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发生现象学研究
2011-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庆丰
264
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研究正是这无数可能性中最为独特的一种，这是因为德里达在最彻底的意义上背叛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宗旨。德里达的现象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胡塞尔现象学相“偏离”，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现象学奠基的本源处就已经背离了先验现象学的纯粹性。德里达所有的现象学研究都试图解构胡塞尔现象学作为“一切原则之原则”的“本质直观”原则。
王庆丰男，汉族，河南林州人，出生于1978年10月10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7年入吉林大哲学基地班学习，2006年获吉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2006年9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主要研究方向为辩证法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德法现象学等。在《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天津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外国哲学》、《哲学文摘》等摘编、转载。
导言 发生现象学的观念
一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发生”
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发生”
三德里达与发生现象学
第一章 发生(上)
一无限的目的论理念
二主动发生的两个困难
三被动发生的悖论
第二章 发生(下)
一心理学主义与逻辑主义：胡塞尔的平行性观念
二辩证法：发生与结构的共源
三激活发生：哲学的第一任务
第三章 历史
一“历史一目的论”的途径
二原历史：起源的思义
三历史的现象学生成
第四章 回问
一“回问”与几何学的起源
二“回问”的目的
三“回问”与现象学的双重还原
第五章 语言
一语言与观念对象性
二语言与三种观念性
三现象学的语言还原
第六章 书写
一书写与先验的发生
二书写的单义性与两可性
三单义性与康德意义上的理念
第七章 延异
一延异的语义分析
二延异与符号
三延异与存在论差异
第八章 时间(上)
一亚里士多德与传统时问概念的绝境
二黑格尔与时间的两种观念
三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
第九章 时间(中)
一“现在”的优先特权
二原印象的“彗星之尾”
三感知到想象的延异
第十章 时间(下)
一解构“时问注释”的方法与目的
二注释本身及其“被回避”的问题
三线的终结与差异的踪迹
第十一章 实事
一胡塞尔的“事情本身”
二海德格尔的“事情本身”
三德里达与现象学的“事情本身”
结语解构与现象学
一解构与现象学的方法
二解构与现象学的问题
三解构与现象学的精神
参考文献
后记
版权页： 二 主动发生的两个困难 我们之所以认为胡塞尔走的是笛卡尔的“我思”之路，就在于其把“无限的—目的论”理念（即绝对科学的观念的发生）诉诸作为主体性的“先验自我”。胡塞尔指出：“我们现在追随笛卡尔来一次伟大的转折。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实现转折的话，我们就会转向先验主体性——转向作为确然确定和最终基础的自我我思。在这个基础上，一切彻底的哲学将会得以建立。”“先验主体性”就是作为确然性的明证性的“我思”，这成为了建构普遍科学亦即一切彻底的哲学的基础。在胡塞尔看来，任何属于世界的东西，任何时空中的存在，都是为我的。就是说，对于我才有效——我在其中经验它、感知它、回忆它，以某种方式来思考它、判断它、评价它、渴望它，等等。众所周知，笛卡尔用我思来表明这一切。世界对于我来说绝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恰好就是在这样一种我思中所意识到的存在者，为我所接受的有效的东西。只有从这样的我思活动出发，世界才获得了它的整个普遍的和特殊的意义，才是有效的。在这些我思活动中，我的整个世俗生活以及我在科学上的研究和奠基活动继续进行着。通过我的生活，通过我的经验、思维、评价和操作，我能够进入的正是那个在我本身中，或从我自己得到其意义和有效性的世界。“所以，事实上，纯粹自我和他的我思活动的存在，作为一种自在地在先的存在，是先于那个我一向在谈论而且能够谈论的世界的自然存在的。自然的存在基础从它存在的有效性来说，属于第二性的东西。它常常要以先验的存在作为前提。先验悬搁这样一种现象学的根本方法要把人们引回到这种先验的存在，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现象学的还原。”现象学的还原就是还原到先验主体性上去，从而为真正的、绝对的科学进行奠基。这样，“先验自我本身构造”（亦即先验自我的发生）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德里达指出：“既然目的论被体验为意向相关项，假定了在发生中被构成的主体，我们就只是研究这一发生，即整个‘第四沉思’的主题。”发生中被构成的主体就是先验自我，因此“第四沉思”中的主题就是先验自我本身的构造问题，即先验自我的发生。胡塞尔的“发生”概念虽然有多重意义，但是最本质的意义是与先验自我本身的构造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胡塞尔认为：“如果我们首先追问对于我们——与世界有着各种可能关系的主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构造发生的原则，那么，它们就可以按照两种根本的形式划分为主动发生的原则和被动发生的原则。”根据胡塞尔“第四沉思”中的这段文字，先验自我的构造有两种先验发生的原则：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
《德里达发生现象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源自于他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特别是作为一种“后现代”现象学，或者说另类现象学传人，德里达独树一帜，标新立异。而本书就是在追溯他的思想渊源的“发生”，让我们看清他与现象学的关系与传承。
德里达的“历史目的论”是有问题的，胡塞尔现象学概念：“我、我思、我思物”，前谓词还原、自我还原都可以达到发生现象学的效果，“我”、“我思”分别是“我思”、“我思物”是前谓词和自我，但是“我思”、“我思物”却不是“我”、“我思”的目的。
所以历史目的论是无法达到发生现象学的效果的，比如汉光武帝收缴谶纬的事情，怕别人也编个谶纬推翻自己的说法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解读，无法达到发生现象学的效果，只能算是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一般从他所处的时代谶纬盛行、他有政治家抱负方面等来解读这件事。
觉得王安石有一点像熊思东、沈晓明、陈竺这样的学者型官员从政的感觉，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讲，北宋优待士大夫的大环境以及王安石本人学术功底扎实、又有政治家抱负也有利于他形成变法维新的思想，但问题就在于改革过程中利益的博弈有可能不利于政治的稳定，同时代的有政治敏感性的司马光意识到了这点。
虽然司马光意识到变法可能带来的政局不稳和政治动荡，但他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于是他想到了从史料中寻找证据，他认为中国比较早期的历史中三家分晋与变法类似，于是就从这件事开始说起，以后的历史叙述也偏重于政治方面，力图展现中国政治的变化规律，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和借鉴，防患于未然。
观念的对象性和观念的同一性为研究思想史提供了可能，但作为文本的对象的理念性以及由于时间和空间所带来的延异使通过文本研究思想史这种途径变得艰难，由于延异而导致的隐喻这一对象所指向的理念映射多样性使语言再一次成为了静态和发生现象学还原的中心。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散文和骈文的不同了~
文体变革的表象背后是作为思想的意志，桐城派古文虽然也是一种变革，但更大的变革是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变革，变革带来的是思想的碰撞、权力的斗争，与唐宋之际的散文代替骈文相比，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更大的变革，思想碰撞和权力斗争也更加激烈。
从语言学角度看的中国思想转型：古文变骈文（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骈文变散文（唐宋之际）、文言文变白话文（清末民初）。
尽管有着文体上的不同，通过文字我们还是能了解作者的思想的，而这种了解的过程德里达认为是通过“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来实现的。
虽然静态现象学非常不同，比如董其昌的画和西洋的油画从画面的呈现上来说非常不一样，但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讲他们是类似的，都是先构思、再用笔在纸上作画，所以尽管从静态现象学来说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在历史的呈现上不一样，但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讲是类似的，都是由于参与政治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
看革命是不是成功，就看中国境内类似于法国第三等级的群体是不是真正获得了解放，是不是真正得到了社会认可的政治地位，就看权力是不是真正掌握在类似于法国第三等级的群体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