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阶级意识
1989-09
华夏出版社
卢卡奇
王伟光,张峰
无
无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目。卢卡奇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深入地分析，试图寻找当代资本主义困境的新出路，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断断续续看过两次，还是没有理解透彻，这也是哲学著作的魅力所在，值得反复阅读，慢慢咀嚼。
“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困境——从卢卡奇晚年的自我批评说起
一、“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
卢卡奇一般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于人的主观意识的重视、对于异化现象的开拓性论述都标志着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转型的开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此开始逐渐返回到自身的德国哲学的思想源流（康德、黑格尔、尼采）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进一步隐退到书斋之中，其景象，可以类比于李泽厚描述中国九十年代文化界的妙语“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
在卢卡奇的开拓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于1923年）之后，在三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树起了启蒙理性批判的大旗，矛头直指败坏了高雅文化和通俗娱乐的现代文化工业和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根源的大众社会，其主题是：工人为何不革命？人民为何选举纳粹党？同一时期，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阿伦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则反思了二十世纪初人类的生存境遇，深入探讨了技术与人性、自由与责任、伦理与政治，其主题是：人类如何摆脱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
到了五六十年代，法国思想家异军突起，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他们借助精神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理论，深入剖析人的精神世界中鬼影重重的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并将批判的视野从资本扩展到国家，从政治经济（即劳动）扩展到日常生活（即消费，或“再生产”）。借助于法国思想家的想象力，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的视角被广泛应用到对于人类生活的各项研究和社会运动中，环境保护、女性主义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开山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影响力毋庸置疑。然而奇怪的是，卢卡奇本人却并不认可这种影响力。首先，卢卡奇在三十年代流亡苏联时曾经就此书做出过公开的自我批评。人们最初曾认为这是卢卡奇迫于政治压力的无奈之举。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卢卡奇全集》第二卷的一部分而再版，卢卡奇在82岁的高龄，为此卷写了长篇序言（以下简称“新版序言”）[ 此文还被收录在1971年布达佩斯出版的卢卡奇自传体文集《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中，题为《我向马克思的发展（1918-1930）》]，主要针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以下简称《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作了详细的回顾与分析。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卢卡奇甚至更加坚定地宣称当时“我真诚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错误的”，并且“直到今天我还这样认为”[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页]。不仅如此，卢卡奇还特别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事实是这样的：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政治理论的作用，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3页]矛头直指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二十世纪欧陆哲学的主要流派。
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了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犯的两个主要错误。其中造成最严重后果的那个错误就是：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或卢卡奇所用的术语“物化”），从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对象化/物化。
卢卡奇认为，“对象化的确是一种不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的现象。……只有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时，只有当人性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时，我们才能谈到客观的社会的异化状态，并且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才能谈到内在异化的所有主观标记。”[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9页]换句话说，异化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遭到扭曲的对象化，而不是什么永恒的人类状况。“人类状况”一词，显然取自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的同名著作。通过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类困境当作是人类固有的存在境遇来进行文化批判，这就忽视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从而不可能得出彻底和全面的见解，也就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不过，在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发现，虽然卢卡奇批判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存在主义，但他本人的论述却同样是人道主义式的：当“人性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成为异化的标准时，就预设了一种永恒不变的而且是美好的“人性”。这对于强调历史性的卢卡奇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矛盾。这种矛盾是卢卡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根本性困境的产物，本文最后的结论将对此予以说明。
除了忽视历史性之外，卢卡奇认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另一个主要错误就是忽略了劳动作为所有实践活动基础的重要性：“的确，曾试图用经济基础来对所有意识形态现象作出解释，但是，尽管如此，对经济还是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页]
二、“在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中”
这篇序言从介绍自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经历开始，详细叙述了卢卡奇在理论观点上的发展和在匈牙利共产党内的经历，并以1928年《勃鲁姆提纲》和1930年代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为界限，标志着“这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从而我的全部青年时期的发展最终结束的时刻。”[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6页]
卢卡奇为自己一生的理论活动理出了一条“曲折的线索”：“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页]
在这篇回顾自己从一战结束到二十年代末的思想自传的结尾处，卢卡奇把自己对于其他人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错误观点的改造的反对称为“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他认为关键的区别在于：“我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纳入他的整个世界观体系之中，而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愿把它们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个人发展的历史文献。至于在几十年后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青年马克思被看作真正的哲学家，而成熟时期著作则受到忽视，那么，这不能责怪《历史和阶级意识》。不管是对是错，我始终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作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页]
最后，卢卡奇不无自信地宣告：“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四十年过去了，在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中，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我自己在这一时期也写出了新的作品，这一切也许都许可我现在采取一种不那么明显片面的观点。当然，确定《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某些构思正确的倾向对我以后的活动、甚至对其他人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真的造成了富于成效的结果，这不是我的任务。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可以平静地留给历史去做出判断。”[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7页]
那么，《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哪些内容被卢卡奇认为是“构思正确的倾向”呢？虽然他没有明确列举，但是所谓“构思正确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斯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在这篇简短的回顾中，卢卡奇十分自豪地摘录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段文字：“……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1页]
卢卡奇认为，自己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强调，虽然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大成就之一，即“使那曾被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但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扭曲”，即“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这一扭曲，也直接导致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忽视了劳动的意义，从而片面化地理解了实践的概念。
卢卡奇回忆，直到接触到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才开始意识到黑格尔主义的片面之处：“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我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扫到了一边。毫无疑问，我本应该从我以前阅读的马克思著作中发现那些与此类似，并且现在对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思想。但事实上，我过去没有这样做，这显然是由于我一直是根据我本人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因此，只有全新的文献才能造成这样强烈的效果。（当然，另外一个因素是我在布鲁姆提纲中已经动摇了这种唯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不管怎么说，即使今天，我依然记得马克思的一句话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说，客观性是一切事物和关系的首要物质属性。这一点联系到上面已经提到的观点，即对象化是一种自然手段，人用它来统治世界，所以它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相反，异化是这种活动的一个特殊变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起作用。这就完全摧毁了《历史和阶级意识》过去的独特成就的理论基础。”[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4页]
在发现这一根本性错误之后，卢卡奇本来打算去研究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作出至关重要的补充：“要从事一种新的批判，从而寻找一个明确的方向，使之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一旦我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个内容的错误之处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根本的认识，这种寻找就变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即要对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做出考察。”但是，卢卡奇还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文艺美学领域：“与此同时我还产生了一个愿望，想利用我的关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的知识，去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页]于是，经济研究的计划被耽搁了，“只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才试图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3页]
问题在于，这场“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似乎是一场无所建树的斗争，因为重要的不是马克思对我们说了什么，而是这个世界向我们透露了什么信息。从黑格尔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这一思想变化的进步性，或许被错误地高估了，况且，卢卡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所着重强调的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因素，直到晚年，卢卡奇仍然在不懈地尝试建立一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原先是作为计划中的《伦理学》的绪论，却最终写成了也许是哲学史上最长的一篇绪论。在考察了卢卡奇一生的著述之后，卢卡奇思想传记的作者却以这样的话来结尾：“从卢卡奇至今已建立的名声看来，可能主要还是依靠《历史和阶级意识》以及他的文学评论，当然人们也可以大胆预测，《审美特性》在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并最终被公认是他的杰作之后，也将会提高他的声望。”[ 《格奥尔格·卢卡奇》，（英）G.H.R.帕金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三、政治工作与理论工作：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尴尬角色
在这篇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评性总结中，卢卡奇多次谈到参加政治工作的经验对于他思想发展的影响。其中，1929年受托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勃鲁姆提纲对于卢卡奇来说，既标志着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也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在勃鲁姆提纲中，卢卡奇提出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合法口号来争取向苏维埃共和国的过渡，但却遭到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的严厉斥责，勃鲁姆提纲被认为是退缩的机会主义纲领。卢卡奇回忆道：“我就勃鲁姆提纲进行的内在的、私下的自我批评，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像我坚信的那样，很明显是正确的一方，但又仍然无法避免如此轰动的失败，那么，我一定是严重地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因此，我感到可以问心无愧地退出现实政治的舞台，再次集中精力于理论活动。”[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8页]卢卡奇和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柯尔施的不同之处在于，柯尔施坚持批判共产国际直到被德国共产党开除，而卢卡奇则从列宁身上看到了新型革命家的光辉，同时在党内斗争中自动放弃而退居二线。
上面这段话中的一个地方有助于我们认识卢卡奇思想的矛盾性，即：卢卡奇把现实政治与理论活动做了区分，认为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对于一个如此重视“实践”的革命理论家来说，这种区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因为对于革命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区分的，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就在这段话的前面，卢卡奇还强调了参与匈牙利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是其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1924年以后，第三国际已经将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正确地规定为‘相对稳定’。这些事实意味着，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理论立场。在俄国党的争论中，我站到斯大林一边，赞成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在一国建成的理论，这很清楚地表明在我思想发展中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然而，决定这一转变的更直接和主要的东西，首先是匈牙利党工作的经验。……1928年前后，斯大林将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了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这就完全关死了建立左派联合阵线的大门。虽然在俄国党争论的中心问题上，我站在斯大林一边，但在这一问题上，我却深深厌恶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党内的大多数左翼集团都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我对它始终持反对态度），这丝毫没有妨碍我从自己早期革命年代的极左倾向中逐步解脱出来。……当时我极力寻找一种‘真正的’左翼纲领，它应该提供一种不同于德国对立两派观点的第三种选择。然而，这种从政治和理论上解决转变时期矛盾问题的想法，被注定成为空想。我从未得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一时期，我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发表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作品。”[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4页]卢卡奇在这里再次将理论和政治并列起来。
或许在卢卡奇看来，政治工作意味着团结和斗争，意味着对于领导权的争夺，而理论工作则意味着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两者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只是分工不同，前者类似于战士和将军，后者则类似于谋士和军师。但是，这虽然能够解释卢卡奇如此轻易地就退出政党活动，却又不符合卢卡奇心中理想的革命者的形象，例如他对于列宁的描写：“简单地说，列宁的这幅肖像可以描绘如下：他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具体涵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他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两个词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实践思想家，一个热情地将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一个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9页]
当我们比较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政治观点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显现出来了：卢卡奇同意第三国际关于20年代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世界革命处于低潮的判断，而柯尔施却极力反对这种看法。相应地在策略上，卢卡奇认为应该先建立民主共和国，在议会斗争中逐渐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而柯尔施则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来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很明显，卢卡奇更保守，而柯尔施更激进。两人的不同之处还可以继续列举：卢卡奇的父亲是大银行家，柯尔施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当30年代卢卡奇在莫斯科转向文艺批评的工作时，柯尔施则在从丹麦到美国的流亡中写出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纵观卢卡奇的一生，只有1918年到1929年这短暂的十年中积极参与了“政治工作”。在这之前，是接连师从德国学术巨匠的青年期，他的老师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齐美尔、韦伯、狄尔泰等大师级的人物；而在这之后，则是在美学、文艺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潜心研究和大量著述。按照卢卡奇的标准，这些都是“理论工作”。
卢卡奇认为自己参与政治工作是颇为偶然的：“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中，我将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是环境造成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7页]而导致卢卡奇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更关键的因素，与其说是伦理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美学上的，正如卢卡奇所讲：“我从来没有犯过那种我经常在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看到的错误——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视，使我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页]这番话表明，最初激发起卢卡奇的思考和行动的因素，主要是世风日下的感受，而不是社会不公的现实。
这里还须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二十世纪初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笼罩在欧洲人心头的悲观情绪，就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表达的那样。考虑到这个时代背景，再加上卢卡奇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就不难理解卢卡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一致的原因了。同样的原因也说明了本文第一节中所提到的卢卡奇以人道主义逻辑去批判另一种人道主义理论的矛盾现象。
对于卢卡奇这个人物的考察，最后不得不引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人可能既是一个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个知识分子/职业学者吗？或者更简单地说，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或“知识分子革命者”这样的东西吗？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在“告别革命”之后，知识分子如何避免理论活动的行政化或者商业化，以及最重要的，如何避免或如何对待自身角色的非政治化？卢卡奇晚年真诚的自我批评，在这里便成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尴尬角色的一个注脚。在很多方面，这都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同样从文艺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以及同样真诚的自我总结《多余的话》。
主要参考资料：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格奥尔格·卢卡奇》，（英）G.H.R.帕金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卢卡奇：西马之起源》（上）（下），赵一凡，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1期、第12期
《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德）卡尔·柯尔施著，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2月
最近開始看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這本書號稱歐洲共產黨的“聖經”。回想讀大學的時候，我曾經不自量力寫過一篇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烏托邦的幻滅》，說來慚愧，我至今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似乎還沒有超出這篇文章的範圍。盧卡奇這本書看著有點讓我重溫舊夢的感覺，溫故知新可以為師。
我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現代神學，這觀點西方早有人提出了。馬克思的“老師”黑格爾的哲學被叫做“天啟”哲學，我想這都是一脈相承的吧。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在批判康德、黑格爾哲學的基礎上面建立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單純是一種學院派的學術思想，那麼她就不是一種主義了，但凡主義都是不滿足於坐而論道，而是要起而行之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也是建立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他們用實踐作為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橋樑，通過實踐是主體和客體、理論和實際打成一片。這種理論跟中國傳統的哲學（理學）、佛學居然有相互吻合的地方。所謂“事”與“理”要相應，只知道而不能行是不能算真知的。盧卡奇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要從整體上去把握一切歷史、社會現象，從關係中去認識、分析、解釋整個的社會、歷史，這一點居然跟佛學講的“因緣”很類似，佛學把整個宇宙社會的演變發展用“緣起性空”來解釋，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互相轉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認為“緣起”，但不“性空”，而是“唯物”。至於什麼是“物”，其實也還是沒有超出佛學“空”的本體論範疇。
然而，如果馬克思主義只是這種認識論而已倒也無妨，其“震蕩五洲驚風雷”乃在於他們的階級學說和無產階級革命必然開創一個新社會的學說。到底“階級”是什麼，馬克思沒有來得及做解釋，到今天也依然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為什麼無產階級一定能開創新的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就使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神學”了。歷史和現實的發展證明所謂的“無產階級”很難定義，而且階級革命並沒有帶來馬克思所預期的，開創一個新的社會。唯物主義是一種無神論，然而，無神論和阶级革命說，正是一種基督教神學的現代版而已。
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逐段分析
卢卡奇在文章的引言中就大胆放言，“即使……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在这段极富气势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辩中，容易被读者、尤其是后来的学者们忽视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加上了“辩证”的限定词，而且其本质也缩减为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的方法。卢卡奇在写下这一段激扬文字的时候，耳边不曾响起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宣言：哲学家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卢卡奇的偷换概念和后来学者的一因其蔽，都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远离阶级斗争实践的后遗症。强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性一旦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产生窝里斗的恶性循环。罗兰•巴尔特说得好，意识形态永远是右派和资产阶级的舞台，只有不投身于实际斗争的左派才会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1
第一部分中，卢卡奇着重强调了“辩证法”的重要性。他开宗明义，“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发现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论、把辩证方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也就说，关键在于认识到理论是为什么、如何掌握群众的。在这里，正确的“认识”是最重要的，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正确地引领革命进程，更简洁地说，就是理论应指导实践。
辩证法的革命性在于，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完成这种统一的，则是不得不把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
人们可以提出一个简单却难以回答的疑问：难道（和无产阶级相对的）资产阶级就没有动力去努力掌握这种意识吗？如果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都是盲目的傻瓜，统治怎么可能维持下去，镇压和收买怎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屡试不爽的武器呢？
但对于卢卡奇来说，这个质疑并没打到关键点上。致命的缺陷在他对于理论的定义中表现了出来，“这个（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的）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
从理论应该指导实践，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再到这里的理论只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怎么能够被卢卡奇在这么短的篇幅内连贯地叙述下来的？
但是，卢卡奇并未意识到这一严重的自相矛盾，而是继续深入，谈到了辩证法的本质。在辨证法中，“……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法由此可以构造出“流动的概念”，于是，辩证法也就成了“革命的方法”。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革命？卢卡奇似乎暗示这只是思维方式上的革命：“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思考如何才能是实践的——如果从来不去试试看？
卢卡奇把矛头指向了学院派社会学家，虽然直接针对的是极端的经验主义者马赫，指责他们“根本不管人们对现实的基本态度如何，不管现实被认为能改变还是不能改变。”改良派思想的伯恩施坦，也被指责用“不偏不倚”代替了“辩证法”，从而直接导致了他通向“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然而这条堕落之路究竟是如何被打通的，却没有半句话的论证。
纵观这一部分，似乎可以说，卢卡奇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的”截然二分之中，始终未能表明辩证法是如何使概念“流动”起来的，于是，“理论”和“实践”之间依然隔着一层迷雾。
2
第二部分中，卢卡奇更加具体地展示了何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两个互相支持的方面：历史的视角，总体优先的原则。仍需注意，这依然只是思维的方式而不是行动的方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包含着过于浓厚的生命哲学的印记：“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变，这让人想起了柏格森的绵延；“总体”是最真实的，而要认识这种“总体”，就必须抛弃自然科学的观察、抽象、实验，另辟蹊径，这种神秘的思维方式让人想起了谢林和叔本华提出的（只有少数天才能掌握的）“直观”。
对照卢卡奇在二战时期所写的《理性的毁灭》，我们便不难理解：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正深深陷在被他后来称为“在客观上为法西斯铺路”的非理性主义之中。
在这里，辩证法和“历史的视角”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变化的永恒性。于是，就没有所谓纯粹的事实，有的只是解释。“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在这样的句子里，我们发现了从古代怀疑主义到尼采和后现代主义的幽灵。“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这种在理论上的矫枉过正，由于取消了客观性存在的基础，从而给强者意志的大行其道大开绿灯；当一切都只是解释，强权就成了公理——《理性的毁灭》就是这样论述尼采的。
为了表达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学说的厌恶，卢卡奇不仅借“历史”之名采用了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而且还武断地把现实分为“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两个极端方面：（表面的）现象和（内在的）本质。并且宣称，“外表形式是内部核心的必然表现方式”。在这样的断言中，难道卢卡奇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使概念变得僵死而不再“流动”？
当时的卢卡奇，仍然深受盲动主义的影响，直到被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严厉批评。盲动主义者企图在尚未认识世界的情况下就着手去改变世界。于是，卢卡奇自然对于现象学方法非常不耐烦，他批评道，“唯心主义在这里陷入了把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同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混为一谈的幻想”。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分析式思维也被贬低为“庸俗唯物主义”，“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
那么对于卢卡奇而言，什么才是认识世界的恰当方式呢？“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总体性已然成了一个神秘的教条，看上去没有任何道路能够通向这个美好的目标。
事实上，道路依然是存在的，而对于世界的整体理解也是可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不仅仅建立在天才的直觉上的。如果连“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都没弄清楚，何谈认识“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呢？如果连“抽象的规律”都没有，又如何来解释“具体的总体”呢？
恰当的方法是对于三种思维方式的有顺序的应用：首先进行现象学的静观，然后进行自然科学的分析，最后把现实理解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并主动地在实际行动中推动现实的变化。卢卡奇只看到这最后一步，而对于前两步嗤之以鼻，这便是盲动主义的表现。不过，他对于陷入现象学静观或者自然科学分析的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即前者成为了幻想家、神秘主义者（看看海德格尔吧），后者成为了知道很多却理解很少的人，尼采所痛斥的失去生命力的学究。
3
第三部分几乎重复了第二部分的两个主题：历史眼光和总体性理解。缺了前者，资本主义就被看成是永存的、“自然”的；缺了后者，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树林。
有这两个条件还不够，还需要承认：矛盾的现象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一方面，卢卡奇说理论有推动的作用，“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为克服这些矛盾、为扬弃它们指明道路”，然而另一方面，卢卡奇又似乎暗示矛盾是神秘地自行解决的，“（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注定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真正扬弃社会现实中的这些矛盾。”
卢卡奇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出现在本部分的最后一段，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这一部分的观点中获得了启示。物化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环境，尤其是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了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变成为有意识的并且形成为概念。因此人类社会运动的内在逻辑便能同时被理解为人本身的产物，以及从人和人的关系中产生出来并且摆脱了人的控制的力量的产物。……科学想了解的一定的经济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必定变成一定的社会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末了，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但这种过于灰暗的看法，本身又导致了文化悲观主义的理论自杀。《理性的毁灭》评价存在主义者和海德格尔时称，由于他们对于社会活动置之不理，所以海德格尔所表露的绝望情绪容易变成不顾一切的革命活动，变成对于救世主奇迹的期待。60年代的西方，“大拒绝”和及时行乐成了解放的标语，而解放的行动也就失去了理性的纲领。一旦发现肆意爆发的能量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改变社会的英雄，青年就重新登上了你死我活的社会流动的阶梯，力图使自己成为闪耀社会的明星，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地位的上升，极左青年摇身一变，成为极右的中年，玫瑰色的理想主义被灰色的现实主义取代。
4
第四部分论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积极因素，即对于历史的强调，并且认为马克思把这方面发扬光大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历史的发展中，运用承认矛盾存在的辩证法思维，认识到了历史的真正动力：“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卢卡奇称赞马克思正是以此为立足点，才获得了破除“概念的神话”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很可以问问卢卡奇，所谓的“现实生活”是什么呢？“现实生活”无所不包吗？这是否又是另一种“概念的神话”？
5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出发点，在现代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关系，并且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到，“我的朋友是谁”可以用来代替回答“我是谁”；而在昔日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的人就以这种关系来看待自己，“我是谁”取决于“我靠什么过活”。
卢卡奇再次重申了第一部分提出的观点，即，只有在现代的无产阶级身上，才有认识他自身和整个社会的迫切动力，因而，无产阶级身上担负着“把人类发展提高到更高阶段的使命。”在这里，卢卡奇把美好的愿望当成了现实，他重复了马克思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的错误认识：他们都太想看到这个世界变好了。他们忽视了精神贫困与物质贫穷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都认为，残酷的事实必然导致现实趋向于进步。但这一信念实在是经不起推敲。
正确的认识只能从正确的行动中得到，反之亦然，“实践的和批判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两者都是社会的统一发展过程的环节”。但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体现在哪里？却又没有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两难。
为了解决这个在第一部分就已经表现出来的理论难题，卢卡奇只能暗示，历史的发展最初来自于盲目、自发的行动，在这些不自觉的行动中人们渐渐产生清醒的认识，并以不断修正的认识改进自己的行动。“不仅这一阶级是在由直接的失望所引起的自发的、不自觉的行动（捣毁机器可作为这方面的最初例子）中产生，然后通过不断的社会斗争逐渐达到‘形成阶级’的地步，而且它关于社会现实、关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和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意识以及唯物史观也都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产物”。
这一观点很像后来的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主题。但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盲目的行动会给后来的人们留下积极的传统、促成历史的进步，而不是相反，如同1960年代的西方民众运动那样造成了历史的退步、留下了难以清理和摆脱的不良遗产？
卢卡奇之后的一个论点就显得更加矫枉过正了。为了否定正确的理论在一定阶段能够起到先驱的作用，卢卡奇干脆完全取消了“理想”的价值。“这条发展道路是从空想到对现实的认识，从工人运动最初的伟大思想家规定的先验目标到1871年公社清楚了解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新社会的因素’。”
卢卡奇接着说，“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向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但是他自己的立场却几乎取消了运动本身的重要性。就像他把所有事实都归结为解释一样，在这里，卢卡奇写道，“只有用说明它（即斗争的各个环节）和总体的关系的办法才能使日常斗争具有现实性。”倘若行为已经发生，再怎么解释它的意义又有什么用呢？毕竟，行为的意义不是人为赋予的（虽然可以人为地加以歪曲），而是行为本身所蕴含的。可见，物极必反，盲动主义和取消主义只有一线之隔。
全文结尾处，卢卡奇再次重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情影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但是，正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因为资产阶级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和那种浮于表面的意识形态说话方式；正统马克思要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也不能直接向这两个对手宣战，而是应该直接攻向最后的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堡垒的堡垒——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到底“階級”是什麼，馬克思沒有來得及做解釋，到今天也依然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
=============
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提出和界定了“阶级”这个词了，难道就只有你一个人还认为这个概念是模糊不清的？
而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也清晰地界定过这个概念。
不知者无过，但，怕的就是不知者还要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