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
2009年12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纪祥
289
无
这本书的书名有些身世，存在笔者的记忆中，借写此序而将脑海中的时光倒带，返回昔日，看看今日如何对昔日致敬！ 钱穆先生自香港来台后，居于双溪素书楼，并接受中国文化学院张晓峰先生之礼聘，成为华冈的正式教师，这是先生晚年任教的最后一所大学，先生是此间大学史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教授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课程。我的老师马先醒先生当年就修过他有关中国史学名著与秦汉史专题的课。到了我们这一代，先生的学思趋向已全幅放在儒学与传统文化上，我进入博士班时，是在1984年，连续两年的礼拜一下午，修习了先生所开设的中国思想史专题与宋明理学专题的课程。每周一下午，来听课的不只是华冈的学生，尚有其他大学的师生，以及多年不辍的慕贤与向道者；但毕竟只有华冈的学生是“正式的”，不仅在华冈通过正式的选修程序，而且还有作业与考试。我选修的第二年，也就是钱先生正式宣布退出杏坛的那一年，我选择了钱先生的课作为我博士资格考试的专业科目，那一年只有我选择宋明理学专题来应考，我的这张卷子，遂成了钱先生晚年最后一张亲自改卷与给分的卷子，我记得分数是八十九分。 我还记得先生的考题第一题出的就是：儒林与道学。
钱穆先生在素书楼课堂中曾以儒林与道学为讲题，这正是本书之缘起。作者在本书中所立的写作位所，见证了一种当代人对当代自我与文化传统的对话与书写，是文本与经典的为己“读书”之学，摸索的是学术研究与生命情怀的不可分割性。 本书所论范围涉及今日已为世人所忽略之孔庙、宋明理学、东亚比较儒学。环绕《近思录》与《传习录》、《大学》之文与图、朱子与阳明，以及韩国的权近、曹植、李滉等，治学所历，提出己见。
李纪祥，1957年出生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史学史、宋明理学史、清代学术史。主要著作有《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时间·历史·叙事——史学传统与历史理论再思》等。
自序《近思》之“录”与《传习》之“录”入道之序：由“陈（淳）、黄（干）之歧”到《圣学十图》孔庙的形上学议题——孔子的“祭如在”与朱子的“祭圣贤之可能”理学世界中的“历史”与“存在”——“朱子晚年”与《朱子晚年定论》《大学》之图解——《朱子语类》中的《大学图》与权近《大学指掌之图》的比较研究经世观念与宋明理学《学记类编》与师门传述
事实上，今本《传习录》下卷确实比较杂而不纯，而且没有像前两卷那样曾经过阳明的亲自审阅。钱绪山当日于刊刻时即已担心这样会使读者“之趋不一”，故特别于跋文中希望读者能“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如是，则可以“无疑于是录矣”。注意其所用的语词是“读者”与“是录”，可见钱氏之刊刻“传习”之“录”，正是仿“近思”之“录”，希冀来学者能透过“阅读”此“录”而得阳明真传；此“录”之性质已转为从文字性格上来意会与理解，这很好地解释了既然初刻《传习录》卷上之后，何以又选入阳明文字性书信之因；可见续刻《传习录》之刊者南大吉并未意识到原始性的《传习录》之“录”的性格。钱绪山将南本《传习录》中之书信编人《文录》于前，反映了与南大吉编刻《传习录》不同的走向；然却又在最后，还是依从了南本的做法，仍将“阳明论学书”易为“问答体”而重新编在新的三卷本《传习录》中，实不啻将文录之“文”抽出而编人记言的“语录”之中。虽然在《传习录》是语录还是文录上，钱氏确有其区分上的认知；但另一方面，在语录已“杂”而不能“之趋于一”时，钱氏还是偏向了以阳明亲书之“文”入于《传习录》中，意图化解语录在阳明身后所可能有的不可信度。然既知其可能引起争议于前，却又不能精审采择防于事先，争议、质疑终是不免，如顾应祥即以为《传习续录》所录之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疑为门人传录之伪”，以“伪”而质疑。①足见此时已不仅是“之趋不一”的记言式分歧，而更是阳明殁后的“考文”为“伪”之问题了。钱氏作跋文言“之趋不一”时的背景，正是在阳明殁后，然最初之刻及用“传习录”是名，实在阳明生前，以是知《传习录》在阳明生前殁后，实有一段由“记言”而“成文”的演历过程。 ……
宋明理学与东亚比较儒学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领域，本书作者李纪祥先生曾亲炙钱穆先生，得入儒学之堂奥，既从儒学文本出发，又从治学所历，阐发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的精妙义理，读之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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