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游走
2009-10
《书屋》编辑部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10出版)
《书屋》编辑部 编
257
无
许纪霖先生把民国知识分子参政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加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二是议政，相当于“独立政论家”；三是组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胡适，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蒋廷黻，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著名经济学家何廉都是个中代表。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新的条件下，这一传统又被赋予了新的特色。所谓新的条件，一是国难日深，民族生存的危机渐趋严重，二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已远非过去的士子可比，他们多半接受了西方式教育，在新的视角的观照下，中国政治之污浊、民生之凋敝是无法忍受的。所谓新的特色，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更加强烈，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丁文江堪作代表。丁文江，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发表政论文字时常用“宗淹”的笔名，以示对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的崇敬。1923年8月，他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据朱家骅回忆，丁文江面对当时混乱政治的看法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认为“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置众多朋友的劝告于不顾，出任了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雄心勃勃地擘划发展“大上海”。与丁文江不同，胡适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书生可以论政，但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做一个独立政论家。然而形势比人强，日本人步步进逼，即使是抱着低调论的胡适也已看出，一场大规模的为民族争生存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学术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处在民国那样的悲情乱世，知识分子却无法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他们除了本职。还时不时地从政论政。有趣的是，心挂两头却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其中最典型者当推胡适先生。在政治哲学的传播和学术领域的开创方面，胡适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序 将心托明月 明月照沟渠——民国学者从政脉络上篇在“民主与独裁”中的胡适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胡适的书生气“丁在君这个人”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书生论政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从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旧事曾被遗忘的叶公超“政治装饰品”的心曲——《蒋廷黻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读后“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和吴宓下篇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也来替鲁迅算账“书生谋国直堪笑”——关于张东荪“平生自问尚无羞”——《翁文灏选集》读后一代直声“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曾经沧海难为水——寻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狱中自述的现代意义跋
插图：胡适很喜欢杨万里的一首绝句《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大概取其明快和阳光吧？窃以为用“万山不许一溪奔”这一意象来概括民国学者从政中的现实处境倒也堪称允当。蒋廷黻被人许为“民国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见岳麓书社版《蒋廷黻回忆录》“译者序”），不过我估计这种立论是以1949年后蒋氏的“事功”为基础的，至于1949年之前，蒋的主要角色是驻苏联大使，在这个位置上，似乎看不出他有何了不起的创获，而蒋之做驻苏大使实则还是受排挤的结果呢。当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蒋介石要蒋廷黻尽快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首先我向他口头报告我的拟议。他很高兴，要我正式提出建议。当我草拟建议时，南京有很多议论”，各个部门各色人等利益所在，对蒋廷黻的方案提出了各种要求。因为反对者太多，蒋为免夜长梦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建议稿满怀热望地交给了蒋介石，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最高领袖把他调离了岗位。技术官僚想的是效率，而最高领袖却不能不为通盘“大局”考量，不能不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蒋廷黻对此有无不满？其回忆录中只有极为隐晦的表示，而胡适遇到类似情况则激动得多，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的日记中感叹做事的困难“稍增加了”，因为来了一群“太上大使”。1942年5月的日记中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
无
非常的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大郝帝国将军 明星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