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2008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嚴耕望
无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ISBN：9789570523157，作者：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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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天，中学毕业的严耕望与同学结伴来到武汉，向三大学（中央、武汉、浙江）联合招生会及中山大学招生会报考。希望从人类学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他本以人类民族学方面见长的中山大学为第一目标，却不想一到珞珈山便为武汉大学宏伟的校舍与幽静的自然之美所吸引，遂改变意志，以武大历史系为首选，并获录取。
日后严耕望每读中国史，常生感慨。秦始皇大兴土木，建筑咸阳；萧何创建未央宫，极尽壮丽；隋文帝筑新都大兴城（即唐之长安），规模宏大。萧何隋文帝都是节俭之人，却仍与始皇一样不惜民力，只因秦、汉、隋均为分裂后的初次统一之时，宏伟的建筑有凝聚四方的作用。而大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建筑上的宏伟壮丽，也可以增强青年学子的责任感与信心。以当时的建筑标准而言，武汉大学无疑已接近最高标准。武汉大学当年建校之款并非全系教育部拨款，王世杰校长亦奔走呼吁，多方筹款，足见建校的艰难与建校者远见。
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严耕望那一班历史系同学，读书颇多，对老师要求也更为严苛，时常挑剔老师的讲课，指出他们的错误，不少老师深以为怵。抗战军兴，教师有些流动，李剑农教授离校，郭斌佳教授只教了一学期课便去从政，教师阵容较弱，同学常要求学校聘请后方学养深厚的学者前来任教，时任校长的王星拱先生总是尽量满足。日后钱穆先生便应邀来武大做短期讲学，影响了严耕望日后一生治学。校长做事如此为学生考虑，如今是很难见到的。
高年级时严耕望与同学钱树棠因觉得高阶层人事不理想，将来毕业证书由他们签字不理想，遂拿着呈文去王校长寓所晋谒，要求让朱光潜先生担任教务长。王校长看后大怒，呵斥道：“这是学校行政，你们管什么？你们要请某人担任谋职，人家就听你们安排么？”把二人一起赶出大门。但让人意外的是，后来朱光潜先生果真担任了教务长。严耕望日后念及此事说，王校长当时可能已有此意，他与钱树棠不过加强其决心罢了。回忆起这样的荒唐事，严耕望自己都不禁感慨，当时只知书事，不懂世事！
1941年，钱穆先生来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开讲之初，秦先生便强调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中国史内容丰富，讲者可自行发挥，惟这两门学问专门而具体，不能随便讲。这另当时正对这两门学问产生浓厚兴趣的严耕望更加坚定了研究的方向，日后严耕望的研究多是围绕这两大方面展开的。
毕业后，严耕望应钱穆先生之邀到其所在的齐鲁研究院担任助理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院系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兴办，顾颉刚先生任主任，实际负行政责任。这里有段关于钱、顾二人性格差异的趣事。顾先生当时规定房门中除星期天外有一人值班，每到顾先生值班时，他便在房门书桌前工作，有客人来，亲自传呼，钱先生则从来都懒得值班。顾先生将所里一切人员视为同事，平时称先生，钱先生则将所有助理员、书记视为学生，平时直呼姓名。日后去史语所，里面的高级研究员除极少数与钱先生同辈，其余多为傅斯年先生的学生，其时严耕望虽为最低级的助理员，却与同事以同辈看待，以免对钱先生有所伤害。开始颇显倨傲，日后大家了然才不以为忤。这是后话。
钱先生好游山玩水，在北大任教之时，已几乎走遍半个中国。研究所周边风光秀丽，钱先生定期携诸生出游，期间随意闲谈，请教问题，天高海阔，无拘无束，钱先生那一副好口才常给学生颇多启发。研究所每周定期开讨论会，研究员各谈自己的研究所得，大家一起讨论，钱先生会在最后加以引申，点出它在宏观历史中的意义，这对鼓励后进，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有极大的意义。每读到此类情景另后生羡慕不已。
1944年，严耕望因双亲年事已高，需回家照顾，结束了在研究院的生活。但到重庆之后，听闻湖北老河口战事复起，归途受阻，只能暂留重庆。当时王星拱校长来到北碚，严耕望带着《两汉郡县属吏考》去见他，他高兴地告诉严下年度计划每系设立一“研究助理”名额，届时严可回母校专心读书。不想王校长回校不久后便辞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便成为当时严耕望可选择的最佳去处。当时的严耕望还颇有些异想天开，选了三篇论文便寄给傅斯年先生去毛遂自荐，哪知傅先生当即回电应允。傅先生在信中提到，王星拱校长前日曾写信推荐他，但因没附著作，所以他无从考虑。王校长百忙之中还不忘推荐学生和傅先生的不凭关系，唯才是举无不让现今的我辈感慨颇多。
日后在史语所期间，严耕望虽与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傅先生对其却异常照顾。知道严先生经济状况不佳，曾送去一笔钱，并嘱咐严先生写一份妻子的履历表，他亲自为其多处奔走，谋求一职。研究所南迁台湾时，因对以后的生活毫无把握，傅斯年未安排任何人的直系长辈亲属同来，而严先生则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知道严先生的岳母别无依靠。严先生行笔至此涕泪交流，不能成字。
齐鲁研究所求学期间，钱先生常告诫严耕望求学不要贪图捷径，成大名，日后成名也要把持住自己，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这些教诲严耕望一生铭记，在史语所的二十多年间，他不问升迁，一心求学。在担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期间，他亦不问世事，甚至迂到有些不懂人情世故，但扎实的研究却赢得学人的赞誉。他所著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无一不是厚积薄发，精良扎实的学术巨著。
钱穆一生治学讲究视野高远宏大，且偏重学术思想史研究，在这方面余英时最承其衣钵。制度与地理只是他治学的旁枝，而严耕望却自思才力有限，将所有精力专于这两个领域，就其日后丰厚的著作看，这未尝不是钱穆宏大治学之外的有益补充。严耕望一生专于治学，不好名利，人际交往都颇为简单，但涵养学识却为学界敬仰。他的成就故与其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但其间所得众师长的帮助也使他受益良多。严耕望平生讷于言，回忆诸师诸事言简意赅，不尚浮夸。但寥寥数语，情真意切，让人为之动容。
回望一生求学路，严耕望无疑是幸运的，而他的幸运如今想来多已成奢望。纪念不过为留下一点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