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生态学
2003-7
华夏出版社
阿什德
邵志择
无
David L· ALtheide 教授，国际知名的媒介研究权威。供职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司法研究院。知名著作有:《制造真实：电视新闻如何歪曲事实》,《媒介逻辑》，《媒介权力》曾于1995年-1996年担任美国符号互动研究会的主席。
译者前言中译本序序言第一章 传播生态与实在环境第二章 电脑范式与官僚结构第三章 电子传播文化及其本身第四章 争端的转化与传播生态第五章 Gonzo裁决第六章 Gonzo民主：Azscam安例102第七章 政策与传播生态：“失踪儿童问题”第八章 传播生态与英、美对恐怖主义的电视报道第九章 后新闻事业：透视海湾战争第十章 结论：我们的传播的未来
书摘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电视新闻有娱乐化的倾向，但是现在有迹象表明娱乐节目正变得更像新闻节目，因为标准的[传播]范式把节目塑造成符合媒介逻辑的样式，而这微妙地使电视的规则、表述和视点进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个案例表明了这个观点。有调查显示，大部分的观众特别是青年人，认为“美国通缉要犯”是一个新闻节目!从媒介逻辑的观点来看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个节目(以及许多像这样的节目)把一些标准的新闻范式结合进它们的制作套路。另一个表明这种观点的案例是利用新闻对事件的报道来预告将来要播出的电视剧的那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成了吸引人们[对将要播出的节目的关注]的预演或广告。1993年4月结束的瓦科大灾难是新闻成为广告绝好的例证。 经过中介的经验是少数我们所能分享的东西。我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分享到的文化资源叫做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意指我们日常参与的各种社会领域，特别是“游戏世界”(Combs，1984：7ff)。有论者提出，与大众文化一致的媒介逻辑和范式越来越界定并引导着政治传播。读者也许会想起最近重放的通俗电影对白：里根——卑鄙的哈里；布什——兰博(比尔·克林顿在他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仅仅作为客串演员出现在一些黄金时间节目中!)。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受到过分强调传播的内容是什么(what)的限制，这种关注远胜于对传播过程和情景的分析，这种分析涉及某事是如何(how)被传播的。 测试框架早已被牢牢系于工业化社会。上文所讨论的许多案例描述了社会行为是如何在它们所处的传播生态环境中被改变的。由于程序、形式、期望和方法的改变，知识逐渐扩散，我们很快便适应并想当然地接受了那些做事情的独特方式，包括事情本身。当这些逻辑变成我们如何处理所遇到的老问题、适应新行为以及预料特定的后果的首要方式时，那么，这些范式就不仅仅是限制性的：它们成为结构性的。变化中的传播实在环境对社会变迁的主要社会影响在于新的控制范式(formats of control)的出现。控制范式的特点来自于它们在实在环境中被行为者运用和由此产生的意义。当行为者依靠传播模式和信息技术来设定并达到特定目标时，这些逻辑对行为者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他们的行为会怎样被评价和解释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传播范式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界定、限制、指导和合法化过程给予及时的告知，那么它们就是重要的。测试法范式将描述新的行为和逻辑是如何被修改以便适应控制、效率、生产率和可预测性的话语的。 一个主要的模式化关系的案例是测试，特别是能力、表现、资质、态度以及是否说真话的测试，它是由社会目标、个人的意旨和目标，以及行为的后续行为之间相互作用发展而来的。测试与控制同步展开(Hanson，1993：19，159)。它们都创造并同时受制于规制、预测和控制的实在环境。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实在的传播生态中测试的改变：“测试是被某个机构有意识地运用来收集个人信息的一种代表性的技巧。”(p.159) 在新的信息技术没有使它的影响变得更巨大之前，测试就已经牵涉到控制。测试与建立在对规则的假设基础上的准人与排斥有关。对汉森而言，有两种普遍的测试：可靠性测试和资格测试。在前者中，英雄气概被测试，或者更恰当地说，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遭遇挑战或测试时变得勇敢。从历史上来看，测试一般在世界观和道德的背景中进行，牵涉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重要事件，展示诸如忠诚、诚实或信用这些品质。这些就是我们所称的“自我事件”(self-events)，在其中，人们的个性和特质能闪 出光芒。而且，它们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具体的，这就使测试的另一个重要要素能被保持：为某人所见证，而此人坚守合乎宇宙哲学的社区道德训诫和逻辑。比如，某人被怀疑为恶，如施行巫术或与恶魔有染，就会遭到神明裁决的痛苦折磨。它的逻辑是自证的，比如，因为水拒绝不洁之物，如果被指控的人是无辜的，他们就会沉下去；如果是有罪的，他们就会漂浮在水面上，于是就会被捞起来处死! 现代的资格和成就测试手段强调的是业绩测试，它的测试原则与从前具有神秘色彩的品质测试不同。我们在此节中的意图并不是对测试的历史进行全面的阐述，不过我们应记住使用测试的背景始终是重要的，而且这些背景中重要的一部分构成社会权力的特性和范围、知识的基础以及传播的主导模式。在上述通过身体勇猛展现某人的忠诚或勇敢的案例中，有意义的事件是事件本身，尽管它们的结果会通过口头以及后来的书写被传诵，但是，行为中身体对某物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才是重要的。观众是最终的裁判，事件是社区对神秘、过去和现在的一种证实、颂扬和复活，而这些可能通过故事叙述的方式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几个世纪以后，对感情、精神和品质进行测试的主要观念保留了下来，但是增加了一个要素：由多次政治革命导致的以自身能力获得成功的素质。最值得称道的是法国大革命，它对特权发出了致命的挑战。它抛弃了宿命论和封闭的宇宙哲学，使个人的意志和能力成为平等、自由和博爱的道德力量。如果个人的生活结局是由特权以外的因素造成的，那么它可能是自身的条件和才能。职业、机会以及未来可能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任务的表现开始——测试。测试会被测试装置和测试官员构建、界定、管理和评价，他们掌握着真理的钥匙和表现是否合格的鉴定权。曾经有过许多的测试，但是它们是书面的，与大规模的测试不相适应。在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这种情况随着实证主义由梦想变成科学的和定量的[方法]而改变了，它调整了[测试的]范式： 测试在美国……在20世纪兴旺起来，此时测试的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Hanson，1993：195) 在对大量学生进行的测试中，书面测试被认为在客观性、定量、公平和管理费用节约 方面优于口头测试。(p.196) 在实现这个实证主义梦想的过程中主要的障碍在于测试的技术。诸如tanford-binet( 由斯坦福大学设计的一种智商测试法——译者注)这样的智商测试要一个一个地由经过专 门训练的技师来操作。(P.210)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和其他人设计发展出一种定量 标准技术，它使心理学通过诸如效率和测试的方式，能为战争贡献一份力量。(Hanson， 1993：210) 我们在测试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在我们的时代，有效的测试范式反映了产生它的技术、程序和逻辑： 我认为，智商优势成为选择精英人才首要因素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大规模地测试智商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Hanson，1993：253) 另一个理由是测试法已经被用于不断扩大的领域。职业、智商、能力、诚实、才情、态度、偏好、倾向以及喜好等都交付给测试法。测试法具体化了。(Berger & Luckmann，1967) 关于测试法的关键之处是，它已被调整好以适应信息处理的技术。当信息技术模式被一些特定的机构用来帮助他们的工作之时，那种工作被改变就是很平常的了。大多数测试都包含标准化模式和记分。在大多数测试案例中，回答的方法是按照分析或记分的方法而定的。机器阅读的答题纸，或曰扫描电子管(scantrons)，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教育、申请工作以及一系列信息处理要求的组成部分。现在对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标准化的教育考试分数是最基本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Hall，1988)。数据信息得以被处理、比较并与州、国家的标准保持一致的速度促进了组别比较的表述(rhetoric about comparison groups)，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整个学校的课程都被调整——在某些案例中被发展——以适应这些新(技术)的性能。一开始是正当的对成就标准的寻求，但是后来却变得热衷于测试法和测试修正手段本身，并被它们征服了，测试法有自己的保持一致的逻辑，而这使它们转化为“官僚式标语”。 （Altheide & Johnson，1980） 任何形式的争端解决方法和／或对正义的追求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构成了一种社会控制形式(Black，1984；Harrington，1985；Palenski & Launer，1986)。社会秩序中的合法性部分是由并通常是通过政治性地制裁、控制和提供补偿机制来推动和操控的。就意识形态而论，其正式的正义规则与程序的宽度、范围和关联是在它们的断裂处得到展示的，而此时，非正式的以及其他创新的正义模式就会出现或被提上议程。当正义替代方式得到阐明时，它们就附有一种传播逻辑，而这种逻辑涉及表达规则，它反映了更加基本的逻辑和假设。 遗憾的是，关于一般传播逻辑特别是大众媒介传播逻辑的理论著作没有结合正式或非正式的争端解决方法(Bennet & Feldman，1983)。这种缺失令人关注，因为传播工具及其表现牵涉在法律表述中，贯穿于诉讼的互动过程，或者非正式的讨论，也涉及争端参与双方或更多方之间符号意义的确定和表达。 对我们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控制和管理司法体系、维持秩序、实施公共规章以及处理市民之间争端这些事务是国家的功能，尽管存在着许多替代方法(Galanter，1988)。正如上文所述，虽然国家被假定为有兴趣 控制和限制那些能被争夺的或可能丧失合法性的事物，法律变迁才是被专家认为可改变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因素。当争端参与各方在权力和资源上不平等时，这显得特别重要(Nader，1984)。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认为运用法庭和基本的诉讼来纠正非正义，对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毫不奇怪，许多学者提出警告，反对使用非法律的解决方法，认为那些解决方法实际上会妨碍司法(Odom，1986：16)。以这种观点来看，对某个行为或政策的法律程序与合法的定罪对逐渐增强公民自身的公民身份(citizens qua citizens)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与仅仅帮助一个公民获得赔偿相比是一个更重要的成果。 由于法律模式赋予法院宣称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的重要手段，一个具体的解决仅仅是：没有哪个裁决是现成的，而正义被弃之不顾。简言之，正义的所在是社会性的因而是制度化的而非个人的或相互影响的；个人的满意并不与正义同构。这样，解决争端的观念是社会控制和使社会现状合法化的一种形式。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有些评论认为使用非正式的争端解决方式，包括大众媒介诉讼尖兵，在根本上是支持国家统治的，因为他们帮助误导公众注意一些具体的控诉而不是非正义，特别是不关注结构性的与系统性的社会或经济问题(Harrington，1985)。 尽管国家—法律模式占有主导地位，在国家机器之外还是存在许多种不同的争端和冲突的解决方式(Gulliver，1979；Pearson，1982；Galanter，1988)，虽然这些替代性解决方法也许仍然会支持并／或肯定基本的国家逻辑。有一种替代方法是正义自助模式，这是这样一种方式，“受侵害的一方代表他或她自己采取行动……有或没有第三方的帮助，不同于那些作为社会控制组成部分的专业代理者”(Baumgartner，1980：194)。使用自助方法来保证正义或解决争端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早于国家的演进和法律的发展。尽管有理论预言在法律和自助之间存在着逆反的关系(Black，1984)，对自助方法的依赖仍然存留下来，尽管国家努力要独占解决人类争端的“所有权”(Baumgartner，1980：194)。 另外一种争端解决方法是非正式的依靠第三方中介的解决办法，但是它不附属于正式法律机构(Abel，1982；Henry，1983)。如阿贝尔所描述的： 这种机构就其范围而言是非正式的，在结构上是非官僚性的，并且尽量减少使用专业 人士，避开正式的法律而钟情于实际的和程序性的规范，这些规范是非文字的、常识性的 ，灵活的，非正式的，并且很详细。(1982：2) 非正式的争端解决，包括各种经第三方中介的形式——仲裁和协商——得到支持有很多理由，包括上文所说的意识形态一致性，但也由于在接近法院、费用和漫长的耽搁等方面存在问题。倡导这些替代性解决方法的人强烈地指出，大部分通过这些非正式方法解决的问题根本不会到法院去寻求解决(Singer，1983：361ff．)。比如穷人，他们往往缺乏接近法院和律师的机会，因此他们的争端往往根本得不到解决(Danzig & Lowy，1975)。而且，研究者认为许多冤屈并不满足制度化的和/或法律的标准以作为法律问题，因此被排除在外。 失踪儿童问题被当作娱乐和新闻而被公布与播映。娱乐和新闻共享一种范式和逻辑(Altheide，1985)。就前者而言，康特(Kantor)和吉特林已经指出，日程安排、对受众的设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安排节目的决策。斯诺(1983年)认为制片人“理想标准”的观念指导着对娱乐内容的选择。 组织和实践的因素也影响着新闻的内容。什么具有新闻价值取决于具体的媒介内在的范式。融合娱乐作品的许多特征、新闻范式反映了新闻制作者对戏剧性的充满动作性视像的需求，它追求一个统一的主题(Altheide，1985)。新闻的形式受制于拍摄、编辑、剪辑以及制作，而这些是由组织来决定的(Epstein，1973；Ahheide，1976，1985；Gans，1979；Graber，1984a；Tuchman，1978；Molotch & Iester，1974)。这种选择性的特征以及它依靠煽情主义的做法能使人们一下子关注以前被忽略的犯罪行径从而虚构出犯罪浪潮。(Fishman，1980；Bortner，1984；Cavender，1984) 当媒介对各种受众包括决策者的具体影响还在继续被研究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经大众媒介中介的信息的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影响(McOuail，1983)。一个社会问题被概念化、被展示的方式将会影响到这个现象的产生和扩散，这对公众如何认识它是非常重要的(Sutherland，1950；Becker，1963)。例如，电视节目宜扬恐惧和生活中存在危险的观念能导致对人们的利用(Gerbner & Gross，1976)。这些视像，连同具体的讯息也许不能准确地预知人们会如何选择，们是它们对人们会考虑和思考的事情具有提示性的作用。格霄伯(Grabvr，1984a)与肖(Shaw)以及麦库姆斯(McCombs，1977)提请人们注意媒介的议程设置能力，“媒介的受众 从媒介那里接受选择的指导来决定什么样的信息是最重要的并值得关注”(Graber，1984a：111-12)。“在这样的事例中，公众是不设防的，因为他们缺乏超越媒介的独立的信息——‘媒介外的资讯’(extra media data)——以便用它们来核对媒介所提供的画面”。(Rosengren，Arvidsson，& Sturesson，1878：131；DeFleur & Ball-Rokeach，1975；McQuail，1983；Ball-Rokeach，Rokeach & Grebe，1984) 大众媒介关于社会问题的信息对受众的影响的概念化最近已扩大到表现媒介以外的社会机构和事态的影响。大众媒介的文化意义包含了其他社会机构(如政治的、宗教的以及体育的)对传播范式的顺应，包括日程的安排、步调、节奏和句法(Altheide & Snow，1979)。例如，电视卡通人物和电影中的英雄形象经常被广告和速食产品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收看电视的情景已经延伸到了购物中心和饭店。这种制度性的转换对阐明大众媒介在构建社会问题过程中的作用具有相当深刻的含意。 充斥在各种媒介中的权利诉求的范围和广度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考察在把作为个人悲剧的儿童失踪事件转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大众媒介所起的作用。我们将进一步指出一种信息的情景会使观众和读者在没有媒介的环境中也能领会经大众媒介报道的证据(比如在杂货店和机场)。而且，在这种信息情景中至少有一些散播的犯罪信息、恐惧和危险是与以前关于虐待儿童的权利诉求行动联系在一起的。 ……
序言本书关注社会权力与社会控制，关注它们是如何被维持的，如何被认识的，如何受到挑战的。本书主要旨趣在于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组织生活中常识的一些仪式、惯例和观念。为此，有一些基本的假设，一是社会权力是对某种社会情景概念的控制和加强，二是那些被用来对社会情景概念进行界定和推行的资源和特殊素材部分属于象征、传播过程。还有一个主要的假设是信息技术的技术和语言(或表述)以及大众媒介在我们这个现代(和后现代世界)中是这一正象征、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简言之，社会秩序越来越成为一种经电子传播和中介的秩序，这对社会生活尤其是自由和正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关注的焦点是传播生态(ecology ofcommunication)或者叫做结构、组织和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的可获取性。对我提出的挑战是要提供一种能够把信息技术(IT)和传播(媒介)范式(formats)与社会行为结合起来的观点。传播E内容)的情景得到了阐述，因为许多社会问题都牵涉到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很少存在于个人之中而更多地隐藏在传播的过程和逻辑之中，这使我们明白社会情景是如何被界定的，这些界定所援用的资源是什么，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如何。这些过程越来越牵涉到“记录”(records)和“程序”(procedures)。记录式生活一事件的文本化(records-as-life-and-event-documentation)比特定的个人更能缠绕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过程以及官僚规则的程序使人担忧，并且它们具体化为指导然而限制个人行为的原则。简要地说，是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型构”(matrix)使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点到点的模式(dot-to-dot-likepatterns)联系起来，这种模式是如此被无意识地接受甚至“信仰”着，以至于它们的深刻影响几乎被完全忽视了。事实上，个人作为被许可在某个社会位置/工作上成为一个“合适的人”(appropiate person)，必须在工作中越来越依据信息技术的范式和逻辑来展示他们的技能。 在我们的时代，身份、个人经历、信誉、权威以及诺言都被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所触及。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到了下面所列的事项，并且经常改变它们之间原有的特性和联系：工作、吃、睡、爱、记忆、计算、游戏、战斗、学习、研究，当然还有写作。 IT和传播生态通过对所有社会行为的程式加以改变或添加来影响事件：行为的特性、重要性、意义可能被改变；有“技术痕迹”(technoloy-trail)或踪迹遗留下来；它是可记录的、可恢复的；这些痕迹被看作是“客观的”(objective)；行为表现与信息过程(大多是机械的/电子的)的操纵和处理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是被程序化了而不是生活着的，被记录着而不是被记忆着的，被搜寻着而不是被理解着的。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针对社会行为被(技术)改变和设计的方式寻找理论解释的框架，同时，对这种程序的一些要素予以命名能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它们。主要的思考是要揭示IT、(传播)范式、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融合。下文所要阐述的复杂的概念关系使我想使用一些空间“模式”，即绘制一些图表[主要是在第一章中]，以帮助那些对太多的有关著作不熟悉的读者——这些著作虽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它们对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对文化观念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有重要的文本阐释上的贡献。 许多人对此项工作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为此，在论述到有关观点的时候，我会用“我们”。事实上我更多地用我们，不过我对错误和曲解承担所有的责任。我的同事、一些相关课题的共同作者鲍勃·斯诺(Bob Snow)会发现本书中有许多他的观点。我很幸运，本书的部分书稿和早期草稿得到一些杰出的学者的帮助。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卡尔·考奇(Carl Couch)、大卫·梅恩(David Maines)、诺曼·邓辛(Norman Denzin)和理查德·V．埃里克森(Richard V．Ericson)仔细审阅了部分书稿，他们的建议以及创造性见解使我得以进入下一步的研究分析。我与迪翁·丹尼斯(Dion Dennis)的交谈使我对“文化符号”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市场”有了足够的敏感。 本书的一些章节和早期草稿曾经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第1章，《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i Quaderly)，1994，35(4)：JAL press． 第2章，大卫·梅恩和卡尔·考奇(编辑)，《传播和社会结构》(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Springfield，IL：Charles C．Thomas，1988：215-30． 第5章，《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1992，15(1)：69-86，JAI Press． 第6章，《社会学季刊》，1993，34(1)，JAL Prem. 第7章，《社会学季刊》，1987，28(4)，JAI prem. 部分研究课题得到诺阿·弗里兹(Noah Fritz)(第7章的合著者)和爱德温·H．普富尔(Erdwin H．Pfuhl)(提供了第4章的资料)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第9章的部分资料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的杰出研究奖(1990-1991年)，还有一次受人欢迎的富布赖特专家讲座“不列颠和美国的广播媒介：接近与控制”(诺丁汉大学，1992年9月18-20日)，使我有机会综合大量的资料来丰富我的初稿。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记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来自佛罗伦萨、莱切、罗马、巴黎、布雷德福和格拉斯哥等大学的许多教授为此项研究课题出力甚多，特别是亨利·佩雷斯(巴黎)、卢基·斯佩迪卡托(莱切)、格雷格·费洛(格拉斯哥)、保罗·罗杰斯、詹姆斯·O．康内尔和阿伦·布龙加登(布雷德福)等教授。 我对生活在亚利桑那深感幸运，在这里像“AZSCAM”(亚利桑那陷阱，一项暴露政治腐败的秘密行动)这样的事件似乎时有发生，这为我提供了天然的实验材料，使我能不断深化此项研究课题的一些关键思想。最后，我非常感谢理查德·科夫勒(Richard Koffler)的耐心和鼓励，使我没有错过机会把“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重建希望行动”(Operation Restore Hope)以及我所称的“瓦科的灾难”吸收进我的分析框架。如果，正如一位艺术家所声称的，歌声永不消失，那么同样真确的是，表征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影响的事件迅速出现、层出不穷，这对任何理论观点都具有挑战性。我试图发现并接受这种挑战。 ……
本书由著名学者黄旦领头，集多位专家心血，期盼已久，终于面世。本书文词优美，结构严谨，译文流畅通达，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精品书籍。作为"传播，社会，文化"译丛中的一部，本书尽量做到服从原文，同时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定位准确，简洁明快，通俗易懂，既适合专业人士，也能为普通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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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新视野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