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
2012-10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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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利用、征服、控制自然并使自然秩序化的最显著的成就。人类筑城的历史，也是人类社会组织、政治秩序、道德秩序建立、发展的历史。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象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而20世纪的“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 文学的历史与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自有文学以来，城市就是被描述的对象和想象的灵感源泉。文学中的城市保存并拯救了人类的城市经验，弥补了历史的空白与断裂。历史上有无数的城市消弭于自然灾害和无情战火，但文学却储藏了城市的历史记忆，记录了各民族城市诞生之初的神圣建造和沧桑变化，描绘了它的宏伟辉煌和阴影褶皱，表现了不为历史记载、无法用数字统计的“看不见的城市”。从城市的角度阅读文学史，它也是一部人类城市经验的历史。文学中的城市也以其独特的形式参与现实的城市，成为现实城市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人类对于现实城市的想象、认知和改造。 正是由于古希腊人一代代口口相传的特洛伊传说，在城市消失、人口四散、社群解体、没有文字记载的黑暗时期（前12-前8世纪），保存了迈锡尼文明和黑暗时代的城市历史记忆。正是由于荷马史诗（成书于前8-前7世纪）对于青铜时代后期文明程度极高的城市的描绘，才使后世得以窥见当时的城市文明和城市社会。传说和史诗也将神圣性赋予了希腊早期的城市。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各城邦公民教育的百科全书和教科书，养育了千千万万人的灵魂，也哺育了西方文明。尽管历史学家一再强调：“将荷马史诗作为社会分析的根源是危险的，荷马史诗不是历史、社会、人类学著作，而是神话。”但是，它却为史学家关于早期城邦形态最大胆的假设提供了想象的依据，补充了历史知识的匮乏。迄今为止，荷马史诗依然是研究古希腊早期城邦起源和城市发展形态的基础性文献。 ……
文学中的城市保存并拯救了人类的城市经验，弥补了历史的空白与断裂。历史上有无数的城市消弭于自然灾害的无情战火，但文学却储藏了城市的历史记忆，记录了各民族城市诞生之初的神圣建造和沧桑变化，表现了不为历史记载、无法用数字统计的“看不见的城市”。从城市的角度阅读文学史，它也是一部人类城市经验的历史。《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以跨文化的视野，比较分析了古代中西城市观念的会通与差异，中西最早的文学经典荷马史诗与《诗经》和汉都赋中的城市再现，《圣经》中的城市观念及其对于西方城市想象的影响，并着重以现代转型时期的伦敦、巴黎和上海为中心，分析了19、20世纪早期中西都市文学的反都市主义倾掏及其对于资产阶级和大众阶层的文学再现，呈观了中西作家的现代都市想象和文学再现与其文化传统的关系。
陈晓兰，复旦大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城市文化与文学、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性别与文学。出版专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1999），《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2006），《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2006）；主编：《外国女性文学教程》（2011），《中华十大才女》（普及本，2010），《想象异国——现代中国海外旅行与写作研究》（2012），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诗与思》（2007）及《经典与理论》（2009）；发表论文60多篇。
前言 导论一 文学与城市二 西方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述评三 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现状第一章 城市：观念与历史——古代中西城市观念的会通与差异一 城市与自然、乡村及神灵：城市的起源二 权力与城市：教权／俗权中心第二章 荷马史诗中的城市一 《伊利亚特》的城市观念二 《奥德赛》中的城市与荒野第三章 《诗经》与汉赋中的城市一 《诗经》中的自然、乡村与城市二 汉都赋：天地万物间观照城市第四章 《圣经》的城市观念及其影响一 城市的罪恶与妓女的隐喻二 罪与罚：血与火的洗礼三 “神之城”与现代城市“乌托邦”第五章 迷宫与城市——现代小说都市想象的神话与宗教之维一 迷宫：作为城市的隐喻二 迷宫的引领者：罪犯和妓女三 现代都市英雄“忒修斯”——鲁道夫和冉阿让第六章 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伦敦与文化想象一 查尔斯·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与荒原二 乔治·吉辛小说中的文学、金钱与市场第七章 19世纪法国小说中的巴黎一 为巴黎定性：巴尔扎克的权威话语二 视觉盛宴：福楼拜笔下的巴黎三 “酒神”的城市：左拉小说中的巴黎第八章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城市批判一 晚清通俗小说：妓女作为上海的隐喻二 《新上海》与《市声》：流动的社会、混乱的身份三 左翼文学：上海叙事中的金钱与阶级第九章 现代派文学与大都会一 从波德莱尔的“游荡”到卡夫卡的“睡眠”二 城市、权力与民众：安，别雷笔下的圣彼得堡三 中国现代派小说中的上海参考文献
由于城市与政权极其密切的关系，频繁迁都、毁弃前朝权力中心而另建都城就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最显著的特点。 因此，与西方以一神圣之城作为民族、国家的恒久象征不同，中国却没有一个恒久都城可以象征中华之文明。不同于罗马之于罗马帝国，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从未随着朝代和权力的更迭而衰败至毁灭。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座都城，夏代历经400多年，17个帝王，迁都10次，所建都城主要集中在河南境内，其中今天洛阳以东的斟，曾有三代帝王以此地为都城。郑州地区作为中国夏、商时期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区，作为周代众多诸侯的分封之地，形成了“庞大的古都群”。据《史记》记载，自契至汤迁都8次，盘庚之前迁都5次。殷墟作为都城历时273年，殷商时期宫廷与皇城占据面积十分之六以上，少数甚至十分之九。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各诸侯都把立国与建城看作重大事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有了很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35个国家的城邑共600个，……若加上未统计者，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的国家城邑当有千座之多”。旧王朝的都城往往是被屠戮的对象，同时也被新王朝视为不吉。都城作为帝王权力意志和欲望的产物，必然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权力的斗争而沉浮。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王赢政每灭一国，即令毁其都城宫殿，又将其仿建于秦都咸阳北阪，将六国贵族和豪民迁至咸阳。规模宏大、布局独特的六国都城宫殿群，与新建的咸阳宫相辉映。咸阳作为秦国都城129年，作为秦王朝都城15年。秦始皇死后三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咸阳化为废墟。长安在西汉末年、东汉末年的战乱中遭逢巨大浩劫，宫室被毁、死者数万。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长安城空40余日，强者四散，弱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复无人迹”。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始终处于战乱的中心。晋愍帝时（311年），长安城“墙宇颓毁，蒿荆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都城作为权力中心也是战乱的中心。 自春秋战国至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的兴亡，一个朝代的兴起与灭亡导致一代都城的兴建与衰败。主导中国历史的是朝代更迭的历史，相应地，主导城市历史的也是都城的建设史，一部正统的中国城市史往往就是一部中国都城史，而一部都城史则又常常是一部宫殿建造史。尽管中国历史上经历无数次的朝代更迭和非汉族的统治，建造了无数城市，但这些城市只有地理方位、时间和规模上的区别而无精神气质上的差异。相比于西方城市发展的多元文化来源、历史的断裂性和多功能、多类型，中国城市表现出鲜明的稳定性、连续性，局部地区或个体城市随着权力更迭的沉浮、中国城市在建城与毁城中此销彼长，但并未影响中国城市整体在观念和具体规划上的超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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