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冲击力报告
2009-1
山东人民出版社
张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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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新闻传媒的“新时期” 如果把1948年《人民日报》的创刊作为新中国传媒业的开端，那么迄今为止，新中国的传媒业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而1978年又是一个明显的分界，将这60年切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可称为新中国传媒发展前期，后30年，我们借用文艺界常用的一个词，将其称为“新时期”。 新时期的文学概念，是由新时期的历史概念派生的。所谓历史的新时期，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关于文学的新时期一般也是这样认为的。而新闻和文学，本来就像大自然中的不同物种一样，分属于不同的学科类别，有着自己的属性，而在中国独有的政治“地质年代”里，二者经常交叉，有着太多的相同和相似点：建国以来都代言意识形态，服务于政治；都依靠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在行政上都被划归“宣传口”，由宣传部门进行管理；都具有“写作”这一劳动属性，而且新闻（如通讯）经常借用文学的写作手法，有的则直接和文学相结合，如报告文学；一些大学在设置新闻专业的时候，直接就将其置于“中文系”或“文学院”之下，或者与其并列，称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很多大学里，教授这一专业的老师直接就是学文学的或教文学的出身，等等。二者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比文学更直接地记录和见证了新中国的风风雨雨，并且和年轻的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历经甚至推动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身上被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的烙印。从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提出和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中国的历史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现在回望这个新时期，可谓目不暇接、日新月异。
本书共精选了22个30年来影响了我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新闻事件。其中有直面思想政治领域矛盾的，包括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它们分别被称为中国新时期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还包括对山西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的行政改革的宣传和分析，对新时期一位刚正不阿的公安局长任长霞的追思。有对经济领域变革中引发广泛争论的经营方式和人物的评析，包括1985年对辽宁本溪“关广梅租赁经营”事件的关注，及2005年对河北亿万富翁孙大午涉嫌非法融资被捕事件的追踪。有对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层面出现的问题进行冷静剖析和追问，包括1998年对“法轮功”害人真相的揭批，2003年对公民孙志刚在广州街头无端被收容、打死的事件的报道，2004年湖南嘉禾县强拆民居事件的关注。这三件报道都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全国掀起了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活动；废除了实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公布施行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加快出台了《物权法》。有关注民众生活状态，对传统体制下的不合理现象予以“晾晒”，包括对2005年天价医疗费案的曝光，把大家诟病已久的医疗体制之痈揭开了盖子；2000年媒体关于结婚是否需要领导同意的讨论，促成了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中国公民结婚不再需要单位证明及强制婚检，它更为重大的意义是引发了人们对公权侵犯私权的思考与讨论。还有对行政方式和司法体系提出考问的，包括铜陵社会发展的大讨论，对被冤杀妻的湖北农民佘祥林案的追踪。更有为公民知情权而疾呼的，包括对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难事件和2003年席卷中国大地的“非典”风波反思。需特别提及的是，书中选取的几篇有关舆论监督的新闻事件，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媒体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如渤海沉船事故、公路乱收费问题。
序守望与叩问一石激起千重浪——《光明日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直面灾难果敢发问——《工人日报》“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报道开启新时期官员问责先河参与改革进程呼唤改革精神——新华社对步鑫生的报道燃起了企业改革的星星之火透视经济现象弘扬改革旋律——《经济日报》关广梅现象报道引发姓“社”姓“资”大讨论激励斗志的鼓点勇于改革的宣言——《铜陵报》关于改革开放的系列报道成为全国注目的热点一声春雷万物向荣——《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带给中国一个春天的故事切开消费市场背后的毒瘤——《中国消费者报》关于王海打假事件的报道唤起国人维权意识摄像镜头断层扫描社会病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罚要依法》向“三乱”开刀高扬科学旗帜破除现代迷信——《齐鲁晚报》著文揭批“法轮功”展现媒体应有的眼光和勇气新千年第一问：结婚为啥要领导批准？——《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引起公众对“私权”边界的勘察用正义刺破权钱交织的黑幕——《人民日报》“南丹矿难”报道扭转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方式聚焦一位官场改革者沉浮的新闻价值——对吕日周的追踪报道是媒体对当代执政者的立体观察和深层期待说出真相：正视人类面临的灾难——对“非典”事件的报道考问了中国媒体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意识不仅仅是为一位冤魂昭雪——《南方都市报》等孙志刚事件报道洞穿了一部国家法律制度关注一家民营企业的新闻冲击波——媒体对孙大午非法集资案的集中报道凸现多重社会意义勇于拨动社会的敏感神经——《新京报》等对嘉禾拆迁的连续报道拆了官商共建的“黑屋子一位感动中国百姓的女侠——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集中报道是在呼唤时代的正义草菅人命：源于对公民生命权的轻视——媒体对佘祥林案的反复追问是洒向司法执法的清醒剂关爱生命的多重解读——哈尔滨“天价医疗费”的新闻调查触及我国医疗制度的诸多问题一条手机短信搅翻了一个县——新媒体开始在信息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万众成一心共打“华南虎——中国网民的深层介入使一普通事件成为举世瞩目的公众话题中国媒体的力量——汶川大地震快捷、全面的新闻报道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参考书目后记
三、中国新闻媒体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传媒从来就有着特殊的地位与空间 中国传媒起步较晚，但从来都肩负着特殊使命。虽然有人将邸报也看做媒体的前身，但它完全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不过邸报已经具有在上层建筑中通达信息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报纸发端于19世纪初，多为传教士所办，用以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思想，到1890年此类报刊已达到76种之多。这些报纸创办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文播道”，实现所谓“中华归主”。到1918年，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徒已达到225万人，虽占不到当时人口的0.5％，且多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入教的“吃教者”，然而这些报纸或为外国列强的军事侵略提供思想鼓动或情报参考，或宣传西方科学与思想，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作用不可小觑。及至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报刊纷纷出版，宣传西方科学民主，问以娱乐形式出现的文艺作品，成为发动革命、唤醒民众的利器，最终推动五四运动爆发，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 革命思想的传播也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此后在中共领导的28年艰苦卓绝的夺取革命政权的斗争中——无论是抵御外侮的8年抗战时期，还是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所主导的传媒问的针锋相对的斗争都是总的战斗的一部分。意识形态间的对垒在传媒间展开，新中国缔造者们的伟大思想都是在党的传媒上发表，然后在革命军队和劳苦大众中传播的。强有力的革命宣传使得革命的阵营迅速强大，反革命的阵营分崩离析。说进步传媒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为过的，它是武装斗争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部分。事实上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的编辑记者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很多记者把宝贵的生命直接留在了战场上。今年创刊70周年的《大众日报》，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数百人为之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的近30年间，红色政权处于一个稳定期。这一阶段的传媒在战后建设与恢复生产、维持政权稳定中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主流媒体还推出了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一批人民从内心里敬重和喜爱的典型，为全国的干部群众热爱祖国、建设祖国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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