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2012-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美燕
285
280000
中国新文学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牛成与发展也便同日本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探究“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关系，主要是透过以留日作家为主体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从日本获得新文学思潮“体验”，并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世界文学新潮，进一步研究“日本体验”在建构中国新文学思潮中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审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文学思潮，诸如个性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其接受源头几乎都出自日本，对此种“跟进式”的借鉴接受态势的研究，当有助于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特点与其后来走向的认知：而日本文学思潮也并非尽善尽美，某些思潮还有严重缺陷，不加分析引入，也会产生负面效应，因而还必须就近现代日本多种文学思潮对我国新文学所产生的正负效应作出科学分析与评价。这对于有效总结新文学接受外来经验，深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是不无意义的。
徐美燕，1975年生，浙江永康人。2003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任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社科联副主席，为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浙江省高校教坛新秀。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天津社会科学》、《学术界》、《浙江社会科学》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厅级科研课题研究11项。曾主编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高职写作》、出版专著《以就业为导向高职人才培养研究》。
引论
第一章 中国新文学背景下的日本文学思潮接受
一 中国近现代“留日潮”形成的历史动因
二 日本文学新潮与中国文学变革诉求的契合
三 留日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
四 中国新文学接受日本文学思潮的阶段性呈现
第二章 “日本体验”与个性主义思潮的吸纳
一 近代启蒙思潮与“人的意识”的自觉
二 日本白桦派与周氏兄弟的“人的文学”
三 周作人“性爱论”的引入与个性解放的突破
四 创造社作家接受个性主义思潮的强势凸显
五 “日本体验”之于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意义
第三章 现实主义思潮的全面影响与接受效应
一 接受日本现实主义思潮的一般形态
二 引进“新写实主义”理论产生的变异
三 左翼思潮和无产阶级文学输入的主渠道
四 日本左翼思潮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的正负面效应
五 独特形态：胡风主观现实主义的日本来源
第四章 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视角与发展趋向
一 新文学“前夜”的期从日本引入浪漫元素
二 接受视角：对日本浪漫文学渗透社会意识的认同
三 同步趋向：文化同源的“泛神论”思想的移植
四 创造社作家对“五四”浪漫文学的强力推动
五 “自叙传”小说的直接借鉴：“私小说”
第五章 现代主义思潮的时断时续的影响
一 引进新浪漫主义：中国现代主义的最初接受源之一
二 “日本体验”与引入唯美主义、象征主义
三 30年代：日本新感觉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四 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现代主义创作潮的推动
第六章 借鉴日本文学思潮若干问题的反思
一 重视借鉴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重要接受源
二 日本作为西方文学思潮“中介站”的作用与意义
三 借鉴日本文学思潮：接受中的选择、差异与超越
四 揭示日本影响的正负面效应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意义
结语 借鉴外来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思考
一 文化的多维性与中国文学发展多样文化选择的必要性
二 吸纳外来文学思潮与尊重自身文学个性、优势的结合
参考文献
后记
从“文化同源”考量，中日两国在文字、文学、文化方面能得以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其最大的便利莫过于同属汉字文化圈这一事实了。同属东方文化圈，且又处于同一的汉字文化圈中，同质多于异质，价值取向大多是相同或近似，两者的冲突与融合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为留日学生接受日本文化和文学提供了可能。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变法通义》，其中《论译书》一节提到了翻译日文书籍的种种益处：“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始，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近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少而获利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扦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梁启超所说的“同文之国”，即文字同出一源，可谓典型例证，最能说明“文化同源”对两国文化交流带来的便利。这里，他说黄公度（遵宪）谓日文“可不学而能”，固然有些夸张，但较之西文，日文较易学习与掌握，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留日学生便从中受惠甚多。 二是中日之间“政体民情相似”，取学日本可收即时参照之效。 除了近便和速效，晚清的学者，还包括官员、政治家，鼓励学生赴日留学，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取学日本可收学习日本经验、改革中国的即时参照之效。正如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所言：“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相似”，就“政体民情”而言，他把忠君爱国、尊崇孔孟的日本推为同洲、同宗的样本，更是急切地表达了取法日本的愿望。实际上，张之洞早先写出的《劝学篇》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曾如此陈述“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二是“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张之洞的学“西学”的两步走策略：先从“仿行”东人中学“西学”，若考虑“求精求备，再赴西洋”，这的确是一条“捷径”，但由此透露的恰恰是其急于从东邻日本获取对于改造中国的有益经验的一种急迫心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