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2009-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元会
242
欣闻郑元会的专著《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已经付梓，十分高兴。此书是在该同志2005年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翻译、优化的基础上成形的。郑元会同志原是山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重点研究翻译学，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郑元会同志在读博士期间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这使许多在读的博士生和大学老师十分羡慕。当时，我也在考虑，为什么郑元会在读博士期间就能获得国家项目呢？他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者他这个题目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当我了解了这个选题之后，我就感到这个项目的获得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必然，这是因为这个选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所谓“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首先，人际意义在翻译研究中通常不被重视，所谓“信”显然是对原文内容的“信”，而人际意义没有考虑在内；第二，人际意义一直没有在翻译中被建构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范畴而作为研究的重要的对象；第三，对人际意义在翻译中如何处理一直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现在，在翻译理论建设如火如荼地发展的今天，对人际意义的翻译理论建设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翻译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从翻译中主体互动的角度提出了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概念，从实现语言人际功能的语气、情态和评价等三个语义系统分别考察了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条件、方式及主体性因素，建立了翻译的人际意义分析模式，为翻译批评的理论化做出了贡献，并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带来新的启示。
郑元会，陕西咸阳市人，1967年10月生。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2006年山东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200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12月出站。现为西藏民族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功能语言学、译学辞典的编纂与研究。在《中国翻译》、《外语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前言 第一章 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 第一节 人际意义与国外的翻译研究 一、语文学研究 二、语言学研究 三、文化研究 第二节 人际意义与国内的翻译研究 第三节 反思 第二章 翻译研究的人际意义视角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概览 二、语言作为社会符号 三、语篇和语境 四、语言的人际意义 五、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第二节 重释翻译 一、对传统翻译定义的解读 二、翻译作为跨语言交际 三、翻译作为跨文化人际意义的建构 四、可译性 第三节 人际意义与翻译的应用性研究 一、人际意义与翻译批评 二、人际意义与翻译教学 第四节 翻译的人际意义框架 一、主要概念 二、理论关系 三、翻译的人际意义模式 第五节 结语 第三章 语气系统与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第一节 语气的人际意义 一、语气的定义 二、人际意义的语法 三、语际语气对比与翻译的条件 第二节 语气系统与翻译的人际意义建构 一、识别原文语气：译者和作者的对话 二、翻译中的语气调整：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对话 三、人际建构中的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中的语气选择 第三节 结语 第四章 情态系统与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第一节 情态和语气 第二节 情态的人际意义 一、可能性和惯常性 二、责任和意愿 三、情态与人际关系 第三节 情态意义的跨文化比较 一、情态的人际特征 二、情态的语言特征 三、情态的文化特征 第四节 情态分析和翻译的人际意义建构 一、批评语言学 二、叙事学 第五节 跨文化交际主体与情态意义的建构 一、作者主体 二、译者和目的语读者 第六节 结语 第五章 评价系统与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第一节 评价系统和人际意义 一、评价的概念 二、评价理论：评价意义的范畴化 第二节 评价意义的识别 一、概念特征 二、语言特征 第三节 评价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一、介入的建构 二、态度意义的建构 三、级差意义的建构 第四节 结语 第六章 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与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 第一节 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与翻译批评 一、翻译批评的任务 二、翻译批评回顾 三、标准的客观性及相关性 四、翻译批评的人际意义模式 五、翻译批评的步骤——译例研究 六、结语 第二节 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和翻译教学 一、翻译教学回顾 二、人际意义建构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描述 三、人际意义建构与教学目标 四、人际意义建构与教学内容 五、人际意义建构与教学方法 六、翻译教学中的诊断与评估 七、结语 结语：语言的人际意义与主体间性 参考文献 后记
20世纪60年代，对等论的另一代表人物卡特福德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来源语）的文字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译入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①他认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找对等词语，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就在于确定对等的性质和条件。他根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了翻译中的迁移理论（translation shift）。因为语言作为交际手段在功能层次上具有不同阶级，不同的范畴类别，卡特福德提出翻译的层迁移（shift of leve1）和类迁移（Shift of category）。尽管卡特福德的理论对翻译研究的理论化作出了贡献，但他在论述迁移论时所用的例子几乎全是臆造的，脱离具体翻译实际和语言环境，最终违背了他的初衷，即“翻译对等依赖于语言的交际功能、相关性、情境及文化，而不是语言的形式标准”②。 纽马克认为翻译中的等效不过是一个幻觉③。为了摆脱忠实论关于形式和意义的论争，消除原文和译文导向上存在的分歧，他提出新的翻译二元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但正如鳗迪（Mun-day2001）指出，这些新概念和奈达的二元论并无二致。而且，纽马克本人也认为无论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直译始终是最好的选项。 纵观语言学翻译研究，除以上人物，还有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Wolfram Wilss）、赖斯（Katharina Raiss）和库勒（Wemer Koller），所有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等一直被视为核心概念。然而，对等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始终没有明确、完整的定义。
翻译是主体间意义的跨语言理解与生成过程，是以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等交际主体之间跨文化人际关系的建构为主要目的，然而对语言人际意义的研究在传统翻译研究途径中一直被忽视，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从国外来看，语文学研究关注的忠实实际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对语言的人际意义不作区分。语言学研究关注对等，但无法回答原文与译文在翻译作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语言元功能方面的对等问题。文化研究虽然大大地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但却没有回答语文学研究和传统语言学研究所遗留的问题，而是转向了翻译的外部研究。国内的翻译研究开始关注人际意义始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引进。根据已有成果，研究者已经发现翻译中人际意义的不对等现象，并就其根源进行了讨论，但也只限于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某一具体方面，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理论化论述，也没有提出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