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行
200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君特·格拉斯
199
128000
蔡鸿君
无
《蟹行》(Im Krebsgang)出版于2002年2月，两周内售出25万册，在德国所有文学图书排名榜上跃至榜首。2月4日，德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明镜》周刊第6期率先将该书作为封面主题报道，标题是“德国的泰坦尼克：格拉斯的新作：被遗忘的难民船悲剧”，除了一篇《蟹行》评介文章之外，还配发了许多有关“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称，该书追述世界航运史上的最大海难：德国“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游船被苏军潜艇击沉，是大胆地闯入了一个几十年来德国战后文学的禁区，而且写得“极为出色”，“引人人胜”。2月5日，德国电视二台首播“德国文学教皇”赖希一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主持的电视节目《赖希一拉尼茨基独奏》，这个节目早已在几个月前就作了预告，是颇受德国文化读书界关注的事件，赖希一拉尼茨基对该书大加赞扬，声称在阅读时多次“热泪盈眶”，作为资深文学评论家，他不会“在自己的水平之下流泪”，他赞扬《蟹行》不仅是格拉斯迄今最优秀的作品，而且也是近年德语文学最好的几本书之一，他对着实况转播的摄像机，向格拉斯表示祝贺。2月14日的《明星》周刊称：作者以高超的文学技巧，表现了二战后期成千上万德国东部居民向西部逃亡的历史，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作为中心事件，“成功地把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融为一体。”紧接着，德国几乎所有重要报刊都发表了对《蟹行》的评介，但是大多数文章主要是着眼于“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事件，“老人与海”成为好几篇文章不谋而合的标题，而一些地方性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才比较注重作品的文学性。文学评论界对这部中篇小说几乎一致赞扬，不少评论认为，《蟹行》是格拉斯文学创作的一个新高峰。 格拉斯见到一些报刊借《蟹行》这部小说就“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大做文章之后，在接受《明星》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这是一场灾难，而不是犯罪。当时仍在交战，“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行动有很大成分是军事行动，这条船不是“难民船”，因为船上还有上千名德国海军新兵和穿军服的海军辅助人员，苏军潜艇指挥官下令击沉该船完全是正确的。关于闯入“禁区”之说，格拉斯也不完全赞同，他指出，写德国这个发动战争的民族同时也是战争的牺牲品这一主题，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不乏其人，德国东部居民向西部逃难，过去在东德是“禁区”，但在西德不是，他自己的许多作品都对此有所涉及，只不过人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罢了。 在德国最大的两家大众新闻周刊《明镜》和《焦点》公布的2002年度“文学类”畅销书单中，《蟹行》均排名第一，全年销量在50万册以上。《蟹行》是格拉斯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给获奖者投下了一道阴影，在其之下，不少作家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很多人开始动手撰写自传或者回忆录。当记者问及格拉斯获奖的影响时，他说：“我在写作时完全忘记了获奖的事。无论是在获奖之前还是在获奖之后，写作过程都是很费力很辛苦的。我当然明白，外界的期望是很大的。”他坦然地承认：“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在50岁时得到诺贝尔奖，会怎么样，但是，我是在72岁时获得的，已经经过了很多年在有可能获奖的推测和等待中的磨练。”事实证明，75岁高龄的作家愈老弥坚，在文学创作上仍在不断突破求新，作品本身无论是主题、构思、布局、叙述等，都确实可圈可点，不愧是出自大手笔之作，《蟹行》可以说是他又一次给了世人一个惊喜。 德国当年在纳粹主义思想驱使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的铁蹄几乎践踏了欧洲所有国家，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仅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就被屠杀了数百万。然而，这个发动战争的民族，同时也是战争的牺牲品。上百万德国军人死于异国他乡，许多德国城市在战争后期乃至停火后仍然遭到盟军飞机毁灭性的报复轰炸，一千多万东部居民在寒冷的冬天向西部逃难，包括格拉斯出生和成长的但泽地区也被作为大国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划分给了波兰，德国被盟军四大国实行军事管制，并且导致后来长达40年的分裂，两种社会制度在完全不同的德国并存直到1990年才重新统一。长期以来，德国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始终只能扮演犯罪者和应该受到惩罚的对象，德国民族在战争中遭受的灾难，一直是文学创作中较少出现的主题。 《蟹行》这部小说中叙述的维廉·古斯特洛夫其人其事以及“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对于绝大多数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维廉·古斯特洛夫于1895年1月30日出生在德国城市什未林，1936年作为德国纳粹党瑞士分部主席在瑞士的达沃斯被德国犹太青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身亡。1937年，希特勒亲自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一艘下水的新式万吨旅游船，此后这艘船先是专门经营纳粹政权组织的被称为“力量来自欢乐”的大众旅行活动，战争爆发后改建成停靠在岸边的军医船和军训船。1945年初，苏联红军大举反攻，迅速占领德国东部地区，“维廉·古斯特洛夫号”从但泽附近海港启程，船上载有逃往德国西部的难民近万人和数千德军士兵。1945年1月30日夜里，这条船在波罗的海被苏联红军潜艇“S-13号”发射的三枚鱼雷击沉，死亡人数估计超过9000人，大部分是妇女儿童，是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海难。这一天凑巧是维廉·古斯特洛夫的50岁生日，也是希特勒上台22周年纪念日。作者客观地陈述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经过，没有丝毫夸大或者渲染，甩了很多篇幅追述三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即维廉·古斯特洛夫，大卫·法兰克福特，下令发射鱼雷击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苏联红军潜艇艇长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后来的结局颇具戏剧性，战后没有得到理应得到的荣誉称号，反因其他原因被发配到古拉格群岛服刑，直到去世多年后才得到平反，这一切都是以事实为依据。 作家在钩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这段历史的同时，巧妙地将其与现时主线串联在一起，通过书中的叙述者，向读者展现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叙述了一个新纳粹分子戏剧性地向犹太人复仇的故事。 小说中的现实人物是主人公保尔、母亲图拉、儿子康尼。图拉是读过格拉斯作品的读者熟悉的人物：在《猫与鼠》(1961年)里，她是一个轻浮的少女；在《狗年月》(1963年)中，她在苏联红军逼近但泽前夕，随着德军撤退；《母鼠》(1986)里提到，图拉也许是上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并且一起沉入了大海。格拉斯在《蟹行》一书中又续起了这条线索，通过图拉这个虚构人物的出场，“拥有了进入这些历史素材的文学通道”，叙述了图拉获救，生下儿子，逃到苏联占领区，在社会主义的前东德生活的经历。当年，她年仅17岁，独自乘“维廉·古斯特洛夫号”逃难。船被击中后，怀有身孕的图拉幸运地乘坐为数不多的救生艇，上了德军的鱼雷快艇“雄狮号”，当天夜里生下了儿子保尔。20世纪90年代末，作为记者的保尔，在母亲多年的催促下，终于开始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一本记录这一海难的书，小说就是以保尔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当年图拉获救后逃到苏联占领区即后来的东德城市什未林，保尔在柏林墙修筑起来之前逃到了西柏林，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一帆风顺，但个人生活屡遭挫折，与妻子离异，也很少关心尚未成年的儿子。保尔在网上查找资料，无意中进人一个新纳粹分子的个人网页。他追踪化名为“维廉”和“大卫”的两个青年人的网上聊天，最后竟然发现彻头彻尾的新纳粹分子“维廉”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康尼，而痛恨当年纳粹罪行并且视大卫·法兰克福特为英雄的“大卫”则自然成为“维廉”攻击乃至复仇的对象。结果，两个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重演了60多年前的历史，“维廉”将“大卫”诱骗到纳粹头目维廉·古斯特洛夫的出生地什未林，像当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维廉·古斯特洛夫那样，对“大卫”连开四枪，将其击毙，然后向警方投案自首。 对于书中反映的这段德国历史，作家本人是非常熟悉的，格拉斯于1927年出生在但泽，1945年初，他曾经建议自己的父母乘坐“维廉·古斯特洛夫号”逃往德国西部。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当时没有踏上这条不归之路，而是在1945年夏天遭到苏军驱逐后逃往西部。为了史实的准确无误，格拉斯请了一位历史学家帮助收集资料，自己则花了半年的时间进行整理消化，然后在9个月内完成手写的初稿。书中对三个与“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以及历史细节都写得非常精细。 小说里虚构的现实生活里的三代人，可以说是德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图拉作为“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经历了战后的艰难困苦，对当年的海难她总是零零星星地重复个人的经历，希望当记者的儿子有一天收集到更多的资料，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写成一本书，德国统一之后，她才见到唯一的孙子并且经常向他唠叨往事。保尔在“维廉·古斯特洛夫号”被击中一个小时后来到这个世界，他对自己颇有戏剧性的出生经过并无特别兴趣，几十年来一直有意回避有关“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信息资料。20世纪90年代末，当他终于动笔要写的时候，他先是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这一数千人葬身海底的事件写成文字，因此总是三心二意，直到他在网上发现并且证实新纳粹分子“维廉”是自己儿子之后，才开始认真起来。康尼因父母离异，自小缺少大人的关爱，两德统一后，他作为唯一的孙子，得到了奶奶格外的厚爱，而老人对个人经历的片面认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用奶奶送的生日礼物：电脑，设计了充斥着极右言辞和图片的网页，他把那艘击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苏联红军潜艇官兵称作“杀害妇女儿童的凶手”，把聊天对象“大卫”视为当年刺杀维廉·古斯特洛夫的凶手，采取欺骗的手段，将其杀害，并认为是为全体德国人向犹太人复仇。他告诉警察：“我开枪行刺，就因为我是德国人。”当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在瑞士法庭上说的话是：“我开枪行刺，就因为我是犹太人。”现实生活中，被打死的“大卫”其实并没有任何犹太血统，父亲是核物理学家，母亲是音乐教师，而且“维廉”并非真正仇恨犹太人，恰恰相反，他非常欣赏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实行的军事恐怖。 书名《蟹行》直译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书中主人公声称：为了寻找资料，在历史的古纸堆里前后翻腾，东寻西找，与时代斜向地相遇，有点像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它们总是假装出向一侧后退的样子，然而却以相当快的速度前行。格拉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使用现在这个书名完全是从小说的叙说方式出发的，在时间的安排上，在叙述的安排上，有平行，也有交叉，书里小说主线的叙述与螃蟹的行走方式很相似。‘蟹行’在德语中是一个常用的词，只是表明一种运动方式，我想，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有‘蟹行’这种说法，书名的意思就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完全是中性的，没有任何贬义，只是指叙述或者写作的方式，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倒退，有时交叉，有时平行，穿插了三个真实人物的生平和一个虚构人物的故事。”小说在叙述方式上，也不无螃蟹的走路姿势，时间、事件、人物前后交错，一会儿是交代历史，一会儿又“以蟹行的方式回到(我)个人的不幸”，叙述流畅，转换自如。不难看出，作家选此书名，还有隐喻历史进程的考虑：历史总是在前进和倒退的交替中前进的。 《蟹行》一书共216页，在德国也可以被视作长笛小说(Roman)，但是格拉斯坚持将其归人中篇小说之列，并且在书里加上中篇小说(Novelle)的字样作为副标题。对此，作家本人是这样解释的：“这本书写的是非同寻常的事件(augrgewfihnliches Ereignis)，甚至是双重意义上的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层是这条船的故事，一直到它沉没，非同寻常的事件是叙述者在船沉没的短暂时间里，在前来救援的‘雄狮号’上出生，另一层是，在因特网上捡起这一主题的那个极右青年，竟然是他的儿子。接着，事情更加复杂化，最后重现了开始时的谋杀情节，使小说再次达到高潮。我认为，它具备中篇小说的等级，具备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的等级。但是，由于幽默的原因，稍微也有一点破例，因为，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始终声称自己在写一篇报道，而且他总是把报道的风格加入进来。这两种形式，即中篇小说和报道，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竞争的关系。一边是报道的语调，一边是叙述的语调。对于我来说，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和我这个作者之间在书中进行的争吵，很有吸引力。我把这本书当作一部中篇小说，他却坚持认为是在写一篇报道。” 《蟹行》中的叙述者“我”，是当年几乎生在“维廉·古斯特洛夫号”上的保尔，而作者格拉斯则以“某人”、“老家伙”、“他”、“我的雇主”等身份在书里时隐时现。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一直等到现在？’某人说，这个人并不是我。”这句话使人立刻就联想到《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者5要出现。” 作为一位在文学作品中努力表现时代主题的作家，格拉斯始终将“用文学作为工具，去进行教育(aufklthen)”(格拉斯语)视为己任。他说：“《蟹行》这部小说表现的主题，长期以来，在德国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驱赶前德国东部地区居民和一千多万人逃难的主题，在西德被挤到一边，在东德根本就不准提及。这也是我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我在1927年出生在但泽，我的父母在那里经营一个专卖殖民地产品的小店，1945年1月，我作为空军辅助人员在科特布斯负了伤，曾建议我的父母乘‘维廉·古斯特洛夫号’逃往西部，他们当时没有走，而是在夏天被苏军驱逐的。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其他的灾难、失职和罪过。在《蟹行》这本书里，图拉的儿子直到5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着手从他自己的角度写这些母亲已经督促了几十年的往事。他在因特网上找到了极右分子搞的有关‘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网页，这才真正开始写他的报道。人们只要在德国的东部或者西部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只有很少的人听说过‘维廉·古斯特洛夫号’船和这次海难。维廉·古斯特洛夫是什么人，是谁把他打死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一切几乎没有人知道。因此，我在书里讲述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从下水到沉没的历史，也交代了计划建造和命名的经过。历史是不会停滞不前的。新的纳粹分子与光头仔不同，他们可能在高级文理中学甚至在大学里。抵制新纳粹主义，必须持之以恒，我也努力用我的方式，即小说家的方式。‘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虽然在书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绝不是写这本书的动机。我在书里有意识地并没有只写‘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而是还写了这一事件之前的许多事和相关的人物生平，从维廉·古斯特洛夫的发迹一直到他1936年被杀，然后是医学院学生、犹太人大卫’法兰克福特的生平，他进行刺杀的遗程，在瑞士坐牢，战后去了以色列，还有苏联红军潜艇艇长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的故事，从他在奥德萨的童年，写到他指挥击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战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当然，这些生平传记都是依据‘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按照这条船的命运，进行编排的。书里还有一个虚构人物，是我从过去的书里拿来的，图拉·波克里弗克，她最早是出现在我的中篇小说《猫与鼠》里的，后来又在长篇小说《狗年月》里得到扩充，她现在又被写进了《蟹行》。这样，我就拥有了进入这些历史素材的文学通道。对我来说，最初这只是一堆没有经过梳理的素材，许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要把它们写出来，而且必须写出来，但是，直到我想到让图拉这个人物出场，我才找到了处理这些素材的文学通道。” 《蟹行》出版之后，有些文章提出，这部新作表现的主题表明格拉斯有向右转的倾向，他们的结论是，格拉斯将趋向保守。格拉斯本人对此嗤之以鼻：“这完全是愚蠢的说法。如果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就会看懂作者的意图。我认为，也必须克服存在的左倾的盲目无知(linke Blindheit)。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主题，这个重要的主题，交给极右分子，其实这也是左翼自己的疏忽失职，把这个主题放到一边，避而不谈，那么右翼则将它送到因特网上去了，因此，我站在我的左派立场上来写书进行反击。”德国统一之后，在德国年轻一代中，极右思潮泛起，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发生了多起青年右翼分子袭击外国人的恶性案件，社会舆论和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反对和谴责这些行为。前不久，德国主要执政党社会民主党提出要禁止极右党派NPD的提案，作为长年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格拉斯却提出不同看法：从法律上禁止NPD，是阻止不了极右思潮的，应该加强教育，甚至可以公开出版加有注释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让年轻人了解历史，思考问题，从而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书中安排“维廉”和“大卫”的父母在法庭面对，他们之间没有仇恨，而是更多地对自身进行反省和自责：忽视对子女的教育，是导致悲剧的重要原因。显然，再现历史，昭示后人，反思往事，重在教育，是《蟹行》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 笔者作为《猫与鼠》、《我的世纪》的译者，在2001年圣诞前夜收到《蟹行》一书的清样，并且还同时收到了参加2002年3月下旬《蟹行》一书翻译研讨会的邀请。自1977年以来，格拉斯每次出版新作，都要和编辑人员一起向来自各国的译者详细解答翻译中的问题。3月25日至27日，笔者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参加格拉斯先生召集的《蟹行》翻译讨论会，会场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故居“布登勃洛克之家”。这次与会的译者多达22位，来自21个国家。其间，笔者有机会采访了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在谈了许多与《蟹行》及其文学创作有关的问题后，专门提到他读过包括《金瓶梅》在内的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至于现当代文学，他特别推崇老舍的《四世同堂》，认为“《四世同堂》是一部很了不起的长篇小说”。他“非常有兴趣并且非常认真地读了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很好的书”。得知《蟹行》将被译成中文出版，他通过笔者寄语中文读者：“我希望，这本书可能会从某种转义上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在中国历史上，肯定也会有许多事件，或者早已被人们遗忘，或者长期不得谈论，或者被列为禁区，我的这本书也许会促使某位中文读者或者某位中文作家，去写写这些由于种种原因成为禁区的事件，那么我将会感到非常欣慰。”《吕贝克日报》的记者专门请笔者用中文写下“君特·格拉斯：《蟹行》”几个字，在3月27日的该报上，这几个中文字作为通栏标题刊登在这次翻译研讨会的报道文章上面。
本书是格拉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推出的新作，一面世就好评如潮，连续数月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两周内售出25万册。小说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1945年1月30日，德国豪华游轮“古斯特洛夫号”满载一万多名难民和士兵在古滕港启航，朝西方驶去，不料当天夜里就在波罗的海上被苏联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船上近万名逃亡者葬身海底，其中儿童占四千多！小说以这一故事为背景，用写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方法，披露了那场战争的发动者，在给别国带去沉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这是一场比“泰坦尼克号”还要让人刻骨铭心的海难。而书中虚构的故事也是惨烈的：身怀六甲、年仅17岁的图拉上了“古斯特洛夫号”。夜间九时许，一阵剧烈的摇晃和几声猛烈的爆炸把她从睡梦中惊醒。所幸她被救上了德军舰艇。伴随着游轮下沉以及成千上万名儿童妇女的尸身在冰冷的海面上载沉载浮，儿子保尔降临人世。获救后她怀抱襁褓中的儿子继续逃亡，辗转来到东德什末林，并当了一名工人。保尔长大后当了记者，逃到了西德，在经历了结婚生子、家庭离异后，又与儿子康拉德长期分居。两德统一后康拉德才见到奶奶。奶奶十分宠爱他，还经常对他讲过去的经历，结果使他产生了偏激的观念，创办了新纳粹网页，最后竟然开枪杀害了网友犹太青年大卫。 德国媒体称：格拉斯以撼人心扉的笔触将读者带回那段可怕的历史，并讲述了它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个特殊群体的深远影响。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同时创作了荒诞剧《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其中反响较大的是关于1953年柏林。
格拉斯谈《蟹行》译本序蟹行
格拉斯谈《蟹行》 2002年3月25日至27日，译者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参加君特·格拉斯先生召集的中篇小说《蟹行》翻译讨论会期间，专门采访了格拉斯先生。采访是在格拉斯先生的办公室和举行《蟹行》翻译讨论会的会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故居“布登勃洛克之家”进行的，采访录根据录音和记录整理。 蔡鸿君：今年2月，您的新作《蟹行》出版并且在德国引起轰动。您曾经说过，您始终是用文学这个工具，通过叙述故事，达到教育(aufklaren)的目的，让后来的人了解德国的过去。您认为，这也是您这一代人的任务。 格拉斯：这本书的主题，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我选择的，而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就像一件随身携带的行李。从我开始写作，它就伴随着我，迄今仍未了结。对我来说，就是尽力用文学作为工具，去进行教育。在欧洲，教育孩子的情况是不如人意的。我认为，由于教育而造成的损害，只能通过教育才能消除。非理性行为的再度出现(Rackfall des Irrationalimus)是我们可能经历的最坏的情况。《蟹行》这本书的主题实际上早就出现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里，书里有两个章节，一个章节《蚂蚁大道》是写苏军开进但泽地区，苏军官兵的强奸和暴行，另一个章节《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写的是德国人在不久之后遭到驱逐，乘货运车逃难，难民们在货运车上遇到抢劫，这两个章节是我的书长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准出版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铁皮鼓》。我希望，我的新作在今天的俄罗斯能够引起注意和讨论，前来参加翻译讨论会的俄文译者证实，这场讨论已经开始了。 蔡鸿君：关于这本书的主题，许多评论认为是突破了禁区，提到君特·格拉斯，人们都会想到，这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政治观点的左派作家。 格拉斯：关于突破禁区的说法，要说只适合于分裂的德国。在过去的东德，这个主题是不得触及的禁区，当时东西德甚至有不同的称呼，在西德说“难民”或者“被逐出家园的人”，在东德则被婉转地说成“迁居者”。在西德，这个主题被挤到一边，主要表现的是其他的主题，比如说，德国犯下的罪行，后来这个主题则被遗忘了，从这一点来讲，突破禁区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许多报刊把“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称为“难民船”，把这场海难和战争犯罪等同起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是一场灾难，而不是犯罪。当时仍在交战，而且船上还有许多军人，苏军潜艇指挥官下令击沉该船完全是正确的。不少评论不惜笔墨地大讲“难民船”，其实，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知道，作者的重点并非在此。不少评论写得很匆忙，我注意到，一些不太被重视的地方性报纸上的评论文章更注重讨论作品的文学性，而《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则是继续发泄对我的旧仇积怨。很多评论对我的作品并不怎么关心，而是更关心我的政治观点，甚至有人要求我把嘴巴闭上。 蔡鸿君：《蟹行》(Im Krebsgang)这个书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格拉斯：我不想用
无
德语的语法是相当严谨的。但是很多地方翻译不够流畅，影响到阅读。
像是在看历史，了解不少当时的事。
全五星好评
凑乎，也就值这个价格
价格不错，值得购买。
屯书是一种病
君特格拉斯
德国的泰坦尼克号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