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

201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柯汉琳  

293  

260000  

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它一旦产生，就作为一种环境因子影响人类自身及其新的文化活动。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作为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生命体”，需要一种生态环境给与滋养和维持，其发生与发展始终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所构成的“文化环境”。这个“文化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生态”，即文化系统在特定时空的组合。20世纪的中国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汇和新旧文化的撞击聚合引起的“文化生态”的重构和历史变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从观念、类型到形态、文体各方面都经历着重大变革。《文化生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通过20世纪中国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包括近代、五四时期、左翼文学时期、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演变的描述，揭示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生态的深层关系。《文化生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由柯汉林等著。

柯汉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过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东方文化》主编。兼任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东美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著作有《美的形态学》、《日常审美心理》、《在路上》、《篱侧论稿》等，合著有《文学与时代主旋律》、《青年美学向导》、《文学理论教程》等；任《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广东版）》主编之一；主编《名师阅读文库》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一百多篇。

绪论 文化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 文化生态与文学理论批评关系的学理阐释
第二节 文化生态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
第三节 文化生态的变迁与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态势
第四节 文化生态与文学理论批评关系研究必须注意的其他问题
第一章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确立和现代化的发生
第一节 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确立
第二节 从近代向现代性文学理论批评的转型
第三节 文学译介在文学理论批评现代转型中的推动作用
第二章 五四时期的生态环境与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 五四时期的生态环境与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
第二节 各领风骚三五年：发生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生态制衡
第三节 话语权的争夺与现代文学批评空间的拓展
第三章 左翼文学传统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范式
第一节 革命话语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初步探索
第二节 左翼文学传统与社会学批评的确立
第三节 《讲话》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范式
第四节 政治形态文艺学的生成与变革：五十年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化生态考察
第四章 新时期文化生态变迁与文艺批评的多元发展
第一节 关于人性的论争与人文主义批评的复苏
第二节 生态视阈中的文化批评
第三节 文体革命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
第四节 文学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五章 “叙事文体革命”的历史演进及批评实践
第一节 “五四”以来文体及文体学研究的变迁
第二节 20世纪以来叙事学研究流变
第三节 女性主义叙事学与文体学整合研究新思潮
第四节 生态叙事与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第五节 新兴的跨媒介叙事研究趋势
第六章 文化生态结构转型与批评家角色认同的转换
第一节 政治(道德)／权力与立法者
第二节 经济／权力与阐释者
第三节 政治和经济／权力与边缘人
第七章 “后现代”文化生态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当代反思
第一节 文化消费与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转型
第二节 文学性与文艺学学科建构
第三节 挑战还是机遇：文化研究与文艺学的转型
第四节 文艺学的发展趋势

版权页： 梁启超的文学理论批评，从文体特点来看，与他所提倡的新文体大致相符。其一，大声疾呼，笔锋常带感情。其二，平易畅达，文辞优美。他采用半文半白，通俗浅显的‘今语’写作，注意杂以俚语、口语、谚语和‘小说家语’入文，力求通俗易懂。同时他还大量吸收外来语，输入El本兼及欧美的词语、语法，以扩大文字的表现力。其三，打破旧体古文、骈文、八股文的体式格调的严格界限，做到‘骈散一体’，把骈偶对仗、八股排比与奇旬散行的古文句熔于一炉。其四，文章的结构布局更成熟合理。他在论及每一个议题时，常常列举一连串比喻和种种中西事例，广征博引，反复论证；行文起讫自由，洋洋洒洒，‘纵笔所至不检束’，常为万言以上之长文。但由于他善于营运布局，精于分段论述，常常在题目之下，分列小目，小目之下，又分项说明，做到条理明晰，层次井然。其五，除了专论外，梁启超还常写一些轻便灵活的短论，如随感、杂记、答读者问等。梁启超从政治角度立论的直抒胸臆、洋洋洒洒的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小说理论批评，开启了社会上小说批评文章的开端。当时许多人不仅从立论上模仿梁启超，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提升小说地位，而且还专从文体上模仿梁启超，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传》中对其评价的那样：“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奄奄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 随着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开始，文体变革首先以诗歌与议论性散文为开端，主要演变方向是诗的散文化与散文的报章体化（即社会化和通俗化）。梁启超认为，要改革诗体，“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并且要求借欧洲的意境理论和语句来改革，如鲁迅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就号召以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为参照系改造中国传统诗歌。诗体变革主要体现在语言形态上以“俗语”代替文言，在结构模式和叙述方式上以自由化代替格律化。在文体观念上，梁启超等人希望通过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和对政教功能的宣传来达到改良群治的目的。“它对改变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密切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文体变革实践上，主要是对不同于传统小说文体规范的外国小说的译介。

《文化生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中“文学理论批评”一词将“理论”与“批评”合为一词，系基于传统文学理论皆与批评不可分割，批评所表达的对文学现象的观点实际就是一种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众多批评成果的集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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