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
2009年8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
范伯群
276
无
范伯群先生在他的治学感言《“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中有一段话，诉说了他暮年的学术理想：我期望我这一生能在科研上完成一个“三部曲”。我这大半生的科研途程，第一步是“起家”。我是从研究新文学起家的，研究知识精英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如鲁迅、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王鲁彦、蒋光慈等作家。可是由于偶然的机遇，我开始走第二步，那就是将重点“转移”到研究通俗作家身上去。这一“转移”就花去了20年间的主要精力。当我刚着手研究时，也不知其中究竞有多少工作量，就贸然“转移”了阵地。待到进入角色，才知道自己跳进了一个永远也游不到头的海洋。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20年还是花得值得的。20年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集体撰写了一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此书的出版应该作为走完第二步的标志，我应该跨入第三步中去了。这第三步我想取名为“回归”。那就是我应该“回归”到整体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中去，也即应该将雅俗双方合起来加以综合的通盘思考。从“起家”、“转移”到“回归”，我不希望这“三部曲”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循环”，但愿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因为我花了20年时间审视了过去被视为“另类”的文学，也许我“回归”到新文学研究中去时，能提出一些“另类的观点”，供同行们质疑与批评，和同行们探讨与切磋。我认为，过去那种强求“舆论一律”的文学史编纂模式应该为今天的“多元化”的文学史观所取代。而多元化往往起步于不同观点的互相商兑。这才能真正体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阔坦荡的胸襟①。范先生这段话表述于2004年，转眼又是五年过去了，范教授在前年（2007年）出版了他独立撰写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
《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收录了范伯群先生关于"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文章二十余篇。范伯群先生关于建立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新体系的学术思想，既是他长期研究通俗文学，并且又建筑在扎实的新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结合的必然结果。
范伯群，1931年出生，著名学者，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后，受聘于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为特聘专职教授，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科研工作。 曾与曾华鹏合撰《鲁迅小说新论》、《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等多本专著。与朱栋霖合作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与吴宏聪合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0年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3年荣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2006年荣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2007年出版的专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于2008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序：范伯群教授的新追求和新贡献(陈思和)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海上花列传》：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位移”问题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共生新体系暨《中国现代通侄文学史(插图本)》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分论易整合难——探求多元共生文学叙事王国之建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之历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现在进行时”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1921－1923：中国雅俗文坛的分道扬镳与各得其所超越雅俗融会中西——论20世纪40年代新市民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经验通俗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文化市场的创建论“都市乡土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对“文学大家庭”的重大贡献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兼谈“名报人”陈景韩在早期启蒙时段的文学成就(附《催醒术》原文)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以评议鲁迅、胡适的有关“谴责小说”论点为中心移民大都市与移民题材小说——论清末民初上海小说中的移民题材中长篇“两个翅膀论”不过是重提文学史上的一个常识——答袁良骏先生的公开信还原一场面对面的学术论争——致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为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史破解疑案——推介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学术自述)后记附论文原载期刊出处及转载情况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肇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远远超过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成就。因为前一个世纪之交正值中国文学的转型期，也即从古典型转化为现代型。这种划时代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后一个世纪之交，文学没有发生什么“质”的变化，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作品的出现，就这样平平稳稳（也许可以称作平庸）地跨过了庄严的世纪之线。可是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以“小说界革命”为龙头标志作腾越式前进。它的标志性文章是几道（严复）与别士（夏曾佑）发表在1897年天津《国闻报》上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严复当时正翻译好《天演论》，而这篇“缘起”简直可称作《天演论》的文学版。严、夏二人是有世界性的视野的，也懂艺术规律。但是这样一篇连载了十多天的长篇大论的重要文章，竞用了这样一个“事务性”的题目，使我感到非常可惜。另外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的，“本馆”究竟附印了哪些小说呢，查一查竟一篇也没有。梁启超在一则《小说丛话》中说：“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日《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之手。余当时狂爱之。《国闻报》论说栏登此文，凡十余日。读者方日日引领以待其所附印者，而始终竟未附一回，亦可称文坛一逸话。”①另一篇标志性的文章是梁启超于l902年写的。实际上是《新小说》的发刊词。我们不得不佩服梁启超，他不愧是一位宣传鼓动家。他的文章的题目实在叫得响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如果他也用《（新小说>发刊词》、《创办缘起》之类，就没有现在的题目的效果了。这两篇标志性文章引进了外国先进的小说观，也强烈地提出了小说“新民说”。
我是在1931年“九一八”后的11天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其后的18年是在既有侵略战争，也有正义的战争中度过的。童少直至跨人青年期，常在逃难、迁徙或不安定生活中，这是不利于专心读书的年代。开国以后，1951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这是一个使人可以对未来产生彩虹般梦想的环境。可是很快又断断续续陷入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直到粉碎“四人帮”那个岁月，前前后后算算也有四分之一世纪。这期间运动的种类很多，大致可分正确的运动，扩大化了的运动，或是错误的运动三个品种。就在1955年大学将毕业的时候，我遭遇一次以胡风为假想敌的“瞎折腾”，这次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也将我涂抹成一个“油漆未干”者——令人靠近不得，还要经常下乡或多年与“五七”干校这个“怪胎”为伍，勒令去做“杭唷杭唷”派。但是“自我努力”能在某种机遇中改变命运。几经挣扎与沉浮，直到1978年重新调进大学任教，我才能在教学之余，开始比较正常的科研工作。也就是说，我是快近50岁时，才开始了一生中的“正常工作”阶段。由于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为博士生导师，我又能多工作10年，到70岁才退休。这使我的正常工作的“工龄”从12年增加到了22年。不过我的“胃口”很大，实在觉得“工作”还没有“吃饱／过瘾”就要匆匆放下“碗筷”了，我深以为憾。在退休时，我名下的一位韩国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刚开题，而他专攻的通俗文学研究方向在当时还没有第二位博士生导师可以指导他。我要求多留一年，等这位博士生完成学业后再退休，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学生是学校招进来的，也是学校指派我去指导的。现在总不能叫他过“无师自通”的日子；“教练”下岗，却不给他派新教练，这不近情理。他岂不成了有学籍的“失学者”？组织上要我“下岗”的决定非常坚决，就像“法场”上到了“午时三刻”一样，立“斩”不贷。这也似乎不近情理。在万般无奈中，还是我以私人的友谊在文学院之外为他敦请到一位渊博的指导者。博士学位论文写好之后，又无人出来组织答辩，只好又由我这个“下岗”者为他请了几位论文答辩委员进行了一次答辩。我常常称我的退休为“下课”，就是为此事发的感慨。不过我并不感到“落寞”。
《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无
曾在苏州大学聆听范先生讲鲁迅小说研究，非常精彩。范先生治学路径独特，给人启迪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