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的诞生
2001-8
译林出版社
[法] 米歇尔·福柯
222
刘北成
无
是法国当今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从1970年起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思想体系史教授直至去世。福柯学识渊博，对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精神病学、医学都有较深的造诣。他的主要著作有《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事物的秩序》、《权力/知识》、《性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等。
前言第一章 空间与分类第二章 政治意识第三章 自由场域第四章 临床医学的昔日凄凉第五章 医院的教训第六章 征候与病例第七章 看与知第八章 解剖一些尸体第九章 可见的不可见物第十章 热病的危机结论
一七零七年三月发布的“薄绢法令”对十八世纪的医生开业与医生培养起了限定作用。当时的任务是要打击江湖骗子、庸医以及“无资格、无能力的行医者”；同时亟需整顿多年来“松松垮垮”的医学院。因此，法令规定，今后王国内的大学，凡是设有医学院的或曾经设有医学院的，都须讲授医学；教员职位不得无限期地空缺，一旦有空缺就须填补；学生每四个月注册一次，经过三年的学习方可获得学位；他们必须依次通过每年的考试方能获得业士、学士和博士头衔；他们必须修满解剖学、化学、盖伦药理学和药草演示等必修课程。除此之外，法令第二十六条宣布了如下原则：“凡未获得学士学位者，即使不取报酬，也不得行医或开药方”；该条附有补充说明(这是医学院以接受整顿作为代价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与目标)：“所有宗教人员，无论是托钵僧还是非托钵僧，都属于这一条规定的禁止范围”。到该世纪末，人们的批评意见至少在四个方面比较一致：江湖骗子依然盛行于世；医学院提供的正规教学既不能满足医学实践的需要，也不能跟上新的发现(只讲授理论；根本不考虑数学和物理学)；医学院太多太滥；腐败现象严重(教职变得像其他官职一样可以买到；教师收费才上课；学生花钱就能通过考试，而且可以雇收人低的医生给他们写论文)，因此学医的费用极其昂贵——更糟糕的是，即使有了医生资格，新医生还得跟随一些著名的医生出诊，才能积累实践经验，为此他们还得花钱。这样，大革命就面对着两项要求：一是更严格地限制行医资格，二是更严格地管理大学课程。但是，这二者都与整个改革潮流背道而驰，因为改革的目的是废除行会和师徒体制，关闭大学。 由此，在以下三种要求之间产生了某种紧张关系：一是对知识加以重组，二是废除特权，三是有效地监控国民的健康。医学以及政府借助于医学应该不受限制地监视公民，但是这种自由的目视如何能够既装备精良、充分有效，又不会陷入知识的神秘性和严格的社会特权的魔爪? 第一个问题：医生能否成为一个没有同业公会法、行医限制、资格限制等等保护的自由职业?国家的医学意识是否与其公民意识或道德意识一样是自发的?医生捍卫他们同业公会权利的理由是，这种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合作的权利。医学团体应该有别于政治团体，因为它无意限制他人的自由，无意把法律和义务强加给公民；它的规定只适用于自身；它的“管辖权只限于 自身内部”；但是，它也有别于其他的行业团体，因为它不是为了维护某些权利和模糊的传统，而是为了核对与交流知识：如果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智慧之光一产生旋即熄灭，个人经验会丧失殆尽。在组成一个团体时，医生就默认了一个誓言：“我们愿意通过我们大家的认识来强化自己，启迪我们的头脑；我们之中一些人的短处应能被另一些人的长处所减轻；我们聚集到一起接受共同的管理，将进一步激发起我们之间的竞争”。医学界对自己的批评要多于对自己的辩护。正因为如此，更需要防止民众陷人自己的错觉和听信江湖骗子的神话。“如果医师和外科医生组成社会上一个必不可少的团体，由于他们的职能十分重要，立法权威就需要专门考虑如何防止滥用职权”。如果一个自由国度希望自己的公民免除错误和病痛．，它就不能允许自由地行医。 实际上，没有人想过让医疗活动完全自由，实行无限制竞争的自由体制。即使是吉伦特派中最主张自由主义的分子也不曾这样想过。甚至马蒂厄·热劳在要求废除现有的一切医学团体 时，也希望各郡都建立一个法庭，审判“任何没有技能证书而在玉学领域浑水摸鱼者”。但是，医生开业问题又与另外三件事紧密相关：全面废除行会，医学协会的消失，尤其是大学的关闭。 从下述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无限广阔的临床领域：“通过混杂而模糊的症状揭示一种疾病的根源和起因；认识它的性质、形式及其引起的并发症；一眼就能分辨它的各种特征和差异；通过迅速而精细的分析把它与其他各种无关的事物分开；预见在整个疾病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良性或恶性情况；利用自然本身提供的最佳时机实施治疗；估量生命的活力和器官的运动；根据需要增强或减弱它们的能量；准确地决定何时采取行动、何时应该等待；对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加以权衡，信心十足地做出判断；选择那种见效最快、最适合、最有把握的方法；利用经验；把握机会；充分利用时机，周密考虑风险；使自己成为病人及其病痛的主人；减轻他们的痛苦；平抚他们的焦虑；对他们的需要预先做好准备；承受他们的失常表现；利用他们的性格来驾驭他们的意志，不是像残酷的暴君统治自己的奴隶，而是像体贴的父亲关照着孩子的命运”。 这段严肃而唠叨的文字与另一段文字结合起来就显现出自己的意义。看似矛盾的是，后一段文字虽然十分简洁，但是如果添加到前一段文字后面，却无蛇足之虞：“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使科学视觉化”山。从对晦暗的逐渐阐明，对本质的谨慎解读，对时机和风险计算，到对心灵的主宰和对父亲权威的篡夺，如此众多的权力不过是目视的王权——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建立过程中的众多形式。 临床教学并非肯定是基于目视的运作和决断整理一门科学的首次尝试。从十七世纪后半期起，博物学就开始根据自然物的可见性质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类。古代和中世纪积累的全部知识宝库是植物的功效、动物的技能，神秘的对应和感应，但是自约翰·雷之后，这整个知识“宝库”对于博物学家来说都变得次要了。而真正有待认识的东西是“结构”，即形式、空间布局，各种因素的数量和大小：博物学：自命的任务是给它们定位，把它们改写成话语，将它们加以对照或综合，目的在于一方面能够确定有生命物的相邻关系或亲缘关系(从而确定宇宙的统一性)，另一方面能够迅速地辨识每一个个体(从而辨识他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 临床教学对目视的需求不亚于博物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几乎完全相同：要求目视去观看，去分辨出特征，去识别出相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按照种和属加以分类。博物学的模式始终很活跃，十八世纪的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屈从于它。昔日索瓦热所怀有的那种成为疾病领域的林奈的梦想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完全消退：医生们一直在疾病领域采集着标本。但是，医学目视也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形成。首先，它不再是随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目视，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医生的目视，这种医生被赋予了决定和干预的权力。其次，这种目视并不受制于某种结构的狭窄格栅（形式、布局、数量、大小），而是应该并且能够捕捉住色彩、差异、细小的偏差，时刻警惕着异常现象。最后，这种目视不满足于观察显而易见的东西；它应该使人们能够大致测算出机会和风险；它应该长于算计。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把十八世纪晚期的临床医学看做是长期背负着错误认识的目视回归纯洁。我们甚至也不能认为这种目视只是发生了一种指向转换，或者认为是它的能力得到更好的运用。当认识主体进行自我重组，改变自身，并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时，新的对象也相应地主动向医学目视呈现自己。因此，不是疾病概念先发生变化，然后辨认它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也不是特征描述体系先发生变化，然后理论也随之改变；相反，它们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疾病与这种目视的关系层次上—同时发生变化。疾病是自动呈现给这种目视并构建这种目视。在这个层次上，理论和经验、方法与结果之间是无法区分的；人们必须解读可见性的深层结构，而在这些结构里场域和目视是被知识符码联系起来的；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研究这些符码的两种主要形式：征候的语言结构和病例的随机结构。 在十八世纪的医学传统里，疾病是以症状（symptome）和征候（signe）的方式呈现给观察者的。它们之间的区分既在于它们的形态学（morphologie），也在于它们的语义价值。症状—及其支配性地位—是疾病呈现的形式：在所有的可见物中，它最接近本质；它是不可企及的疾病性质的最直接译写。咳嗽、发烧、胸痛、呼吸困难本身并不是胸膜炎—这种疾病本身从来不会展示给感官，而“只是透露给推理”—但是它们构成了它的“基本症状”，因为它们使人们有可能确定一种疾病状态（与健康状态相反），一种疾病本质（例如，不同于肺炎）以及一种直接的原因（浆液充溢）。症状使得这种疾病的半遮半露的不变形象隐约显出。 征候是宣告性的：预后性征候预告将要发生的情况；既往症征候宣告过去发生的情况；诊断性征候显示正在发生的情况。在征候与疾病之间有一段距离，必须把它突显出来才能跨越它，因为征候常常以间接和意外的方式出现。它并不提供任何认识的对象，它至多提供认识的基础。认识自身摸索着进人隐蔽事物的各个侧面：脉搏暴露出血液流通的看不见的力度和节奏；征候也泄露了时间的秘密，例如指甲发青就准确无误地宣告了死亡将至，“肠热”的第四日发作预示着痊愈。征候借助看不见的事物显示了将要消退、潜藏在下面和将要出现的情况。它涉及的是结果、生命和死亡，而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真理，即症状使之作为现象而显现出来的给定的、隐蔽的真理。 因此，十八世纪译写出疾病的双重现实，即自然的现实和戏剧的现实，确立了一种认识的真实性和一种实践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幸福安宁的结构，其中维持着两种体系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是自然一疾病体系，其可见形式植根于不可见的世界里，另一方面是时间一结果体系，后者通过一种可见的定位而预测不可见的世界。 这两个体系都是自为地存在着；它们的差异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医学知觉只能适应这一事实，而不能建构这一事实。 临床方法的形成与医生的目视进入征候和症状场域紧密相联。认识它的建构权利，就需要抹杀它们之间的绝对区分，而且需要做出如下假设：能指（征候和症状）从此将完全能够被所指包容，能指的最原始现实状态将毫无掩饰和保留，所指的本质——疾病的核心——将在能指的可理解的句法中被彻底消化。 ……
主编的话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冗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或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戊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人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些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巾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空任何学院入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剌。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违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刘东 1999年6月于京郊溪翁庄
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福柯的鼎力之作。它运用考古学、系谱学的方法研究医学史，不但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而且书中运用的研究方式和表达的思想对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在此意义上，《临床医学的诞生》既是一本医学史著作，同时又超越了医学史的范畴。作为一本学术书，它包含深刻的思想和犀利的见解，对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绝对值得一读再读。
无
这几天本来也想读《临床医学的诞生》这本书的，但是读了序言和第一章的前面一小部分后，我就读不下去了。这本书语言确实晦涩难懂，但我觉得这只是我读不懂这本书的一部分原因。除去语言因素，我发现我对作者所要说的内容，比如说17、18世纪的医学史等等，也基本没什么了解。读者与作者的认知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自然是很难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理念的。所以我想我应该先对这个时代的哲学、医学、文化背景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之后，再来读这本书。
在结论处，福柯忽然谈及了通篇都未曾谈及的德国抒情诗人。他说解剖临床医学所具有的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等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福柯在《临床医学》中告诉我们，作为新知识的临床医学与作为新文学的抒情派运动的内在支配规则是一致的。医学经验与抒情经验都在人与死亡的关系中开始被捕捉到。福柯说 “个人不是呈现生命的最初和最鲜明的形式。它只是在一种长期的空间化运动结束之时才呈现给了知识。”个人和死亡都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没有历史的物品以及处于光天化日下的人人可见的形态。相反，在漫漫历史中，它们交织在一起，经常处于明暗交错、闪烁的暧昧地带，始终在黑暗中不显现，不发声。只有“当死亡在语言中找到其概念的安身之地时”，空间才将个人形态呈现给目视，死亡和个人才最终出现。
说白了，实证科学事实上同文学是在合唱一种同时代的语言结构的，打造实证科学与现代文学的是同样的支配强力。它们是“知识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外在显现，是一种现代病变的不同症状而以。
这么说来，文艺青年绕一个语言的弯就能成了学术青年的。在一种转化游戏的面具舞会中，他们稍不留神就彼此置换了。
如果临床医学的诞生不是因为理论的发展，也不是因为实验的突破，而是因为医学认识空间的重新排列和认识机制的复杂重构，那么我们还是否可以说科学一直在进步！？
机器人医生
-------读<<临床医学的诞生>>
不得不承认读这书很吃力,里面涉及太多文献,语法,更重要的是涉及领域太多,病理,解剖,精神分析,语言结构,概率,逻辑,历史文化,哲学,物理,化学等等,你无法知晓福柯到底懂多少东西,似乎他不是个正常人.想要完全理解他是个梦想,想多了解一下他的思想需要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更多.
我比较注意现象和经验,甚至会轻视科技给人带来的好处.临床医学在我眼里只不过是机器人干的事情,虽然我知道这观点的偏激,但我仍然要表达我的态度,如同独立思考和偏见在不明狭隘定义下总是难以辨别一样.你到医院完全可以不说话,当然你说不说结果都一样,机器人医生会强迫你接受各种病理检查,一般你都会照办,如果你抗拒,那就签字吧,表明你的不合作,后果当然是你看病不愿意看到的,除非你没病在机器人医生面前玩.
当然检测是严谨的科学,你的脏器,组织,血液,分泌物等都可以通过分类精细的观察,检查,培养,扫描等手段得到一些量化而定性的体征描述,哪怕其中很多既无法量化也定性不了,但是我们仍不能否定科学对这做的努力.终于机器人医生可以通过一些你的病理体征给你归因了,于是开药了,药物可以是对症下药,也可以是对征下药,其实现代医院很标准化的,机器人医生根据疾病药物分类清单用鼠标点几下就可以了,当然一般机器人医生还会说这药吃几天你要再来复诊,言下之意,你不好再换几种药试一试,试好了就行,谁让我们个体对不同药物甚至不同品牌的同类药物的敏感性,耐受性不一样呢.至于你患上疾病的主观经验那是不重要的,那经验在完全按照病理解剖学和现代检测仪器组建的现代医学面前一文不值.
虽然我是如此鄙视这样的机器人医生,但是我对临床医学的产生却是推崇的,好比我不能因为美好的事物走向极端而变得丑恶,就去否定它的诞生的伟大性.为了能清楚了解个体或者群体的各种疾病,临床工作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各种分类出来的疾病的性质,病理基础,症状,预后做了仔细的研究和统计,但沮丧的是疾病发生,发展,预后等各种因素呈现出来的无穷尽的组合依然不能让我们对哪怕是很简单的疾病窥到真相,你可以用药物控制它,但是病因你仍然不清楚,各种脏器组织系统的内部复杂关系的演变你仍然不确定.
基于这些迷茫,机器人医生也没错,他们可以逃避这些困惑,完全用已知的理性.依靠检测的体征来治疗,但是我想如果用真正的机器人来看病也许比他们做的更加准确精细,机器人医生是可以淘汰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应该多些人文关怀,毕竟我们和他们是同类生物.
福柯的文字自是晦涩有余，但当我读到讲“大革命前后的两种神话”中的第二种神话时，对它的表达方式竟有种特殊的熟悉感甚至是亲切感。细细探究这种熟悉感的缘起，竟来自小时无意翻看的一些医学老教材。因为祖上从医者甚众，家中收藏有不同年代的医学书籍。幼年的我有翻箱倒柜搜寻一切带字纸质物的癖好，医学专业的内容自是看不懂，倒是医学以外的文字和画面印象深刻，如扉页画有的擎火炬的小人、毛主席语录等。在那些书里读到过的一些产生于极左年代的文字，竟与福柯所述的这个神话的内容惊人的相似：
（刘北成译林译本36页第二段首“另一种神话则是出自一种推至极致的历史反思”开始，到39页第一段末“医学最终将变成应有的样子，即关于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知识”结束是讲这第二种神话的内容，一共五个自然段，以下称自然段1、2、3、4、5。）
第一，在万恶的旧社会里，富人骄奢淫逸浑身花柳，穷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小资产阶级以孱弱为美，人人都不健康完全是旧制度、坏政府造成的。旧社会里也有医生，但他们不能为人民群众造福，无法发挥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这几乎就是自然段1的红色中国版本。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新政权解放了全体人，才让医学有了发挥作用的舞台。建国后新政权依靠一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村卫生员就迅速控制甚至消灭了种种曾被视为瘟疫的夺命疾病，让它们只留下在关于旧社会的苦痛记忆中的痕迹。新社会的人们，身体素质是健康活泼的，精神气质是昂扬向上的。这就像是自然段2、3的话语复制。
第三，在新社会里，个人的健康不只与私人的幸福相关，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利，而自然段4论述的正是这一点。在红色年代里，集体劳动就像战斗，日常生活亦是准军事化，人们在“为国家生养和抚育下一代接班人”的激情中维持家庭生活和抚育子女，并时刻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保家卫国，走上战场……如此种种，与福柯说的“某种平静的感官幸福名正言顺地与整个国家的秩序、军队的活力、人民的繁殖力以及坚韧的劳动进军联系在一起”，竟也有着微妙的同构性。
第四，在这样的新社会里，医生的任务将是规定和保证一种更健康有活力的民众生活方式，并以“增强人民体质”的方式增加国家的战斗力。这与自然段5形神俱似。
讲到这里，便不得不佩服福柯的天才洞见：他剖析这个大革命中的神话，用语似乎有些夸张，但它们却确以同样夸张的形式出现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医学教材里。大革命中关于医学的两种神话，本质上是卢梭关于在理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与回归自然的两种理论在医学领域的折射。卢梭的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本质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所以，福柯才会说，关于医学的那两种看似对立的神话本质上表达的是同一种医学体验；所以，导源于卢梭理论的始终隐含在大革命话语中的神话逻辑，当它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具有现代极权主义（各种形式的，包括法西斯主义与前共产主义在内，应该说，第三、四点在法西斯主义下表现得更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时，它在医学领域的产物——那些一页文字由大半页毛主席语录加小半页专业内容组成的医学教材，不过就是极权逻辑的一个小小的侧面罢了。
当然，极左年代早就过去了。但是重新审视上面提到的，福柯说过，中国的医学教材中也发挥过的这四层意涵，在今天却未必确是烟消云散了。
那第一点和第二点，在今天改了一个较为温和的版本来对比战乱年代的“东亚病夫”和建国后的种种改善，以颂扬新政权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功绩。当然，这至少道出了大部分的真实，即使在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虽对红色政权多有指摘，对教育与医疗的普及成就却是毫不犹豫地大加肯定的。
可是那第三点却让人感到并不是那么遥远。活生生的例子就是那块每天上学放学路上，有意无意都会瞥到的标语：“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记得刚来清华时，很奇怪清华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操场上跑两圈还是三圈，都会与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有深厚的体育传统是清华的特色，自二十年代马约翰始就如是；清华同时也有深厚的“极左”传统，这却是自五十年代蒋南翔始。这两种传统本是没什么联系的，却通过这个口号，天衣无缝地连接了起来。而且，只要清华的体育传统不灭，这个口号就不改；这个口号不改，“极左”的影子就不散。
而那第四点，似乎已经不是逐渐遥远，而是逐渐切近。在大部分人衣食无忧之后，下一步的追求便是“提高生命质量”。医生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了，因为它已经如福柯所言，成了为人们提供关于“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建议与标准的职业：他们穿着白大褂，在电视屏幕上严肃地教导人们，吃什么东西更健康，每天运动多少更合适，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是最理想的，怎样胎教宝宝会更聪明，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如何与一种叫脑黄金的补品有了关系，而脑白金又怎样成了高质量睡眠的守护神……更有种种尝试用最前沿的基因工程来“从根本上改造人类”，让人类变成“一个更好的物种”，而不论这种“更好的人类”还是否具有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性，一个自然造出的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生物物种不可替代的高贵性……
往返公交车上不断看到医生们人人拿着一包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大幅站台广告，当即觉出广告词的牵强：且不论亚洲人吸收奶类中的钙质能力的低下已经是广泛的共识，就算吸收没有问题，一斤奶中包含的几毫克钙，于“强壮”而言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惶论要“强壮一个民族”（这隐含着增加国家竞争力的潜台词）。这类话语从科学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广告右下角既有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又有“蒙牛”的落款中，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不过是当下中国社会中早就牢固结盟的市场与政治权力，再拉上“科学”或“医学”作为同盟者的产物。
“科学”或“医学”的“入盟”，起到的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都不具备人人认可的权威，各种意识形态对它们态度分殊。然而，“医学”与“科学”却是一种超越政权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不断扩大的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在提倡“每天一斤奶”时，都被“科学”与“医学”以“促进人民健康”的形式合法化了。
如今，这类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度膨胀，将无数个体生命带入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控制；而无数人却欢娱地臣服在它的权威之下，幻想着它能给的“一种更健康的生活”，而不是经过检视的，真正值得过的生活。看完福柯后再次审视这些熟悉的话语，我不寒而粟，仿佛听见了福柯的幽灵在黑暗中的笑声。
由于我时间有限，粗略地阅读了《临床医学的诞生》，简而言之，该书是关于医学史的研究，讨论现代医学的现代意义，也是一部临床医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我的程度来说，真的有些难以理解，在没有医学知识的前提下很难连贯地阅读。所幸，这本书主要关注医学史，而不是具体的医学理论。由于语言能力所限，只阅读了中文版而没有阅读法文版，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对内容的理解。不过，虽然这本书看似关于医学，关键词仍然是“权力”。作者以18－19世纪大量医学专业文献和资料为基础，着重研究了医学的实践历史和批评的可能的角度和环境。书中涉及了大量关于医生和患者及如何对待贫困的患者这样的现实问题，举个例子说，是否应该让医院义务收治的贫困的病人接受教学观察，把他们当作教学演示的对象。又还提到了死亡，生命的意义：生命就是抗拒生命缺席的各种功能的总和。观察的目光和它所感知的事物是通过同一个逻各斯（logos）来传递的，这种逻各斯既是事物整体的发生过程，又是目视的运作逻辑。
提到医学，人们总会联想到死亡，而死亡和哲学又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死亡作为一个绝对的观察生命的视点和打开生命真相的开口（就这个词的各种意义而言，甚至包括最技术性的意义）。但是死亡也是生命在日常实践中与之对抗的东西；在死亡中，生命体很自然地分解自身：因此疾病就丧失了作为偶然事件的古老地位，成为生命与死亡关系中的内在的、恒定的和流动的维度。鉴于这层关系，医生的科学和哲学家的科学具有相同的起源和相同目标，二者的血缘关系不可抹杀。《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出版于1963年，继续着《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l'âge classique”）的论述，福柯临死前完成了《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的前三卷——他最后一本关于医学和统治的著作。
想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起码关注的领域要宽广些.
而机器人医生和其所接受教育是有很大联系的,
有机器人加工厂才会有机器人的批量产生.
福柯，鄙人偶像
翻译的太差了，完全读不下去
呵呵，实际上以我亲身经历而言，今日中国的医学生教育，几乎见不到人文的关怀，甚而更糟的是，对人文关怀的践踏。别的不说，医生自我保护三十一条，暗里就是被大多数医生奉为圭臬的。能读福柯的医生，又有几个呢，再说，读过又能怎么样呢？
临床医学不只是机器人那么简单吧，不是说医学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吗
所以中医提倡的医患态度还有对待身体的态度依然是值得传承的。
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深刻的经济基础作为其根源。
你不可能指望一个每天累死累活、要养家糊口，然而工资比银行收纳员高不了多少的医生把他的职业当成一门艺术加以奉献。在这种大背景下，你所期待的人文关怀必然只能产生于少数人的自我觉醒，而难以成为普遍现象。
"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
恩哪，现在奶还有毒了哈~
您表把大家都当成傻瓜，“欢娱地臣服”者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或是感叹医生的不可靠，或者是对食品补品广告产生腻烦感，或是开始对健康教育进行批判性思考，或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生反感和不适，都已经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反抗了。任何否定生命的文化，最终都要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那曾经属于国家的身体，虽然降低了死亡率，但却由于被剥离了自我而丧失了精神健康和积极创造的可能，最终还是要被变回人们自己的。至于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说法，可以看作是鼓励大家“为保证国家社保不致崩盘而晚点退休”，这就与发达国家如出一辙了。
恩 楼上的 您很乐观
呵呵我一向是乐观主义者:)
嗯，《论人的自由与奴役》里也谈到人不能沦为国家的工具，国家性和社会性是个性的部分，而不是反过来。归根结底，如果国家真是必要的恶的话，那也是为人服务，人的价值永远在国家之上。
《临床医学的诞生》，我读的时候的，并不是首先套入“知识/权力”这个众口传颂的福柯的经典命题。《临》在我看来，对于生命与疾病（共同归置与“人”的概念之下）身体与目视的关注并不是国家政治性的，更属于福柯长期的“人学”之诠释。我还记得这本书的一句名言“疾病与生命的秩序是一致的”。《临》的魅力还在于其并不清晰的主旨，这正式后来人愈发感兴趣的根源之一。
带一本书去巴黎，你可以看见巴黎发生的，在我们身上又重演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