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三才子
2005-10-1
新华出版社
谢泳
221
160000
无
《清华三才子》作者谢泳，曾与余杰、孔庆东等被称为“草原部落”的五匹黑马之一，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所著《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在当代中国知识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庄周评价谢泳：专为中国知识分子配方抓药，为文人正骨去痰。他出手快捷，反应神速，擅长在第一时间对无行文人、越轨文事作出判断……谢泳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文人之镜，我是很愿意在这镜子前照一下的，以确定那到底是一张脸，还是一副嘴脸。林贤治认为：谢泳为知识分子造像，尤重「自由知识分子」……他重史料，善剪裁，风格浑厚，质重於文。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中国早期很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清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自由民主化倾注心血最多的，也正是早年出身清华的这批知识分子。《清华三才子》仍是谢泳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精神寻根”的作品，全书展现了罗隆基、闻一多、吴景超三位以自由个性著称的知识分子的悲凉命运和不屈风骨，用评传的形式，探索了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这批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学术与社会之间艰难地判断与抉择的心路历程，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为民族走向强盛的途中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所付出的终生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将遗忘唤醒，为自由招魂。我们随着作者和一个个自由与不自由的灵魂对话，也会为自由的中断叹息、悲愤。那些知识分子中所蕴含的不屈风骨，直面现实的勇气，对国家现状的关注，面对社会沉疴大声疾呼的理想情怀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吗？通过《清华三才子》我们会发现，这些过往的旧人旧事，反而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贫血的治病良药。
谢泳，1961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
已出版的书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等。
第一章 绅士罗隆基第二章 诗人闻一多第三章 学者吴景超后记
无
早年的清华以盛产自由派知识分子著名，罗隆基、闻一多和吴景超就是典型的代表。但是这些人的下场都很惨——罗隆基56年被划成大右派，帽子至今未摘；吴景超也是右派，虽然后来平反了，但是一个大社会学家的黄金时期就这样过去了，其学术著作至今没有重新系统出版；更不用说闻一多了，因为发表演讲被军统暗杀。他们都是清华毕业，都有海外求学的经历，都曾经浸染在英美自由主义的学术氛围中，都推崇民权与制宪，他们都是站在彼岸眺望着强势的此岸，但是他们的心愿都没有实现。柏拉图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些人是站在彼岸，眺望着政府和强权所在的此岸，用他们的良知和理性监督批评政府，让这个社会更顺利的运转。但是千百年来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这样的体制，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因此批评的声音大多来自官僚集团内部，效果可想而知。但是在近代，尤其是民国期间，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终于有了这样一批站在彼岸的人，他们组织社团，发表文章，甚至是组织政党，几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批评体系。但是好景不长，到了40年代末，他们很多人都面临着选择，就是那个著名的“要延安还是要西安”的选择。毫无疑问，“西安”是腐败的，“延安”是清明的，但是“延安”那种苏联式的政治一体化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受自由主义浸染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彼岸的立场。有些人放弃了，但是有些人沉寂了，当百花齐放的时候，有人就无法沉寂了，他们以为又有机会到彼岸去了，但是没想到，最后他们甚至连站在此岸的权利都丧失了。我们无法评价那场运动到底怎么样，但是毫无疑问它造成了很多人的悲剧，我们也只是希望，这样的悲剧能够不要重新上演。
谢泳也许不是很有钱的人。但他却不是为了钱才去写书的人。真正的做学问的兴趣支撑着他每一本著述的高水平。读谢泳的书永远不会错。他是一个有味道的，一点也没有无聊情趣的人。他关注历史，关注社会。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恰如其份。评论人事的尺度掌握得永远恰到好处。
我一直都很喜欢看民国那个年代才子学者大师们的轶事。只有在这些地方，这些人才是可爱的，丰满的。历史里只记录了他们立的德，立的功或者立的言。Buthowdidallofthesehappen？看了之后就发现，即使在小事上，他们也足以令我们仰望。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清华三才子》
---“诗人闻一多”一篇阅读笔记
一.
模糊印象之中的闻一多是一位十足的斗士；蓄着络腮胡，年老，但激昂，愤怒，反抗。是讲演台振臂高呼，愤懑激动，表演着的闻一多；这是政治漩涡之中的闻一多，他情不自禁，他痛苦，他焦虑，紧张，二三十年代的理性，平实 ，达观与浩然却“左转”为一位激进与盲目的斗士。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态和境遇的一个最好标本，他的复杂与冲突是他与他的时代所造成的，我不愿为了“political correctnees”把一多和一多们神化（或鬼化），如前文所言，神坛和地狱只是神话和想象，人间依然是人间的模样。此篇觉得是此书三篇中谢泳最为用功夫的，写的饱满，完整，将碎片整理成一个的充满血肉，灵动，完满的还原真实，忠于历史的知识分子（特别推荐p116-117，当时一多先生清华上课的细节，好有名士气质）。这种努力和心血值得称道与敬意。
二.
二，三十年代的他充满青春，浪漫主义，实践着骨子里的理性与客观。他早熟而冷峻，独立思考而人格自由，一种自然流露的平静。不求闻达于庙堂，对“人民”，“共产主义”，“青年”审思，戒慎和卓识。耐心地在象牙塔做着学问。相比四十年代的“斗士”，我更喜欢这个时候的闻一多。
二三十代一多先生的人格气质与思想底色的习得与养酝有两个关键的因素。
一是乡绅的家族传统，乡绅作为地方精英，有着深厚家族文化传统，道义责任与品性操守。如秦晖先生所言，小共同体的纽带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自治性，温情的，契约信任的乡土性格。（可阅秦晖《传统十论》“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文）这对于一个小孩一生的骨子里的底蕴是很重要的。这自然习得品性，操守，知识成为了他一生的底色。
二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作为中国本土“自由主义试验场”予以他真正的民主，自由实践，平实客观而独立的思考，深厚的学养与知识。
当时的清华主要课程都是英语讲授，用的也是非阉割的原汁的美国教材（如公民课本，╮(╯▽╰)╭何时真正的公民启蒙之书而能进我们红彤彤的校堂？！）更让我惊讶的是，美国的包容，多元文化，宪政共和的政治价值，公民的素养与公共生活有着真正的现实实践和训练。
当时的清华的校园文化有着几个代表性的特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如《清华周刊》的学生杂志，有着学生的率真，无畏与独立的思考（现在的校刊更似党报，只为“君王”唱颂歌），闻一多在其中曾有一文如此说道“《周刊》是清华自治的一大成绩，因为他能代表我们自治的真精神。清华的生气可说尽结晶于《周刊》几张纸上”。他更阐明了批评精神的五个要素：鼓励善良；注重建设，务避激愤；力矫浮夸；删除琐碎；（( ⊙ o ⊙ )，二十字简洁而深刻，如此早熟之卓识和真知，叹服自惭之）。《周刊》不仅文艺气厚实，而且率真，无畏地批评校政。如对曹云祥校长之羸弱无能大肆抨击。曹同志当然火气，不爽；欲处分之，无奈景超先生“你要处分时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俩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铿锵之语让其不了了之。当时的清华学生会是真正的学生自治机关。（自治二字，无需罗嗦，自有其中真义与价值）罢课，学潮，批判，反对这些鲜活与现实的民主训练与实践，是最为真刻的公民素养与公共生活习得。如梁实秋先生多年之后所评价的那样“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教育的价值是什么，现在的学校大佬是否知其中真谛一二？）
三．
闻一多四十年代的“左”转向似突然而迅猛，如许纪霖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所析，四十年代，闻一多走出象牙塔，燃起了浪漫主义的激情，他得反抗，斗争，如斗士一般坚韧与不屈。当然这种浪漫主义情结的唤起是有着内在的原因的。首先是闻一多nationalism的情愫，似国家主义但又有民族主义的意味。其次是四十年代的时代色调：国民政府黑色的独裁，专制和极权如飓风席卷社会与校园；如一多这般名士却得忍受生存，生活压力的削剥；民族深刻的危机。他不似如适之先生这般真正的自由主义分子，骨子里是复杂而矛盾的。当极权，生存一个个问号和感叹号构成了他辛酸，潦倒，困苦的生活之时；他需要的是形而上层面的意义问题，需要的是乌托邦的超越理性，需要的是终极的价值担当。而此时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社会与人性秩序建构的自由主已经在闻一多内心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和向往。四十年代，他对共产主义的真诚认同的“宗教心理”，他的“人民至上”，“青年崇拜”理想与情愫，他积极而忘我地行走于现实政治的漩涡之中。并非无知，愚笨，机会和盲目。此时的闻一多是挣扎着.矛盾着.困惑着，他的选择是真诚而感动的。但历史的真实，他所感动的信仰和对象出现了离奇的错位和离心，之后的疯狂，极权再复制，红色如赤祸般，席卷和吞噬着善良，幸福，正义和梦想。这是闻一多们都难以想象的。
四
闻一多于历史的提前落幕，我想应是不幸中的万幸。一多先生万不会想到后面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里面有他的师长，友朋，学生。他不似努生，不似寅恪在晚年身与心如此的绞痛离去。一声枪响后，我们因知道一多先生是反对一切独裁和专制的，并不是只反对这个专制而不反对那个专制。
1965年，当罗隆基被political totalitarian压榨着生存和自由呼吸的空间；人的尊严与思考却成了他死亡的陪葬品。悲惨，沉重的人生境遇使他开始羡慕一多先生，他不再天真，他也不再有梦想，
1965年，他执拗而痛彻地说“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这是“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是“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它无止息地吹刮着激怒的风”（艾青）。他与如他的们如孩子般眼里常含着血的泪水，不因其他，只是他们对这片贫瘠的土地爱得深沉。
二．
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他至死骨子里是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和“政治参与”（当然是作为在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反对与建设性）。他不曾丧失与迷茫；虽奔走在现实政治的漩涡，让他多了是非的世俗和偏执。但如适之先生般，努生努力着，实践着，反对着。
二十年代的他，还是一个青春，激动，稚嫩的孩子；但上帝给了这块千疮百痍的土地一份厚礼-------清华留美预备役学校。八年本土精英的，多元的，实感的自由与民主教育习得和实践，成为了他真正骨子里的脊髓和营养。之后，他和他们开始进入真正的现场：当美国的宪政价值，多元文化，自由主义理念成为为了一件件、一个个具体感、现场感、丰富而血肉的事与人的时候，他是为之感动和向往的。当他来到政治学重镇的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与当时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德罗.拉斯基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他习得是更为深厚和纯正无污染政治学学养。海洋的蓝色，自由，无际，让他健壮，厚实。
三，四十年代的他，不再年轻，但依然有梦；“在野者”角色融入到他的血液之中，生动而活泼。当在朝者弹冠相庆，在野者阿谀奉迎的时候。努生以一介书生，尽以在朝的专制和极权相抗。果所何恃？果所何求（梁实秋）？他在《新月》积极呐喊着，在野着；他说庙堂的政治是“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他坚信“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自诸于政府，即为天经地义”“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这些直辣，建瓴而理性的批判和反对。可见《胡适文集》第六卷所收的罗隆基《论人权》）
但他依然是孩子般的激动，执拗与天真；努生无法如适之先生般淡定，独立和冷峻。他天生的“多动”与“淘气”，他的让他的友朋，师长生气、瞧不起： 储安平说努生“德不济才”，实秋说隆基“锐利有余，涵煦不足”，闻一多更正颜厉色这家伙“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诲，希图幸进”；但这块文化土壤包容、多元、丰富而健康，这些名士有着率真，尖锐，骨气的真知，也有着温善，恭俭，礼让的坦荡。这是罗隆基们的幸运，这也注定是一个历史无法屠魔的文化春天。
三．
将五十年代与前面的三十年分割与隔绝，有着我的无奈与怜惜。
1949，罗隆基和他的民盟是疑惑的、忐忑的、矛盾的；他们依旧保持着对communism和“赤祸”的戒慎，冷峻；虽然他和他的同志，有了庙堂的官衔，有了莫衷一是的礼遇；但他的思想底色与人格德性决定了他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反对、批判，继续演绎着“在野”的力量；也不可能不对自己的尊严一点都不在乎，他聪明地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也有他自己的判断；于是，他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1949，当他和他见面，他讽刺而幽默地对他的挚友说：“这个人很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1956，当他作为政府的阁员，却执拗坚持地说“宪法是人民自卫的武器，不是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
........
这是他的声音，现在依然听来，鲜活，有力，贞烈；
1965年，12月7日；他落寞地走完了他的一生，那葬礼的晚钟敲响，他终于得以安宁，平静。世人不再会知道在天堂，努生会依然有“在野”的梦想
早年的清华以盛产自由派知识分子著名，罗隆基、闻一多和吴景超就是典型的代表。但是这些人的下场都很惨——罗隆基56年被划成大右派，帽子至今未摘；吴景超也是右派，虽然后来平反了，但是一个大社会学家的黄金时期就这样过去了，其学术著作至今没有重新系统出版；更不用说闻一多了，因为发表演讲被军统暗杀。
他们都是清华毕业，都有海外求学的经历，都曾经浸染在英美自由主义的学术氛围中，都推崇民权与制宪，他们都是站在彼岸眺望着强势的此岸，但是他们的心愿都没有实现。
柏拉图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些人是站在彼岸，眺望着政府和强权所在的此岸，用他们的良知和理性监督批评政府，让这个社会更顺利的运转。
但是千百年来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这样的体制，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因此批评的声音大多来自官僚集团内部，效果可想而知。
但是在近代，尤其是民国期间，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终于有了这样一批站在彼岸的人，他们组织社团，发表文章，甚至是组织政党，几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批评体系。但是好景不长，到了40年代末，他们很多人都面临着选择，就是那个著名的“要延安还是要西安”的选择。
毫无疑问，“西安”是腐败的，“延安”是清明的，但是“延安”那种苏联式的政治一体化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受自由主义浸染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彼岸的立场。有些人放弃了，但是有些人沉寂了，当百花齐放的时候，有人就无法沉寂了，他们以为又有机会到彼岸去了，但是没想到，最后他们甚至连站在此岸的权利都丧失了。
我们无法评价那场运动到底怎么样，但是毫无疑问它造成了很多人的悲剧，我们也只是希望，这样的悲剧能够不要重新上演。
谢泳的书相对于其他中青年学者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学术功底和独特见解的，文笔亦不错。此书主要讲了三个人：罗隆基、闻一多、吴景超。罗隆基的生平及评传基本上在《往事并不如烟》里已经知晓，章怡和的文笔比谢泳要好。而闻一多，原来在教科书上一直以为他本是个面对淋漓鲜血的斗士，殊不知他有许多面，他是个学者，是个诗人，是个热烈的浪漫主义诗人，是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早期反对共产主义。然而他40年代的转变太过突然与猛烈，推倒了他青年时代很多理性和诗性的东西。他完全变成一个战士，一个热烈地完全倾慕于人民及革命的战士。但他一生无愧于他高洁的品质。我所不明白的是，他，还有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何在40年代集体向左转，放弃了许多年轻时的理想与信念，选择了亲共产主义。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偏见，如今许多国人倾慕于西方民主，把社会主义说的一无是处，我虽然对现行的社会制度不满，但不认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我不相信，也不敢相信世界上那么多天才的头脑致力于此，那么多精英那么多有高贵信仰的人为此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仅仅是一场误会！我不明白的是中国40年代那么多做为中国脊梁的精英知识分子为何放弃自己自由的理想和观念选择了一条与他们观念很不相同的路，而其后又悲惨地凋零，使中国的知识界形成一个可怕的断代，使中国知识界的良知到今天都还没恢复。谢泳也在探索这个问题。是共产党当时确有建设好民主中国的良好姿态？是执政党后来背叛了当初的允诺？是统治的需要？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个永远的强国梦？这是我们所应当追寻和研究的东西，因为关系着我们应该怎样走的更好的问题！关系着中国知识分子怎样建设自己未来的问题！
我不忍去看这世界。