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
2008-1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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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在此，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把它们重新刊印，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它至少与马关和谈(1895)和庚子国变(1900)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因此，我们选取的旧籍，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它们是：《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劝学篇》、《庚子西狩丛谈》。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马关条约》签订后，直到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大约两年)。这时期的典型标志，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其次是近代性传媒(报刊)的爆炸式的产生，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而戊戌变法，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一方面，是少数“精英”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在这两个界面中，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变法期间，《劝学篇》印制的数量，约两百万册，而康、梁的那些观念，则并不普及。——这正是我们选取《劝学篇》的理由。庚子国变(与此相关的概念，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但至此，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庚子西狩丛谈》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也是实录，所以我们选取了它。这三个选择，可能有点另类，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我们的工作在于：三个文本，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比如说，《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我们采用了《中日战辑》、《东方兵事纪略》等文献作为参照；《劝学篇》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上皇帝书”等作参照；《庚子西狩丛谈》则采用了《庚子国变记》与《拳变馀闻》作为参照。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有张力的阅读。这三项之外，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一部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这两个文本，透射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有极大热情，又有极大局限。这在今天看来，是有启发的。上禀出版之衷。是为说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2008年10月识新中国未来记
《新中国未不记》，小说，五回，约九万字，未完。初载《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后收入1936年出版之《饮冰室合集》。以倒叙方式，叙自1902年以来六十年间中国历史的发展，旨在“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主干部分记述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辩论，驳诘往复达四十四段，几乎囊括了20世纪初关于“中国往何处去”论争之基本要旨。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著作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等。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第一回 楔子第二回 孔觉民演说近世史 黄毅伯组织宪政党第三回 求新学三大洲环游 论时局两名士舌战第四回 旅顺鸣琴名士合并 榆关题壁美人远游第五回 奔丧阻船两睹怪象 对病论药独契微言附录新大陆游记（节选）新中国建设问题（节选）
第一回 楔子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今年二千零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因尚有万国协盟专件，由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桩，皆未议妥，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馀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竞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单表内中一个团体，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厉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因此在博览会场中央占了一个大大讲座，公举博士三十馀人分类讲演。也有讲中国政治史的，也有讲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生计史、财政史、风俗史、文学史的，亦不能尽表。单表内中一科，却是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讲。
无
梁启超果然是大师级。
任公高才博学，大师风范令人神往
不错，还没来得及读
看看曾经的青年为祖国建设是如何努力的，虽然只有一半，但也很喜欢。
看看新中国。。。
民国时期，还是比较有内容的
冲着梁启超去的，没想到是本小说，不过也值得一读。
内容很好.印刷也很好.
这是一本借小说名义阐述政治观点的书（只是半部），可以读到百多年前的一腔热血，当然也有理性和局限性。
1、
就个人阅读口味而言，能突出男性性别优势的文笔属于，青年梁启超中年王小波临终的顾准写《卡门》时的梅里美写《老人与海》时的海明威写《九三年》时的雨果写历史时的茨威格以及写故乡时的俄罗斯及东欧人民。
2、
这是梁启超没有写完的幻想小说。
幻想1962年的中国。
1962年，巴西成为第一个蝉联世界杯的球队，中国与印度打了一场边境战争，周恩来代表政府反思大跃进，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第一届百花奖开始评选，奥斯卡给了《阿拉伯的劳伦斯》，胡适和玛丽莲梦露去世，而一大批我们熟悉的明星在这一年出生朱迪福斯特、拉尔夫费因斯、汤姆克鲁斯、邦乔维、周星驰、梁朝伟、杨紫琼、黄家驹……
而梁启超笔下1962年的世界，万国太平会议新成，诸友邦皆派兵舰前来祝贺我朝维新大典，“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宗教、学问特以此时开联合大会。”他自己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一个批注“是谓世界大同”。
我们终究在上海看到了这次博览会，距离他的预言又要再过去近半个世纪。
在梁启超幻想的博览会上，一位姓孔，名弘道，字觉民的老博士，给与会者讲起了新中国的六十年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位出类拔萃的先驱者黄克强，他组建了宪政党，推动皇朝退位，缔造共和。无独有偶，辛亥革命的那位黄君，黄兴同志，表字克强。所以，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启超非常兴奋地觉得我朝自有天佑，冥冥中或许自己真是预言了历史。
在这本小说中，梁启超并没有写完黄克强君如何缔造新中国，仅仅停留在他和好友李去病刚刚返回中国的见闻上。
大段的描述都集中在一场辩论中。
倾向改良的黄克强和倾向革命的李去病在回国的轮船上进行了一场辩论。
这是梁启超的左右互博。
他在自己脑子里进行了一遍遍的推算，对比美国，对比法国，对比意大利建国历史，将中国社会每一种力量都加入自己的演算模型。
时而黄克强占上风，时而李去病占上风，谁也没有最后说服谁。
到最后，梁启超也没有得出答案。
3、
梁启超将中国设定为一个方程式，变量被加进来：改良主义者与当权者。
改良者希望以最小代价取得进展。当权者开始分化，大部分当权者不愿意舍弃一点权力，他们对于这个国家丧失责任感忙着转移资产去租界银行忙于维持现状，当然，也有一部分当权者希望能够进行改革。
一开始改良者过于理想化，不熟悉当权者的政治规则，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被排斥出主流权力圈，甚至遭到镇压，他们开始抱团，形成组织，为了生存，组织容纳各式各样的人，容纳各式各样的资金来源，容纳各式各样的利益，然后开始分化，有的依旧坚持改良，有的在一次次的牺牲和碰壁之后，倾向了推倒重来。
革命随之成为风尚。
4、
梁启超本人是倾向于改良立宪的，所以对于当时的革命党颇有些微辞。他借文中的人口里说道——
“因为现在这个时局，但有丝毫血性的人，个个都是着急到了不得，心里总想着去运动做事，若是运动得来，岂不甚好！但是学问做不成，毫无凭籍，这运动能有成效吗？就是结识得几个会党绿林，济什么事呢？”
当然，历史告诉我们，会党绿林的确后面还是济了事的，不过，究竟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今天，依旧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
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时间线向前望，自然可以看清楚当初的人们种种单纯而愚蠢、圣洁而邪恶、善良而犬儒的行为。
但即使让今天的我们带着全部的记忆和经验，穿越回那个年代，回到内外交困一腔热血的中国，我们是否能让历史变得更好？
历史中许多无法去衡量和估算的代价。正如《悲惨世界》里雨果笔下那三句沉痛的文字：
“要指责谁呢？
指责不了任何人，又可以指责大家。
要指责我们生活的不完美的时代。“
短短三句话中，时代的洪流裹挟着鲜血奔腾而过。
5、
在这本幻想小说里，梁启超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片段：
黄克强的父亲病重，黄急着要赶回家去照料。却被革命青年笑为有“奴隶气”，说“今日革命，便要从家庭革命做起。”“三纲五常束缚我支那几千年，这四万万奴隶都是他们造出来的。”倾向于革命的李去病也听不下去发作出来——
“《大学》讲得好：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倒说是爱四万万同胞，这哄谁来？”
问得好啊，这哄谁来？
在今年奥斯卡的提名影片《林肯》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主线，林肯所领导的保守党为了通过废奴法案，不得不通过贿赂许愿的手段向民主党人一张一张的“买”选票。
我曾经读过一个革命党人的回忆录，他非常唾弃梁启超和他所领导的立宪人士，认为在革命成功后梁启超和立宪派，利用请人吃饭许愿拉票的方式企图夺取革命果实，还煽动媒体对他的政党进行攻击，简直无耻顶透。
当时读到这里，我整整愣了一分钟想：不然呢，亲，你以为党争是什么？你以为共和是什么？你以为选举是什么？
喊着共和口号，并且愿意为共和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偏偏最不懂的什么是共和与宪政。
这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人性的必然。
理想越崇高，人越有牺牲精神，越渴望世界马上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容忍度就变得越小。
“我都做出这样的牺牲了，你凭什么跟我争？”
“我的理想如此崇高，你为什么不认同我？”
赛先生和德先生本就是不可拆不可逆的CP，总得来说，有了德先生，赛先生会走得更远，但是，没有赛先生，德先生会完全背离方向。
赛先生不是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项专业，它是一种精神，是面对真实与遵循逻辑的勇气。
十几岁的时候读近代史觉得“哇，都好牛逼”，二十多岁的时候读会破口大骂“一群傻逼”，到了而立或许就只能说“这不科学”，到了不惑之年再读，或许就什么都不想说了。
6、
在这篇未完成的小说后面，还有一篇文章叫做《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写于1911年10月到11月间，对于历史稍微敏感一点的读者应该能够在脑海里立马反应出两个字“辛亥”。
是的，这是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对于“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一问题的回答。
他认真地列举了六种政体：
1、 人民公选大统领领掌行政实权的共和政体，如美国。
2、 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如法国。
3、 人民选举终生制大统领之共和政体，如拿破仑时代的法国。
4、 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
5、 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如英国。
6、 虚戴名誉长官之共和政体，如英属殖民地的澳大利亚。
然后，和今天公知们张口就来不管懂不懂的风尚不同，梁启超开始非常认真地分析这六种政体的利与弊。
“虚戴名誉长官之共和政体，如英属殖民地的澳大利亚。”
我国又不是殖民地，这种政体当然不适合。
“人民选举终生制大统领之共和政体，如拿破仑时代的法国。”
梁启超毫不客气地骂道：这是共和政体中最可恶的，，谁你妈要推荐这种政体，请不要客气，一口唾沫吐他脸上。同时他又很忧伤地说，如果我国真有这样的人，他能在这么一个混乱的时刻稳定局面，真不用你推选，人家自己就能把政权抢到手，抢到手之后必然走回君主专制，然后就会引发二次革命。
他非常沉痛地写到“故吾国若有此人，固足以救时；竟无此人，亦国家之福也。”
当然，你我都知道，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梁启超料事之准。
“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
不可能。梁启超说，这是人家小国寡民才能做到。我们这种地大人多的国家，在今日的内外交困下，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何以为国？
“人民公选大统领领掌行政实权的共和政体，如美国。“
这是到今天依旧被格外推崇的政体，但梁启超的回答依旧是：不可。
梁启超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政体。但是我们必须想清楚以下问题：
第一， 美国的中央政府建立在联邦之上，它们的联邦经历了百年的自治历练，我们能通过辛亥之后的几个月演练出同样的地方行政机构？
第二， 美国中央政府的政权，来自于各地联邦的割赋和割权，你确定中国这样也行得通？
第三， 美国是清教徒移民而至，党争的风气和程序都很成熟，我们呢？
第四， 美国初建的时候，只有十三州，三百万民众，但是选举机关非常完备，我们呢？
梁启超说，我知道，你们中肯定会有人直接拔剑对着我说：呸，你凭什么说我国国民素质比不上美国。但我还是得说真比不上，我们现在就跟中南美洲那些国家一样，追求美式政体的后果就是不断有政变、夺权和专制。
所以，这条路，至少在今天，不行。
“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如法国。“
梁启超说，这种政体对于我国来说优于美国，但，仍然是，不可。
美国总统与执政政府一体，一个总统更迭容易引起内乱，法国倒是没这问题，但是统领和总理大臣时常斗来斗去，总统倒不常换，就是内阁常换，无法在今天的乱局中实现对于国家的有力统领。
在今日中国，法式共和容易“致弱”，而美式共和容易“致乱”
“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如英国”
这当然是梁启超会大力赞誉的政体。
但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半天这种政体的好处之后，还是给出了一个同样的答案：不可。
这位曾经的维新志士，写下了这么一个结论：
“呜呼，我国之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
他说我这么多年一直与“恶政治”作斗争，也一直坚定不移地推崇“君主共和”，但偏偏讽刺的是，“恶政治”多出于这个皇室。你们多年来不管怎么骂我认为我是谄媚也好落伍也好，我从来改变过我的政治主张，今天我依然坚持“君主共和”本该是我们的国家最好的一条路，但民意所向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也不能长远，这个皇室自求速死，尽失民心，乃至于这最好的一条道路被堵死。
梁启超说我不是没有想过另外拥戴一个君主，但是一想到人心的怨毒险恶，会为了这个名位产生怎样的斗争，就再也不敢开口了。
所以，我此生最推崇的政体，到最后，依然是，不可。
梁启超落笔至此，写下了一个反问“谁之罪也？”
文章写到这里，梁启超几乎否定了一切可以借鉴的政体。
他说我也知道按照这种推理下来，好像我国一切建设道路都堵死了。但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我的智慧就能到这里，我把我的想法贡献出来，供你们参考，因为决定一个国家如何建设的权力，属于人民，不属于哪一个人。
法国革命的血腥让他恐惧，中南美洲政权更迭的战乱让他担忧，缓慢的改良抵挡不住皇朝崩坏的速度，而在革命之路上满是血迹。
此时的梁启超，立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拐点，按照自己的逻辑，放眼望去，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是一面高墙。
此时的梁启超，环顾自己的国家，在一个似乎应该非常亢奋的时刻，感到了国徒四壁的无可奈何。
方二十世纪之初，梁启超以文章巨公而倡小说革命，仿日本明治时期流行的政治理想小说体例著《新中国未来记》，刊于《新小说》杂志。是书也，作者自以为“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但草草五回，便无下文。作者又云“编中寓言，颇费覃思”，行文之中并不挑明，在小注里却存心诱逗，使人不猜中也难。此书文体、思想的“绝对价值”未必能彪炳千秋，但《新中国未来记》之为小说，乃是梁任公于1902年所著之小说，则不可等闲对待。取此书与世事流变合勘，则不仅饶富趣味，且使人感慨系之。
作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不过一个开头而已。开场是1962年，“我国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万国太平会议新成”，而孔子旁支裔孙、教育会长孔弘道觉民先生在上海博览会上演讲“我们最喜欢听的”“中国近六十年史”。于是以六十年后的视角，“追述”想象中的前代事，亦即作者理想中的当代事。“未来”附体于“历史”，其中寄托，可谓深矣。于是乃有一黄克强毅伯先生创立立宪党，历经十年，终于立宪成功；再经五十年，则中国已雄飞于世界。一切的肇端，在于黄克强与同乡好友李去病留学欧陆，数载归来，一夕联床夜谈，将“革命与改良”的道理，辩驳尽兴。这“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的驳论，以白话讲说当时动荡人心的学理，确如书中“平等阁主人”批语所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而最末一章记黄李二人游踪，对革命党多有讥刺，好像是谴责小说的笔调，情节很琐屑。“太初有言”之后，究竟开篇孔弘道先生的时代如何到来，却付阙如。如果把此书翻为当代白话文，发布于今日的网络，则“YY小说”之名，绝对在劫难逃。
这部一百多年前的YY小说，以章回体写成，行文风格仍然如传统小说，甚至每回末尾都是在紧要处“且听下回分解”。不过，作者著书的目的既然是“专为发表区区政见”（在今天或许会被称作贩私货？），为了“载道”的便利，在小说语言之外，还杂有章程、演说、名单等，此种体裁，在当时应属新奇甚至怪异。然而作者在绪言中自嘲“连篇累牍，毫无趣味”，已先塞人之口。在今天看来，这般写法倒很有点现代味道。不过，读到忧国志士辩驳救国途径，说着法国的革命，意大利的独立，起头的却是“兄弟，你的性子又来了”，“哥哥，不是恁般说”，当也给今人不少时空错乱的荒谬感。说到底，梁任公著小说，绝非为小说而小说，只是取其通俗易懂，传播广泛，用以作为改造“国民性”，激扬“民气”的手段而已，文学价值本身并非作者最用力处，何况此书根本就未能写成？
于是《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上承晚清小说，下开五四风潮的过渡产物，虽然在文学史中占据一个位置，但文学滋味却并不浓厚，倒是作为思想史的材料显得十分鲜活。任公好新奇之说，一生学凡数变，然而当其倾心相信一种学说之时，必以常带感情之笔锋竭力为之鼓噪。《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的1902年，是梁启超作为言论领袖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政治态度最激进、对于西方（或者说他所认为的西方）的理念价值推崇最力的时期。他在这时期内宣扬的观念，无论在学理上是否准确，很多都已经砌进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地基，成为后来人心目中的“常识”。自然，在此地基上树立起的建筑物，很大程度上非梁启超当年所希望的那样，此亦无可奈何之事。此书第三回中黄克强与李去病的一长篇相互辩驳，争论的要点在于“改良还是革命”，旁及对近现代世界史，古来中国史，以及对中国的前途的看法。此时梁本人于戊戌惨痛之后，正颇倾向于暴力革命，内心的犹豫在所不免。故在这场辩论中，令双方都光明正大而旗鼓相当。黄克强主改良，非不认同民主共和的理想，而是顾虑理想遽然间难以实现，才要先“把我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细细研究，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同时又深惧法国大革命之流血恐怖，以及动荡时局下的瓜分危险，才“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而李去病之主张革命，则是认定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和平手段已经难以挽救，当道者已经不可倚仗，只有仿效法国、波兰、意大利的革命，进行彻底的破坏而后建设，庶几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在论辩的最后，李去病不得不赞同“中国人连可以谈革命的资本都没有”，但仍然坚持“总是拿十年、二十年工夫，自己去实验过一回，才了得我的心愿”。而黄克强也不得不承认，“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只不过“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此书既未写完，最终读者也不得而知，李去病到底是否实验过那一回，黄克强的理想究竟如何实现。于是这争论，如同山水迢迢地绕了一圈回到“预备功夫”的原地，看起来两人达成了共识，实际上却有点不了了之的意味了。
黄李二人的论辩激烈则已，仍然还是梁启超本人思想的一场左右互搏，因而若仔细辨析黄李二人的共同假设，则可知梁氏当时的思想底线。不仅如此，梁任公的思想底线，亦即他认为无需辩驳便可直接宣传鼓吹者，大概也便是当时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思想，至此现代思想的“地基”便隐然可见。例如，在这四十四道辩驳中，黄李二人都“信得过”“现在皇上的仁慈英明”，这便是梁氏政治与情感上的立足点所在，至为明显。而思想观念方面，则黄李二人无论主张革命或改良，都痛感中国自古缺乏自治习惯与国家观念，急需改造民性与民德，不然永无希望可言。二人也都将“国家”视为最高的存在，深信唯有国家将公民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凝结为一个整体，方能自存。梁启超令李去病特意用力于军事，而“立宪期成同盟党”之“治事条略”中亦明文写道“处今日帝国主义盛行之世，非取军国民主义不足以自立”，要求其党员无论办学校或工厂，都要传授军事思想，进行军事训练，以“养成义勇”。二人也都相信历史是一不断进化与进步的直线过程，无论个人或国家，都须顺应“天演的风潮”。在论辩之中，二人都将中国的现状映射到欧洲历史的坐标轴上，并据此开出不同的药方。黄克强服膺德国的国家主义，欲将清政权改良为君主制的干涉主义国家，李去病则认为国家主义乃是人民主义进化而来，不经过提倡自由平等的革命时代就进入国家主义，乃是“躐等而进”。黄克强对此的反驳则是，在人民主义之前，民智未开之时，各国都有过一个奉行干涉政策的时代，中国的状况连此一境界也还未到，说什么自由平等民权，才是真正的“躐等而进”。二人都认为，在欧洲卢梭、边沁的时代已经过去，自由平等已经是过去陈言，无需再说，倒是民族主义风潮正盛；而中国踵乎其后，还有许多路要走。
最终，梁启超也未能描绘出中国的这条腾飞之路。理想固然不受现实的拘牵，但怀有理想的人却始终离开不了现实的地面。梁启超纵然辗转学界与政界，对于建造一个强大的现代中国的理想与实际都有体会，也都有建树，但恐怕他在落笔为文之际，甚至是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如何能使现实向着他理想的方向发展。大概虽宏愿在胸，现实中无从着手推行，纸面上便也无从下笔描画。纸上谈兵，竟也一难如是！于是这部本意在于引导激励国民的学者小说，便从航海手册变为蓬莱画图，悬置美好的未来于前，却没有给出通达之路。不过梁启超在这部小说中注入的热望与敏识还是得到了一点巧合的报偿。在他所设想的“维新成功”的1912年，辛亥革命的确已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共和国。而缔造共和的元勋之一黄兴，其表字正是“克强”。在梁启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满怀欣喜与期待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在谈到《新中国未来记》的时候曾说“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然而此后的五十年，毕竟还是没能为孔弘道老先生搭好讲台。
今天距梁启超写作此书时，已经一百余年，而孔先生那场演讲，也已经“过去”近五十年了。梁启超的预言又有些部分或已实现，但就其大端而言，这个“太平梦”尚远未成真。当日梁启超所关心的问题依旧存在，且今人仍感到类似梁氏当年的那种热切与不自信：今人仍然在试着做各种格调的太平梦。“回忆未来”在这样一个语境下绝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思想游戏，还是一份沉痛的自我安慰。今人在努力靠近那个梦的过程中，恐怕仍然需要回到梁启超曾经站过的地方，替他找到那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
梁启超 著：《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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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好!非常详细,我只知道梁启超去过美国,他说美国的制度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但是中国不可能走这条路
总结得好。
站在康梁站过的地方，畅想未来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