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
2008-04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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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社会结构的运动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前者在其运动过程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总需要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的瞬息变化，总涌动着社会结构运动的潜流。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产生于意识形态的氛围之中，而艺术的质量则是由作者的人格决定的。一方面，人格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即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艺术三者的综合产物；另一方面，人格也可推动文化的发展、进步，因为个体人格的质量又反作用于文化的上升与下沉。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卓越人格力量的引导，那么其自身文化也就变得陈旧、僵化、封固，生命力渐退，这对民族的文明进程而言，显然缺少鲜活的创造力。但当文化精英对自身文化的反省能力强烈地爆发出来时，或者从自身文化里搜寻过去的东西加以复兴，或者吸收异文化而抛弃自身文化传统，在抵触中创造新文化，其结果都会给文化以强而广的刺激和更新。文化的提升往往是在曲折坎坷中完成，个体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多数意志薄弱者均以屈从而告终。也有顽强者，在剧烈的对抗中，矛盾深化，虽然个体人格惨遭摧折，但其悲剧影响获得的共鸣却已革新并丰富了自己的传统。屈原(前339年—前285年)与司马迁(前135年—？)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文化精英，他们的人格精神辉映千古。恩格斯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中国士人的人格理想往往与社会政治制度形成尖锐的冲突，预期的行动方案(人格目标)本是最合乎理想的，但具体的文化环境却迫使其变色，而士人面对现实这无形又无情的染缸，一贯坚持与社会的文化制度抗衡到底，展布出他们人格理想的正义性和捍卫人格的崇高性。本书试图从文化对屈原与司马迁入格的熏染，人格悲剧之实质以及人格悲剧对文学作品之影响等方面作一论述，以阐释战国至西汉中期的中国文化变迁，以及相应的人格成长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力量。
《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来探索屈原与司马迂的人格生成，并通过对他们为人格理想之实现而展布出的人格悲剧的比较研究，说明屈原的人格悲剧是他的理性人格精神与楚国原始野蛮的政治、宗教风俗的冲突所致；而司马迁的人格悲剧则是在西汉政治文化理性化之后，遭遇最高权威的非理性迫害，即是那个专制社会的集权等级制度的内在逻辑使然。
曹晋，先后师从聂石樵教授、周勋初教授、莫砺锋教授，获得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并完成博士后研究项目。已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知识》、《文学评论丛刊》与《江汉论坛》等权威与核心期刊发表古典文学的学术论文20余篇。
第一章 研究概述一、中西人格界定的差异“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面具”（persona）。面具是在戏台上扮演角色所戴的特殊脸目，它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中国心理学传统上把英文的persona1ity译成“人格”，1949年以后俄文中的JINGHOSGTb一词传到中国，学界把它译成“个性”。译法虽不同，但这两个词汇的含义并无二致。人格心理学家阿尔波特（G?W?A11port）曾综述过50个人格定义，由此可以想见人格概念的复杂性。综合而论，不外乎三大范畴：（1）社会学的人格定义；（2）生物学的人格定义；（3）心理学的人格定义。最初，西方学者是从严密的科学实验与观察中来探索人格的含义及其生成原因，这是西方的科学实证思维决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格研究成为解答人类之谜的关键课题，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人格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他们力图探求文化因素是如何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决定着人格及人的行为，因为一个人经历的一切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自20世纪20年代起，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成为了文化人类学和人格心理学的接壤处拓展出的一个新兴领域。到20世纪50年代，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注重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因素对该社会成员人格发展的影响，再由此发展到连续性的研究，学者的视线从原始社会的考察转到文明社会的探索。这些变化，正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反映。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先驱波亚士（F?Boas）在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R?Benedict）所著的《文化模式》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试图把握一种文化总体的意义的渴望，迫使我们考虑如何描述标准化的行为……对这些社会心理问题发生兴趣并不与历来的研究方法相冲突。相反，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文化变革中活跃的动态过程。这就肯定了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人格以及受人格影响的人的行为所作的阐释。欧美学者采取的人格研究方法主要有：行为观察与访谈、生活史的分析、投射测验、民俗和艺术的分析等。体现了他们所擅长的演绎及推理能力，如“投射测验”里的量化分析等。中国先秦哲学，比之西方哲学，是在领悟人生而不是科学地对世界进行本体论的分析，因此它对人格的界定也自有特色。以人世为主的儒学为例，它既重视个人之适当发展以谋取社会幸福，同时亦重视社会责任以至个人人格之完善。个人不可侵犯之尊严与价值是儒家人格的核心信念。儒学是孔子对已经崩坏的礼乐文化进行反思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它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与传统，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人生的平衡。这种实践理性的特征，首肯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并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来定义人格的最高境界，《中庸》也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天下之达德”乃知、仁、勇的完美结合。其中知是指认知，是一种理性的品格，富有判断、推理的功能，能自觉地主导和支配行为，如《大学》所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便是诚意、正心、修身的前提和基础。仁是保证个体履行等级制度的社会义务与责任的文化目标。“恭宽信敏惠”是仁德的具体德目。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论语?里仁》）；“求仁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贵族社会所推崇的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才能结构和道德水平。孟子又提出了大丈夫的人格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那么如何才不受境遇的影响且坚持人格尊严的原则呢？他提出以个体道德自律来树立伟大品格，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是一种个体自发的善良本性的内在要求。荀子则着眼于个体修养必须服从于社会规范的整体统治，以“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来肯定人与天地并立的奋斗精神，极大地充实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内容，加之他吸收了墨家、道家、法家中冷静理智与重实际经验的历史因素，使儒学成为人类生存的实践力量。逮至汉代，儒学经官方的改造而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并逐渐向两个层面发展，其一，是证明君权神圣陛的神学目的论；其二，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先秦儒学朴素的理想性和文化制衡意识变成了塑造国家管理者人格的思想工具。由此可见，儒家是从群体观念和等级观念出发来确定人格的，因为社会是人群组合而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故强调既要有独立的意志，又要“爱人”、“济众”，力争成为人格最高典范的“圣人”。同时，儒家的人格标准最重视道德价值，其对人格的理解是建立在人伦意识的范畴之内的。二、屈原与司马迁人格研究述略屈原生活在社会变化剧烈的战国后半期。社会结构的变革，西周传统政教的失范，使“士”这一阶层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分庭抗礼；他们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屈原的心志与理念。他是被现实的烈火焚烧得只剩下灵魂和人格的光芒的饱经忧患之士，他对人生、家国的忧患意识，正是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开拓精神世界的情感动力。因此，对屈原人格的研究一直是历代学者的关注热点之一。在西学传人中国以前，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提“人格”，往往定义在人类至高的道德品性的含意之上，甚至等同于品格（人品）。其实品格仅指人格的一部分，阿尔波特认为它是“估值的人格”（Personality evaluated），即“人格的尺度”，品格仅限于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定义，只能说人格愈健全，品格愈高尚。清代以前的《楚辞》学者没有用“人格”一词来评价属原，但在他们的评述里已包容了“人格”的某些层面，主要集中于属原的道德情操与爱国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梁启超首次将西方心理学词语“人格”运用于屈原的研究，这才对其性格和品德有创新的阐发。在试图以淡泊无为、蹈虚守静的道家统领百家的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笔下，屈原俨然是一个超于世俗的高士，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也引用了这段话来礼赞屈原的人格，他除了钦慕古典的孔子而外，和他的浪漫气质最相吻合的恐怕就是屈原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屈原正直忠贞的人格被楚王及其群小所摧折而作《离骚》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史记?屈原列传》的字里行间浸润着作者深挚而沉痛的同情，他为屈原垂涕，为屈原讴歌，他明白屈原孤身与“愚妄战”的坚韧不屈，明知自己力量的单薄，但为着正义与光明，依然是“终刚强兮不可陵”。东汉，儒家思想已成读书人的绝对信仰，“尊儒”意识之积淀长达两百年之久。《后汉书?儒林传》所载明帝即位之后，“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离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皮锡瑞称这一段为“经学的极盛时代”。儒家伦理的核心就是君臣忠义，君臣忠义是维护大一统政权行之有效的伦理思想准则，也是国家政治的内在凝聚力。西汉初年，士人在学术尚未定于一尊之前，还对战国士人的遭际和行事怀着一种渴慕与向往，但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这不过是徒然的梦想罢了。大一统权威是唯一的、不容异己的力量存在，绝对忠诚与认同政治权威是臣民天经地义的课业。儒学为帝王所欣赏，正是它对捍卫君权地位有无比的效力。《后汉书?儒林传》称儒学之效曰：“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故汉初的思想家从贾谊到董仲舒，均把以儒家礼仪原则构建的君臣关系作为立国之本。君臣忠义在东汉集权专制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又得到极大的宣扬，它是维护统治秩序的软件，故思想家们从人类的事亲之孝推而广之，扩大到君臣忠义，君臣名分得到空前的巩固，这对汉代士人的事君热情与忠诚，的确起了一番作用。在此种时代氛围和世代守儒的家庭环境的双重熏染下，班固自幼“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彪列传》）。他虽也有豪迈奔放的《封燕然山铭》，但“纬六经，缀道纲”的儒家经学锁链束缚了他的凌云壮志，其心灵充溢着对朝廷与儒教的一片笃信之情。所以他的《离骚序》完全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离骚序》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淑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氏之论完全是儒家经学禁锢下的思想偏见，他说屈原“露才扬己”也正是从苛刻、严格意义的君臣之道来批评的，他认为屈原不加克制和隐藏的情感表现，不符合臣属的行为规范。作为朝廷重臣的属原，与凭借血缘关系获得个人权威资格的楚王之间是地地道道的君臣关系。在处于世族权威（家长制）统治之下的楚国，屈原首要的是服从并忠诚于权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长辈（父子关系的扩大和投射），他始终生活于宗族圈内，已接受了这种生活意识，屈原要实现“美政”理想，也只有通过楚王的权势方可奏效。屈原的“道”（真理）和楚王的“势”是一种天然的从属关系，不可抗衡。屈原“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何独乐斯蹇蹇兮，愿荪美之可光”（《抽思》）。朱熹说：“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楚辞集注》）但他忠君效国的品行，在当时并未得到楚王的重视，是汉人基于自身时代伦理宣传的需要，认同并极力抬高了屈原的忠君人格。如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说：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中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考，终寿百年，盖志士所耻，愚夫所贱也。宋代朱熹居官10年，后40年从事讲学和著述。他注《楚辞》之时，国家仅余半壁江山，南宋面对强大的金人的威逼无能为力，朝廷内部对主战与讲和分歧很大，朱熹力主抗金，故他在《楚辞集注》书中竭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和高尚品质，寄寓自己的爱国之情，斥责杨雄失节于新莽，为“屈原之罪人，《反骚》为《离骚》之谗贼”。朱熹的目的在于对当时主和派的民族投降主义实行间接批评。明末清初的《楚辞》学者，因明代江山落于清人之手，他们从民族感情与个人仕宦的志节而言均不能接受现实的变故，多从自身与屈原的切肤之痛和亡国之悲的共鸣来阐释《楚辞》，他们讴歌的是屈原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个人节操。如黄文焕“憔悴约结，视屈百倍”，他在《楚辞听直》的《凡例》中说：“朱子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余因钩党之祸，为镇抚司所罗织，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下狱经年，始了《骚》注。屈子两干余年中，得两伪学，为之洗发机缘，固自奇异。而余抱病狱中，憔悴枯槁，有倍于行吟泽畔者。著书自贻，用等‘招魂’之法。其惧国运之将替，则尝与原同痛矣。”书中黄氏反复强调屈原的“忠”，借以寄托自己的牢骚不平。再如王夫之，挫折与痛苦多多，特别在追随桂王的抗清复明斗争中艰苦辗转，时遇小人之谗，历尽苦辛，故他在《九昭自序》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其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故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王夫之在对屈原气节与品德之赞誉中，抒发着自己的身世之慨，“更为通释，用达微言”（张仕可《楚辞通释序》）。他对屈原的旷世同情与深沉共鸣，浸润在字字句旬之中，如对《九歌》思想主题的理解，王逸以为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楚辞章句?九歌序》）。王夫之另创高见，他说：“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真者其言恻，其志莞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和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楚辞听直?九歌解题》）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西学东渐，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理与话语表述得到翻新。梁启超把西方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带到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他认为文学必须是“审美的”、“情感的”，于是提出杜甫乃中国之“情圣”，这一文化背景左右了他对屈原的认识。他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楚辞）解题及其读法》中的第三部分和《屈原研究》一文中，运用西方心理学词汇“性格”来剖析屈原。在这之前的《楚辞》注家触及到了屈原人格中的品质、性情部分，但只是人格的局部研究。梁氏从历代注家书中，勾稽屈原的行迹，对屈原的性格作了概括，驳斥了司马光以为屈原“过于中庸，不可以训”与《通鉴》删屈原事迹不载的观点。他说：“屈原性格诚为极端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梁氏还分析了屈原理想人格之追求与楚文化的格格不入；儒家人格理想自身与现实政治的冲突，使屈原处于“两难”的矛盾纠缠境地，最后在绝望中自沉。另一位受梁启超影响的学者支伟成，在《楚辞之研究》一书的《自屈原作品中体现之屈原人格》部分，认为屈原“少年时代”“即抱与恶浊社会奋斗之决心，常恐悠忽失时，故曰：‘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毗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屈原有“改革社会之根本观念”：“屈原在哲学上，本有高超之见解，其思想颇与老子、庄子相近。惟悲悯人生，不忍舍弃，故曰：‘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够完成，它就是好的。”在我做完学位论文的一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回响在耳际。这真是快乐的日子，虽然寒冷还未消失，而我心中的温热已弥漫了整个宿舍，望着书架上渐渐增多的专业书和那厚厚一叠刚从打印机里输出的论文稿，轻松与简淡的情绪释然了长久的负担。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细细品味这不能自主的、只有耕耘过才能体会到的欢喜。伴随着贝多芬沉郁激昂的《命运交响曲》，一丝甜蜜和微微的惆怅交错流过全身。是啊！看书是急不得的，古典文学更需积累，书，读得多了，“真理”就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地向人显现了。正是导师聂石樵先生的教诲。此时此刻，那分人生的顿悟与宁静难以言说。日子匆匆如飞，光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三年鏖战就要结束之际，一股离情升上心头，那一堆堆的书，一封封来自远方充满问候、鼓励的信和贺卡，一张张写满姐妹关爱的包裹单……竞那么令人依恋。在我整理书本与物件的一刹那，我的眼中噙满了泪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嚼过了橄榄以后，心里留下的一股清香，历久不散，不散……从前年少的季节，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那分生活的记忆却是挥之不去的。还记得每天放学后，去体校接受篮球教练近乎残酷的训练，待练完之后，已是筋疲力尽了，可必须应战无休无止的作业、考试。不过，那时不知生活的复杂与压力，那张未成熟的脸蛋，就像春夏之交的青果，总洋溢着蓝天般清纯的微笑，书包里装满了五彩缤纷的理想。爱因斯坦说：“在一个崇高的目的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成功。”这句话把我的学生时代填得满坑满谷，自幼从事体育运动而磨砺出的意志却为勤苦学业的钻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很欣赏那些身着裙装的同学，悠闲地漫步在夏日校园的林荫道上，但也来不及长叹自己求学与比赛的紧张与劳累了。家是每一个人的城堡，为着不辜负双亲的希望和不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们奋力着、努力着，那一个个好消息：比赛载誉而归的电视采访，“三好学生”的奖状，野外写生之后的作品展……这一切，对于父母而言，就如冬天里的阳光，温暖着他们奔忙的生活。我们怎能不为这个家而尽力呢？想当初，爸、妈硬是把我从省赛艇队抓回学校复习，迎接高考，为我今日的攻博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而论文写作所需的电脑，不知又是爸爸多少个夜晚伏案的心血。他们日常的言传身教，于我们在学业与生活品性方而的导引，功不可灭，这个平和而要求严格的家，给了我们跋涉的丰足情感与动力泉源。博士求学的三年，应是学生时代最为沉重的岁月，这是带着脚镣的奔跑。专业的压力，自不必说，在商潮澎湃的今天，生活的清贫更让人困窘。不过，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的，有了这宿舍，这书桌，电脑，就有了无尽的智慧食粮，心中便有了理想的岸，喜悦与热望编织着美丽而牢固的网，犹如光彩夺目的羽纱挂在简陋的宿舍里，如星生辉。我可以追忆往昔，计划将来，可以站在丰饶的精神家园，为屈原“伏清白而死直”而钦叹，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而震撼……自古伟人多磨难，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其不懈的追求凝聚为流芳千古的《楚辞》，司马迁的苦楚化成了《史记》中的滔滔情思。展读他们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更严肃和深邃的世界，他们的坚韧人格也给了我一分启示，没有别的作家比他们和我的精神结合得更深切的了。那份心灵的真实与温暖，以及其间闪烁着的人生哲理之光，使我无暇慨叹生活的不易与艰辛、人际的冷酷与阴暗。钟敬文教授、聂石樵教授、邓魁英教授、顾明远教授等前辈的信任和勉励，又似杏花烟雨，润物无声地飘落在犹如冰天雪地的心土。先生从来不是那种显赫著名的伟大人物，他有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简直、素朴与平凡，可他骨子里透着的韧性与刚毅却在简单的生活里，写出了学问、人生、道德的深刻而完满的答案。聂先生常说：“活着就要坚强！”这句话在做论文的日子里，像一缕明媚的阳光，从冬日的窗户照射进来，再不觉得北国隆冬的酷冷与初春的轻寒了。邓先生在生活上的关照，更让人倍感人事的温温可喜。路遥说：“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的确如此。我深切地感受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那个结果。正如钟老经常教诲于我的那句话：“人生最重要的是伟大，而不是成功。” 尽管时代在变，某些传统的习俗和道德标准也在变，但是有些品质却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的。快乐、爱、诚实、勇气和事业心，一个女性一旦拥有上述精神，那么黄金时代就在她的前面，而不在她的背后。有一个作家说：“其实每一个人，自从强迫出生开始都是孤独的长跑者，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扶持，这条‘活下去’的长跑仍得依靠自己的耐力去进行。有时我们感到辛酸遭受挫折，眼看人生艰难，实在苦撑着继续，可是即使如此，难道就能轻易放弃吗？有许多人，虽然一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分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那就做一个勇者，热情、顽强、果敢地走遍生活的千山万水。在跋涉的旅途中，冰心的一席话可以受用：“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往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最后，深谢我治学严谨的导师——聂石樵先生、周勋初先生、莫砺锋先生；深谢培育我多年的爸、妈；深谢从小与我在运动场、生活的战场上同心进取的姊妹们；还有那一伙雪中送炭的中外学友……是你们教给了我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感，它是生的喜悦！将这分感激的心，化为爱生命之信念，再去传播给田园里的青禾。
屈原与司马迁持道不屈的伟岸风骨与浪漫文才，无一不令后人为之钦叹、垂涕、讴歌。曹晋博士不但沉潜吟咏于古典文献，而且善于吮吸西方学理，选择了国际汉学界少有的人格悲剧论题来做比较研究．立意高远、论证详实、视野开阔。西方学界认为东方中国文学罕有表现激烈的人格冲突，而《屈原司马迁的人格悲剧》这一论著重新提醒西方学者，屈原与司马迁秉承“士志于道”的理想信念与君王独尊的“势”及其时代的政治文化两相抗衡，激烈冲突境遇中的“发愤抒情”谱写着他们的热情心志和忠义人格，其作品的不朽心声可与日月争光。曹晋此书特具可读性，实为一部佳作。 ——孙康宜（Kang-I Sun C hang）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文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
《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无
书是好书，就是有点贵。8折该多好。不过这个系列的书，都是专家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