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2010-11-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厉以宁
661
凌原
无
收集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这本论文选中的文章，是我在1980年到1998年之间发表的论文中的一部分。它们反映了我在这段时间内所思考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例如，《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文，发表于1980年。这时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我感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但没有任何发展，反而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教育出现了大倒退，其原因之一在于从领导人到一般群众都轻视教育，轻视人才的培养。因此，必须把发展教育和重视人才视为当时最重要的工作。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我指出，不重视教育，中国不仅会失去现在，更会失去未来。《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文发表于1986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79年算起，至此已经进行了大约7年多。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产品供给大量增加，人民生活已初步改善。这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城市经济中推进改革。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必须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首要地位，即必须把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为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的多元投资主体的企业。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也是今后中国经济顺利发展的制度前提。
这是一本凝聚着厉先生智慧和心血的学术著作，体现了厉先生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思想，对当时和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践，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出版丰富了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英文文献。尽管这部文集中的所有文章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对西方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缜密视角。非常荣幸我得以为这部优秀的文集书写序言并将它推荐给学者、政策制定者、商业人士以及更多的普通读者——那些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历程和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感兴趣的人们。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生于南京，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等。出版《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等学术专著二十多部，并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他的经济理论对我国30年来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凌原，资深翻译家，曾长期在国家外宣部门担任组织领导工作，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级顾问。历年译作散见于《北京周报》、《中国文学》、《中国经济学人》及国家领导人文选等英文书刊，近年海内外联合出版的译著包括《为了13亿人的教育》（Education for 1.3 Billion，李岚清著）、《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Breaking Through:The Birth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李岚清著）等。
“博雅双语名家名作”出版说明
中文自序
Fbreword
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论社会主义有效投资与合理投资
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
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
论两种类型的非均衡经济和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经济改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
为新文化创造经济基础
文化经济学的探索
环境保护与受害者的补偿问题
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比较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
非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若干理论问题
论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
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协调
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
论效率的双重基础
后记
专有名词表
推动力量是指使停滞的经济得以增长的最初的推动力。如果没有这种最初的推动力，经济就不能摆脱停滞的状态。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由于人口的增长、居民需要的变化、外部竞争条件的变化以及其他情况的变化，供给与需求之间，即生产和消费之间可能出现不协调，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经济区域之间也可能出现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状态的加剧，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导致零增长或负增长。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状态，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投资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投资仍然表现为第一推动力量，它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供给与需求相适应，使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相适应。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由于生产技术的停滞、原有的生产设备或工艺的陈旧落后、对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利用不当，或由于生产中出现某些薄弱环节而未能及时予以改进，将会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和亏损。这种情况如果迟迟未能改变，不仅经济无法增长，而且还会影响财政收入，因为企业的亏损必定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要扭转劳动生产率下降和企业亏损的局面，除了从经营管理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外，增加投资也是必要的。在这里，投资作为第一推动力量，将导致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赢利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在所有这些场合，投资之所以成为第一推动力量，是因为投资的意义不在于投资本身所造成的需求，而在于投资在经济活动中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投资本身造成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投资在经济活动中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要大得多。
厉以宁原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是家中的长子。在他4岁那年，全家从南京迁到了上海；6岁时在距家不远的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小（现建襄小学）读书，从小就是一名勤奋好学的学生。小学毕业后，他考进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全家逃难到湖南沅陵。厉以宁转入由长沙迁到沅陵办学的雅礼中学。抗战胜利后不久，厉以宁回到南京，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在中学时代，厉以宁深受化学老师的影响，认为工业的落后是中国贫穷的根源，从而立下了实业救国的志向。1948年底，在烽火连天的战争中，厉以宁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并被保送进入金陵大学。一心想以实业报国的厉以宁选择了化学工程系。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改变了厉以宁一生的命运。新中国的成立，使厉以宁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看法，他对中国繁荣富强的希望之火重新点燃。
厉以宁教授是中国自1979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于中国在此转型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一书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并中肯地提出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政策主张。这本文集的出版，可谓是外界了解这位经济学家如何进行思考、如何影响决策并促进中国经济逐步成功转型的不可多得的良机。 ——林毅夫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厉以宁教授在中国最近30年来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书中收集的16篇论文，向我们集中展示了厉先生关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一转变的深邃见解及其演变为革新而务实的政策主张的具体议题，而这些主张大多已被采纳并化为现实。因此，我向关注当今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读者大力推荐这本书。 ——钱颖一 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无
这本书能很好的帮助你我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方向，算得上是研究学习中国经济必要的参考书籍，中英双语配合的天衣无缝，毕竟是外研社出版的书，理应如此。另外这本书适用面很广，你可以简单的把它当做参考书，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教材，甚至是一般读物，它总能给你很多对于国家发展的认知与启示。
另外，这本书对于英语学习者，尤其是英语应用领域以及商业上频繁接触英语的读者来说，语言学习效果十分明显。
大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视角
学经济，学英语——循着厉以宁先生这本书，可以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刻都读出来
历老师多年来文章的汇编，系统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经济中的问题
学习中，中英文对照，对了解经济起到一个指引作用，很好
这个商品不错，双语学习好教材
作为教科书看看 还行
很好的书，但是内容有些老了。
我不是学经济的，我是学翻译的，所以特别需要这样的权威译本，中英对照很不错~
英文比较难懂，需要有毅力恒心的人才能看完看懂
上下求索：厉以宁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作者：孙来祥
摘自：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厉以宁著，凌原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定价：89.00元
中国过去32年的改革发展的成功已经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导致中国成功的几个主要步骤彰显了许多中国特色。在这些特色中最为震撼的是国有和其他公有制度部门中的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准备足足持续了十余年时间，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而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了主流思潮。
厉以宁教授可以说是这个历史进程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在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的公开演讲，这是他关于所有制改革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他的著名论断——“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很快就出现在一些主要改革派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并很快成为谈论中国改革的新格言。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改革的指导原则顺应由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和阿巴·勒那（Abba Lerner）最先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主经营将会引导国有企业像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那样运作。一旦国有企业变得足够自主，综合性价格改革（即价格自由化）将会促成经济改革的最终成功。顺应这个主流思路，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一“大跨越”式方法，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行了“一次性的”综合价格改革，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改革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在这场改革辩论中的另一边，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教授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其自1968年以来在东欧地区的实践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科尔内教授于1980年出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在经济学界很快成为了畅销书，同时科尔内自己也成为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对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使得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相信：若不最终实现彻底的私人所有制，在国有制下扩张企业自治和自我经营并不是一副解决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的有效药方。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将使得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迟钝，并由此限制价格信号的作用。科尔内随后自己也总结说：除非将国有资产以真实的市场价格卖给私人所有者，否则，企图以例如95%、90%、85%……这样的速度逐渐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尝试终将无所作为。
和以上两种思路明显不同的是，厉教授对中国国有制中事实上存在的多种产权结构拥有敏锐的观察。他指出，通过将不同公有者的产权数量化、再把这些数量化的产权转化成为股份的方法，在国有企业中实现股份制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有这样一个股权制度的存在，公立机构在公司的财产中就会拥有一份可以度量的份额，也可以从中获得现金流和控制权。其结果是公立机构能够更容易地协调它们的物质利益，也能在面对市场竞争时设置更加连贯和有效的商业战略。它们会发现，提高公司的价值而不是扩张一己的行政权力将更有利于它们各自的物质利益。更进一步，由国家、集体和私人合作投资而形成的企业混合所有制，以及经济体中多样的所有制形式能够刺激竞争并引发更高层次的产权改革与重组。（见《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1987年）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仍然视社会主义国有制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一百的所有制，因此相比之下，厉教授的论述具有分析上的深刻性与独到性、实践上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政治上的勇敢与技巧。厉教授驾轻就熟地指明当时国有制中存在多种产权结构的事实，并将这种结构与所有制改革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联系起来。
在西方学术界中，大卫·格拉尼克（David Granick）似乎是第一个分析这种多元产权结构的学者。格拉尼克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由多个主体控制的机构，这些主体通过过去在国有企业中的投资或者和个别国有企业的传统关系获得产权。他引用了1966年的口号——“谁建立并管理了企业，谁就有使用产出的权利”。这句口号是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产权结构关系的高度概括，即控制权不是源于所有权，而是决定所有权。换句话说，事实上的产权安排和通常教科书上所教授的“管理权源自所有权”的学说背道而驰。
扎根于中国国情，厉教授的分析表明，关于国有制的传统学说在东、西方都过于狭隘。尽管私人投资者拥有企业的主张十分重要，但这并非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前提。随着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进化发展，与之相应的多样所有制和管理模式也可以随之产生和发展。如果某个人因为某个特殊的贡献而出名，中国人一般喜欢给他起一个外号。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厉教授现在以“厉股份”的外号而闻名全国。
厉教授在比较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见《比较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1993年）。厉教授将比较研究和对中国经济的深刻认识结合起来，对非均衡理论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论点。正如《论两种类型的非均衡经济和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1988年）和《非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若干理论问题》（1993年）所展示的那样，根据经济体中绝大部分公司是否具有充分活力，厉教授将经济的非均衡区分为两类。第一类经济的非均衡和现存的非均衡理论相对应，主要特点是由于市场摩擦、价格和工资刚性以及需求或者供给约束而产生的需求过剩或供给过剩。第二类经济的非均衡特征不仅包括不完善的市场，还包括受不同形式的政府控制或干预的企业。厉教授指出，在中国的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基本上都属于第二种形式。为了使得第二种形式的非均衡状态转变成为第一种形式，首要工作是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培育具有充分活力的、以盈利为导向的企业。这个思路为他的著名论断——“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支持。
除了为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建立第二个分析性基础，厉教授对非均衡状态下中国经济的研究同样强调了在第二种非均衡状态下谋求并保持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部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讨论了在经济改革、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问题，以及为当时实际政策困境寻求方案的紧迫性和建议，其中心指导思想是：改革与转型服务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服务于社会普通公民的福祉。
为了解决当下的政策困境，厉教授吸收了传统中医“辩证施治和四诊合参”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人体不同的解剖和生理构造之间的有机和普遍联系，并检验社会、自然环境对阴阳内在关系的影响。厉教授对每个政策的“治疗结果”和“副作用”、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都予以关注。举例而言，本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在1980年6月发表的，彼时城市的高失业率正是政策议程中的最重要议题。通过对高失业率的历史性和结构性根源的综合全面分析，厉教授主张在中短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业，以充分利用中国低端劳动力资源富裕的比较优势。然而从长期看来，中国需要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业，并且提升人力资本密集型出口，以期将持续的人口压力转变为新兴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因此，要使得中国在下个二十到三十年中不再承受高失业率之苦，要使得中国为必将到来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和出口时代作好准备，提高教育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就具有战略重要性。很明显，这个远见在当下仍然有效。
这本《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的出版丰富了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英文文献。尽管这部文集中的所有文章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对西方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缜密视角。非常荣幸我得以为这部优秀的文集书写序言并将它推荐给学者、政策制定者、商业人士以及更多的普通读者——那些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历程和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感兴趣的人们。
（孙来祥 文、潘林晖 译。本文为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的英文序言。作者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金融管理系系主任、教授。本文引证的厉以宁文章均为此书篇目）
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
——写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出版之际
作者：郝平 第296期 2010-12-1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在厉以宁先生八十寿辰和从教五十五周年之际出版，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2005年，我从北大调到北外工作后，经常就人文社科建设方面的问题向厉先生请教。2007年，厉先生应我们的请求担任了北外的顾问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名誉院长，每年都不辞辛苦地义务为学校师生作经济形势报告，为北外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倾注了心血。北外师生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利用学校的资源，由外研社组织最好的队伍，翻译厉先生的经济学经典论文集，并向海内外出版发行，以践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一时代赋予的使命。厉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精选了1980年—1998年之间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主题的16篇学术论文，并将这本英文著作命名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厉以宁先生《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英文版）的出版，正当其时。海外学术界一直孜孜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研究，希望得出一种理论能够科学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但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不一定真正了解，所依据的材料也并非是第一手材料，对中国的研究程度远远不够。从中外人文社科经典著作翻译出版的现状来看，中国在这方面仍然处于严重的“逆差”，将中国当代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真正翻译出高水平、高质量并且在海外卓有影响的英文译作目前尚不多见，远远不能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厉先生的这本英文著作，堪称海内外解读中国经济改革奇迹的必读之书。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成功预见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收录的论文清晰地描绘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展现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宏大历程。比如，《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文中，厉先生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富有开创性的学术观点，强调了教育对经济稳定、健康增长和社会持续进步的重要性。《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文则提出了必须把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为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的多元投资主体的企业，这一论点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中国经济顺利发展的制度前提。同时，厉先生还论述了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二元经济体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非均衡条件下的政府调控等重要课题。
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也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一个推敲、打磨、互动以及团队学习、研究和创作的过程，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凌原教授率领的翻译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就翻译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向厉先生和厉先生的弟子们请教。比如，在翻译经济改革前“政企不分”这个术语的时候，考虑到若直译其意，外国读者会很难理解，译者们经过与厉先生沟通，分析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按照以下三种情况来加以翻译，即政府直接经营企业、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管理、把企业看成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使海外读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有清晰、真实的了解。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是一本凝聚着厉先生智慧和心血的学术著作，体现了厉先生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思想，对当时和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践，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厉先生这本英文著作的出版，使我想起了两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和季羡林先生在许多文章中提出的“东学西渐”的主张。中国历来有着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强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提出“拿来主义”的主张。过去100年里，西学东渐，中国确实从西方那里拿来不少文化精华，推动了我国教育、文化、科技甚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提高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
中国也不是没有输出过自己的文明、文化。中国的四大发明将人类社会进步大大向前推进了几百年。16—18世纪，“东学西渐”曾给欧洲思想界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等都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
当前，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一系列影响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中国在这些困难面前，临危不惧，显示出了不可抗拒的发展和繁荣势头。因此，一些学者指出，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是当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成功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入，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奇迹，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壮举，凝聚着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群体的理论贡献，一定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着很好的借鉴价值。用季老的话说：“这些东西如珠子在前，可人家、特别是西方人，却偏不来拿。怎么办呢？你们不来拿，我们就送去。我们中国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我们不能只讲‘西化’、‘西学东渐’，也要讲‘东化’、‘东学西渐’。”
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来华访问，在北大发表重要演讲。他说：“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上主要有两种态度，可以把中国崛起看作是一种威胁，也可以看作是机遇。”但他认为“中国变得富有，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会变得贫穷，中国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衰弱”。卡梅伦的这番话表明了西方有识之士对世界需要转向东方、需要从东方的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客观认识。
英国首相代表团访华期间，我会见并宴请了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他谈到在来访前，很想找几本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看看，但没有如愿。我即向他推荐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岚清同志的《突围》和外研社出版的厉以宁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他拿到书后，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连说了三个“wonderful”，并要求再送两套，他要转送英国首相和财政大臣。我们还欣喜地得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要将300本厉先生的英文著作发布到世界各知名大学的图书馆。
厉先生经济学著作的英译出版，不但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学术对外传播的一大幸事。我们期待着更多中国学派、中国气象的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译成外文向海外传播，让世界更清晰地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一个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当代中国。
（本文系作者在“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道路”研讨会——厉以宁教授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五周年庆典上的致词节选）
此书可以和吴敬琏等人所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对照阅读。一个是价格闯关论者，一个是整体改革论者，其思路都可为今天的现实困境和出路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