参与”所需要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村民资源和劳力的投入都不能凭空产生，而是深深地扎根于村庄的社会关联及更广大的村庄社会结构情境之中。本章的目的是深入剖析惠村的村庄社会关联及其当前的变迁趋势，以发现村庄内部关系的主导和认同类型，也意图提供一个发展政策执行时必须根植于其中的村庄社区的社会情境。正如社会发展研究者Maia Green所说“社会发展所面对的困难就是对发展干预所嵌入的社会变迁的更广阔过程的理解甚少”，而“良好的政策绩效依赖于对它将要在其中执行的情境的深度理解”。这种情境当然包括村庄内实践着的社会关联。 本章由五个小节组成，笔者将沿着村庄社会关联起源和延伸的线索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考察。首先笔者将探讨家庭内部横向与纵向的社会关系，即家庭结构。家庭是村庄社会的细胞，是其他社会关联类型的基础，解剖家庭中社会关联的变化能使我们把握其他社会关联的变化趋势。这也有助于破除我们在发展研究中不假思索地将家庭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经济道义共同体的倾向。其次，笔者将探讨基于血缘的家庭的社会联合，重点剖析“大院”这个单位，大院是家庭功能延伸的首要领域，是传统宗族的碎片，围绕着大院，笔者还将探讨惠村的门氏和宗族，这些联结具有不同的效果和强度，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作用。第三，笔者将探讨姻亲关系，通过对婚姻圈和婚姻变化趋势的描述指出姻亲关联所具有的功能及可能性，并探讨人口流动带来的跨省婚姻对村庄社会关联的影响。第四，笔者将对拟亲关系进行探讨，指出拟亲关系的增强和在村庄社会关联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并探讨惠村村民常说的“亲一班子”的含义。本节还对地缘、业缘和互惠关系等其他社会关联进行了简短的分析。第五，通过对一宗婚事的分析对惠村的村庄社会关联进行总体上的回顾。最后得出结论，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使村庄社会关联发生了改变，发展政策的执行必然涉及社会关联的作用，农村发展需要立足于村庄社会关联基础上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重塑。 一、家庭 2006年春，一个无息贷款的机会来到了惠村，贷款的目的是要支持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该项目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申请，每个家庭大约2 000元钱，按照乡民的理解就是“扶贫款”，这对于发展项目严重缺乏的惠村村民是难得的机遇。惠村代理村主任胡林龙与西惠村的代理村干部秦世礼定下了西惠村的贷款发放名单的初稿。之后，秦世礼忙着去找楚景民和秦世元、秦世文等村中能够说得起话的人商量本村名单的确定，几经更改，终于敲定名单。这份名单很有意思，比如楚景彦和楚运东赫然列在名单上，而他们是村中比较富裕的人，楚景彦是退休老校长，楚运东是村中的医生，他们的家境均属于村中上等人家。当笔者迷惑地问到确定名单的标准时，秦世礼对笔者讲是考虑家境贫困情况。笔者婉转地指出为什么富人也在列时，秦说，这是因为他们“大院”里需要有人，而扶贫款给他们大院里其他人都不太合适。这里的“大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单位，无息贷款政策无疑是政府主导的一项发展政策，既然政策在村庄中执行需要兼顾到这个单位，那么我们就从它开始剖析惠村的社会结构，后面我们还会返回到这则案例。“大院”是若干家庭的联合，要说清楚“大院”还要从家庭说起。 虽然家庭中的私人生活开始兴起，亲密关系凸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家庭仍然是村庄社会结构的细胞，农民在家庭中与伴侣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完成生育的过程，在村庄发展的实践中，家庭首先是最基础的一个层面。 1.家庭存在形式 为了透彻地分析惠村的家庭结构，笔者详细调查了西惠村所有家庭的家庭结构及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参见附录二）结合调查的材料，我们分析惠村家庭的现状和变化的趋势。下面的表格显示了西惠村所有的家庭类型情况。 惠村在村人口共有423人，有家庭119个，西惠村家庭大部分是核心家庭，在全村119个家庭中，这要占到61％，这类家庭由夫妇二人和没有成家的孩子组成。老人与成家后的孩子分开生活的家庭有28户，占到24％，这又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老人夫妇都健在，独立居住在老宅或者新建的房屋一隅，自种自吃，夫妇两人身体还可以，尚能从事农业劳动，笔者称这类家庭为空巢家庭，西惠村有16个这样的家庭；第二种是老人夫妇逝世了一个，只剩下一个人独自居住，由儿女端饭，这种情况的老人一般是已经上了年纪，行动比较不方便，不过也有的老人是老伴儿很早生病死亡仅剩一人，这样的老人可以自种自吃。笔者把这种家庭称为老人独居家庭，西惠村有11个这样的家庭；第三种是老人轮养家庭，即老人吃住都在儿子家里，由几个儿子轮流接老人回家吃住，在西惠村这样的家庭只有1个。可以看出，西惠村的老人尽量地独自居住，独自生活，接受轮养是最后的选择。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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