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
2005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贤治
277
无
《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是一部透析知识分子和知识的警世之作，真诚地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应该拥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这个民族的灵魂群体，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他们的命运会怎样，能否发出自己的理性的声音，如何在各种无法预计的现实际遇前葆有自己的文化生命，这不是小事，事实证明这也许不值一碗饭，不值一张电影票，不值一次夜总会的饕餮，但是他最终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是不是仅仅是一碗饭，一张电影票，一次饕餮——是不是真正的“人”。
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加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死》、《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题记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对称：在纳粹的阴影下在奈保尔与萨义德之间萨义德：丧失之痛奥威尔：政治、艺术与自由奧威尔：书的命运为宽容而斗争后奧斯威辛写作米沃什的根包围凯尔泰斯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盗版与地下印刷法布尔与他的昆虫共和国性、群众、法西斯《现代性与大屠杀》有一种书用道义书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三部书鲁迅：反抗者的精神文本《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纪念李慎之先生《文学中国》：序言，或一种文学告白序《紫地丁文丛》序《忍冬花诗丛》
书摘薇依一直顽强地寻找自己。所谓寻找，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返回原点。然而，她不是向前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结果不断地撕裂自己，使之成为碎片。她只能成为碎片。 譬如她爱，爱使她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可是，当她获悉希特勒入侵布拉格的消息时，便变得不那么和平了。她把投入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当作新的使命。不过，这种转变对她来说是不彻底的。她几乎一直在非暴力与暴力之间摇摆。如果战争非打不可，也就是说，即使出于正当的理由使用暴力，她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和卑劣的。至于非暴力，只要有效，便应当在道义上承认它和支持它。她把爱作为一种精神价值进行体认，确信暴力的使用，足以使它荡然无存。人类一旦失去了精神价值，她问：除了卑劣的人，有谁还会去操心政治呢! 当薇依在战争中进入角色，孤绝的气质，随即驱使她投身于暴力行动。在布拉格的学生起义遭到德国人的残酷镇压之后，她同时提出两个行动计划，但都与她个人有关：其一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部队和武器的计划”，起草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发动布拉格居民反对占领军，解放俘虏。她向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宣传，并发誓说；如果实施该计划而不让她参加，她将躺到公共汽车轮下自尽!其二，是组建一支活动在火线上的女护士队伍，当然也一定得让她成为其中的一员。结果，两个汁划都没有被采纳。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日后仍然极力寻找机会，奔赴原计划中的慷慨赴死的目标。显然，她试图努力挣脱一种矛盾的处境而终于无法挣脱。 西班牙内战时，薇依面临过同样两难的选择。她不喜欢战争，但是身处巴黎这种近于后方的人们的状态使她更感厌恶。她坐不住了，决定前往西班牙。由于到佛朗哥占领区去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她便带着巴黎工会组织发给她的汜者证，为全国劳动联合会的无政府工会活动分子服务。在战争中，她亲眼看见．红色民兵同法西斯分子一样轻易地杀人，仿佛全然不知道被杀者是有生命似的。梦境被粉碎了。西班牙的罪恶，加深了她在工厂劳动中的受奴役的体验。在人的价值被确立为最高价值，并以此修改她的政治地图的过程中，为战争所展开，为生命所洞见的现实图景对她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地图的每个局部未必因此变得更为精确，甚至有可能大大变形；可是，这一切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其呈示的方位和关系是确当的。你知道，科学的谬误，可以因人性的正确而自行纠正过来。 薇依的政治地图是复杂的。她不断修改。她的地图并没有提供一个类似教科书一样固定的答案，从表面上看来，它是游移的、互否的，实际上，庄严的命意正包含在这种变动之中。 除了战争，阶级斗争也如此。 你看薇依的定义：“当社会权力机制造成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尊严彻底破灭时，这就是一场屈从者反对发号施令者的永久性斗争。”又是人的尊严问题。很明显，这就偏离了正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了。在她看来，阶级斗争确实有其内在的根据，正如赫拉克利特说的，斗争是生存的条件；但是当它发展成为一种斗争学说时，却蜕变成为某种荒谬的东西、空洞的实体，具体的苦难和抗争被抽象化了。她特别指出，阶级斗争贯穿历史的全部荒谬性，根源在于权力的性质。这个结论是政治学的，也是人类学的。她痛恨权力。 大约在薇依那里，权力总是意味着奴役，因此，她会因所谓“主权”问题而改写“祖国”、“民族”的概念。她说：“国家是一种冷酷而无法让人爱的东西；它残杀并取消所有一切可能成为被爱的东西；因此，人们被迫爱它，是因为只有它。这就是当代人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她极力反对国家崇拜，指出它以祖国的名义，索求绝对的忠诚、全部的奉献、最大的牺牲，事实上是一种根本无爱可言的偶像崇拜。当人们大谈祖国时，就很少谈及正义；一旦祖国背后有国家，正义便在远方。她一再说：“祖国是不够的。”在定义人的时候，她也总是喜欢使用如下公式，即：“人，世界的公民。”这里说个故事。她曾经在课堂上向中学生说起著名的“诺曼底号”邮船，提问道：“这条船的代价可以造出多少工人住宅?”学生听了很反感，立即反驳说，这条船以它的规模和豪华提高了祖国在国外的威望。这堂课肯定讲不下去了。所谓祖国的威望算什么呢!然而，她遭到了抵制。对于“民族”这个词，她同样不抱好感，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应当取消。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人，惟有她知道这个词以及由它组成的各种词组的含义，那就是：死亡和眼泪。 “这块土地／可耻地征服了自身。”她曾经引用古西班牙诗句，说君主如何整体地消化了被征服者，把他们连根拔起；而革命，同样把对王冠俯首称臣的人民锻炼成为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是在民族主权至上的陶醉中进行的。她指责百科全书派的成员是被拔根的知识分子，正在于对民族进步的整体性追求，致使人们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不作任何思考，便全盘接受了这一革命传统。于是，爱国主义的轱辘自然向着国家的方向滚过去了。P87-89
《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批判、自由、正义、宽容……所有这些知识分子捍卫的价值，在作者雕刻刀般的笔下，一一得到呈现。对《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凡是做出负面评价的人，归根结底是读不懂这部书的人，换句话说，是不需要这部书的人。假如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无论你为这个称呼自豪还是自卑，你都应该买《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阅读他人，阅读自己，直到冲破宿命。
无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似乎少有人为这些非主流的知识分子写这样的札记。书里提到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伟大在于“不合时宜”，远远超越了所处的时代，触摸到了良心的边界，为自由、为民主，为正义上下求索、殚精竭虑、一往无前，留给我们的是漫天的星光，永恒地闪耀在我们的头顶，即便是在漆黑的夜里，仍能让人识别方向。
买回来之后看了两遍，每次都会读出更多的东西，这是现代所谓散文随笔所不能比的。林贤治先生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批判之态度，尤其是对苏东知识分子的叙述与解析，更是别有怀抱，是在审查制度下无奈的作法，但却更增添了思想的深度与问题的普适性，尤其是第一篇的札记，常读常新，读书的时候常回顾一下，可以增加看书的角度，看问题的深度。好书半价，真是值得买。
内容挺好 可是发现了很不应该出现的错字 不知是原印的问题还是版本的问题
人不可能永远都是理智的，很多时候为了捍卫理智而义无反顾的拿起笔来捍卫自由和正义。
很便宜的买到了本书。 翻开集子，除谈鲁迅的两篇文章外，其余对我新鲜如处子。 林先生文笔钢针似的敏锐，明镜似的清澈，毒箭似的残酷；冷如坚冰，热如烈火；轻如肉眼难辨的游丝，重如突然压下、盖顶的千钧；读过伊文章的，都能感觉享受得到，鲁迅是伊爸爸。... 阅读更多
過年在家讀了這本書的幾篇文章，比如説有關魯迅的那篇。作者字裏行間流露出一種博大的情懷，加上深刻的見識，給我以很多啓發。在這樣一個紛擾的時代，這是本能讓有緣人靜心的好書。
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鲁迅《题＜呐喊＞》
“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这就是《午夜的幽光》。
作者林贤治生于忧困，起于微末，“在田地上耕种过相当一段时间”。“今天总算得以笔耕为活”，却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没有象我们诸多引入庙堂的知识精英那样，自觉而慌张地毁弃籍贯与出身的脐带，同时惶恐地振摄衣冠。而是坚守底层立场，坚持平民意识，并以此为发端和基点，自觉而坚定地走向异端和彼岸，直蹈“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的精神，析出“一种多棱的结晶体”叫思想，成为晦暗海洋中的一座灯塔，发出洞彻迷雾、烛照黑夜的光。他是诗人，著有《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他是作家，写就《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他是编辑，编选了《人文随笔》、《被驱逐的人》；他是思想者，凝炼出《自制的海图》、《平民的信使》。这些成份的气血交融，凝聚成“自外于权力”、“具有个人英雄主义”又不回避“公共性”、“具有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及平民主义立场”的类似特点、“耻于做知识学的炼金术士，而争当大众社会的燃灯者和拓荒人”的知识分子的本质内核。这一册“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既是对知识分子品貌特征去伪存真的理性确认，而诗化的文字中又勾勒出一个孑然独行于黑暗荒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肖像。
“思想，是穿过人生与世相的一道幽光，能让昏昧的心灵豁然开朗。思想者的文字，是社会大幕下一道刺目的闪电，能映照出思想者卓然挺立的身姿。”《午夜的幽光》即是这样一部警世之作。她透析了薇依、萨特、加缪、福柯、格拉斯、茨威格、房龙、萨义德、奈保尔、奥威尔、鲁迅、李慎之等的道德良心，揭示了政治、社会、阶级、革命的交互作用，告白了哲学、文化、艺术、生活的价值取向，而最终，是对“个人”批判、自由、正义、宽容的基本权利和品质的不懈鼓吹和坚定捍卫。她内涵广大，立意深远，发人深思，耐人寻味，是一部教人向善的、有灵魂的、以道义写成的书。
“中国知识分子恰恰乐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也即古人说的‘王者师’”。儒者从来作帝师，其中蕴含的温顺、折中、机变，也算是儒家文化传统和本土政治经验的熔炼。而在这“以经济改革为杠杆，正在撬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冻土层，行将开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能够捡拾这一传统和经验、堪作“王者师”的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恐也无几多了，环伺我们周围的是沽名钓誉的“学术权威”和争利逐色的“文化精英”。而浑沌批评概念、猥亵批评精神、放弃批评权力、规避批评责任的情势与氛围，让当下的所谓“评论”尤显可疑，进而可笑。冷落于这样的评论，对好书，特别是这样的一部书反而是件幸事。当然，对我而言，写下这样的观感文字，是无意于、更不敢奢谈评论的。唯愿作被这道午夜幽光点燃的薪柴中的一枝，喷发出自己煦微的火花，给这无边的黑夜增添一丝亮色，以使这道幽光投射得更远。因为，在绝对黑暗中，光亦难以传播。
今夕何夕，共此烛光。夜阑人静中，薄窗昏灯下，读书，给我慰籍，添我快意。年少孟浪时，常取酒佐之，夜半陶然微醺，见窗外清风明月，廓而忘言；而今苍苍也，只喝些粗茶，子时凉意入骨，觉窗外长夜漫漫，间有细雨霏霏，心底却不由向这漆黑的荒野发出几声凌厉的呐喊，只无所谓风，也无所谓回声……
惟人间最缺养分，惟午夜最需幽光。待何时，忍冬花盛开，紫地丁遍地……
在林贤治《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看到这么一段话：精神析出一种多棱结晶体叫做思想，这是理性的产物；但同时它液化为感觉、具体的欲望和冲动，以及流动的情愫、感情和想像。思想是种无所拘束的介质，而这种东西是自由的，不能为任何外物所限制。而我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更多的是通过言论、出版的自由来形成，有了这些东西，思想自由的实质才会形成人类话语权的自由。
精神和思想的灵魂远行，是凝聚在书籍中的睿智结晶。阅读和聆听智者的声音，可以让我们了解心灵和真理的叩问，林贤治的作品就是这种传导媒介之一。读林贤治的文章，可以体会到心灵自由的呼声。
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治校格言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正应该是诸君借鉴和发扬的时代精神，而思想是否自由，完全取决于话语权的宽容与否和politics的开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言论禁锢的祸害。汉武帝时张汤构陷颜异所用的“罪名”，就是令人发指和哭笑不得的“腹诽”！连腹诽都不可以，可见封建时代的人们所丧失的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可怖……读史知兴替，也可知世情。历史上的酷政和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独尊儒术的推崇，是对人们精神上的戕害和麻醉。
思想的趋向和开放程度，是检验一个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打开人们隔阂的心门，倾听彼此之间的心声，人们才能坦诚相见、畅怀骋目以悦心灵。捧读书籍，让思想在知识的海洋中驰突，让智慧的火焰激发灵感，而思想的乌托邦已然在心灵的废墟上建立！
在思想自由解放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先知先哲的探索和筚路蓝缕的艰苦开拓，已经走入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我们要做的是，秉承先贤的遗志和未竟的愿景，去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首先肯定这本书还算不错，因为这本书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精神期望。什么是知识分子？不是那些所谓高学历的人，从事professional工作的人。知识分子需要有知识分子的精神——那是一种对于自由公正的执着追求的精神。而这精神的表现则是永远拒绝被现实观念规范化，并对现实秩序进行永恒的质疑和挑战。所以在作者看来，大多数学院派的学者和技术人员都是被划在知识分子范围内的，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则是那些充满了反抗精神，某种程度上保持着自由职业特征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留下的是孤独的背影和乌托邦的蓝图。所以不论是高高在上的权势者，还是庸常无为的芸芸众生，他们都像乌鸦一样永无休止的聒噪着。记得南京的先锋书店的店铭——大地上的异乡者。我想这话恰如其分的勾勒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孤独而执着，漂泊无根却永无定向，知识分子永远是灵魂上的异乡者。一旦他们的心安定下来，与现实秩序妥协，甚至与权势结合，他们便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现实的社会知识分子很少，却很可贵，因为这个社会需要牛虻；一旦他们多起来了，却会是件可怕的事情，因为那时是阿Q要革命了。
本书是本随笔集，我对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很欣赏，尽管作者的感情倾向色彩太浓，但是作为随便却也不能算是缺点。但是其中的开篇文章《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是我不喜欢的。我一向坚持随笔是长不得的，而这篇文章有七十来页。这篇文章作者大量引用政治学和社会学语言，但又缺乏清晰的逻辑脉络，使得这篇文章很晦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的感情色彩并未因此降低，反而是文章显得条理不清，这不能不说是本书败笔。
林贤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惧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溜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罢？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耻辱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90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冲击力，激发了我和同时代人对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种躁动难耐的心情。总的说来，当时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严肃而活跃；置身其中，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
由于“清污”时蒙受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要写好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谈何容易，这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诱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无法退让回避，终于决意投入高强度的阅读训练。我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阅发黄的报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等等。我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大多是国民党人；譬如在《新青年》“内讧”期间，有关办刊的原则，鲁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适而反对陈独秀的；又譬如，鲁迅并非“左联”的“盟主”，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孤立被排挤的，诸如此类。鲁迅自称他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信为“无治的个人主义”，也可读作“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得弄清楚这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资源，从源到流是怎样从西方到东方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提法，就得读托尔斯泰，读尼采，读嵇康。要给鲁迅“定位”，还必须阅读他的同时代人，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始于这个时候阅读他们的文集。后来我化名给出版社编辑一套二十种的现代作家散文丛书《人生文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长达六年，围绕鲁迅取径阅读，不但拓展了知识面，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阅读而增进对相关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80年代有过“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有过美学热和文化热，后来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聒噪，这些现象触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神经，促使我随机作“介入阅读”。“异化”是个大问题，涉及众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实践价值，可惜最终局限于哲学小圈子，而且也如后来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一样无疾而终。美学是人类精神创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马尔库塞他们高度评价艺术的作用，甚至视之为人类解放的重要的指标。当时，高尔泰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总以为距离现实政治未免太迂远，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对于美学书，像我这种心浮气躁的人只是泛泛而读罢了。萨特说，文化大而无当；细化倒不难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过，文化可以给人以一个开阔的视野是的确的。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理论，表面上看是拿来的洋货，本质上同祖传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谓“沉滓的泛起”。对此，我以为略知其详即可，并未深究。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人间鲁迅》三卷本写成出版。无论思想、情绪、阅读及写作意识，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90年代最初几年，知识界的空气比较沉闷，出版界也相对显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识形态及市场机制的共同调控之下，通俗读物（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引领潮流，媚俗现象比比皆是，各大媒体联成一气，推波助澜。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艺及社科书籍未见衰减，反而有所递增。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外，全国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类译著的出版。比起80年代，这时的翻译，明显扩大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以及思想史等范围。仅法律方面，就有三联的《宪政译丛》、《民权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知识出版社的《人权译丛》等，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近20年来，全国有影响的社科人文类丛书，有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学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译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长之间，一直隐含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基本上丧失了原创力，一时难以恢复；但是，这种近乎搬运工的工作，却体现了另外一种韧性的力量。总之一面在沦陷，一面在建设，历史毕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摇摆着前进。
80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20年来，个人阅读大抵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展开的。
革命事关重大，首先是制度问题。托克维尔把书命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着眼点就在于革命与制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写《鲁迅的最后十年》，关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得还算通顺，就因为啃过一通政党史和宪制史；究其实浏览所得，亦不过常识而已。其次是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还有群众问题、文化心理问题、政治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冲突论”是很重要的方法论；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声，有关的理论也很说明问题。因此，马克思、韦伯、勒庞、达伦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关著作，是我感兴趣的。如果说他们的书是抽象结构构图，那么，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作为具体事态构图，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脉贲张。
作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较读过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历史书，革命形态非常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问题。学者们“告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别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对于构成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则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实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远的有民族文化传统，近的有现存制度、斗争情势，还有革命者的素质，诸如此类。坊间近几年出过几种专论暴力的书，如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都没有像我们的学者这样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为革命暴力辩护，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则辩护更有力。有关这些具体的革命事件的论述性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有潘恩的《人的权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激进主义》。
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当年便很激动过我的心。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庞大的实体，霍布斯称“利维坦”。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革命如此，艺术也如此。我对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状况没有深究的兴趣，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会，如何影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别看重关于权力的部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包括对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以及同住者自愿服从的反应的描写。但是，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构成权力关系的组织形式、制度、策略和技术，而非现实的人，不涉及团体或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据说后来他表示决心在他的词汇中废除“权力”一词，用“政府”和“治理术”来代替。的确，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说的，那些支配国家机器，主宰现代社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极少数的“权力精英”。精英统治集团的品质、意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对于一个具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由于有了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才有二战及“大屠杀”的发生；有了斯大林的发动，才有了肃反和劳改营。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指出，在野蛮的杀戮中具有一种“现代性”，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个杀人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和苏联并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我较早读到台湾出版的该书的汉译本，曾与大陆译者联系版权，方知台湾方面也不曾购得原著版权，便节选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编入丛刊《读书之旅》，出版后只剩下两章。十年过后，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仍然是节译本。
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状况，关于大屠杀，除了作蓝皮书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卷本外，90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译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系列丛书，计数十种，是相当有魄力的。希特勒传记已出版数种，在写法上，《解读希特勒》颇有新意。此外还有记录希特勒的追随者及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译本数种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国际、苏中关系，所见有数十种译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的多种传记也读作苏联的传记。苏联的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及文学作品，如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是当年的“禁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还有编辑出版的档案材料，那是最坚实的历史的见证，如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91年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我国学者沈志华先后编译出版了大批档案，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90年代后，我们还曾出版过几套“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其中有不少关于苏联及国际共运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来，我以为别具一种理性的力量。
必须从专制和封闭中走出来，从“历史主义”的诓骗中走出来，这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缺乏事实根据的演绎是空洞的；要想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我认为，唯有把它们置于历史的真实的困境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最早是从个体开始，然后扩及群体的一般的认识。有关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论性著作，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若干种，我认为最好的当数科塞的《理念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谓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这是无庸赘言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定义，仍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文化理想，并坚持践行；二、独立性，或称边缘性、浪游性；三、永远持弱势者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独立于权势者之外，同权力保持距离甚或对立；再就是独立于金库和市场之外，独立于群众之外。在写作鲁迅传期间，我阅读过中国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集、日记、自传和传记，确信鲁迅是唯一的坐标式人物。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所指是缺乏知识分子角色所应有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担当苦难的精神。传记就是个案。后来看了一批外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主要是俄苏、法国和德国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场”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识分子”。
近20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议论颇不少，扬胡适而抑鲁迅不用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亦见褒柏克、阿隆、海德格尔而贬卢梭、萨特，足见其间的思想流向。贬卢梭与贬法国大革命是一致的，贬萨特则往往跟萨特一度宣传苏联有关。萨特一生中确实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从来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坚持独立的政治实践，一旦发现错误也都能在实践中自行纠正。这是他的伟大处。我读过一个被称为“道德侦探”的英国人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极尽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将知识分子漫画化，其中就有萨特。无疑地，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识分子职责的格调低下的书。我读过多部关于萨特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的世纪》，当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我也读过雷蒙·阿隆的回忆录，《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另外的几种书，觉得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冷静的人。若拿两人比较，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错误的萨特。我从来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达的书中看到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当然对左翼的政治也必须有不同意的东西”；像罗蒂，在书中同样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话，“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这些话，使我读了感到兴奋。
“主题阅读”本可以使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分知识变得更紧密、更系统化；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外加“自由主义”的读法，知识的残缺就变得难以弥补了。譬如“国学”———姑不论这名词是否成立，所谓“经史子集”，也只是挑感兴趣的书读，《诗经》《庄子》没有问题，《大学》《中庸》则根本读不进去。二十四史没有读完，倒是取巧读近人做的通史或专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之类。诗文集浩如烟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饮，一读选本如《文选》、《古文观止》、《古诗源》；二是个人特别喜欢者，从屈原到秋瑾苏曼殊，亦不过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备的古典知识，大约仅及从前的开蒙学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学问。至于当代学术及创作，阅读多是出于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偏好；作为文学编辑，或者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种职业需要罢。
鲁迅在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强调“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又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这是身为“过客”的沧桑感言。鲁迅的书所以对我构成巨大的魅惑，也无非因为它像外国书一样，教我接近“实人生”。多读一点中国书，对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不问而知是有益处的；只是中国书作为同质的精神产物，最多可以供作传统文化批判的对象，却无法提供认识和批判的利器。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我近二十年多读外国书的原因。
鲁迅补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其实，仅就作文而言，我也以为外国书更丰富，可以提供更多的范本。中国诗文体制短小、含蓄内敛，少有汪洋恣肆、离奇变幻者。就说我所迷恋的海涅、马克思的政治及思想评论，广博、睿智、犀利而富于文采；赫尔岑的回忆录，时代和个人连为一体；尼采的闪电般的箴言体随笔，本雅明灵光四射的文论；巴什拉坩锅式的把科学、哲学和诗搅到一起，德勒兹狐狸般出没、浮云般聚散，这样的文字简直无法以旧有的文体命名，我们哪里有呢。
在林贤治《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看到这么一段话：精神析出一种多棱结晶体叫做思想，这是理性的产物；但同时它液化为感觉、具体的欲望和冲动，以及流动的情愫、感情和想像。思想是种无所拘束的介质，而这种东西是自由的，不能为任何外物所限制。而我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更多的是通过言论、出版的自由来形成，有了这些东西，思想自由的实质才会形成人类话语权的自由。
精神和思想的灵魂远行，是凝聚在书籍中的睿智结晶。阅读和聆听智者的声音，可以让我们了解心灵和真理的叩问，林贤治的作品就是这种传导媒介之一。读林贤治的文章，可以体会到心灵自由的呼声。
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治校格言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正应该是诸君借鉴和发扬的时代精神，而思想是否自由，完全取决于话语权的宽容与否和politics的开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言论禁锢的祸害。汉武帝时张汤构陷颜异所用的“罪名”，就是令人发指和哭笑不得的“腹诽”！连腹诽都不可以，可见封建时代的人们所丧失的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可怖……读史知兴替，也可知世情。历史上的酷政和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独尊儒术的推崇，是对人们精神上的戕害和麻醉。
思想的趋向和开放程度，是检验一个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打开人们隔阂的心门，倾听彼此之间的心声，人们才能坦诚相见、畅怀骋目以悦心灵。捧读书籍，让思想在知识的海洋中驰突，让智慧的火焰激发灵感，而思想的乌托邦已然在心灵的废墟上建立！
在思想自由解放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先知先哲的探索和筚路蓝缕的艰苦开拓，已经走入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我们要做的是，秉承先贤的遗志和未竟的愿景，去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比时代的文学肖像那本要好很多。最初熟悉的感觉渐回。精神的自由是一切。
对国家，民族概念的澄清，最终让我们成为悲伤而永恒的漂泊者。
很便宜的买到了本书。
向上海贝贝特致敬~~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致敬~~到目前为止，所购贵团队出版的图书还没有让我失望过。我藏书不多，观书更少。
翻开集子，除谈鲁迅的两篇文章外，其余对我新鲜如处子。
林先生文笔钢针似的敏锐，明镜似的清澈，毒箭似的残酷；冷如坚冰，热如烈火；轻如肉眼难辨的游丝，重如突然压下、盖顶的千钧；读过伊文章的，都能感觉享受得到，鲁迅是伊爸爸。
点到为止，吞吞吐吐，躲躲闪闪，犹抱琵琶半遮面，可以理解，也能够理解，鲁迅兵法、自己主动抽掉几根骨头之谓也。
看林先生谈“知识分子”，谈幽光薇依，谈非常反俄奥威尔，谈穿粗布衫与穿燕尾服终究要分手，谈盗版思想，谈李慎之，心有共鸣，毫无隔膜。底层出来写给底层朋友看的嘛。（有用吗？）底层出来写给关怀底层朋友的先进看的嘛。（要看吗？）
鲁迅写：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主席曰：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张中晓云：李商隐，心有灵犀一点通。白居易，惟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心之可知性之二律背反。
24多万字，洋洋洒洒，汤姆克鲁斯不可能的任务。林先生自己也知道的。失败：一种宿命。
只能做，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思想，是穿过人生与世相的一道幽光，能让昏昧的心灵豁然开朗。”
在序言中，林贤治交代本书的重心在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提及到西方知识分子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持平民主义立场这些特点；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文化和本土政治经验的浸淫而生化出来的温顺、折中与机变。看完全书，我感同身受，自己更有一个感触：我们本土的知识分子、学者还是文化人，在思想上真是是单薄的可怕，深度上更是可怜，在这个角度，我们有太多的路要走了。同时，结合我以前看过的林的作品，我认为林贤治是一位兼具诗人的激情、敏锐和哲学深度、理智的自由知识分子，喜欢他清晰、深含激情的文字，丰富的学养，彻底的自由主义个人态度，也许他有点偏执，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偏执。
第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是这本书诸篇文章当中的雄文，占据了277页篇幅当中的72页，涉及的内容包括知识、知识人、精神与思想、权力、知识性的社会建制、公共领域、异化与退化。文章很长，讨论的内容多而繁杂，通篇也充满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冷气氛，但并不显得那种空洞无物的反复啰唆。林贤治在哲学，社会学、历史、政治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方面的功底在本文中展露无遗。
全文有很多的图片以及思想家的简介，是非常好的注脚，顺便赞扬一下编辑。
在最后，林贤治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永无魇足的追逐必然导致启蒙意义的消解。启蒙思想家意欲亲近的是庸众，而受到最强大最持久的排拒者也是庸众；庸众是他们的工作对象，而庸众也正是他们的掘墓人。”“大多数对极少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我的概括（也是这篇读后感的标题）是：思想让知识分子更了解真实，也更无能为力。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这是林贤治对以西蒙娜·薇依为例的践行知识分子的诗意评价。
书页上薇依美丽的照片及她一生的事迹使我唏嘘不已，这位巴黎高师毕业美丽女性，在当中学教师时，公然鼓动学生蔑视教科书，组织工人罢工；教师职位遭解除后，薇依在工厂当工人，体会到了工人的奴役与耻辱感，并对所谓“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薇依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比如开设马克思主义讲座，参加反法西斯会议，志愿参加西班牙战场，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最后因苛刻的自省而衰竭到“饿死”，可以说，她的一生都在顽强的与世俗战斗，与自己战斗。林贤治写道：“人类认识的范围很广袤，但是对真理而言，生活只能是唯一的对象。生活之外无所谓真理。许多学者背向社会著述，自以为价值连城，实际上是伪币制造者”，用这样的话反衬薇依，我想，足以让所谓的那些“家”们汗颜。
林贤治说：“薇依走的太远了”
薇依也让我想到了另一位在中国的女性斗士或者叫践行者——林昭
薇依说她自己是卡珊德拉。
这是薇依的诗句：
呐喊着作战非常勇敢,/但我知道，更英勇是与自己胸中悲哀的骑兵搏斗的英雄。
胜利了，民族不会看见，/失败了，人们不会发现，/没有国家会以爱国者的深情/瞧一瞧那弥留时的双眼……
我看到了一个斗士，女性，孤独但是不屑于庸众目光的践行者。
《对称：在纳粹的阴影下》《后奥斯威辛写作》《性，群众、法西斯》《包围凯尔泰斯》《现代性大屠杀》《这几篇的关键字是战争、纳粹、极权、集中营、真理与坚持。在这里，我看到了斯特劳斯的依附，大哲海德格尔的政治做为，君特格拉斯内心的苦难与责任，阿多诺的那句“奥斯威辛后，写诗是野蛮的”所蕴含的悲天悯人和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而我们呢，继续在铁屋子里昏睡，在后现代的匪夷所思的世界上消费、操作，抑或即将成为法西斯似的“群众”。
《纪念李慎之先生》
虽然林与李有两次笔墨之争，也不是完全同意李的一些政治观点，也把李连同胡适评价为颇具涵义的“王者师”，但是对李的那种处还是，通篇文章无不对李慎之持尊敬和钦佩之情，尤其赞赏李慎之的"当公民教员"的启蒙态度。比如林评价到：至于学术，框架是科学的，问题是社会的，价值是普世的，语言是大众的，哪一位学者愿意做，而且可以做呢？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道德和责任。在当代中国，只至少我知道，还有一个李先生。还说李先生“桃李不言”，独具眼光，充满勇气。但林在李身上看到了反对专制和反对革命的矛盾，西化反传统和不放弃中国哲学的政治哲学悖论，并且林做为鲁迅的精神文化传人，对李“扬胡抑鲁”持
批判态度。
在这片文章中，我看见了林贤治的真性情，个人认为，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纪念李慎之的最好文章。
《〈文学中国〉序：序言，或一种文学告白》《紫地丁文丛序》《忍冬花诗从序》
本书殿后的这三篇都是序言，自看过他《自由诗篇》的序言之后，我就觉得林贤治序言写的真是好，这三篇都如是。
《文》中，他认为“所谓时代，即使当下性”、“没有哪一个作家是于是隔绝的”、“忠实于人类苦难记忆的作家，其实也是最富于时代感的作家”、“现实是改造中的秩序”、“真正的文学，只能是在接受和抵制的永久张力中进行”，在文中，他对文学、文学性下了自己的定义，对中国新型文学的未来做了自己的设想。
《紫》文中对文学的本质做了解释，对所谓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大加鞭挞，以紫花地丁这一颇具象征的意象对这本散文集加以定位和期望。
《忍》文目的、用途和上文相似，只是文本对象是诗歌，所以，语言更体现了林贤治诗人的本质。
《奥威尔：政治、艺术与自由》、《奥威尔：书的命运》《为宽容而斗争》、《在奈保尔与萨伊德之间》、《萨伊德：丧失之痛》、《米沃什的根》、《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法布尔和他的昆虫共和国》《为宽容而斗争》等文章写了这些人的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外，也都是还原了他们真实的一面，内容比较繁杂，不加赘述，但建议大家看看，作为知识性的补充。
《有一种书用道义书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三部书》个人认为与知识分子的主题相去甚远，不予评论。
《鲁迅：反抗者的精神文本》《〈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这两篇属于林贤治的本职，评价将纳入林贤治的另一本书《一个人的爱与死》评论中。
2008.12.08
林贤治这本关于知识分子札记，书名叫《午夜的幽光》，思想和文字都如同“幽光”二字迷人。
昨夜逃避家里喧哗的气氛，坐在办公室，不开电脑，不要音乐，一杯清水，与林贤治共游。
文笔很好，看着吸引人。
他大略十分欣赏薇依，三十多页的篇幅，看的人心潮起伏。
薇依，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柔弱美丽。但她却是拥有那样强大力量的女子。
午夜的幽光，穿透黑暗的一束幽光，直到底层，而非天界。“照亮黑暗的光，最先穿透自己”，但在巨大黑暗中，它必然归于吞噬的命运。如同34岁就死去的薇依。
她的偏执极端为我所向往，她的勇往无前为我所钦佩，她的善良怜悯为我所崇敬。一个异类游走在边缘。
嗜烟的她没有其他消遣，她将一生奉献给自由和革命，奉献给人类基本的平等。她用羸弱的身躯抵抗整个世界，政治界、学术界全是她的战场。她放弃优渥，忍受工厂的高强度劳作和毫无尊严的待遇。没有第二人能做到她这般自觉的与底层同呼吸共命运。彻底的敬服。
永远无从得知这个弱女子究竟怎会有这般坚强的毅力来抵制一切物质，乃至面临死亡还坚持精神的渴求。
有时我想薇依自己愿意被称为知识分子嘛？她批判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愿与之为伍。是拒绝知识分子这一类？还是拒绝当时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一类？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标准，局外人、流亡者、业余者、捣乱者、敢于向权势者叫板的人，林评价说清晰而警醒。我是去年看这本书的，薄薄一本，看了很久。薇依似乎就是这么个知识分子，每一条都符合。
薇依去世后，著作陆续面世。人们渐渐认识到这个无可救药的异类的伟大之处。
这种盖棺定论的事情层出不穷，实在令人费解。历史的玩笑开太多了，但玩笑的肇事者始终是人类本身。
今天烫头发，用了三个小时，幸好有书做伴。也许思想文集不适合那样凡俗的环境阅读，但心境如水即可。
看书通常需要一个适意的环境，对于我来说，则完全是心境决定的。
每次读到薇依、法拉奇之类的女人，就会心潮澎湃起来。
生活可以柔软可以刚硬，骨子里不喜欢江南的柔弱无骨。我依然渴望大漠与荒原。
林贤治先生的散文集《午夜的幽光》，2005年11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笔者有幸是该书的责编，因而也有了和林先生有限的几次电话联系。林先生广东人，讲一口粤语普通话，像当地有名的广式早茶，绵软细密，慢条斯理，与他行文的沉郁顿挫还是很大不同的。也许，近代以降，南粤之地自康梁一派后，思想家有点荒芜了，故时人常叹，林先生是“文化沙漠”上一奇葩。我倒觉得，林先生行事自有一种南方风格，一种南方才有的商家式的精细和文人式的趣味。
那几次联系都是事关出版事宜。文稿、目次林先生事先早已编好，而且请人排版好刻盘送来的。可见是有心人。对书的装帧，林先生也异常关心。他非常喜欢广西师大社出版的“文化史丛书”（特别是《书籍的历史》）的封面设计，希望自己的书封面也是那种铭黄色压纹的。可能《白鲸》的插图让他心动，他一再叮嘱，《午夜的幽光》的封面最好能配上美国版画家洛克威尔•肯特（Rockwell Kent）那样的黑白版画。林先生不嫌费事——事实上也许他认为这是一种乐趣，他亲自为书中内容配上了各种图片，包括书中涉及的西方知识分子本人的头像、各种书籍封面、文化事件的记录性图片，以及一些文献档案、手记的复印件，这些图片以及附上的说明文字，使书中传达的知识思想、文化信息大大立体化了，视觉化了。显然，这是一个知识上的唯美主义者才会有的行为——漂亮的思想难道不需要一个漂亮的形式吗？这种思想上的美学趣味（当然，它是有节制的），是林先生有别于学院派的一个细节。这种趣味要找个源头的话，那很容易想到鲁迅对西洋木刻和版画的爱好。鲁迅晚年提倡木刻运动，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人们容易忽略木刻版画艺术本身的含义。鲁迅曾在关于麦绥莱勒《一个人的受难》的通信中说到：“木刻只有黑白二色，光线一错，就一塌糊涂。现在常有学麦绥莱勒的，但你看，麦的明暗，是多么清楚。”讲究思想的黑白分明，以及在明暗对比中寻求力量，是一种典型的“鲁迅风”。以阐发鲁迅精神为己任的林先生，看来是深谙此道的。
大家都明白，在一个翻译家傅雷所说的“高气压的时代”里写作，是要担些压力的。所谓“光线一错，就一塌糊涂”也有这一层意思。在《午夜的幽光》的出版过程中，林先生曾和笔者有过多次联系。书名的确定（原书名为《幽光穿过黑暗》），一些文字的斟酌，一些敏感人物的处理，让作者和出版者都颇费周折。该书最后还是顺利付梓印行了，当然是万幸的事。人尝言，书也有书的命运。《午夜的幽光》命运如何，自有后世，不劳笔者废舌。但林先生在书中所袒露的知识人的心境和立场，却有目共睹，可谓立此存照了。
林贤治先生是在新中国的黎明出生的。比起钱理群要年轻九岁，但比起王晓明却要年长个七岁，这三人，或者说三代人，都因为鲁迅的研究而出名。说“研究”也许并不恰当，至少林先生是不愿以“学者”自居的。实际上，与其他两位不同，林先生曾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当过农民、乡村医生，但没有上过大学，故其边缘立场更为明显。但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奇特的时代里出现的三代人。在那个时代里，鲁迅，因为官方的认可，成了所有中国人唯一合法的精神食粮。《鲁迅全集》成了贫瘠时代、饥渴时代里唯一的精神盛宴。正是这种特定时代的幸与不幸，成全了无数鲁迅学者后来的精神事业。是鲁迅，陪伴他们渡过了漫长的精神荒芜的岁月——鲁迅是知识，是话语，是美学，是信念，是思想，是精神，是秘密的约定，也是诠释的战场，是显学也是哀荣，是立场也是标准，是你能想得到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的一切……直至今天，仍历久不衰。不管你是褒扬还是贬损，你都逃不开鲁迅影子的笼罩。这无疑是悲剧，也是奇迹，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时代病。不明了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林先生字里行间浓郁的鲁迅情结。
时代的背景是暗色的——当然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可能有“鬼”存在，因而思想光线的显影功能就显得很重要了。“木刻只有黑白二色，光线一错，就一塌糊涂。”鲁迅这句艺术谈，大可以理解为一种立场、标准或者说角度的重要性的隐喻。鲁迅的世界，是黑白两色的，他至死也“一个也不宽恕”，如此强悍，想来是不会容忍那种过渡色的。虽然后世的学者也分析出了鲁迅的“灰色”，但鲁迅之为鲁迅，其意义无疑就在于其清醒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不管是来自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像那种方向性的光线一样，具有一种使黑白截然分判的功能。
《午夜的幽光》，书如其名，是一个黑白分明、布满光线对比的世界。我在书勒口上的“内容简介”部分，曾作如此语：
思想，是穿过人生与世相的一道幽光，能让昏昧的心灵豁然开朗。思想者的文字，是社会大幕下一道刺目的闪电，能映照出思想者卓然挺立的身姿。本书即是这样一部透析知识分子和知识的警世之作。
在这部反思之书中，林先生致力于探讨知识分子的角色和知识的功能。从薇依、茨威格、萨义德、奥威尔到房龙、君特•格拉斯、米沃什、凯尔泰斯，林林总总，一组西方知识分子的群像。正如作者在“题记”里所言，本书的重心仍在“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这个“公共性”，用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五四一代来说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改造国民性”；用现在的话说，则成了“坚守边缘立场”——一句话，知识分子必须是民众的良心，必须为民众代言。这显然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启蒙信念。它也是鲁迅的一个显著姿态。鲁迅耻于做“安静的学者”而自许“精神界的斗士”，这个身份定位显然影响了林先生，他也声称“耻于做知识学的炼金术士，而争当大众社会的燃灯者和拓荒人”。在林先生看来，鲁迅才是“中国的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而不像自由主义学者们所认为的是胡适）。不为别的，就因为鲁迅“坚持个人的自由实践”，坚持“与权势集团相对立，而致力于阻拒国家对人——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及生命个体——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剥夺”。当然，这种以鲁迅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性与公共性如何统一的问题，也许仍悬而未决。知识分子是做一个精神的启示者、一个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沉思者”呢，还是做一个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一个汉娜•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者”呢？《午夜的幽光》也未给出答案。事实上，林先生本人对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也持悲观态度。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正义、宽容、批判及良心等等，在《午夜的幽光》中，多多少少只是作为一种意愿存在的，正像它能从各色知识分子身上抽绎出来，但未必能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去一样。
没有光线，精神界固然漆黑一团。但有了光线，却从一个错误的角度照射，无疑会更糟。这是鲁迅这句“光线一错，就一塌糊涂”的话的警世之处。如何把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正义这些大概念坐实到现实生活中来，显然有很长的路还要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先生的这部《午夜的幽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文/lee
在断断续续地看林贤治的书，书真不错，就是他的《人间鲁迅》实在是太贵，两本近80块，换做有钱人确实不算什么，然而，有钱人读此样书的怕是不多，多的还是穷学生，可是面对这样的价格，舌头就要伸出口来做运动了，真像不是出给学生们看的。不过这本《午夜的幽光》到是还好些，却也要28块多，如今的书价让读书人胆寒的多，舒心的少。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书总还要读的，似乎和饭一样少不了。就价值来说，这本《午夜的幽光》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是随笔和散文性质的，不过主题大体还是一致，就是关于知识分子，作者就他心仪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的介绍，然后再做些阐释，并不是很深刻，适合大多数的人来看，有学院派的严谨逻辑，也有大众的通俗，换谁都是可以可以进入的，虽说，书后面关于鲁迅的内容有些深奥外，其他的并不难懂。
看一些介绍，知道林贤治属于山野派，所谓的山野派就是非学院出身，只是因为自己的爱好和长期的阅读有感而发，开始做起文章来，谁料，不做不要紧，一做文章竟是佳作连连，引起学界震动，进而人人争谈林之人间鲁迅，纷说林之五四之死，杂志《书屋》甚是慷慨，竟愿意花一整本杂志的篇幅刊登林的一篇文章，另一篇更是花上两期刊物的版面，在如今的时代景况，能够如此，实在罕见，这属于三四十年代文化开蒙时的传说，在林的身上却是不折不扣地上演，真是羡煞旁的学人，读者大呼过瘾。虽说，林在书屋上发的几篇文章至今已有五、六年的时间，然而，所谓经典是能够抗击时间侵蚀的，今天读依然振聋发聩，读来余香不尽，怎能不说林是山野出智者，博闻强识，引而能发，看来林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读书的，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也只有在这两样的基础之上才可以些得出象样的东西来，这虽说不上是名言却是至理。
他在《午夜的幽光》的序言后面说的话实在让人深思，“据说公正的时间可以验证一切，其实未必尽然；若然，就不会有如‘永劫不复’异类说法。而今借了整理旧作稿的机会，重睹其中这些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的命运，难免生出许多感慨。这期间，升降浮沉，兴衰成败，何尝有什么定论呢！”如果这句话是因为书中所言的知识分子遭遇而起，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林对知识分子能够承受的重量不尽详然，至少对其命运多折也有些无可奈何的意思，代价是否应该这样大，折磨着他。林所归纳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物都带上某些类似的特点，即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而反过来说，这些个反字对强权、体制、潮流以及非平民主义来说来就是刺头甚至是掘墓人，他们自然就要加以打击，缩小这些反者活动的空间，清洗异类当然要比宗教裁判更为冷酷和阴冷，结果当然很明显，奥斯维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所有。屠戮后尸体的证明力量足够让人胆寒。在中国，这样的学者还是少了，任何一个对思想家和思想有点关注的人都在一边抱怨一边期望，抱怨是因为很多的知识分子让人失望，期望是因为还有林这样的山野派的学人存在足以安慰大家一下，然而，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当然，这需要勇气甚至送命的决心，是否能够呢？是个大问题！
所谓幽光，大体就是黑暗中的一些光亮，不会很强烈，若有若无，看似要暗淡下去要消失，却仍勇敢地穿透夜的黑，渐渐往前后左右延伸，范围在渐渐扩大，更现出周围浓厚甚要吞噬人的黑，象极了矿洞中的偶尔闪过的光，它的意义恐怕不在于自身的一些光亮，而是让长了眼睛的人看出了光周围的没有光亮是多么的可怕，正是黑暗埋藏吞噬一切。书名来自于他景仰的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一篇文章。
林把一些处于边缘被主流和当局排斥不欢迎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比作了幽光，以小评传的方式谈论了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国内的就两个，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慎之，博览群书的林贤治笔触随意，把一个个伟大的名字背后的挣扎里程一一呈现，西蒙娜•薇依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早逝的法国女思想家有着惊人的反思能力和抗压精神，她放弃优越潜入地层化做幽光，为穷苦的人群呐喊和奔走，剥夺自己接济他人，以螳螂挡车般的毅力和勇气对抗黑暗，最后累死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苏珊桑塔格在《西蒙娜•薇依》中冷静地说出：“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不仅表现为他们具有个人权威性的音色和声调、知识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偏执狂、疯子、置人格于不顾的人——这就是那些为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糟糕透顶的文明作证的作家们。”毫无疑问，西蒙娜•薇依她是个圣徒，是一个行动者，一个残酷的剥夺自己的人，这个终其一生未婚,执意去工厂做苦工,把自己的所得都送给穷人,因此而毁了自己的健康,把爱都给了和自己毫不相干的穷人,信奉上帝又不入教派的女人实在是个真正的异类,在常人的理解之外,又不需要理解;你可以触摸到她,但你永远不能像她那样坚持,坚信,不悔。虽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不乏行动者，然而，像她这样执着掠夺自己成就他人的人却未曾有过。
在林先生的《午夜的幽光》一书中，对众多知识分子的梳理是最为可读的篇章。通过一个个个案，薇依、奈保尔、赛义德、奥威尔、房龙、米沃什、凯尔泰斯、阿多诺、萨特、福柯等等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他们或者被被迫害或被迫流亡国外或主动的选择苦难的生活，但自始至终他们的顽强的精神依然存在。
然而，这本书在我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作者的那些看似评那些知识分子说的一些话，却有足够让我思考的理由和内容，这些话可以在漂移，可以没有意义，可以仅仅是只就某一具体的事情，可是，多虑的我却看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我看出的东西是不是林先生要说的弦外之音并不重要，可以当他说了，但也可以当他没有说，因为他说的一些话一换语境就更有意义，比如把环境换成中国，仅仅是比如，可思索的问题就很多，甚至可以当作方法来思索中国的诸多问题，尤其是政治和知识的关系，倘若再置换于中国的历史当中，结果无不相似，意义自然溢出。
书中一个从开始到书尾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和当局者的对抗，一边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一边是专制当政这的残酷爆压；一边是讽刺和批判，一边是镇压和杀戮；一边是逃亡而继续坚持表达不满，一边是维护专制而不放弃压迫；一边讴歌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一边发泄对专制统治的愤懑。于是有流亡、鲜血、杰作和不灭的精神以及人类的宝物——众多的独立知识分子.
西闪/文
读林贤治的《午夜的幽光》，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设想一个巨大的剧场，所有的人都身处其中，那么林贤治先生在什么地方？肯定不在舞台之上，那上面唱练做打，需要的是科班训练，他是没有的。大概也不在观众席中，前排的位置早有预定，轮不到他。要他坐在后面那些安分的观众中间，我想他又多半不肯。即便坐在里面也会在你耳边絮叨，把一出皆大欢喜的戏解说得惹人不愉。当然更有可能的是，此刻他正愤而离席，跟门口不予放行的门卫闹个没完。
林贤治以鲁迅研究著称，但他向来对学者之名敬谢不敏。我想，除了谦虚，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在《午夜的幽光》中，直接说鲁迅的只有两篇。其中《鲁迅：反抗者的精神文本》较长，主要讨论的是鲁迅的几种文体，说实话新意不多。不过文中谈到鲁迅的杂文具有诗和政论的双重特质，这倒让我不由想到深受鲁迅影响的作者本人。此前有人讥诮林贤治是一个不写诗的空头诗评家，显然是无知。林贤治不仅是出版有诗集《骆驼与星》、《梦想或忧伤》的诗人，而且在我看来，与鲁迅研究学者的名声相比，恐怕他更看重的就是诗人这个称号。作为一个基本元素，诗意成为了鲁迅杂文有别于其他杂文家作品的稀缺品质。（冯雪峰评价）同样，诗意也是林贤治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诗人才具备的那种饱满的激情使得林贤治的作品元气充沛。
鉴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来都莫衷一是，就我的阅读而言，《午夜的幽光》与其说是一本学者林贤治谈论知识分子的札记，倒不如说是诗人林贤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反抗。布鲁姆(Harold Bloom)说：“无论多么地不自觉，诗人的出发点在于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烈地反抗死亡的恐惧。”这里的“死亡”显然不单是生理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惟有更具备原创性的人才能够更有效地反抗死亡带来的恐惧，尤其是精神意义上的死亡。这些比其他大多数人具备更强烈的反抗意识的人，可以称为“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马克思是诗人，牛顿爱因斯坦也是诗人。在《午夜的幽光》中林贤治所谈论的那些知识分子，无论是惠特曼还是鲁迅，奈保尔或者萨义德，他们都是诗人。实际上，读完《午夜的幽光》会发现，在林贤治那里，知识分子、英雄与诗人的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在林贤治的笔下，米沃什当然是诗人。1951年，他突然从波兰驻法国大使馆出走，与当时的波兰政府决裂，从此过着流亡生活。他以出走的方式反抗极权统治和思想禁锢，因为对一个诗人而言，铁幕后的生活就意味着死亡。
乔治·奥威尔是诗人。《午夜的幽光》中有两篇谈到奥威尔。一篇主要写的是奥威尔个人经历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阶段。其中青少年时期寄宿学校里的等级制度、规范化教育和皮鞭，在奥威尔的眼中都带有极权社会的大量特点。在缅甸做警察期间，近距离接触审判、监禁，亲手绞死囚犯，这些殖民地警察“享有”的特权让奥威尔良心苏醒。回国后，他辞去了警官职务，甘愿牺牲140镑的薪水和升迁机会，开始长达4年的流浪生涯。正是在这一时期，奥威尔意识到权力政治对人的残酷与侮辱。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像朱迪斯·史克拉尔（Judith Shklar）说的那样：“所谓自由主义者就是相信残酷是我们所作所为中最糟糕的事的那些人”，奥威尔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决心用写作反抗权力政治对人的残酷与侮辱。在《奥威尔：书的命运》一文中林贤治说，书的命运就是作家的命运。他描述的《动物庄园》一书曲折的出版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奥威尔反抗命运的过程。乔治·奥威尔，这个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的人，在林贤治的笔下是一个诗人。
西蒙娜·薇依是诗人。在《午夜的幽光》所收的文章中，《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特别值得一说。这篇文章堪称本书的灵魂。关于西蒙娜·薇依，向来众说纷纭。T·S·艾略特评价她是一个“潜在的圣徒”，一个“难以对付的、暴烈的、具有复杂个性的人”。在刘小枫看来，她是一位思想尖锐、率直坦诚的基督信仰神秘主义者，一个“有明确现代性意识的宗教思想家”。而林贤治认为把西蒙娜·薇依当作一个基督徒，把她的著作当作神学著作，只能算是一种“偏见”。他在《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一文中引述了苏珊·桑塔格的一段话作为题记：“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有些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从他在正文中对西蒙娜·薇依的评价来看，他是把她当成一个“一生只想成为一个人”的英雄。林贤治认为，西蒙娜·薇依“把基督徒的爱与革命者的憎结合到一起，把哲学家的知与实践家的行结合到一起，把水与火结合到一起”，以此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法西斯、反抗强权和系统秩序。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既可以看作林贤治为西蒙娜·薇依重新写的一篇小传，也可以看作他为她写的一首赞美诗。西蒙娜·薇依以羸弱之躯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为法兰西行动委员会起草各种文件，参与研究战后法国重建将要面临的各种问题。她长期将薪金分散给穷人，甚至拒绝领取薪金。平时她吃得很少，说自己无权比留在法国的同胞吃得更多。直到住进医院，她仍然拒绝领取结核病人的额外伙食补贴。最后死于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引发的心力衰竭。西蒙娜·薇依只活了短短的34年，林贤治赞美她宛如一道因苍白而显得强烈的幽光，投向黑暗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种赞美无疑是诗意的，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美。从某种角度看，西蒙娜·薇依短暂的一生更像是迅速接近死亡的过程。对于普通人来说死亡是可怕的。但是对于像她那样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一种消失，一种虚无。她曾经说过：“让我消失吧，以使我所目睹的这些事物变得更美好，因为它们将不再是我所见的那些事物。”的确，消失和虚无都不可怕，诗人对死亡的恐惧并非针对死亡本身，而是对无法圆满完足的恐惧。诗人，或者英雄，或者知识分子，他们的生与死都只与此有关。
所有的庸人都知道，世上没有圆满完足的事物。那种圆满完足之物被称为“乌托邦”。可是，就像林贤治曾经引述王尔德说的那样：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瞥的。《午夜的幽光》中的每一个人：赫尔岑、萨义德、奈保尔、茨威格、本雅明、惠特曼、凯尔泰斯等等，在林贤治的笔下都被赋予了乌托邦精神。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文中借用曼海姆的定义，称乌托邦是属于反对派的，表现为被统治者的集体意识，反对占优势的现存秩序。可见在他的眼中，知识分子也好，诗人也好，他们都是注定要与乌托邦联系在一起的反对派。他们是否定性的，而非肯定性的，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是批评家，而非辩护士。
在《午夜的幽光》中，林贤治还谈到一种有趣的对称现象。比如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作家茨威格与希特勒钦赐的帝国音乐局总监施特劳斯之间的关系，独立特行、备受攻讦的奈保尔与同样以批判大胆著称的萨义德之争，以及惠特曼与爱默生之间的恩怨。从这些冲突强烈的对比中，作者自有褒贬，然而我读到的是却是知识分子之间，乌托邦与乌托邦之间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由此我想到书中那篇《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仔细读他对李慎之的褒贬，或许可以看出林贤治的乌托邦大概的轮廓来。
之前我曾经说过，《午夜的幽光》的作者是诗人林贤治，不是学者林贤治。为林贤治褒扬的那些人真实的面貌如何，是无法依靠他的这本书得以再现的。他们的思想、精神和经历，读者应该去读他们的原著和传记，无需别人先咀嚼一番再喂到口中。归根结底，《午夜的幽光》是一本不分行的诗歌，那些人不过是一个诗人借题发挥的素材。读《午夜的幽光》，明显地感觉到林贤治欲图从那些人的躯体中生长出来、挣脱出来，长成一个全新的人。这个人可以借用鲁迅之名，可以借用赫尔岑、萨义德之名，但实际上都不是，而是乌托邦中的全新而模糊的林贤治。
林贤治的文章总是元气充沛的，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可是仅有充沛的元气显然是不够的，这元气如何日渐精纯，可能是他应该思考的问题。尽管在《午夜的幽光》中林贤治一再鄙薄专业化、系统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应该意识到，姿态固然重要，武器也须精良。像《午夜的幽光》这类 “注经”式的著作使林贤治在中国思想界具有相当影响，可是这种方式也可能阻碍了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反抗是一个诗人，或者知识分子的题中之义，那么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反抗。作为同在一个巨大剧场里的腻烦的观众，我希望林贤治先生不要光顾着和不予放行的门卫闹个没完，而是在闹的同时悄悄给出一个暗示，让我从某个虚掩的小门逃出去。
最初读林贤治，是他的那本《自制的海图》，之后，他在我心中就成为一个独有的品牌，就如当初的三联，当初的上海译文。
在这本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贯彻了林贤治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他对于思想者灵魂深处、人性深处的切切关怀。从西方的葛兰西、福柯、狄金森、赫尔岑、西蒙娜•薇依、斯蒂芬•茨威格、维迪亚•奈保尔、萨义德、奥威尔、房龙、君特•格拉斯、米沃什、凯尔泰斯、惠特曼、爱默生、法布尔、赖希、凯尔泰斯，到中国的鲁迅、李慎之，林贤治以他的真诚与悲悯之心，走近那些盛名之下的生命个体，通过筛选与剥离，确立了知识分子的核心。在他眼里，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批判的、异议的、反抗的、说真话的，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
“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深处，使周围的人类现形。这是一道幽光，因苍白而显得强烈。”对于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林贤治无疑充满着一种关爱，那不是男人对于女人的偏爱，却也是一种强烈的怜惜。西蒙娜•薇依，一生只为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诚实的、自由的、尊严的、劳动着的、具有道德良知、富于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人。“照亮黑暗的光，最先穿透自己。”林贤治笔下的西蒙娜•薇依，短短34年的生命，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因爱和热情，柔弱的身躯中所蕴涵，所蹦射出来的精神力量，为人深深折服。然而，她走得太快，走得太远了，别人只来得及仰望她的背影。“一支火焰，当它找不到别的燃料时不会燃烧太久；一道光，当它穿过太浓密的黑暗时，反而被黑暗吞噬了。”西蒙娜•薇依安详、大度地走向黑暗，把希望与光明留给身后的未来世界。她是一个现代的悲剧英雄。
“得知己难，得文学知己尤难”。美国一代文豪爱默生与诗人惠特曼从交往之初的惺惺相惜，到最后的分道扬镳，是穿着燕尾服的文坛教父与穿粗布衫的农民诗人的终究要分手。36岁那年，惠特曼用手摇印刷机印刷了一千本自己的诗集——《草叶集》，他的诗歌简单、自然，富有气魄。由于诗集无一问津，最后全部送人。爱默生收到惠特曼寄赠的诗集后，十分惊喜，不遗余力地推荐这位朴实的本土诗人；而惠特曼则利用爱默生的热情，来达到轰动的社会效应。上流社会的文明绅士与来自乡野的鲁莽汉子，不同的文学气质，不同的文学思想，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分裂。而分裂是伟大的。
“人性的美善与丑恶，在亲缘关系中表现得最清楚不过。”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房龙以他渊博的学识、富于启发性的思想和亲切的文笔获得了读者的尊重，而在他儿子威廉撰写的关于他的传记中，老人家完全被丑化。威廉不遗余力地嘲笑父亲的世俗与无能，却不能掩盖房龙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与专制做斗争的富于正义的知识分子形象。房龙以“宽容”一词来涵盖自由、民主与理性，可惜死后却没有得到儿子的宽容。
树木根系发达、形象伟岸，树木可以调节气候、净化空气、防风降噪，它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正是这些以树木的形象存在过、思考过的人类，点亮了人类的智慧之光、生命之光。
《午夜的幽光》中，多数篇章也是“小品”，但题材、风格都不相同。这是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最初看到书名的这个副题，差点就不想翻阅了，因为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说，读着忒累人。而且，打头的两篇，都是比较绵长的文字，第一篇的理论色彩还过于浓重。不过，书的目录吸引了我。粗读之下，一是发现林贤治的文字，是我很赞赏和钦佩的那种——严谨而舒畅、洗炼而厚实；二是发现书中所述及的不少事例内容，多是曾有听闻而不知其详的，而在林贤治的寥寥数笔之下，显见地清晰着，但同时也会令人费些思量。
我更喜欢读书中的西方知识分子个案，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言，这些个案，恰好具有某些共同的、类似的“特点”——“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这些理念式的东西，坐实到奥威尔、法布尔、盗版与地下印刷、用道义写就的书，等等，也就具有了鲜活与刺激心灵、大脑的生动力量，让你更觉得这是一本有厚度的书。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兄这个评论有些迟了，但不晚。《午夜的幽光》是幸运的，因为它谈的是外国的人和事；《五四之魂》可就没这份幸运，因为它说的是中国的人和事。这事很滑稽，东西同理，即使心也可相通，可就是得区别对待，不吃面上的亏。我与林先生面谈过一次，这个理显然他是晓得的，也就合理利用规则，做些很多人不愿做不屑做的启明的事。比照而言，老钱是一如既往地想，一如既往地写，没有顾及这些策略，出版社可以随便清洁其文本，他是不以为意的，只要光线照不到的地方能出就行，甚至以待后日亦可。
稿子早就写了，《中华读书报》临刊时撤了下来，害得编辑还挨批，后一直未发。
靠，这么复杂。前面大部分也没说什么忌讳嘛，可能就是后面的几段。但也不至于吧。媒体是最敏感的。
题目好，文章好，受教了
精彩！！！望结识~~新浪博客：hot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