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评传
2012-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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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1910-1977），原名徐茂荣，生于浙江上虞。幼年家贫，高小毕业辍学。1926年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后因政府通缉，逃亡上海，考人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他的杂文笔法犀利，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1936年因“左联”解散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为此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8年到延安，后加人中国共产党。以后任抗大教员及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56-1957年间写杂文100多篇，结集为《打杂新集》。1957年被作为为右派进行批斗，后平反。1977年逝世。 徐懋庸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提到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绕不开徐懋庸。《中国现代文学史》说徐懋庸写的《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刺有力，写来从容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说徐懋庸的杂文“确实是尽了自己对时代的责任”，“他那种流畅而又隽永的文风，在杂文创作中却是别具一格的，给当时繁茂的杂文创作园地又增添了新的异彩”，“他的《街头文谈》（1936年出版），是通俗性的文艺论丛，颇为当时业余写作者所爱好。”
李先国，男，湖南省常宁市人，1971年出生。1993年在湘潭师范学院获学士学位，2005年在苏州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年至2008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8年以前主要从事流行歌词研究，1998-2002年主要从事叙事理论的比较与实践研究，2002年以来主要从事朱自清研究、批评想象研究和沃尔特·佩特研究。在海内外各级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已出版《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朱自清与西方文艺思想关系研究》专著1部。独立承担厅级课题l项，主持市级课题1项，参与省、市级课题3项。现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人文学院办公室主任。
引言
第一章 走出管溪(1910—1927)
第一节 管溪之子
下管的地理与风俗
管溪名人
下管社会
贫苦家庭
第二节 小学启蒙
徐用宾
徐叔侃
双吉公公
第三节 少年执教
用宾提携
朦胧情怀
少年心志
知识界的乞丐
第四节 投身革命
听讲白马湖
结识叶天底
在上虞参加革命
逃亡上海
第二章 上海成名(1927—1937)
第一节 上海求学
投奔载赓
劳大岁月
仰慕鲁迅
暂别上海
第二节 临海教书
受聘陆翰文
会见巴金
孤独岁月
建立小家庭
离别临海
第三节 杂文扬名
著译谋生
一试成名
樊仲云的诱惑
第四节 结识鲁迅
正式的接触
编辑《新语林》
鲁迅作《序》
出版《文艺群众》
“左联”解散
第五节 遭鲁痛批
“两个口号”的论争
徐懋庸致信鲁迅
鲁迅之死
第六节 街头谈文
《街头文谈》
《文艺思潮小史》
《怎样从事文艺修养》
第三章 革命岁月(1937—1949)
第一节 奔赴延安
辗转鄂湘桂
任教“民族革命大学”
在西安
第二节 主席定性
初到延安
窑洞恳谈
入党
第三节 执教抗大
抗大简介
在瓦窑堡反摩擦
与李凡夫的争论
深入敌后
在滕代远领导下工作
与任白戈共事
第四节 主持太行文联
刘彭点将
贯彻《讲话》精神
与王韦结婚
农民演戏
赵树理的一封信
第五节 辗转热河
热河文联
转战承德
老郝的故事
首任大学校长
第六节 亦教亦编
20世纪30年代的编辑工作
《太白》和《芒种》
赴延安后的编辑工作
第四章 运动风云(1949—4958)
第一节 掌校武大
第二节 众议纷纭
第三节 鸣放杂文
第四节 划为右派
第五章 孤鹜落霞(1958—1977)
第一节 以古讽今
第二节 译述西哲
第三节 晚年磨难
第四节 研究鲁迅
第五节 一条电讯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鲁迅作《（打杂集）序》 鲁迅在1934年10月以后写给徐懋庸的借中，表现得非常冷淡，再没有最初劝告徐懋庸时那种殷切和循循善诱的态度了。 1934年秋，即在徐懋庸卸去《新语林》编辑之后不久，便被选人“左联”常委会，担任宣传部长。次年春，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以后，原来担任“左联”书记的任白戈去日本，由徐懋庸接任书记。 徐懋庸以一个1933年才在上海文化界露面的青年（那一年只有二十三岁），在“左联”又不过是一个新盟员，为什么“飞黄腾达”如此之快？这本来是一件反常的事。但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左联”在前几年已遭受过国民党的几次破坏，因此一些作家消沉了，虽然还挂着“左翼作家”的牌子，但不愿干组织工作，而徐懋庸却有一股勇于任事的锐气，也可以说是呆气。又因为胡风同周扬闹对立，拉了一部分人出去。作为“正派”的周扬，手下人数不多了。 其次，当时许多老“左翼作家”，作品很少，在社会上名声不大。 徐懋庸则因为译书，写杂文，当时显得“异军突起”，而且与生活书店关系较好。 最后，也是主要的一点，当时周扬所主持的原“左联”常委会的人，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同鲁迅谈得拢，。而徐懋庸，特别经过《新语林》的一段工作，在他们看来，鲁迅同徐懋庸的关系很好。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还要团结他，要有个人去同他联系。 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让徐懋庸担任宣传部长以至书记，以便代表常委会同鲁迅联系。 那第三条，周扬他们当时是对徐懋庸明说的，前两条则是徐懋庸后来慢慢体会到的，这也是为了利用的方便。鲁迅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1935年6月28日给胡风的信中说：“我们的元帅（指周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这在当时，是由“叶君” （即叶紫）引起的话，但也包括徐懋庸在内。 ……
徐懋庸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提到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绕不开徐懋庸。《徐懋庸评传》依徐懋庸生平，叙述徐懋庸走出管溪(1910—1926)、上海成名(1927—1937)、革命岁月(1938—1949)、运动风云(1949—1957)、孤鹜落霞(1958—1977)的一生，总结了徐懋庸的人生经验、文学创作特色，翻译成就、编辑成就及学术研究成就。本书由李先国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