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
2012-10
杨慧林、谢天振、陈思和、 宋炳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10出版)
杨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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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砣砣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适译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所选论文曾分别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学刊》、《道风》（香港）、Positions（美国）、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美国）、Revue de litterature comparee（法国）等学术刊物。作者就论文略作修订后，编入“文学与神学”、“意义与诠释”、“中国与西方”三个部分，力图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处，从“意义结构”的角度探究其中的公共性问题，并与当代西方的相关研究形成对话，为比较文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可能的尝试。
杨慧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比较文学与宗教学教授。代表性著作有《基督教文化精神论》（1995）、《信仰与理性的辩难》（1999）、《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2001）、《神学诠释学》（2002）、《移动的边界》（2002）、《欧洲中世纪文学史》（2002）、《西方文论概要》（2003）、《西方文艺理论史》（2007）等，并在美国出版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of Yang Huilin（2004）、合作主编Sino—ChristianStudies in China（2006）。其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神学与人文学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等三种关系。
代序：当代人文学术中的“意义”问题 文学与神学 对《约伯记》的再读解 中世纪文论与中古人文学科的发展 诠释和想象的空间：批评史中的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 “笑”的颠覆性与神学逻辑 ——《玫瑰之名》的神学批判 当代神学对文论研究的潜在价值 20世纪西方文学的神学倾向 “反向”的神学与文学研究 ——齐泽克“神学”的文学读解 基督教的“废墟”与文化“记忆” 意义与诠释 基督教释经学的实质 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读解 伽达默尔与神学诠释学 “全球化”与基督教的自我诠释 当代神学的生态关注：两种神学进路的对比和启发 神学的“事件” “穷人”何谓？ 中国与西方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 《圣经》“和合本”的诠释学意义 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的三个问题 学术制度、国家政策和语言的力量 宗教研究的“比较”意识与“对话”精神 汉学及其“主义”中的身份游移 结语：难懂的马里坦
版权页： 一、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理想及其现实 天主教学者对“本地化”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过相当细致的辨析和归纳。其中较近的著作如钟鸣旦（Nicholas Standaert）《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1993），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晚明基督论》（1999）和吴智勋主编的《神思》第47辑《教会本地化》（2000）。通过这些学者的讨论，“本地化”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限定。然而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这一概念的理想界说与其实际意指，并且进一步发掘从“适应化”、“本地化”到“处境化”的可能延伸。 “适应化”（accommodation或adaptation）被认为始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和利玛窦的（Matteo Ricei）传教策略。按照钟鸣旦的归纳，这一传教策略包括四步：“适应之道”是指学习中文、入境随俗、儒服儒冠等；“向社会名流传福音”是要通过研读孔孟经书，打入官场与儒生之间；“引进西方科技”，意在“激发饱学之士的兴趣”；而“包容之心”，则表达了传教者对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的开放态度。因此质而言之，这四步的主旨无非都是对受众及其语境的“适应”而已。 然而从受众的方面看，“适应”所“激发”出来的接受方式，并不是相应地“适应”对方，却是欣然接受对方的“适应”。比如钟鸣旦提及徐光启、李之藻的道德诠释、杨廷筠的补儒易佛和“驱魔辟邪”式的民间诠释等三种接受之道；道德诠释与民间诠释自不待言，即使杨廷筠根据拉丁文直接音译那些“言亦不能尽解，喻亦不能近似”的“超性之理”，也只是想证明佛家之说的“番非真番，译非真译”，以便取而代之。所以他所谓的“回归原始本意”，实际上亦是使基督教成为“对儒家的有利贡献”。至于杨廷筠关于“性教”、“书教”和“恩教”的解说，同样会追溯到尧、舜、周、孔的历史启示，以证明基督教以及“西儒”可以“恢复……儒家正统”并且“将隐藏在原始儒家中的部分完全启示出来”。当然，中国知识群体中的早期基督徒从“惩愚儆惰”等。角度读解基督教，或许只是要通过最平易的方式为基督教的存在一辩；而问题在于他们的辩词确实标志了汉语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解释维度，乃至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适应化”的实际内容。 “适应”本来并非不可能“由同致异”，并非不可能“由同处入，从异处出”。关于这一点，赵紫宸曾经就基督教传入欧洲时借助希腊哲学、佛教传入中国时借助老庄思想进行过比较。其中佛教的策略，几与基督教的“适应化”无异。比如托譬老庄、吸引士大夫、利用皇帝和官府，“有知识的，……以知识为进阶而引导之；没有知识的，……以经像雕镌、因果报应、法器道场等等邀引之”。然而为什么基督教未能像佛教一样“由同致异”？赵紫宸试图以所处时代的不同作答，并且认为“宗教总须自己去求”，而基督教是“西国人来传……中国人不曾去求”等。其实这样的比较并不一定恰当。西方人在中世纪前期所经历的，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基督教同犹太教的真正分离，应当说是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汉地佛教之于印度佛教的关系则与此相似：它没有像东南亚地区那样“经由佛教而印度化”，却产生了自己的经典、教理以及全然中国化的禅宗。蕴含在这里的已不是“适应化”的策略问题，而是诠释活动所必然导致的“本地化”。 在钟鸣旦的论述中，“本地化”（inculturation）首先是与“涵化”（acculturation）相对应：前者在于“本有文化将另一文化中的某些新元素吸收为已有”，形成两种文化的整合，例如“佛教之于中国”以及“初世纪时的欧洲教会”；后者则是外来影响改变原有的文化，造成“文化的疏离或割让”，除去印度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之外，又如“非洲因基督宗教而西方化”。
《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